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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
苏轼(1036-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出生日
1037年1月8日
中文名:苏轼
期:
su shi 外文名:
逝世日
1101年8月24日
苏子瞻、苏东期:
别名:
坡
职业:
官员、文学家、画家、书法家
国籍:
中国北宋
主要成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
民族:
汉
就:
出生地:四川眉山
代表作《赤壁赋》《石钟山记》《饮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娇·赤
品:
壁怀古》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苏轼[1](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与欧阳修合称“欧苏”,与辛弃疾合称“苏辛”。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2]。《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3] 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姓名:苏轼
字:子瞻、和仲
号:东坡居士 家乡:四川眉山
所处朝代:北宋
诗歌类型:宋词、宋诗
代表作品:《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
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政论家。
宋四家苏轼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 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儋州(古名单耳)(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为古代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卓越的贡献。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苏轼诗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文化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
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
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
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
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
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
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
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词句
1.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
2.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3.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4.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蝶恋花》
5.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6.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7.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8.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9.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江城子》
1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12.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
13.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14.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16.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
17.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阳关曲》
19.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20.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24.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25.人生如梦,一尊(通“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2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
27.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
诗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春夜》
3.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6.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游金山寺》
7.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
12.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
13.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15.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
16、[8]请的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半月泉苏轼、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苏固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 》
17.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18.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19.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登表海亭》
文句
1.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晁错论》
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葕交横,盖竹柏影也。《记承天寺夜游》
3.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前)赤壁赋》
4.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
苏辙在为其兄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中称苏轼“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9]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
晁无咎:
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徐度:
(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却扫篇》)
宋孝宗在为东坡文集所写的《御制文集序》中:称扬他“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
在《跋东坡帖》中亦云:“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
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海绡说词》
王国维: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朱依真:
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
蔡嵩云:
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
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笤溪渔隐丛话》)
王水照:“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我首先关注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轼是宋代最大的诗人,但是钱钟书先生除了在《宋诗选注》里给他写了个小传,《容安馆札记》里没有专门的读苏条目,而在《中文笔记》中却发现了多处评论苏轼的批注。比如他评竟陵派谭元春《东坡诗选》十二卷,谭友夏提出,当时有人认为“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而他认为“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如何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钱先生批道:“议论好。乃谓东坡之诗太尽也,自是的评。”之后,又引了许多古人的评论。钱先生这段批语,实际上牵涉到苏轼以文为诗的问题。我们一定对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谈苏轼诗歌的比喻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他谈苏轼《百步洪》中的“博喻”,比之如车轮战,让人应接不暇。这是从正面的修辞效果来说的。从反面来说,也就是“尽”,不留余地,这实是散文的写法。在《中文笔记》中,钱先生还对苏诗进行了一些考辨,也多有收获。”[10] 编辑本段轶闻
东坡凉粉
相传北宋时期,大文学家苏东坡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签书判官时,于凤翔东湖避暑,炎炎夏日无清凉爽口之物下肚,特命人取滨豆(也称作小扁豆)研磨成粉,熬制成糊状,盛入石头器皿中待其冷却后,切成条状,配以盐醋辣椒等佐料凉拌,因其口感爽、滑、并有清凉解暑之功效,之后流传与凤翔民间。后人为纪念他称其为“东坡凉粉”并流传至今。
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
(一)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这一次,佛印又吃了哑巴亏。
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
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二)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三)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住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 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苏轼生平简介
