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书信中的中国共产党青年革命英烈

李国亮　白立辉

陈觉

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还有向警予、夏明翰、陈觉等一大批将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严酷岁月的杰出青年革命者。他们革命早、入党早、牺牲早、影响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青年革命英烈群体。青年革命英烈生前留下的众多红色书信，见证了他们艰苦卓绝的革命壮举、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和无限挂念的骨肉情深。这些红色书信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鲜活文本，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

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辛岁月，无数青年革命者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血与火的革命史诗。青年英烈们在书信中流露出的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救国道路的诠释都呈现出他们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陈觉，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领导醴陵年关暴动期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入狱，旋即英勇就义，年仅25岁。就义前，陈觉坚守着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情操，不曾丝毫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陈觉父亲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儿子和已有身孕的儿媳，但敌人开出的条件是签一份悔过书。对此，陈觉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面对敌人开出的价码，陈觉断然拒绝，宁可“玉碎”坚守革命初心，不为“瓦全”而求得儿女私情。在遗书中，陈觉还向妻子诉说了他对父母双亲的感激之情，谈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正是为救助全天下的父母和妻儿，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情怀和非凡境界勇毅前行，毅然选择牺牲自己的一切。

张炽，云南路南人，1924年（一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张炽在北京参加了支援五卅运动。8月，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因为处在国家危急存亡、敌人着着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土匪是他们造出来的）民不聊生的时候，痛苦日多一日，哪有作乐的机会，就是作乐也不快乐……尤其是负很大的责任的青年的我们。”信件展现了张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翌年3月18日，张炽在京参加了抗议段祺瑞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张炽深感国困民艰，在写给弟弟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描述了中国“政治不良”“民穷财尽”的危难现状，并在信中指出：“青年是社会的中坚，所以青年的我们，应当走这条路——革命，应当做这种工作——革命工作（革命二字在外省已经是看得很平常了，只是在中国的云南不然，你们切莫听了生畏）。我现在不忍心见国家沦亡，不忍心见同胞穷苦，将为亡国奴、奴隶。立志走这条大路，做这种有价值的工作。”1930年7月，张炽在参加工人集会时不幸被捕。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张炽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刘华，四川宜宾人，曾领导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与五卅运动，并先后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等。1923年8月，刘华在寄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认清了前途，就是拼命也要去干，总希望有一个好结果，因为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岁的命的原故。”由此，刘华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并以满腔热血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1925年6月，刘华收到了叔父劝其归家的家书。此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刘华因时局尚紧，脱不开身，便回信向叔父阐明：“因为既经我们认清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况此时工人拥护我，党信任我，（我）应该完成党的任务。岂能与敌人作白刃战时为了私事就随便抽身回家呢……时艰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处此，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信中，他向叔父诉说着自己唯愿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意志和决心，道出了自己不愿返乡的真实原因。不久，家乡宜宾惨遭匪患，父亲被绑架，祖母病危，母亲受重伤，弟弟被打死。刘华多次收到兄长催其返乡的电报。复电中，刘华写道：“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分子，我亦劳工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1925年11月，刘华在上海不幸被军阀孙传芳逮捕，于当年12月被秘密杀害，年仅26岁。

夏明翰

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红色书信作为英烈们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生动写照，见证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对革命理想的坚定，诠释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底色。

1921年，夏明翰进入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全国农协秘书长，积极推动农民运动走向高潮。1928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年仅28岁。入狱后，夏明翰自知时日无多，不顾受刑后的遍体鳞伤，急书致妻子、母亲、大姐及外甥女三封遗书。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夏明翰写道：“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夏明翰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面对死亡，夏明翰看到的是即将到来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在给大姐和外甥女的信中，夏明翰写道：“人该怎样做，路该怎样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之所以迎难而上、不惧艰险，皆因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强大支撑，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沈志昂，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叶剑英的率领下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沈志昂在进攻惠来县城时负伤，后于转移过程中在陆丰县壮烈牺牲，年仅22岁。他在生前写给妻子的十数封信中，几乎每信必宣传革命，阐述革命的重要意义。1927年4月，沈志昂在书信中向妻子指出：“我在每封信上，总有好几个革命，革命。因为我觉到革命的意义，觉到革命的需要，我们的生路，只有革命。革命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当然要时时提起，革命，革命，革命，革命；
我们的生路只有革命。”1927年1月，沈志昂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特别强调：“男之投身于革命，非个人之升官发财，实鉴于人民之受痛苦而谋其解放也，虽牺牲，于心亦愿也。”沈志昂将风华初绽的青春奉献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现存于世的37封红色书信见证了一位革命者坚定理想、坚守信仰的心路历程。

裘古怀，浙江奉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后期曾任叶挺部团长，1929年不幸于杭州被捕。翌年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残忍杀害，年仅25岁。就义前，裘古怀自知生还无望，故分别疾书致革命同志、妻子两封遗书。在给党内诸同志的遗书中，裘古怀写道：“伟大的党！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感激你们。由于党给我的教育，使我认识了这社会的黑暗，使我认识了革命，使我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现在在这最后的一刹那，我向伟大的党和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在遗书最后，他向组织表达了对革命形势的见解：“现在我还未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裘古怀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凝聚成“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将来一定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无声呐喊，将通身的革命能量化作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红色书信见证了青年革命英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展现了敢于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寻理想、敢于斗争的真实写照。

