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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正当时
近期,深圳开始探索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免疫规划,这款“一苗难求”的网红再次引发人们关注。而从 2007 年起,北京市就将流感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部分人群免费接种。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引出同一个公共政策议题: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预防接种和安全饮用水,是当今世界促进人类健康和降低死亡率的两大因素。诸多研究表明,免疫规划会带来数倍于成本的净回报。我国从 1978 年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历经 2002 年、2007 年两次重大调整,目前形成“14 苗防 15 病”的国家免疫规划体系,并且取得了传染病防控的巨大成就。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免疫规划投入,2020 年超过 40 亿元,但依然有提升空间,如肺炎结合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尚未被纳入免疫规划。
疫苗未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直接后果就是接种率低,给健康公平带来挑战。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完成接种程序,肺炎结合疫苗需要 2300 多元,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需要 658 元,轮状病毒疫苗需要 1700 多元。不同人群面对价格高昂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其可及性差异巨大。有研究显示,财政统一支付模式下的意愿接种比为 61.73%,而当全额个人支付时,这一数据降至 1.68%。于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越是落后地区,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就越大。我国轮状病毒胃肠炎导致的死亡病例有 90%在农村,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农村高于城市。疾病风险增大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是阻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免疫规划扩容,有财政投入的问题,也有激励和责任两大结构性原因。根据我国法律,不论是免疫规划还是疫苗市场,疫苗的直接提供方都是疾控机构。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有关部门在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健康影响、公共财政承受力、社会公平等诸多因素。通俗地说,这事做对了能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做错了会带来健康危害甚至会引起社会矛盾,因此必然充满争议。长期以来,我国免疫规划疫苗价格总体上低于国际市场水平,公益性特征十分明显。低利润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改进质量和创新的动力。在非免疫规划市场,国内企业的研发策略以跟随跨国公司为主,容易形成产品同质化,往往是一个新品种有十几家企业在重复投资。由于每家企业的销售规模和盈利空间都有限,其优化工艺和扩大产能的动力不足,也没有能力开展大样本数据收集和循证研究,无法为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当供给侧无法提供高质量、大规模、低成本的疫苗产品,作为需求侧的疾控机构若贸然扩大免疫规划,会面临很大的质量安全和可及性风险。因此,维持免疫规划范围成为理性选择。
如今我们迎来了好时机。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正在事实上形成全人群免疫规划。各级党委政府直接部署和有力动员,超
越了卫生部门单打独斗,探索出大规模人群场域下疫苗接种的有效途径。同样重要的是,当前民众已经形成接种疫苗保障健康的共识。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有底气将更多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从而大幅降低其带来的疾病负担。
当前,国内一些疫苗企业提升了能力并积累了相当资金,应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换代免疫规划疫苗,并尽快实现高价疫苗的国产替代。疫苗企业还可以设立公益基金并捐赠疫苗,从而形成财政、医保、慈善相结合的免疫规划筹资体系。作为激励,监管部门应当对疫苗研发上市给予政策倾斜,提供更多审评技术支持。节省下来的财政经费可用于疫苗接种点设施建设,以及适当提高基层疾控人员和接种医护人员待遇。
(作者:胡颖廉,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生态部教授)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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