知识图谱视界中的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回顾与展望

欧阳秀敏,罗丽梅

(1.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2.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1]1列入主题。有鉴于此,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学者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性总结。然而,这些综述基本上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意义、内涵、价值和弘扬路径等议题进行定性梳理,鲜有学者对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进行量化评估与定量分析。不仅如此,研究者在对伟大建党精神定性分析时,也易受到资料搜集、筛选、理解、分析和归纳等能力的主观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和CiteSpace6.2.R4软件,对近年来我国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理论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由此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整体样态,也为新征程上继续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全部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在知网上采取高级检索的方式,文献类别选择期刊,以“建党精神”为主题词,设定时间范围为2017—2023年,来源类别勾选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进行精确查找(查找时间为2023年7月30日),共查找到570篇期刊文献,而后对所得文献进行简单处理,剔除选题导读、会议记录、新书推荐、各类传真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最终共得到557篇有效文献,将557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进行导出并保存,以便后期进行数据处理。

(二)处理工具

本文研究综合采用中国知网(CNKI)和CiteSpace计量软件对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CNKI数据库自带可视化分析功能,可一览文献主题的总体研究趋势。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用于识别文献动态且显示发展新趋势的软件。本文借助CiteSpace6.2.R4软件的共现、聚类和突现检测功能,将整理完成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6.2.R4中,对目标文献展开知识图谱分析,以求探究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背景、研究前沿和研究主题等热点,并对未来趋向进行研究展望。

本文选择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利用CNKI数据库和CiteSpace对近些年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发文趋势、关键词共现网络和关键词突现性检测等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一)发文量年度趋势分析

发文趋势是衡量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学术关注度的重要指标,对有关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从图1可知,伟大建党精神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7—2019年相关研究较少且稳定,在北大核心、CS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献合计仅有7篇。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2020年后发文量开始出现明显递增趋势,在2021年发表的文献数量高达218篇。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关注热度持续上升,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研究也正朝着视野更广、理论更深、方法更新的趋势发展。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的核心概括与高度总结,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可对文章主题窥探一二。运用CiteSpace6.2.R4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由图可知Network:N=180,E=327(Density=0.0203),表明共现出关键词个数为180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数为327条。图中节点圆圈大小表示关键词频次,圆圈越大说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就越高;连线代表不同关键词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明关系越紧密。通过对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围绕“建党精神”这一关键词出现了“精神谱系”“共产党人”“红船精神”“时代价值”“生成逻辑”“科学内涵”“红色基因”“思政课”等高频关键词,这反映了伟大建党精神领域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整体上看,众关键词之间分布集中且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精神谱系”“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关系体现,“生成逻辑”“科学内涵”“时代价值”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重要内容,“路径”“思政课”“立德树人”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价值指归,“新时代”“建党百年”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时代背景。

(三)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6.2.R4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将联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并得出聚类的共同主题。由图3可得Modularity(模块值)Q=0.5395,Weighted Mean Silhouette(平均轮廓值)S=0.8596(一般认为Q值>0.3说明聚类区分度显著,S值>0.5聚类结果合理),因此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可靠、聚类显著。本次聚类,生成了#0建党精神、#1对党忠诚、#2路径、#3自我革命、#4精神谱系、#5时代价值、#6红船精神等7个最大聚类。

立足关键词共现图谱,在CiteSpace6.2.R4中对关键词进行突现性检测分析,可以通过突现性检测图谱将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

(一)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理论初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前,学界“对建党精神的探讨与认识,无论是概念命名还是内涵界定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2]17-30。比如,2010年王军在《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内在关系探析》一文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进而衍生和形成了毛泽东建党精神”[3]53-56。2011年,陈水林认为“可以用红船精神的名义来探讨和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4]15-17,此后众多学者将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联系起来。一些学者提出红船精神等同于建党精神的观点,但也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不能将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完全等同。如祁程指出,“红船精神”是由建党精神作为本质内涵进一步演绎生成的思想产物,体现建党精神的初始化的内容,理应进一步抽象加工和升华理论,用红船精神的内涵完全替代建党精神,会模糊概念边界[5]29-39。高福进也强调,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意识、总体精神,相对而言红船精神是一种阶段性意识体现,“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总体性与个体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二者是一种隶属关系”[6]110-113。这些论断表明学界对建党精神的内涵界定开启了初步探索。齐卫平教授提出建党精神要从宏观视野上形成科学的内涵凝练思路,遵循高度精练、显示内核、抓住根本、突出本质的原则,他强调:“开天辟地是建党精神的本质内涵。”[7]74-81张云将建党精神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建党精神,即“忠于信念、坚定理想,顺应潮流、勇担重任,不惮前驱、开拓创新”的精神[8]9-11。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把建党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9]8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界定在学术界和理论界才有了统一共识,也开启了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新阶段。

