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制度与文学的研究范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如科举、幕府、文馆、贬谪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绩。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受此启发,近年来,本课题出现了一系列的成果。例如,刘勇的《唐代刺史与文学》认为刺史与文学的关系体现在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以及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两个方面;
李德辉的《唐代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从州郡的不同层级、刺史文学水平的高低出发,论述了刺史与州郡之间不同的文学关系;
拙作《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则试图揭示刺史作为州郡长官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塑造作用。
从制度角度审视文学,有利于还原唐代文学的生长环境,进而深层次地理解唐代文学的文化品格。郡县制是秦以来普遍实行的地方行政体制,唐代亦以州统县,这就决定了作为州郡长官的刺史在唐代社会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刺史与文学的关系,不可忽视刺史行政职责的因素。翻检史料,可以发现唐代的刺史有巡视属县的职责,并有“每岁一巡属县”的明确规定。唐代的州郡长官,对地方文坛有着直接影响,由文人担任的官员,更是兼具文学身份与官吏身份两种身份,与文学活动关系更为密切,本文拟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行县活动的诗歌效应。
行县,即对管辖的县进行巡视。行县活动起源于先秦,《战国策·赵二·王立周绍为傅》记载:“寡人始行县,过番吾,当子为子之时,践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昭王相石奢“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可知先秦时诸侯以及辅相有行县的活动。在两汉,行县的主体主要是京兆尹以及地方的郡守。例如《汉书·尹翁归传》记载:“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汉书·薛宣传》记载琅琊太守赵贡“行县,见(薛)宣,甚说其能”。据薛梦潇《东汉郡守“行春”考》统计,先秦、秦汉时期,行县的记载共17 例,其中主体为郡守、府尹等州级长官的有10 例。
郡守的行县职责,落实到制度上,是在东汉时期,《后汉书·百官志》曰:
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王国之相亦如之。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
可知,至迟在东汉时,行县已经形成一项具体的行政制度,其目的是劝农和抚恤。东汉的蔡邕,曾创作了《陈留太守行县颂》,序曰“府君劝耕桑于属县”,《行小黄县》:
大颢为政,建时春阳,我君劝止,戾慈小黄,济济群吏,摄齐升堂。乃训乃厉,示之宪方。原罪以心,察狱以情。钦于刑滥,惟务求轻。有辜小罪,放死从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宁。惟以作倾,式昭德声。
《行考城县》:
暧暧玄路,北至考城,劝兹穑民,东作是营。农桑之业,为国之经。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雨苗民,慎不散德,女执伊筐,男执其耕。申戒群僚,务在宽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与行县概念有关,行春也是郡守巡察属县的一种活动,如《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太山太守杜密,“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薛梦潇《东汉郡守“行春”考》认为,“行春”与“行县”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春”是“行县”活动的一种,但并非所有的“行县”都能称之为“行春”。只有春月的行县方能称之为“行春”,且“行县”执行者身份多元,而“行春”是郡守专职。在后世文献中,这两个概念逐渐趋向等同,因此本文探讨的行县活动也包括“行春”。
行县在唐代,仍然是一项载之典章的制度,其主体是三都长官、各地都督和刺史,《唐六典》记载:
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谕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部内有笃学异能闻于乡闾者。举而进之;
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糺而绳之。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节者,必察之;
其贪秽谄谀求名徇私者,亦谨而察之,皆附于考课,以为褒贬。若善恶殊尤者,随即奏闻。若狱讼之枉疑,兵甲之徵遣,兴造之便宜,符瑞之尤异,亦以上闻。其常则申于尚书省而已。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亦随实申奏,表其门闾;
若精诚感通,则加优赏。其孝悌力田者,考使集日,具以名闻。其所部有须改更,得以便宜从事。若亲王典州及边州都督、刺史不可离州局者,应巡属县,皆委上佐行焉。
“每岁一巡属县”,与前代制度相似,《旧唐书·韦仁寿传》记载:“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南宁州位于西南边境,辖地多少数民族,当时行政体系尚未健全,官员亦未能进驻,只能“寄听政于越巂”,不过尽管这样,“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也是不可缺少的。行县的职责是“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有唐一代,多重京官轻地方官员的倾向,因此,帝王多重视地方官员的选任,在玄宗时,曾多次下令强调地方刺史、县令的重要性,并亲自给即将赴任的刺史赋诗送行,《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曰: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其中就对刺史劝农职责的强调,这也与《唐六典》中“抚和齐人,劝课农桑”的规定相契。此外,有关唐代的典章制度中,《大唐开元礼》也提到过行县,《孟夏令》中说,在此时节要爱惜民力,让上级官员巡视属县,劝民兴农。《旧唐书·于頔传》记载:“(于)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这是唐代刺史促进农耕发展的一个例证。
《唐六典》记载:“若亲王典州及边州都督、刺史不可离州局者,应巡属县,皆委上佐行焉。”可知在特定的情形下,长官可以让属官代替行县,杨炯《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记载墓主:“擢拜颍州、幽州刺史二司马。宽以济猛,严而不残。每行县录囚徒,其所平反者十八九。”可见,作为刺史辅佐的司马,行县有决狱的权限。《太平广记》引《广异志》:“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韦应物《赠李判官》诗中提到“佐幕方巡郡,奏命布恩威”。《太平广记》引《博异志》:“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史。岁馀,宗本行县。”可知判官等官员也可以参与巡视属地的活动。
唐中后期,原本的行政区划制度受到冲击,在郡县之间的“道”逐渐形成实体的行政单位,节度使、观察使成为地方长官的一种。在这样的背景下,方镇长官对属地的巡视,也被当作行县,如李商隐《为中丞荥阳公祭全义县伏波庙文》:“属以时非行县,不获躬诣灵坛。词托烟波,意传天壤。既谢三时之降,兼论千载之交。勿负至诚,以孤玄契。”《赛石明府神文》:“余也谬当廉部,未及行春。凫怀邺令之庭,沸井想延陵之庙。神其论交异代,降福斯民。常俾旗云,庇我嘉谷。聊兹荐报,庶或感通。”这两篇文章,是李商隐代郑亚拟写的,大中元年,郑亚从给事中调任桂管防御观察使兼桂林刺史等职。
县令巡视属境,也会被称为行县,李白《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因行春见枯骸于路隅,恻然疚怀,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四封归仁。”《太平广记》引《稽神录》记载:“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与刺史相比,县令是亲民之官,巡视属地或为常见公事,以行县称之,当属借用概念。
行县活动中,被反复提及的是劝农的职责,在刺史所作的行县诗歌中,对劝农抚恤职责的书写十分多,这不仅是典章制度的要求,也是仁者爱人的儒家情怀的体现,例如韦应物《登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青山导骑绕,春风行旆舒。均徭视属城,问疾躬里闾。”同时,许多刺史,也借行县的机会,进行疏导水利、建庙立祠等活动,权德舆《会稽虚上人石帆山灵泉北隖记》:“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访道,因以泉名隖。”李季贞《石门山记》:“梁阙余因守此藩,行县至阙游憩永日,修阙智之所欲,欲之不已。”《宋高僧传·唐金陵钟山元崇传》:“大历五年,刺史南阳樊公雅好禅寂,及属县行春,顺风稽首,咨请道要,益加师礼矣。”
