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邢仁甫冤案,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邢仁甫冤案5篇
谭甫仁夫妇被杀案纪实
编者按：1970年12月17 日凌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在自己的住宅中被害，一起被害的还有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幸遇害的我党我军职务最高的干部。此事震动了中共中央，也引起世人的惊愕，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中，加之历时8年的破案工作始终处在高度的封闭状态，给这起惨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至出现了一些取材于该却完全背离历史事实的文学作品，出现了绘声绘色却不足为凭的种种传闻。
谭甫仁夫妇缘何被杀?凶手究竟何人?抱有什么样的企图?本刊独家发表由谭甫仁秘书王克学同志口述的案情内幕，以正视听。
我是在1966年3月份开始给谭甫仁当秘书的，后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协助他处理日常政务，陪他度过了他生命历程的最后5年。他被害后，我是侦破这个案子的专察组成员之一，主管材料工作。我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当事人的角度首次披露谭甫仁被杀案的来龙去脉。我谨将下面的陈述，权当一束鲜花、一瓣心香，敬慰谭甫仁的在天之灵。
谭甫仁夫妇血溅官邸，017专案组迅速成立，投入了紧张的破案工作
让时间退回到1970年12月16日夜里。那天我很晚才休息。17日凌晨5时刚过，酣睡中的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我拿起话筒，便听见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电话中急促地说：“王主任，谭政委家出事了!赶快去！”电话是这么紧急，我来不及细问，就放下话筒，穿上衣服，边走边扣钮子，在楼梯上遇到了甫汉（军区党办副主任），我们一起急忙向谭家走去。谭甫仁住在军区大院中部偏南的32号院。这是一幢解放前盖的住宅，一楼一底，楼的后面是一排平房。院子的大门前面是马路。院子围墙外，右边是空地；
左边和后边是另外两个院落。我住在42号院（即在32号院左边的院落），两院只有一墙之隔，中间虽设有一小门，可以相通，但平时都锁着，只是谭家的老保姆有时偶尔打开外门，到42号院来玩。其他人是不走也不能走这道小门的，我们出了42号院，不到两分钟就到了32号院。一到门口，看到平时紧闭的铁门竟是敞开着的。路灯和住宅楼的照明灯全部亮着。院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令人毛骨悚然，连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样，初冬的寒气从肩膀袭到脚跟。我屏着气，走进一楼客厅，一进门，就看见谭甫仁仰面躺在血泊中，身着汗衫和裤头，满脸是血。我大声喊：“谭政委，谓政委!”谭毫无反应。我又大声叫：“小李（警卫员李洪亮）小李！”无人答应。我立即转身出客厅找警卫员李洪亮，他没在宿舍。我又到院门口警卫室找人，叫了几声，没人答应，便推开门，警卫班的两名战士还在睡大觉。他们睡眼惺忪。我问：“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回答：“不知道。”我没好气地说：“你们睡死了！”这时，警卫员小李从厕所里钻了出来。接着，王兆玉（王里岩的妹夫，原为八一篮球队队员，后提为教练，时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科秘书）、周兴（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郭新（昆明警备区司令员）等，闻讯先后赶到谭家。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谭甫仁送医院，越快越好。甫汉找来了谭甫仁的专车司机鲍师傅。我和王兆玉把谭甫仁抬到车上。汽车刚发动，甫汉在楼上喊道：“等一下，王里岩也要送医院！”这说明王里岩也受伤在楼上。伤势如何，尚不清楚。车子已坐不下，我说：“赶快另外要车，我们先走。”小轿车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军区总医院。其时正 6点。不一会儿，王里岩也被送到军区总医院。伤者被抬到急诊室，值班医生立即进行紧急处理。谭甫仁的大女儿谭一丹（在军区总医院工作）以及院长王玉书、政委张余庆、医务处主任等，很快来到了谭、王的身边，组织抢救。我在医院呆了一会儿，便返回党办。到了党办，邹贤玉向我报告了他给我打电话报案的前后情况。他说，5时刚过，他先接到一位女同志的电话说：“32号院有事，请陈（永柱）秘书、汪（毅然）秘书去一下。”这个电话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后来查明，这是吴小红打的电话）。邹贤玉刚放下话筒，又接到警卫员小李打来的电话，其在电话中说：“政委被人枪打了！”