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聋哑时代》中的少年形象及其意义

陈逸飞

内容摘要：在小说《聋哑时代》中，双雪涛塑造了一批身处人生迷途的少年形象。从个体与时代的对立关系出发，可以将这些少年角色们，划分为“妥协者”，“反抗者”和“沉默者”三种类型。正是得益于作家对各类少年形象的成功塑造，才令这部作品呈现多元深刻的悲剧内蕴，同时，又突显出作家对于现实人生问题的扣问与思索。

关键词：双雪涛 《聋哑时代》 少年形象 价值意义

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北人，都曾感受过时代浪潮下的人生浮沉。在改革的迫切需求之下，昔日共和国工业的长子熄灭最后的余晖，宣告着机器鸣奏的那个时代迈向终结。作家双雪涛就如同一位屹立于高塔之上的智者，他回望着历史的残骸，将自己手中的笔杆遥遥指向了那个时代的东北。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1]去展现那片土地上人民的逃离与压抑，去缔造一个个平凡小人物的悲喜与传奇。

无论是考察双雪涛的早期小说《翅鬼》，又或是之后的《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等作品，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位作家尤为擅长通过成年人的视角，去体察现实世界的心酸与苦楚。而到了《聋哑时代》之中，作家同样描写大雪覆盖的工业城市，同样刻画下岗浪潮冲刷下的家庭，但这一次他着重表现的对象，却变成了性格各异的少年学子。作家以青涩少年们的视角洞察世界，借助他们的命运关照社会的流变，不仅表现出那个时期“青少年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映射出作家对于教育体制与人生价值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一.《聋哑时代》中的少年形象

《聋哑时代》的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东北小城，以主人公李默为代表的数位少年，在青春成长的路途之中，不可避免的沾染上成人世界的色彩，他们被那名为“时代”与“体制”的大手肆意拨弄，在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拉开了与畸形时代交锋的序幕。

在少年们踏上成长之路的故事中，出现了深感自我渺小，无奈融入时代的“妥协者”，也有用偏激的方式，大胆与体制碰撞的“反抗者”，更有选择放弃思考，不再为自我发声的“沉默者”。在这个性与环境冲突的时代中，少年们做出了各自的不同抉择。

（一）妥协的少年

经济上的困窘，学校政策上的高压，肮脏的权术交易，成人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在逼迫着少年们作出选择。而这在这部作品中的诸多少年形象中，有着这样一类角色，他们无力对抗残酷的现实，选择向沉重的時代做出妥协，成为被体制扭曲与同化的对象。作者对这类角色给予同情的注视，用讽刺的笔法去勾画他们的个性与命运，哀叹时代对人性的压抑与改造。

书中的高杰自登场之时，就带着一种仿佛来自于成人世界的成熟，而这份独特之处，却并没有让他在同伴中显得格格不入。心思细腻的他就如同一位出色的表演家，能够在任何场合戴上最为合适的面具，从而深受所有老师同学的喜爱。得益于这份能力与个性，数十年之后的他，成为了出色的市政厅公务员，成为少数没有被时代浪潮淘洗掉的角色之一。

看似八面玲珑的高杰，内心也曾厌恶这样的处事方式，可他同样清晰地明白，凭借个体的力量与整个体制对抗，最终只能迎来粉身碎骨的结局。因此，他选择主动压抑自己的个性，去扮演那个父母老师眼中乖巧顺从的优秀少年，从而适应那个扭曲畸形的外部世界。

与之相似的还有少年刘一达，他是旁人口中津津乐道的“天才”，是痴迷于科学实验的求知者，是校园里被无数学生崇拜的对象。原本他也是一个渴望走在自我道路上的人，但在母亲的强制要求下，刘一达最终还是被磨平棱角，变成了一个被社会所需要的“好学生”。刘一达无奈地接受安排，被迫接受了时代的改造，但长期对个性的自我压抑，却令他坠入犯罪的深渊。双雪涛有意运用了荒诞的笔法，用非理性的结局，打破常规艺术世界的构建，从而进一步突显了人物被异化的悲剧命运。

人类的异化理论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他们认为教条化与模式化的外部秩序压抑着人的个性，操纵着人的行为，正是因为“人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被社会关系所完全压制，才形成了人的异化。”[2]高杰主动融入畸形的时代，用压抑自我的代价换取人生与仕途的通达，刘一达被迫向时代妥协，但压抑自我的结果却换来了最后时刻的爆发。这一类的少年角色在作者的笔下无疑是可悲的，他们看似以各自的形式融入了时代，但妥协的结果要么是失去了纯真的自我，要么是在压抑中步入极端，无论是怎样的结局，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心酸与无奈。

