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评估视域下的翻译错误理论动态研究

郭露露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翻译错误伴随翻译活动产生，其分析最早应用于外语教学中，以提升学生的翻译水平，后来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对翻译错误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梳理可以改变翻译错误研究总体“有实而无名”的现状，也可以完善翻译理论中关于译文评价的细化及整体研究。

文章以翻译错误的名称概念为出发点，对西方国家20 世纪翻译错误理论的兴起及发展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为我国翻译错误理论研究领域提供一定的借鉴。

尽管当前部分学者在分析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时都使用“错误”一词，但在翻译错误理论的发展初期，部分学者也使用其他术语来对语言中的错误指出进行描述，如“不足①Hatim ＆ Mason 强调“错误”一词只适用于语言错误。”[1]“欠缺”[2-5]“偏差”[6]等。

Nord[7-8]在其研究中同时使用了“不足”和“错误”两种表述方式。

关于翻译学中的“错误”一词，Waddington 指出，翻译错误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其是否适合语境，“错误”这一表述方式过于直白，因为其意味着只能在黑白之间做出选择[9]。

Corder[10]通过区分错误和失误的概念，为错误的定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此，语言学领域开始对错误这一主题产生兴趣。

1970 年，Darbelnet 提出了确定翻译质量的五个参数: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关注现行的语法规则、拟定译文、保持与原文相同的语气(文体对等)、目的语读者的可理解性(文化适应)[11]。

1977 年，Darbelnet[12]提出了翻译偏差分类法，包括七个等级(如表1)。

表1 Darbelnet 的翻译偏差分类法

此外，Corder 基于比较风格学，创建了SICAL(加拿大语言质量评估系统)，用于评估联邦翻译局(Federal Bureau of Translation)的翻译人员所提供的翻译的质量。

具体来说，将原文划分为翻译单元，然后根据15 个特定评估参数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

SICAL 系统同样存在局限性。

首先，其主要是将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而没有关注交际过程。

这种评价被认为只是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比较。

其次，从翻译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该系统没有考虑到翻译的实际影响因素，由于“错误是在单词层面而非文本层面进行研究的”[6]17，因此，翻译错误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无法明确区分制作错误和翻译错误本身。

正如Waddington[9]51所说，这种分类过于绝对，没有考虑到翻译错误的相对性。

House 将翻译定义为“用语义和语用对等的目的语文本替换源语言文本”[13]。

这一定义的本质是保持译文与原文的意义对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语义、语用和语篇。

其中，作者强调了原文语篇功能的重要性，并建立了一个文本分析模型来刻画原文文本的轮廓并据此确定其功能性。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区分与文本功能性相关的隐性错误和显性错误。隐性错误指原文与译文之间缺乏功能对等性，而显性错误指原文和译文元素之间的指称信息不匹配以及目的语措辞错误[13]105。

(一)20 世纪80 年代

1985 年，Kupsch-Losereit 从功能角度出发，定义了翻译错误并制订了翻译评估标准。

她认为，对译文进行评估必须基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分析和比较，这两种文本都应在交流环境中实现特定的对等文本功能[14]。

因此，翻译错误的界定应考虑到具体交际场合中原文和译文功能的对等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译文的目的、目的语读者等问题。

Kupsch-Losereit[14]172将翻译错误定义为针对以下方面的“欠缺”:译文的功能性、文本的逻辑性、文本类型或形式、语言习惯、文化和环境的特定习惯以及语言系统。

据此，提出了以下翻译错误评估标准:达到功能对等、保持原文及译文的逻辑性及表达形式相同、符合目的语言的文化习惯、适用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

Nord[7]指出，在未定义翻译错误的规范或规则的情况下，无法将一个表达或词语定义为错误，因为这取决于目的语的语用规则。

因此，在评价译文时，必须考虑其目的和实用性问题。

在功能主义的概念中，Nord[15]将翻译错误定义为“在某些功能方面的不符”，并根据严重程度对错误进行了分类:语用错误、文化错误、语言错误。

其中，语用错误最为严重，因为语用错误是由于没有根据翻译目的来进行翻译任务而产生。

其次是文化错误，虽然文化错误不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但违背了目的语的文化习惯。

最后，虽然有时涉及术语领域，但语言错误是最轻的错误。

与Nord 不同，Larose[16]从文本框架的角度来考虑错误的严重性，认为严重性取决于错误所处的文本层次。

在这种情况下，最为严重的是上层结构，其次是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

Gouadec 将错误定义为对信息或特征的不合理歪曲[17]，并将错误分为两类:绝对错误和相对错误。绝对错误与任何翻译效果无关，而是与违反文化语境的规范(社会体系价值观及其规范、社会交往的规则和习惯等)、语言语法(句法、拼写等)或语用规范(短语、术语等)有关；
而相对错误则是由于翻译过程中未考虑的一些因素而造成的，如目的读者、翻译目的、翻译目标、翻译主题等方面。

同年，Sager[18]指出，翻译质量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对其目的而言或多或少合适的译文，并提出评估翻译质量的两个参数:错误类型和错误对文本的影响。

错误类型包括:误译、漏译和增译。

错误对文本的影响包括三种类型:语言效果、语义效果和语用效果。

此外，Séguinot[19]指出了一系列导致翻译错误的因素，包括认知处理能力有限、在短时间内对翻译问题做出决策、知识的获取和对概念理解的差异以及与译文输出方式有关的方面，如口述、打字、手写。