邹贤玉问：“到底怎么回事?”小李又重复了一遍。小李的电话虽然显得语无伦次，但问题的实质，还是说清楚了。邹贤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先后给党办秘书陈永柱（他当时负责谭甫仁的生活起居事务），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军区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刘春山，以及军区副政委雷起云，军区保卫部和作战部等人员和部门打了电话，通报了上述情况。作战部接到邹贤玉的电话后，立即向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参谋长赵润溥报告（当时，参谋长崔建功在外“支左”）。赵润溥当机立断，通过作战部命令警卫营对军区大院进行封锁，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出大院，并严密保护现场。与此同时，邹贤玉及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报告了情况。
在我和邹贤玉谈情况的时候，周兴来到党办。他指示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议。邹贤玉迅速用电话通知各位常委。
在开常委会前，即7时左右，周兴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在家里遭暗杀，伤势很严重。周总理指示：“1.要组织抢救；
2．案子很可能是内部的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
3．成立专案组，由你直接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接着，周兴又给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打电话，报告了谭甫仁及其夫人被害的情况。黄永胜在电话中指示；
“抓紧抢救，北京总医院将很快派人去。”接着，开常委会。除常委外，司、政、后三大部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当时，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北京住301医院；
副司令员鲁瑞林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因此，他俩都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周兴主持。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被暗杀事件，然后传达了周总理以及黄永胜的指示。常委们都是身经百故的将军，但对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这样罕见的恶性案件，仍然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主要是周兴说。他提出：除了责成军区总医院进行全力抢救外，还应当：1．抓紧破案，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查找蛛丝马迹；
2．查枪、验枪；
3．找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4．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为副组长。成员有：司令部副参谋长赵润溥、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日常具体工作，由蔡顺礼负责。对这四条，大家都没有意见，算通过。这次常委会议意见空前统一，开得异常简短。常委会议结束时，天刚亮。
常委会议结束后，017专案组马上召开会议，研究了工作方针、原则和步骤，并进行了分工，立即开展工作。常委会的四条决定，由各级领导负责，迅速传达到全军区、全省各地。破案工作紧张而有领导地进行着。
公安部派来的同志，很快赶到昆明，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军区总医院方面，为抢救谭甫仁和王里岩竭尽全力。王里岩两眉之间中一弹，子弹从后脑射出。可以想见，这是致命的一枪，据甫汉讲，他上楼见到王里岩倒在卧室门口的血泊中。实际上，她当场就离开了人世，抢救自然没有效果。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