（二）反抗的少年

福柯曾有论述：“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3]184这一论断其实指出的是规训的本质，即为了对目标群体进行筛选，以“训练”的形式将无用的部分从整体中剔除。而在《聋哑时代》中，学校与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有着统一标准的“好学生”。沉重压抑的时代气息，模式化的教育制度，泯灭个性的筛选方法，犹如三只恐怖的推手，共同将成长之中的少年们逼向失足的边缘。在与时代冲突的场域之中，双雪涛笔下的第二类少年选择了抗争，他们不甘心被固化的秩序击倒，不愿去与那扭曲的时代同流合污，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书写反抗的篇章，寻求着人格的张扬与个性的解放。

在这类少年角色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主人公的同学霍家麟，早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之中，双雪涛就书写过少年安德烈的故事，而在之后的《聋哑时代》里，这一带有鲜明叛逆色彩的少年更名为霍家麟，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回到读者们的面前。

当老师开展有偿补课，将本要在上课教授的内容留至私人课堂，霍家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讽刺。在国旗下讲话的环节中，他坚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却因不服从安排被骂为“害群之马”。而当学校因收受好处，通过篡改成绩来剥夺朋友的留学机会时，他毅然选择了去揭露真相。由此可见，霍家麟无法融于虚伪圆滑的世道，也不甘心被这僵化的体制给吞噬。他洞察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看透了体制对个性的束缚，并透过学校内各种看似习以为常的表象，洞察出学校制度是对学生进行驯化的本质。尽管霍家麟意图做出自我的反抗，但个体的力量在时代的洪流面前，终究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细沙，这位不能融于时代的叛逆少年，最终只能在与体制对抗的过程中粉身碎骨。

王德威曾将霍家麟拔至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同一高度，指出在双雪涛塑造出这名角色过后，“一个世纪以前鲁迅的《狂人日记》于是有了最新版。”[4]霍家麟的人格，可以看成是鲁迅笔下狂人在另一个时代的复现，他们都只能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都洞察出外部世界扭曲畸形的本质，却也都在与整个体制对抗的过程中，变得伤痕累累。然而，狂人尚且可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霍家麟却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亦如“聋哑时代”这个标题所写的那样，即使个体渴望发声，也终会被那窒闷的现实掐紧喉咙。

（三）沉默的少年

生活在充满压抑的畸形时代之中，有一批少年选择了做出妥协，也有一批角色选择了激烈反抗，但在《聋哑时代》之中，双雪涛还着力刻画了另一类少年形象。在妥协或对抗的双向选择之中，这类人物选择了一种特殊的“中间道路”，面对青春生命的磨难和创伤，他们既不与时代同流合污，也不去思考斗争的意义，而是甘愿在精神的麻木中随波逐流，自我堕落。

李娜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尽管出生在富人的家庭，但强势的母亲与无能的父亲，还是让她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色阴影。黑暗扭曲的原生家庭，令安娜过早踏上了成人社会的阶梯，她时常逃课，不停地更换着男伴，企图在自甘堕落的过程中麻痹自我。然而畸形环境下的青春之痛，不仅无法在这病态的消解方式中得到缓解，反而令她愈发陷入迷茫的泥沼。

比起沉湎于虚无漩涡中的李娜，主人公李默亦是一个被压抑至沉默的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迈步前行之时，也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同学与伙伴的悲剧。双雪涛曾多次在文本中描摹李默的内心世界，通过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嘶吼，表达出生活在那个时代里，无数少年学子们的共同惶惑。

因无法与异化的时代达成和解，李默的心灵陷入了无尽的精神折磨，无数的思绪就像赤红的烙铁一般，时刻拷问着这个少年的内心。为何每个人生来有所不同，却又必须被打造成整齐的复制品；
为何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他们却只能被关在围满铁网的校园之中；
为何不融入虚伪的人群，自己就只能被无情的抛弃与淘汰。这些积压已久的问题令他痛苦不堪，难以入眠，甚至一度将其逼至精神失常的边缘。然而讽刺的是，从某一天开始，当李默不再去探寻事件背后的意义，不再去质疑世界的畸形，也不再为内心的意志而发声时，他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宁静。于是自那之后，这名少年开始以沉默的方式缓解内心深处的苦楚，在浑浑噩噩的迷梦中，被窒息的时代夺去声音。