中唐时期的韦皋,曾在西蜀宝历寺旁建立仁祠,也可见行县活动之重要:
臣皋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载,奉若睿旨,缉宁遐夷,兵休边陲,人获富庶,天宝为德,顾何力焉?而位日加崇,禄日加厚,思宏圣教,以答昌运。遂以俸钱于府之东南择胜地,建仁祠,号曰宝历,章表上闻。帝俞,锡以银榜,天文焕炳,昭诚也。因纪其缔构之初,述其经始之志,用播贞石,永贻将来。间岁以军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命,涉江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郁起,势雄坤维;
阻浚流而人民不居,眄近郊而黍稷斯茂。
学术界对唐代的行县活动似乎关注不够,然而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此项制度在唐代仍然存在,陆大同《报长吏令巡县劝田畴判》:“南郊有事,北陆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时劝课,切恐烦劳。”白居易《百道判》:“得丁为郡守,行县,见昆弟相讼者,乃闭阁思过,或告其矫辞,云欲使以田相让也。”
在唐代,行春一词也时常使用,与前代相似,行春一般特指春季之行县,李华《木兰赋并序》:“华容石门山有木兰树,乡人不识,伐以为薪。余一本,方操柯未下。县令李韶行春见之,息马其阴,喟然叹曰:
‘功列桐君之书,名载骚人之词,生于遐深, 委于薪燎, 天地之产珍物,将焉用之。
’”韦震《后唐重建巢湖太姥庙记》:“镇国西门,为王右臂,且三年布政,千里行春。”
与刺史行县活动相关的诗歌,从创作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刺史本人创作的诗歌,现存唐诗中,张九龄、韦应物、刘长卿、戴叔伦、李嘉祐等人均有这种题材的诗歌;
另一类是与刺史有交游的文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或陪同刺史行县,或在刺史行县间隙与之雅集宴游,或干谒投刺。
唐代的刺史,行县过程中,与当地文人有交往。例如初唐时期的绛州刺史杜之松与隐士王绩的交往,杜之松曾多次延请王绩出山讲学,但都被拒绝。二人屡次书信往来,其中杜之松的《答王绩书》:
仆凭藉国恩,滥尸贵部。官守有限,就学无因,延颈下风,我劳何极?前因行县,实欲祗寻。诚恐敦煌孝廉,守琴书而不出;
酒泉太守,列钟鼓而空还。所以迟回,遂揽辔也。
杜之松在信中提到,想借助行县的契机向王绩求教,无奈王绩却言:“欲令复整理簪屦,修束精神,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远谈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亦将恐刍狗贻梦,栎社见嘲,去矣君侯! 无落吾事。”王绩在《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提到“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二人来往频繁,但王却始终不为利禄所动。
再如孟浩然《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鸟泊,江火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医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岸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才者,白首未登科。
此诗作于孟浩然晚年时期,卢明府即盛唐诗人卢象,时任襄阳县令,其时卢象行县劝农救贫之后,泛舟回府,同行的还有白首之年的孟浩然,“已救田家旱,仍医俗化讹”是职责所在,“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则是个人之魅力,连作者都不由得发出对自己命运不济的喟叹“犹怜不才者,白首未登科”。作者的《陪张丞相登嵩阳楼》:
独步人何在?嵩阳有故楼。岁寒问耆旧,行县拥诸侯。林莽北弥望,沮漳东会流。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在后世一直以隐士形象著名的孟浩然,其实并非完全对仕途冷淡,他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用世之心。张九龄曾署孟浩然为从事,作为幕僚的孟浩然多次陪同张九龄巡视地方。这首诗是作者陪同张九龄行县时候的作品,嵩阳位于今河南登封附近,“行县拥诸侯”极写张九龄出巡阵仗之宏大,“知己”之语,可见其希望张九龄汲引之心。