【概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 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
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苏轼的父亲苏洵,为子取名,深有讲究。大儿子名“轼”。他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也即车后的横木,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没有它,虽然卖相会难看一点,但毕竟不要紧。苏轼从小生性旷达,其父告诫他要像“轼”那样放低身段,注意“外饰”,而不要自以为是,锋芒毕露。(见《名二子说》)巧妙地借名字作发挥,对儿子进行了为人处事方面的教诲。观苏轼生平,于党争中不知自保,落得一生坎坷,种种情形,竟与苏洵当初所料者全同。
少 年 启 蒙
苏轼少年聪慧,读了不少书,这与其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苏轼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一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果敢仁慈。一日,带着十多岁的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很多权贵,后被人诬告,判死刑。临行前与其母告别,说:儿子不能进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悲伤。范滂的母亲回答:“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对母亲说:“我长大后希望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这就是苏轼的母亲对儿子的潜移默化,以身作则,苏轼一辈子,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眼里揉不进沙子。
小苏轼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
“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被传为佳谈。
应试及第
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殿试时,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深得仁宗皇帝的心,被评为翰林学士。嘉佑二年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家父子三人在京,赶紧回乡料理丧事。
嘉佑四年,母丧期满,父子三人再度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是年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出任凤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是令人起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
熙宁七年(1074),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密州出猎>等流传于世。
乌台诗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流 放 黄 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的低谷,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圣地。苏轼在长江边吟出了响彻千古的如 <前赤壁赋>,<念奴娇儋州。生活虽然凄苦,但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永存诗人心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苏轼本人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
七月十八日,(临终前十天)苏轼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你们不要哭泣。”(吾生无恶,死必不堕,慎无哭泣以怛化。)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沧桑。66年的岁月里,或许波澜重重,或许生活窘困,苏轼始终未曾因而颓唐丧志,一直坚强的活下去。而最难得的,应属他始终保有,那颗温柔细腻的诗人心。
苏轼的三位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
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三万株,时光无言,结发之情自在极深处。又过了十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苏轼被贬在山东密州任知州。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来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十年之后,那短松岗的松涛阵阵,也在代词人一哭,而王弗依旧清秀端庄,聪敏娴静,在词人的记忆里于轩窗下梳妆。词能感人也是因为是心灵的恣情一恸,惟其是恸,方显深挚,方显深厚,方能千古共记这份情重。
这首词九百多年来,在不同的朝代都一直被广为传诵着,也是文学史上众多悼亡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首。那种沉痛深切的情感,让后人无限感慨!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 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美如春园,目似晨曦”的王朝云,是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原本是苏轼的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比苏轼小二十六岁。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 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据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常唱《蝶恋花》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如今已成为名胜。
多情的苏轼已走远,那个在月下单衣试酒的他,携人生的一肩风霜任云卷云舒,那个醉卧溪云琴岗的他,拂心灵的一襟悲喜对花落花开,清夜无尘,真情有声,在他的生命和诗篇里回响。
生平简 介 各位亲朋、各位来宾,同志们:
意外遭际实堪伤,致使英魂返故乡。春寒料峭祭亡灵,泪雨纷飞痛断肠。我们将永远铭记着2012年2月26日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大荔县质监站退休干部,优秀建筑工作者王新生同志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寄托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在此,我谨代表大荔县质监站全体干部职工向王新生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向王新生同志的亲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王新生同志的一生,是不懈努力,追求进步的一生;
勤勤恳恳,克己为人的一生。他于1939年7月5日出生在大荔县石槽乡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如火如荼的时代,勤诚厚朴的民风,尚礼崇德的家庭教育,涵养了他勤勉自强、正直勇敢的品格,坚定了他爱党爱国,奉献社会的人生理想。王新生同志于1961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6年8月至1986年12月,在陕西省第四建筑公司工作;
1987年1月至1988年12月,在渭南洛惠局工作;
1989年1月至1990年1月,在大荔县设计室工作;
1990年2月至1996年6月,在大荔县建筑公司工作;
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
在大荔县质监站工作;
2000年8月退休。
王新生同志很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把这份爱寄托于自己的工作。从走上建筑工程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把潜心本职工作,服务地方建设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期间,王新生同志主要承担施工业务,为业务总负责人,多次获得“建筑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参与编写《现浇与预制装配相结
合的框架结构施工技术》一书,在“建筑科技”等杂志发表论文十篇,其主要成果录入《大荔县志》科技成果篇。王新生同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都称赞他的吃苦耐劳,他的宽厚,他的善良。王新生同志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从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这路很长,但王新生同志凭着坚韧的毅力走过来了。即使在退休后,他仍克服各种困难,为城乡建设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七十余年人生路,他风雨兼程,顶天立地。他奋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精彩了一生。
王新生同志十分重视个人修养,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志、乡邻以让为先,关爱有加。对家庭,他是一位真正负责任的人。作为儿子,他忠孝双全,堪为表率;
作为丈夫,他与妻子相扶相携,共历风雨;
作为父亲,他教女有方,宽严适度,为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无尽的心血。现在,令我们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新生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悲伤不是他希望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的精神。就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瞩目这颗闪亮的流星,来纪念这位如夏花之灿烂,如秋叶之静美的长者,但愿每一个睹物思人的瞬间,不是生者的悲痛,而是逝者的安慰。
王新生同志,安息吧!
唐宋诗词鉴赏
学院:机电学院 学号:09223083 姓名:元万达 班级:0913班
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作品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
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
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
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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