二.少年形象的价值

要想让笔下的角色深入人心，作家需要具备纯熟的功力，而《聋哑时代》中的三类少年形象，既体现出双雪涛高超的写作技法，又映射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层思考。通过对作品中少年们的个性与命运进行解读，我们不仅能从文学的表面，洞察人物形象对于作品本身的价值，更能深入现实的场域，挖掘角色背后有关人生问题的启示。

（一）对文本的价值——悲剧意蕴的多元升华

双雪涛的《聋哑时代》总体上讲述了数位少年的悲剧命运，而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在作家尤见功力的笔法之下，这些悲剧性的人物能够呈现出复杂的内蕴，让整部小说更像是一部融合了喜剧，悲剧和荒诞剧成分的复合式作品。

从悲剧的角度而言，《聋哑时代》无疑是成功的佳作。通常庸俗的悲剧仅仅是叙述故事，通过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唤起同情，但出彩的悲剧却更上一层楼，能够在整个故事的框架上营造出一种“力量感”，从而达成悲壮的效果。“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苦难，而是悲剧人物在逆境中的反抗，没有对悲剧的反抗和超越，也就没有悲剧。”[5]92《聋哑时代》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故事中“少年”的边缘身份，为悲剧主题的突出增加了砝码。而通过描写青少年这一边缘群体，对于逆境的反抗与斗争，更能体现出超越苦难的“崇高之感”。

面对畸形时代的挤压，霍家麟张贴大字报怒斥学校的不公，丹凤陈刺伤恶意诋毁自己的老师，安娜用自杀来控诉生命的不堪承受之重。即使势单力薄，少年们也曾与所处的逆境拼死搏斗，即使身为命运的奴隶，他们也不甘做任人摆布的可怜虫。正是由于少年们的奋力反抗，才让读者看到他们追寻自我的精神，而人物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味，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与强化。

从荒诞文学的角度而言，《聋哑时代》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讽刺意味。马丁·艾林斯表示：“荒诞指的是在过去时代的确定事物和不可动摇的基本假定被扫荡之后，人在他生存的世界中的疏离、迷失、丧失意义和目标的感觉。”[6]7而纵览作品中的少年形象，我们看到了李默對生存意义的质疑，目睹了霍家麟与人间共同体的疏离，也见证了刘一达在迷失之中的爆发。作者通过人物行为及命运的描写，对少年们的形象进行细致打磨，从而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这些角色身上所包含的荒诞意味。

而为了突显人物充满荒诞性的悲剧命运，双雪涛还有意运用了一种带有调侃色彩的幽默笔法进行书写，达成一种悲喜交融的色彩。在这样的写作技法之下，人物的表象和现实之间形成悖反，作者通过对这种不和谐的矛盾进行揭示，将全书最为悲剧的意蕴，潜藏在角色青春之路上的喜剧表象下，种种滑稽荒谬的现象背后，实质上却是少年们前路的断绝与希望的幻灭。

高杰为人圆滑，身处何地都能用幽默圆融的特质融入集体，但看似八面玲珑的少年，实则是被时代扑灭个性的产物。李默看似乐观，总能运用滑稽的比喻观照现实生活的丑恶，可那幽默的言语之下，却尽是对现实的讽刺与嘲弄。霍家麟不拘小节，总是以创造性的言论惹人发笑，但滑稽的一言一行背后，却暗藏着他正被教育体制迫害的现实。在书写人物的经历与命运时，双雪涛总是会刻意使用错位的语言与滑稽的修饰，让读者在啼笑皆非之中，再度思考角色在荒诞处境中的反抗与挣扎。

在塑造作品中的少年形象时，双雪涛通过将喜剧性的笔法与荒诞性的内涵巧妙结合，为书中的人物形象注入心酸与无奈。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令作品获得了更强的讽刺意味，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审美深度，将整部作品的悲剧内蕴，由多个方向完成了一次升华。

（二）对现实的意义——人生迷途的深切思索

在《聋哑时代》中，双雪涛所塑造的少年形象，可以看成是作家对于当时社会氛围的一种迂回解读。纵观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故事，皆是建立在“下岗浪潮”这一社会背景下，而展开叙述的。因此作品中的少年不仅只是一种身份的表征，他们的命运与故事，更多承载了八十年代的东北地区，迈向衰颓与沉寂的时代氛围。