(二)伟大建党精神内容的具体阐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后,伟大建党精神迅速成为全党全社会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成果。

1.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的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学界普遍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与发展放在历史、理论与实践3个逻辑维度中进行考察。比如,赵振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建党精神理论之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化之基、近代中国社会危机是其历史之脉、革命先驱建党活动是其实践之需。”[10]16-23+65田凯华、齐卫平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生成于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及近代社会循序渐进、新旧思想嬗变、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和各种目标选择斗争的历史进程之中[11]70-80。因此,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考察,学者普遍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深厚的理论根源和实践基础,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及特定历史时期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相互碰撞、融合并升华形成的精神结晶。

2.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探讨和研究。例如,秦桂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来进行分析,指出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共产党人政党本质、时代使命、价值论和忠诚观的集中体现[12]24-32。王树荫等基于党百年奋斗历史视野指出,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进的旗帜与信仰、主题与本色、党性与品质[13]20-25。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有着众多视角,有的基于“知、行、意、情”4个维度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还有的以问答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从何处来”“因何而立”“为谁而生”“向何处去”“如何行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3.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历经了百年的锤炼,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李征和刘建军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特定时期各个具体精神形态背后的共同文化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找到了源头活水,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图谱[14]66-73。姚崇另辟蹊径,他从世界层面探讨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深刻改变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重要作用,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为展现中国智慧注入了更深沉有力的中国力量[15]23-32。徐茂华、苗存龙从文化层面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表明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激发精神动力[16]56-63。刘兴平从实践层面探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强调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提醒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为民之心,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事业[17]1-8。刘萍从德育层面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对于增强大学生思政课程实效性、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效果、提升大学生校园文化品质有着强大的文化引领力[18]53-55。

(三)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与创新发展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之一。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陕西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明确指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19]这为理论研究工作者在新征程上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指明了方向。

鉴于此,2022年的相关研究出现了“路径”“实现路径”“价值意蕴”“思政教育”“实践路径”“新时代”等高频词,见图4。例如,邹艳秋等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指出要在传承红色文化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20]40-41;王永志从教育融合层面分析传承路径,指出高校要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围绕建党百年主题,改进课程实践教学,不断涵育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21]35-37;熊治东从创新宣传方式层面探讨传承路径,认为要通过传统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说清讲透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意蕴和精神实质,要着力提高伟大建党精神宣传的实践效能[22]10-17。这些研究及其所提出的观点,不仅深化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研究,而且为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构了诸多科学路径。

当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整体而论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一)理论研究体系的建构不成熟

现有研究大部分围绕理论文本和政策话语展开阐释,理论研究体系尚不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视域有待丰富。当前,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成果的学术视角普遍停留于政治学和历史文献学,成果同质化问题较为明显。此外,缺乏以现实问题视角审视当下社会面临的各大风险挑战的研究成果,部分研究成果的问题导向意识和系统观念不足,研究视角亟需创新。二是研究资料零散不足,史料支撑较为薄弱。从现有成果分析,当前虽然有学者围绕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进行史料整理与汇编,且形成了部分论著,比如有周敬青所著的《不负人民:解码伟大建党精神》、吴德刚的《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与形成》和《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与发展》,等等。然而,总体而论,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远不及提出时间更早的“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此外,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因子、丰富内涵、内在关系等内容,现有成果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阐释,缺少对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缺乏完整、详细的史料文献支撑,譬如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提出的,其形成与建党先驱、建党事件、思想文件、建党活动场域有何直接联系,对此有何史实依据?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生动、翔实的史料来呈现学术观点。三是研究平台合作不足。当前,国内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各类研究平台陆续成立,但还存在各研究机构之间呈现单打独斗、合作不足、缺乏学术联动的状态,这不利于使伟大建党精神实现更有系统性和微观化的研究,也不利于产出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二)关于教育对象的研究偏狭隘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党实践中共同孕育的精神文明成果,其生成和发展与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社会普通群众息息相关。因此,为保障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与弘扬的现实成效,提升对其教育对象的研究具有客观必要性。然而,现有成果在教育对象的研究上,存在群体考察偏狭隘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受众的个体差异尚未有明确的群体区分,也缺乏对实践研究对象的个性把握。一方面,从成果类别上看,讨论伟大建党精神与青年群体的内在联系与弘扬发展的文章较多。相对而言,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如何融入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研究相对较少,此类文章有许屹山和吴慧合著的《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逻辑必然·主体力量·实践要求》,文章表明:“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以及新时代青年形成强大合力。”[23]1-5但此类研究尚不多见,学术影响力也还比较薄弱。另一方面,缺乏对教育对象的个性化把握。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教育对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时间、空间属性,即使是同一类型,不同层次的人们思想也存在差异。因此,对教育对象进行个性化把握是提升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实效,保障教育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学界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与弘扬的研究,普遍从实践对象的共同特征出发,鲜有针对不同对象的个性差异、文化背景和思想实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制定不同的研究计划,也还无法针对不同层次的群体建构不同的教育路径。