金方昌，山东聊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山西代县工作，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委员等职。因汉奸告密，金方昌于1940年11月被日军逮捕，不久便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19岁。在狱中，金方昌被敌人打断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他毫不屈服。牺牲前，金方昌用血肉模糊的残躯写下与哥哥的诀别书。遗书中，他向兄长阐明了自己已抱定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里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金方昌仍心系革命，并将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于远方的兄长，希望兄长“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并“要求哥哥们能把咱们的弟弟、侄子们都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金方昌

王器民，广东琼海（今属海南）人，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平定陈炯明叛乱和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器民不幸被捕，于同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5岁。狱中饱受折磨的王器民自知出狱无望，致遗书一封于妻子。在遗书中，王器民开门见山地写道：“‘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自我立志革命，参加实际工作以来，这二句以（已）成誓词……但是革命分子既抱定以上二句誓词，即牺牲又有甚么紧要。”他向妻子表露了必死的决心。接着，王器民向妻子诉说了愿为谋民众利益、谋革命胜利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夙愿：“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的，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只因“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这封极富历史穿透力的遗书，刻画了一位青年革命者不怕牺牲、舍身报国的英雄姿态。

黄竞西，江苏江都（今宝应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丹阳独立支部书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工作执行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竞西被捕，于当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被捕后不久，黄竞西接连写下致妻子、母亲、岳舅及革命同志的四封遗书。在遗书中，黄竞西向亲友吐露出自己甘于革命、无畏牺牲、忠诚于党的心声。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黄竞西讲述了自己从容赴死的豪情：“惟今昔情形不同，我终觉得死于今比死于昔使人们可觉悟中国是需要继续革命的，我之死也无余恨。”“死是一快乐事，尤其是为革命的。我在未死前，毫不畏惧，你们不要痛心。”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革命同志的悲惨现实，黄竞西愿以一己牺牲来唤醒更多革命群众。在给革命同志的遗书中，他写道：“为党牺牲，是我心愿，我愉快的，惟望你们继续前进，万勿灰心。”遗书凝结着黄竞西为党牺牲、甘于革命的执着信念，闪耀着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忠诚担当、无惧牺牲的精神光芒。

无限挂念的骨肉情深

红色书信往往语言质朴诚挚、表达细腻感人，寄托了革命英烈对父母、妻子、晚辈等的深切挂念。这些肺腑之言，已远超一般的亲情、爱情，而是革命者的大爱、大情怀。

1920年8月，向警予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表达了对双亲的殷殷思念：“爹爹妈妈呀，我天天把你两老（人）家的相（像）放在床上，每早晚必看一阵。”夏明翰不幸被捕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928年4月，即将赴死的卓恺泽在遗书中宽慰双亲：“父亲和母亲都是年老衰弱的，经不起悲哀恸哭的。你们一滴滴的眼泪都会滴在我死鬼的心上，使我不得安睡。父母！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

向警予

青年革命者用一封封家书甚至是遗书向远方的爱人诉说着自己的绵绵爱意，而这份爱意也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革命的气息。1927年12月，沈志昂在信中向妻子诉说道：“亲爱的玩璆，现在革命的青年，不是像乡下大阿哥样的专门伴娘子的。我们为了民众，暂时离开了爱人是时常有的。”临刑前，陈觉在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中写道：“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惟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身处革命潮头的陈毅安在写给妻子的54封书信中诉说了自己的无尽爱意与牵念，他写道：“最亲爱的妹妹：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离开我的，也知道你是很难过的，但是受革命驱使的我们，说不得这样多了。”在战场上、牢狱中，英烈们留下的往往是坚忍不拔的赤胆形象，只在这一封封书信中我们方能觅得他们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英烈们对家中晚辈的牵挂与期望之情尤为浓烈。1929年3月24日，赵云霄在就义前写给女儿的遗书中说道：“小宝宝！我不能扶（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 1936年8月，赵一曼在就义前写给儿子的遗书中说道：“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9年，袁国平在写给侄子袁振鹏的回信中叮嘱其要锻炼身体，报效祖国，“千万要好好保养身体，锻炼体格，是准备担当大事业的前提” 。可见，一封封红色书信在言志的同时，也寄托着他们对晚辈的殷殷关怀与期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深情地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事实上，毛泽东讲的即是中国共产党青年革命英烈的群像。捧读这一封封红色书信，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烈士们振臂高呼的飒爽英姿和发自内心的情感诉说，看到他们为革命的摇旗呐喊和令人悲怆的生离死别，看到他们坚守不渝的信念追求和深埋心底的丝丝牵挂，感受到那一颗颗彼时彼刻正搏动着的初心。

封面图片说明：1947年，行进在娘子关的晋察冀野战军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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