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奴徒工匠师家圣”:机关文字工作的七个层次,供大家参考。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人生道路分为七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奴、徒、工、匠、师、家、圣”,这可以很好地用以演绎现代人的职业生涯道路。我觉得这个观点挺新颖,也很有道理,就上网“考据”了一番,尽管没有找到准确的出处,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琢磨。
在我看来,这个“人生七层次说”是普适性的,对各级机关干部同样适用。应该说,机关干部的成长成熟包括在文字工作中的嬗变,大致也要经历这样的路线图。这里,我试着以“七层次说”为蓝本,以那些和我一样,正在爬格子、写材料的同行为模特,画一幅机关文字工作中的众生相。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奴”,指的是那些不想写、不愿写却又常常“不得不写”的人。在各级机关,多数干部都有写材料的任务,很少有不用写的干部。在写材料的问题上,机关干部的区别主要有三个:一是数量多少,二是心态好坏,三是水平高低。就心态而言,又有三种典型:
第一种是“悲观型”。这类人一接到写材料的任务,往往第一反应就是“心凉”,第一想法就是“倒霉”——“这活儿怎么又被摊到了我头上!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
第二种是“麻木型”,也可以说是“无所谓型”“逆来顺受型”。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反正这活儿总要有人干,既然派下来了,又躲不掉、推不了,那就对付着干呗!”
第三种是“乐观型”,也可以叫“进取型”。在这类人眼里,给任务就是给信任、给机会,是得到了锻炼的机会、表现的机会,从而迅速点燃战斗的激情,进入“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状态。他们为了争取机会,还常常主动请缨、毛遂自荐。尽管写材料很苦、很累、很熬人,但他们“吃苦不怕苦,受累不喊累,经熬不煎熬”,总是“痛并快乐着”,而且越写越有味道,越写越觉得自己有成就感、获得感。
心态决定状态。被“摊”上写,叫“挨写”;被“派”去写,叫“让写”;被“挑”中写,叫“得写”。三种心态,自然会有三种状态、三种结果、三种命运。
我所说的“奴”,与能力无关,主要指有前两种心态的人,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被工作”的状态,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对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是应付着来,就是对付着干,指望这样的人出效率、出质量,简直是天方夜谭。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终日被文字工作“困”在岗位上、“捆”在凳子上的人,不也是“奴”吗?当然不是!有的人,尽管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爬格子,单位离不开,工作脱不开,身体不自由,但他们却常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游八荒,心灵是自由的,工作状态也是自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哪怕是天天伏案工作、日日笔耕不辍,只要处于这样一种自由自觉的工作状态,就是精神高贵的“人”,而不是地位卑下的“奴”。所以,所谓的“奴”,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存状态,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个人心态,是一种“心为形役”的“囧”态。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徒”,指的是那些刚进机关、经验不足、笔力不够、笔法青涩却又很有学习热情的人。在企业里,通常管这类人叫做“学徒工”,他们需要老师傅的“传帮带”,需要在别人的指点下学着干。“不会就学”,这是机关新人经常被告知的一句话。“不会”是正常的,因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唐·韩愈《师说》)。“就学”,同样是一种自愿自觉的态度,有这种态度而缺乏能力的人可以称为“徒”,没有这种态度的还是“奴”。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工”,指的是那些只懂得按样稿、按套路去写,写出来的材料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缺乏鲜活感创造性的人。这类人,写材料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总是能按时完成任务,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质量平平。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写材料,而是在按照严密的工序组装材料,采用标准的模具制作材料。古人说:“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唐·孙樵《与友人论文书》)有的人,根本达不到辞高意深的水平,却舍本逐末地追求语言的新奇、架构的工整,僵化刻板的文风束缚了思想的自由、文笔的自由,习惯于这种写法的人也属于“工”。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匠”,指的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法,在文字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这类人,常常被称作“文字匠”“刀笔匠”。现在,我们习惯于把“工匠”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来用。但在古代,“工”与“匠”有着严格的区分,而且两者的地位与今天的看法还不一样,刚好是相反的。比如:元朝的时候,政府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把人民分为十级,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妓、九儒、十丐。”这里面,“工”比“匠”高一级,“工”属于高级技术人员,“匠”属于低级技术人员。到了现代,一般认为“工”是劳动者,“匠”是手艺人,是有技艺的劳动者。说得通俗点儿,“匠”是专业的,“工”是打杂的。比如:大伙儿一起盖房子,搬砖的、和泥的是“工”,砌墙的、抹灰是“匠”。这里,我们不讨论哪种看法更准确,还是按照七个层次的顺序,把注意力集中到“匠”的内涵和表现上。
谈到“匠”,有一个热词叫“工匠精神”。2016年3月,这个词首次登上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随着媒体热炒,成为实打实的高频词。当时,李克强总理是这样讲的:“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把这句话的要义引申到文字工作中,说明“匠”以精品文章为追求,以精益求精为特质,他们的劳动既有个性又有创造性,完全有可能做到“一招鲜,吃遍天”。如果把工人的组装看作是简单劳动,那么匠人的创造则是复杂劳动,技术含量明显增加。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师”,指的是那些在写作上有能力、有经验又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古人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所以,要称得上“师”,不仅自己在写作上要有真功夫,愿意教别人怎样写文章,还要有高尚的品德,能够教别人怎样做人。现实中,有些人自己倒是挺能写,可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对自己的绝活儿总是藏着掖着,奉为不传之秘;还有的人把欲望当理想、把圆滑当成熟、把见风使舵当人情练达、把溜须拍马当讲政治,写出来的文章哪怕再高明、再漂亮,却没有一个文人应有的风骨,这样的人是称不上“师”的。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家”,指的是那些在写材料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有较高声望的人。“家”字作何解?就是“有房有猪”。对机关文字工作者来说,就是有写作理论上的架构,也有一批深受其影响并甘愿追随的“粉丝”。有人戏言,为什么“家”的含义不是“有房有牛”?因为猪的繁殖能力更强。真正的写作大家,必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门下高徒无数,大道惠人无数。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圣”,指的是那些已经不是在用笔写材料、完全超越超脱于“写”的人。有人说,“圣”是精通事理、通达万物;也有人说,“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我觉得,这样的定位都太低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因为没见过也见不着。但我想,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必定是丝毫不考虑“怎么写”,全部心思都放在“写什么”上,然而写出来的文章却浑然天成,而且字字关乎道义、句句都是真理、篇篇都是精品。实际上,他们写的不是文章,而是经世济国的思想、民胞物与的情怀、俯仰无愧的境界;他们做的,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工作,而是在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北宋·张载《张子语录》)的使命。这样的人,恐怕千古难遇,但毛泽东肯定是这样的人。
一名合格的机关干部,必须学会拿笔杆。不吃文字工作这碗饭的业务干部,最起码也应该成为“匠”;至于那些秀才、文秘、笔杆子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向着“师”“家”乃至“圣”奋笔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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