一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入院时，第一次量血压，没有血压，过了一会量，有一点血压，以后再也量不出血压了。腹腔积满了血，肚子涨得很大，只好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来，又打开胸腔，采用人工方法，由几位医生轮流直接在心脏上按摩，但都没有效果。当天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乘专机到达昆明。他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察看了谭甫仁和王里岩的伤情，并肯定了军区总医院所采取的各项抢救措施。抢救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但终因伤势太重，挽回其性命已经无望。鲁教授同意停止抢救。接着，院方进行了后事处理。有关工作人员给他们梳洗、净身、更衣。在医院的病房里，临时设了个灵堂。谭甫仁、王里岩夫妻的遗体并排安放在铺着白布的病床上。他们像睡着了一样，面容是那样的安详。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曾驰骋沙场的战将，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却在和平年代死于凶手的黑枪。从18日起，到20日火化，三天时间里，工农商学兵各界到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对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被害，深感悲痛和惋惜；
对凶手的罪行，十分愤慨，以至发出“天下惨烈宁有此，英雄结局竟如斯”的慨叹。18日，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从北京回昆明后，即到医院向谭、王遗体告别。他对我说：黄永胜告诉他，中央已决定由王必成主持军区工作，任司令员。正式文字命令随后下达。
谭甫仁、王里岩遗体，于20日送到昆明跑马山火葬场火化。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联合举行追悼大会。会场设在国防剧院。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昆明各界1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日，新华社发了一条400多字的消息，标题是：“谭甫仁同志逝世”。第二天，《云南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报道中说谭甫仁于18日逝世是不确切的。实际是17日逝世。
各地陆续给017专案组报来许多异常情况，其中一个小女孩提供的线索对侦破案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军区常委会议的精神往下传达之后，各单位、各地陆续给017专案组报来了许多异常情况，例如：某监狱犯人越狱逃跑啦；
某单位抓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啦；
边境某地边民外逃啦；
某单位枪支被盗啦；
某单位某职工失踪啦；
军区司令部食堂养的一条看门狗，头天不见了啦；
等等。但经梳理排除，大多与本案无涉。但下列几个情况，至关重要，引起了 017专案组的注意。
（一）凶手是个穿军衣的人。案发的那天夜里，住在32号院的共有7人，除谭甫仁夫妇外，还有：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睡在楼下客厅旁的一间房子里；
未婚儿媳吴小红，睡在楼上王里岩隔壁的一间房间里；
警卫员小李睡在客厅斜对面的一小间房子里；
另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睡在院子门卫室。据他们自己谈的情况是：警卫员小李，原为勤务兵，不久前才改做警卫员，未经过严格的警卫业务训练，听见枪声，竟不敢出来。凶手跳墙跑掉了，没有声响后才出来，给邹贤玉打电话，报告情况，尔后又钻进厕所里躲起来。门卫室的两名战士，已如上述，是我把他们叫起来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惟一一个看见凶手，目睹凶手向谭甫仁开枪而且可以作证的是王文莹。据王文莹提供，5点钟左右，她听到楼上有人说话，声音很大，吵吵嚷嚷的，听不清完整的意思。只听见王里岩说：“你怎么这时候来了?”还听见好像互相扭打的声音。她以为是谭甫仁老两口在争吵，正准备上楼去，只见谭甫仁披着军棉衣下楼，这时，楼上传来枪声。王文莹问：“什么事?”谭甫仁答：“我也不知道。”即径出客厅，向警卫员宿舍门口走去。王文莹紧跟其后。凶手快步从楼梯冲下来，一把推开王文莹，追到警卫员宿舍门口，向谭甫仁开两枪，谭甫仁仍继续沿走廊往前走，凶手追上又开一枪，谭甫仁应声倒下。凶手见谭甫仁已中弹，慌忙爬上围墙逃走了。凶手逃跑后，王文莹和吴小红把谭甫仁抬回客厅。是吴小红首先给党办值班秘书邹贤玉打电话报的案。王文莹看见凶手身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三四十岁，嗓音沙哑。
（二）凶手穿的是解放胶鞋。现场勘察的情况表明：凶手是从院子北边翻墙进来的，借助墙边的一只三条腿的木椅子爬上围墙（这只烂木椅原来摆在大院开水炉旁边，显然是凶手从那里搬过来的），然后从厕所进入院内。客厅的门、谭甫仁两口子卧室的门均没有锁（钥匙插在锁孔里）。凶手进入客厅，然后上楼，直奔谭甫仁卧室。谭甫仁的卧室是个套间，王里岩睡一间，谭甫仁睡一间，有门可通。两间卧室各有门通楼梯。凶手首先进入的是王里岩的卧室，不见谭甫仁，即往套间（谭甫仁卧室）走。此时，王里岩挡着他，不让他进。因此，楼下的王文莹才听到楼上争吵的声音。凶手在行动受阻的情况下，向王里岩开枪。这工夫，凶手已知道谭甫仁就在里屋，否则，王里岩不会那么坚决不准他进去。王里岩倒下后，凶手即进入谭甫仁的卧室，却不见了谭甫仁。凶手显然判定谭甫仁下了楼，随即冲下楼来。凶手行凶后，从进入路线翻墙逃跑。根据情况判断，凶手从翻墙入院作案到翻墙逃逸，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分钟。在凶手往下跳时，正好墙根处有一个白底朝天的皮鞋纸盒，凶手有一只脚踩在了鞋盒上，留下了清晰的鞋印。经检验，凶手穿的是解放胶鞋。在王里岩倒下处的门框上，也取到了凶手的指印。