不少刺史,在行县中,与文人诗歌唱和,如储光羲《酬李壶关奉使行县忆诸公》:
青枫江上沧浪吟,白月宫中鹦鹉林。非有净清心,同道同房若断金。离居忽有云山意,清韵遥转舟楫事。去时能忆竹园游,来时莫忘桃园记。
再如岑参《陪使君早春东郊游眺(得春字)》:
太守拥朱轮,东郊物候新。莺声随坐啸,柳色唤行春。谷口云迎马,溪边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尘。
赵嘏《陪韦中丞宴扈都头花园(一作楚州宴花楼)》:
门下烟横载酒船,谢家携客醉华筵。寻花偶坐将军树,饮水方重刺史天。几曲艳歌春色里,断行高鸟暮云边。分明听得舆人语,愿及行春更一年。
李白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里也提到“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贤。时时慰风俗,往往出东田”。此外,诗僧皎然也有《五言遥酬袁使君高春暮行县过报德寺见怀》等诗。行县多在春季,移栽劝农,因此,不少涉及行县的诗歌中,有关于农事的描写,如钱起《奉和张荆州巡农晚望》:
太清霁云雷,阳春陶物象。明牧行春令,仁风助升长。时和俗勤业,播殖农厥壤。阴阴桑陌连,漠漠水田广。郡中忽无事,方外还独往。日暮驻归轩,湖山有佳赏。宣城传逸韵,千载谁此响。
刘禹锡《春日寄杨八唐州二首》:
淮西春草长,淮水逶迤光。燕入新村落,人耕旧战场。可怜行春守,立马看斜桑。
漠漠淮上春,莠苗生故垒。梨花方城路,荻笋萧陂水。高斋有谪仙,坐啸清风起。
钱起诗题中的张荆州是张九龄,可惜原诗不存,当时张九龄任荆州长史,钱起为幕僚。“阴阴桑陌连,漠漠水田广”,将初春时期荆州农村地区农桑活动描绘得十分典型。刘禹锡的诗歌更为精彩。杨归厚于长庆元年任唐州刺史,刘禹锡同时任夔州刺史。因此,刘禹锡的这两首诗是以悬想的方式,描绘杨归厚在唐州行县过程中看到的农事场景,无论是春草春燕,还是秧苗、梨花,抑或是桑叶、荻笋,都透出春天的勃勃生机,未涉其地,却极尽摹画之至。
在上级官员行县时,一些不遇的士子也善于借机自荐,谋求出路,《唐摭言》中《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云:“王大夫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公无何遘疾而卒,事不谐矣。”此诗并非空穴来风,《北梦琐言》《唐才子传》均有记载,王大夫即王龟,“(咸通)十四年,转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东团练观察使”。方干的《献王大夫二首》即作于此时:
都缘声价振皇州,高卧中条不自由。早副急征来凤沼,常陪内宴醉龙楼。锵金五字能援笔,钓玉三年信直钩。必恐借留终不遂,越人相顾已先愁。
功成犹自更行春,塞路旌旗十里尘。只用篇章为教化,不知夷夏望陶钧。金章照耀浮光动,玉面生狞细步匀。历任圣朝清峻地,至今依是少年身。
二诗在吹嘘王龟政绩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出仕愿望,可惜此事无果,方干也终身未仕。孟浩然、方干仕途不济,不过确实有不少文人,通过刺史的举荐,步入仕途,《唐代墓志汇编·大唐卫州新乡县令王府君(希晏)墓志铭》:“州牧杨公择不羁之才,访询谋之士,举公为新乡县令。”又如顾云《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
九华太守行春罢,高绛红筵压花榭。四面繁英拂槛开,帖雪团霞坠枝亚。空中焰若烧蓝天,万里滑静无纤烟。弦索紧快管声脆,急曲碎拍声相连。主人怜才多倾兴,许客酣歌露真性。春酎香浓枝盏黏,一醉有时三日病。鼋潭鳞粉解不去,鸦岭蕊花浇不醒。肺枯似著炉鞲煽,脑热如遭锤凿钉。蒙溪先生梁公孙,忽然示我十轴文。展开一卷读一首,四顾特地无涯垠。又开一轴读一帙,酒病豁若风驱云。文锋斡破造化窟,心刃掘出兴亡根。经疾史恙万片恨,墨炙笔针如有神。呵叱潘陆鄙琐屑,提挈扬孟归孔门。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裔孙才业今如此,谁人为奏明天子?銮驾何当猎左冯,神鹰一掷望千里。戏操狂翰涴蛮笺,傍人莫笑我率然。
诗题虽曰“醉歌”,实际上却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在刺史面前极尽揄扬姚岩杰,让对方“奏明天子”,而创作这种机会的缘由即是“九华太守行春罢,高绛红筵压花榭”,诗歌以借朦胧的醉眼,描摹了宴会的排场,也道出处士姚岩杰的才华。