(三)国际传播力的研究尚待提升

伟大建党精神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更立体、多元、全面地向世界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客观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条件下,向国际社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亟需新思路、新视角和新动向。然而,当前学界普遍将伟大建党精神放于国内视域进行研究,只有极少学者以国际为研究视角探讨伟大建党精神的世界意义和国际表达。比如,蒙象飞和黄敏以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构建为视角,认为要依据政党国际形象的生成逻辑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有效国际表达[24]104-115。张春美等提出,要展开伟大建党精神的世界性言说,绘制伟大建党精神跨文化传播的知识地图,以展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力量[25]55-58。然而,这些研究成果虽站位高远、视野宏大,但整体研究力度不强,影响力也尚待提升。

针对当前学界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已取得的成绩及尚存在的问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

(一)深耕研究内容并拓展研究领域,优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理论体系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本源,是贯通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体范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研究者对其要建构完备的理论研究体系和研究架构,这样才能完整、全面、立体地展现其全貌。

首先,要进一步深耕研究内容。当前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内容缺乏深入挖掘和阐释。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弘扬路径等层面,要注重整体与个体研究相协同,如在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进行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从接触到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理论逻辑的学理分析,特别是要深入结合中共党史的原始文献资料,对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阐释。另外,还要在深刻还原历史细节和进行理论解读的基础上,再基于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视野开展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等内容的研究。

其次,要拓展研究视域。针对当前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的同质化问题,要不断创新研究视域。一要统筹运用多学科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并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26]。这一论述为新时代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明确了方向。因此,要大力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以求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二要着眼于现实境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探究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契合时代发展的研究方向。因此,要秉承问题意识,运用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与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与弘扬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从而使得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生成新论域。

最后,要构建多形式的综合学术交流体系,搭建学术协同交流的研究平台。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投入,加强对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研究队伍建设,搭建研究平台,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学术多维度全方位交流,构建以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学术交流体系,形成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汇集各方资源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把握个体差异并创新话语体系,突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群体界限

针对当前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对象偏狭隘的问题,学界今后应思考和探索如何让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深入民心,增强不同群体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和支持。为此,一是要在研究对象上发力,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一方面,要注重利用数字技术,从数字思政和精准思政视角着力,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弘扬对象的个性差异研究;另一方面,要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党员干部、大学生、社会普通群众等进行访谈调研,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层次、地域、语言、性别、习俗、生活方式、经济水平等差异,再依据差异进行分众研判和案例分析,并基于此建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路径。二是要创新对伟大建党精神弘扬话语的研究。马克思阐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72这表明日常生活场域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然存在,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是保障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手段。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为了保障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与弘扬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理应在现实生活中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教育与弘扬话语。因此,对于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与弘扬的研究,学界应将教育对象突破青年群体,要在分众化把握青年群体、党员干部、社会普通群众等群体个性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教育弘扬话语的研究上着力,探讨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话语如何以人民性、价值性、目标性的统一为原则,实现从意识形态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转化。

(三)提升文化叙事并加强对外交流,发展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国际向度

针对伟大建党精神国际传播研究不强的问题,应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法,从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切入,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国际向度。

一方面,要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全球叙事能力研究。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沟通都可以说是主体间为了相互承认语境而相互合作解释过程的一个部分。”[28]96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伟大建党精神的故事是促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式。然而,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难免会面临某些国家的阻力。因此,在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注重既深剖伟大建党精神的本土标识,又准确把握传播受众的认知心理和接受原则,将建党人物的鲜明特点、优秀品质、革命事迹,建党事件的历史背景、历史会议、革命思想文稿等,化为特定且可理解的日常用语和传播符号,以便国外受众能理解感知,继而通过话语对接,使国外民众读懂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及其精神内涵。

另一方面,要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国内外学术交流、对比和互鉴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29]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由此国外产生了众多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国外学者在注重党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也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为此,国内学者要多渠道搜集和了解国外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加强与各国学者合作交流。同时,要融合运用比较方法,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实践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吸收、借鉴他人长处,以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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