体制的更迭与时代的巨变，首先带来的是成年人这一主体“存在价值”的消逝。大批工人丢失了原有的“铁饭碗”，也失去了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位置，无数个家庭因此陷入了经济困窘的窠臼。而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而言，社会与家庭的压抑，很快化作了他们肩膀上的重责。亦如作品中主人公李默的内心独白：“我清楚自己将成为这个三口之家的唯一希望，只要我让这种希望言存，我将拥有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那时的我，还没法体会‘一切这个词是多么危险。”[7]18少年们成为自己家庭的希望，在父母期盼的眼光之中，不得已被推上肩负责任的高台，去接受家庭与社会的改造。然而，沉闷压抑的时代氛围，一成不变的机械训练，单一僵化的教育制度，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只会生产固定零件的工厂。作为代表社会新生力量的群体，本可以拥有无限可能的少年们，却只能伴随着个性的泯灭而被磨平棱角。在继成年人群体之后，未成年人们也很快陷入了对自我“存在性”的质疑之中。

古今中外的无数现代主义作品，都曾试图对人的存在意义作出探寻与解释，而海德格尔将“存在”理解为语言活动中发生的“意义之在”，指出：“对‘存在的思考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8]106而双雪涛意图通过作品中的少年形象，传递自身对于青少年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借助少年们的视角，去对人这一主体的“存在价值”再做新的思考。

不同于在精神层面早已定型的成年人，对于尚在成长之路上的少年们来说，青春期是他们逐渐拨开迷雾，形成对世界及自我清晰认识的重要阶段。在作品《聋哑时代》中，作家细致描摹了少年们在成长路途上的心灵冲突，揭示了其精神困境产生的因由。伴随着青春期的迅速发育，少年们在身体层面走向了成熟，但他们的心智与生存方式，却仍旧停留在未成年人的稚拙阶段。正因如此，强烈的主观思想在他们心中萌发，令少年们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陷入惶恐。

丹凤陈，霍家麟这类少年角色，用叛逆的姿态与成人世界对抗，最终只能在现实的铁壁上撞的头破血流。而李默，安娜等人，试图逃脱成人世界对自我人格的影响，最终却在迷茫与惶惑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青少年群体自我“存在性”的缺失，少年们渴求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却始终得不到主流世界的认可，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因此才陷入了认同的危机与无根的漂泊。

在令人窒闷的社会环境中，个体该怎样寻找自我的“存在价值”，作品中的李默也许能为我们带来启示。在经历了长期的迷茫与恐惧之后，他选择从随波逐流的浪潮中逃离出来，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他静心倾听每一个人的遭遇，将记忆中的言语重新组合，而后编织成优美的文章，自此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事业。是写作成为了李默对抗虚无的武器，让他的人生重焕光彩，也让他真正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那个压抑的时代里，李默能够从“存在性”缺失的漩涡中逃离，成为一个完成“自我救赎”的人，离不开他那大胆追寻自我的勇气与决心，而这样的内容，同样是作家双雪涛，意图通过人物形象传递给读者们的启示。

“对人的精神内涵进行发掘，对人类的存在境域进行追问和反思。这是作家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9]双雪涛正是一位执着于耕耘心灵沃土的作家，在《聋哑时代》中，他通过少年们多舛的命运，表达了自身对少年群体境遇的关切，更是通过少年成长路上的青春之痛，对压抑的时代氛围发出了心灵的扣问。在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故事中少年们的命运，令我们陷入对于当下现实的沉重反思。而面对“存在性”缺失的人生迷途，故事中的主人公李默，为我们提供了寻求救赎的启示。作品中这些个性鲜明的少年形象背后，包含着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与追问，也体现着作家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与思索。

在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之中，双雪涛的《聋哑时代》堪称成功的范例，这不仅得益于作家将自身的精神诉求与价值取向，寄寓在了书中形形色色的少年角色身上。更得益于作家運用这些极富个性，多元立体的少年形象，成功引起了广大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这部作品能够在文学与现实的双重领域中绽放光彩，离不开文本中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少年角色。

参考文献

[1]许智博，双雪涛.作家给我的，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还是硬的[J].南都周刊，201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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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亚林.悲剧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6][英]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7]双雪涛.聋哑时代[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洪治纲.先锋文学聚焦之一——先锋的精神高度[J].小说评论，2000（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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