（三）凶手用的是59式手枪。在现场拣到4颗子弹壳，是从一支手枪中发射出来的。经检验，凶手杀人用的是59式军用手枪。
（四）保卫部丢了两支手枪。根据017专案组的要求，军内外全面开展了验枪工作。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是重点。验枪的内容，一是清点数量，看少了没有；
二是检查使用过没有。并要求把查验59式手枪放在突出位置，一查到底。可是，在各单位紧张地查枪验枪的时候，军区保卫部却投有查验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枪支。直到12月25日（也即布置查验枪支后的第九天），该部王庆和副部长要用枪时，才发现枪不见了。经查，军区保卫部有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冀而飞。这两支枪及20发子弹，原来存放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里面。凶手使用的手枪与丢失的手枪是同一类型，专案组对此高度重视，责属保卫部加紧寻找。经过几天翻箱倒柜的查找，没有下落。保卫部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也说不清枪的去向。在追逼之下，他说，是他自己把这两支枪和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去了。不久，他翻了供，一口咬定他没有拿保险柜里的枪。为防万一，专案组还是立即派人去湖南，找到了袁孔祥所说的他的老乡，证实根本没有此事。
（五）小孩提供的重要线索。住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区的一位干部的8岁小孩马苏红提供：17日早，天没亮，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有个人推门进来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里?”小孩说：“住楼上。”此人就上楼去了。马苏红隐约看见来人是个大个子，胖胖的，脸圆圆的。与此同时，陈汉中的妻子提供：17日5时左右，有个男人推门进来（门没有上锁），问陈汉中在不在家?陈汉中妻子回答：“没在家。到上海出差了。”那人听后就转身走了。她还提供：那人说话声音沙哑，瓮声瓮气的。很显然，从时间及人的外形看，马苏红和陈汉中妻子说的是同一个人，而和王文莹见到的凶手外形一致，与案发时间也大体吻合。专案组研究后认为，这是收集到的所有线索中最为重要的线索，决定进一步向马苏红作调查。马苏红经过认真回忆，终于在12月30日想起，那天早上来打听陈汉中住处的人是“东昆的爸爸”。并说，如见了面，能认得出来。专案组找来一张有“东昆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他认，他很快地指着其中一个人说：“就是他。他就是东昆的爸爸。那天早上来找我的，就是这个叔叔。”
这个“东昆的爸爸”即是保卫部的一个干部，名叫王自正。王自正，原为军区保卫部保密员，提为副科长后，尚未到职，因其有重大历史问题，被关在昆明市西坝军区联络部原俘虏管理所，正接受审查。这里是军区政治部专案组，有五六个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王自正是其中之一。陈汉中是此专案组的负责人。
为了证实小孩提供的线索，军区政治部有关人员于12月31日中午，领着马苏红到关押王自正的西坝俘管所指认。安排小孩在暗处，让他看一看院子里的人当中，有没有那天夜里找他的那个人。小孩看了一会儿，指着王自正说：“就是他！”这时，王自正也发现了小孩，他神色慌张地转过身去，快步走到另一个地方，力图避开小孩的视线。这就完全可以肯定王自正在17日早上从俘管所出来过，而且到了军区政治部家属区。
凶手王自正在察觉到事情已败露时，企图越狱潜逃。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举枪自杀
虽然王自正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还缺少物证。景儒林怀疑：王自正被隔离审查，院子里昼夜有哨兵站岗，他怎能跑出来作案?为了取得物证，017专案组研究后，蔡顺礼决定派谢新锷（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带公安部派来的同志以及军区保卫部的科长何风毓、副科长李伯志去西坝俘管所，提取王自正的指纹、鞋印。孟肖野提议先把王自正铐起来，谢新锷表示同意，因而向蔡顺礼提出，但被蔡否定了。谢新锷一行便于12月31日晚到西坝俘管所，先听取军区政治部专案组负责人陈汉中的汇报。陈汉中在汇报中，谈了几个重要情况：