作者还指出了其他导致翻译错误的因素，如时间限制、同时间内需要完成多个翻译任务、译员的培训和能力等。

同时强调，有些错误是学习翻译的正常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翻译过程的本质。

Williams[20]提出了翻译质量的相对性，坚持翻译质量应以适当性为基础，并区分了学术翻译和专业翻译。

在学术翻译中，其读者具有更多的专业性，翻译质量仅取决于严重或轻微错误的数量，而在专业翻译中，则需要考虑更多的外部条件。

(二)20 世纪90 年代

Pym[21]提出了翻译能力的定义，并认为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为原文提供不同翻译版本的能力；
二是从不同的译本中快速选择符合翻译任务特定要求且目标受众能够理解的文本的能力。

在译文质量方面，认为翻译错误不能通过译者能力来定义。

一方面，错误可以归因于诸多原因(如缺乏对原文的理解、译文不适合目的语读者、时态使用不当等)，并且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如语言、语用、文化等层面)；
另一方面，用来描述这些翻译错误的术语(如过度翻译、翻译不足、话语或语义不足等)，缺乏学界共同的认知及相同的评估参照。

此外，Pym指出，制作一个翻译错误列表并不难，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在实际翻译之前很难区分错误的类型，由此提出了翻译错误的非二元性。在此分类法中，错误分为两类:二元错误和非二元错误。

二元错误是指那些可以明确区分“对”与“错”的错误，而非二元错误则是指相对而言不能够完全符合译文要求的其他可能性翻译。

Pym 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非二元错误，因为在二元论中只有两个选项——对或错，但非二元论需要时间来解决重要的疑点。

基于Coseriu 的理论，Palazuelos et al.[6]32将错误分为三类:普遍水平——不一致的表达、历史水平——不正确的表达、特定水平——不恰当的表达(不充分、不方便或不恰当)，明确区分了翻译错误和产出错误，并将译文分为正确、不正确和很差三种。

基于翻译的目的是在译文与原文之间建立对等的关系这一目标，研究明确定义了什么是翻译错误，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包括意义不对等、误义、意义相反、无意义、扩译、少译以及意义不准确。

然而，由于将翻译作为一种产出，而没有考虑翻译过程的参与，此分类的使用非常有限。

此外，该分类体系没有解释语言错误和翻译错误之间的关系，而在翻译评估体系中，除了翻译错误，语言错误也应考虑在内，因为目标语的误用必然会影响翻译质量。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Gile[4]259提出了一种基于翻译过程本身的翻译错误分类法，将翻译错误分为理解性错误和改写性错误，即翻译语言的生成错误。一般情况下，虽然可以将理解性错误与改写性错误区分开来，但各自确切的根源难以辨别，因为这两类错误都可能是由于文献研究中缺乏知识和方法上的缺陷造成的。

同时，尽管理解性错误和还原性错误的原因都与知识缺陷有关，但理解性错误可归因于语言及语言外知识的缺陷(注意力分散、逻辑分析能力差或缺乏动机等)，而改写性错误则主要归因于语言知识的缺乏(对书面文体掌握不足、词汇缺乏或寻找适当术语的方法欠缺)。

Delisle[5]31使用“欠缺”一词来表达“错误”，并将其区分为语言错误和翻译错误，指出语言错误是“译文中缺乏目的语语言知识有关的错误”，而翻译错误则是“由于错误解读原文本片段而在译文中产生的错误，通常会产生的错误有错译、反译及无意义”。

具体语言错误和翻译错误的分类如表2 所示。

表2 Delisle 的翻译错误分类法

Kussmaul[22]也提出了对翻译评估的观点，并根据文本的交际功能、译文作用和其接受者来评价翻译。

Kussmaul 认同Pym[21]283关于非二元错误的观点，即应关注非二元错误的问题，认为在确定翻译错误时，应考虑其在每个特定情况下的交际效果，即错误的程度，因为一个词语错误也可能会扭曲整个文本的意义。

Kussmaul 基于“足够精准”的原则，将翻译评估分为五个方面，包括文化适宜性、情境适当性、言语行为的适当性、词汇错误以及语言错误。

Hatim ＆ Mason[1]178认为，准确定义翻译错误需要基于整个语篇来考虑，并提出了三种错误类型:符号学错误、语用学错误、语域错误，认为即使错误是在某些文本或语境产生的，其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所有其他领域的文本。

因此，他们指出有必要扩大对翻译错误的研究，并采用更加细致的模式对语境进行分析来识别、分类和解决翻译错误。

同时指出，“错误”一词应仅限于House[13]105所说的明显错误，即语言错误。

在其余情况下，则是对译者选择范围的相对可接受性做出判断。

虽然这个过程很难完全客观化，但专业译者之间可以就各种可选译文的适用性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委托人、译文目的和目标读者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学者针对翻译错误研究提出的理论和结论，详细介绍了不同学者在分析翻译错误时所采用的方法。

学者对翻译错误提出了不同定义，采用多种分类方式划分了翻译错误的类型，如“语言过失”和“翻译过失”[5]31等。

进入20 世纪后，翻译学迎来新的蓬勃发展，国内外学界对翻译错误理论的探讨也更加深入和细致，我们也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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