行县虽为公干,不少官员也借道游山玩水,一览属地的风光,张九龄和韦应物就是如此。张九龄曾任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刺史、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在地方任职时,多有记录活动的诗歌,其中不乏游山玩水之作,如《登临沮楼》《岁初巡属县,登高安南楼言怀》《巡属县道中作》《巡按自漓水南行》等,其中《巡按自漓水南行》中有“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之句,《登临沮楼》诗曰:
高深不可厌,巡属复来过。本与众山绝,况兹韶景和。危楼入水倒,飞槛向空摩。杂树缘青壁,樛枝挂绿萝。潭清能彻底,鱼乐好跳波。有象言虽具,无端思转多。同怀不在此,孤赏欲如何。
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作者任职荆州长史期间,临沮楼是临沮县之城楼。作者行县时,再一次登上城楼,饱览周遭风光。
韦应物曾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记录行县活动的诗歌有《因省风俗,访道士侄不见,题壁》《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登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等等。《因省风俗与从侄成绪游山水中道先归寄示》诗曰:
累宵同燕酌,十舍携征骑。始造双林寂,遐搜洞府秘。群峰绕盘郁,悬泉仰特异。阴壑云松埋,阳崖烟花媚。每虑归省牵,中乖游践志。我尚山水行,子归栖息地。一操临流袂,上耸干云辔。独往倦危途,怀冲寡幽致。赖尔还都期,方将登楼迟。
此诗作于作者任职江州刺史期间,作者行县时借道游山水,不仅造访佛刹,还悠游山峰林泉,十分惬意。《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
因时省风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浔阳,整驾游山川。白云敛晴壑,群峰列遥天。嶔崎石门状,杳霭香炉烟。榛荒屡罥挂,逼侧殆覆颠。方臻释氏庐,时物屡华妍。昙远昔经始,于兹閟幽玄。东西竹林寺,灌注寒涧泉。人事既云泯,岁月复已绵。殿宇馀丹绀,磴阁峭欹悬。佳士亦栖息,善身绝尘缘。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廛。道妙苟为得,出处理无偏。心当同所尚,迹岂辞缠牵。
诗题中的“东西林精舍”即东林寺、西林寺,位于庐山山麓。“因时省风俗,布惠迨高年”“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廛”是职责所在,然而作者还是“整驾游山川”,借助山水禅寂,寻求短暂的心理休憩,《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诗中,作者写道“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旷岁怀兹赏,行春始重寻。聊将横吹笛,一写山水音”,也是如此。
唐人赴任时,同僚友人时常举办饯送活动,同时创作诗歌以赠别留念。送别诗中也不乏对即将赴任的官员行县的想象,行县甚至成为刺史活动的一种符号,如王维《送魏郡李太守赴任》:“想君行县日,其出从如云。”刘长卿《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花间五马时行县,山外千峰常在门。”张随《早春送郎官出宰》:“趋程犹犯雪,行县正逢春。”再如刘长卿《馀干夜宴奉饯前苏州韦使君新除婺州作》:
复拜东阳郡,遥驰北阙心。行春五马急,向夜一猿深。山过康郎近,星看婺女临。幸容栖托分,犹恋旧棠阴。
权德舆《送浑邓州》:
年少守南阳,新恩印绶光。轻轩出绕霤,利刃发干将。风劲初下叶,云寒方护霜。想君行县处,露冕菊潭香。
饯送诗的写作,一般有固定的程式,在结尾处表达对对方的祝贺是常见的写法,拟想对方行县时的场景,也是这种用意,刺史作为一方的长官,“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出巡属县自是十分荣耀。白居易《送李滁州》中的“白衣卧病嵩山下,皂盖行春楚水东”;
刘长卿《送齐郎中赴海州》中的“直庐收旧草,行县及新苗”等诗句中,均可见这种惯例。
综上所述,行县是唐代典章制度中明确规定的刺史职责,这体现了刺史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行县在制度上虽然是出于劝农抚恤的需要,保证国家政策的推行,但是却客观上促进了诗歌的创作。许多刺史都是出身科举的文人,善于吟诗作文,他们在诗歌中表达出了悯农的思想。同时,许多刺史借行县之机登临山水,吟咏襟怀,流露出寻求暂时解脱的愿望。作为地方长官的刺史,与当地文人交游宴集,文人与刺史交游而创作的诗歌,则表现出多元的思想取向,显示出刺史对诗坛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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