第一，12月17日早上，大家正起床，哨兵换完岗。刚上班的战士喊王自正起床。王自正从院子里的公共厕所里发出答声。哨兵问：“王自正，你干什么?”王自正回答：“拉肚子，上厕所。”“为什么不请假?”“我向上一班的哨兵请的假。”（这是王自正说的谎话。）哨兵只见王自正双手捂着肚子，很痛苦的样子，回宿舍去了。
第二，自从案发后，王白正神情一直很紧张，坐立不安，不时探头窗外，观察动静，和平时表现大不相同。
第三，当王自正看到12月24日报上刊登的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笑了起来。
第四，今天（12月31日），王自正忽然失声痛哭，说：“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锷听了陈汉中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既不敢按原计划执行，又不敢擅作主张，遂派两位同志回军区请示。回来的人在军区大院门口受阻（当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军区大院不准出入），耽误了一段时间。等到了017专案组，蔡顺礼已休息。专案组的其他负责人听了汇报，指示“按原计划执行”。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
原计划，把王自正叫到食堂按手印，同时在他的住处取鞋印。当时，陈汉中、李伯志、何凤毓三人去叫王自正。陈、李进入王自正的宿舍，何站在门外。王自正正在睡觉。不难想像，自从谢新锷等人来到俘管所后，王自正心里自然明白其用意，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
“王自正，起来，到饭堂一趟，有事。”陈汉中进入王自正宿舍后，轻描淡写地说。这在王自正听来，自属字字千钧。王自正慢腾腾地翻身起床，接着穿衣服。要穿鞋子的时候，王自正问：“穿哪双鞋子?”这是试探。因为他知道，他作案时穿的是解放胶鞋。假若对方说“随便”，他就可以放心了。但他得到的答复是“穿皮鞋”。这时，他绝望了。他依然是慢腾腾、磨磨蹭蹭的样子，坐在床上，把皮鞋穿上，然后弯下腰系鞋带。陈汉中、李伯志二人，就站在王自正的面前。王自正系完鞋带，突然，说时迟那时快，一反手从被窝里摸出了一支59式手枪，陈汉中、李伯志猝不及防。王自正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李伯志腹部，李当即倒地。第二枪擦伤陈汉中右手。王自正立即夺门而出。这时，警卫班的战士听到了枪声，纷纷包围过来。王自正向院子的南边狂奔。到了南围墙下，他已无路可逃，即举枪自杀，头部中弹，脑浆飞溅，当场毙命。
事情发生后，我是深夜12点接到电话的。我和检验组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取了王自正的手印和鞋印。第二天，对王自正的指印、鞋印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发案现场取到的指印、鞋印，和王自正的指印、鞋印的特征完全一致。我看了这些检验结果的片子以后，深感现代侦破技术实在令人叹服。王文莹在现场看见的凶手的相貌、衣着，和王自正的也完全一致。毫无疑问，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就是王自正。
但是，结论还有证据不足的地方。因为，检验结果表明，王自正用以自杀的那支59式军用手枪，确是军区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枪当中的一支。经过射击检验，这支枪却不是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那支枪。弹头摩擦的痕迹，以及撞针撞击弹壳的部位和在现场拣到的弹头、弹壳是不相同的。现在的问题是：杀害谭、王的那支手枪究竟在哪里?经专案组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凶犯作案以后，丢弃了手枪或把手枪隐藏在什么地方；
二是手枪仍在同伙手中（如果有同伙的话）。根据以上分析，专案组的几个同志，沿着军区政治部家属区到西坝俘管所的路线（也即凶手作案后返回被关押处可能走的路线）走了一趟，察看那支手枪可能丢弃的地点。经过反复地察看、分析，大家认为，就沿路的情况看，凶手把枪支丢弃在西坝俘管所院内南围墙下的厕所内的可能性最大。据分析，凶犯出入俘管所都是从这个厕所旁边的南围墙翻进翻出的。于是，便组织有关人员淘厕所。把厕所内的粪便、淤泥、杂物全部挖了出来，堆在厕所门口的菜地里。厕所是淘空了，然而却不见手枪的踪影!过了不久，有关人员给蔬菜施肥，扒开了从厕所里淘出的粪土堆，在打碎粪块时，发现了一支手枪。经检验，凶犯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正是用的这支手枪。可以想见，这支手枪是凶犯杀人后，返回俘管所时丢进厕所的。至此，军区保卫部丢失的两支59式军用手枪和20颗子弹，全部有了下落，破案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检查凶手王自正遗物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笔记本。笔记本上的字迹歪七扭八，语句很不连贯，给人以乱糟糟的感觉。经过专案组潘钧等同志逐字逐句、甚至逐笔画的辨读，发现里面记有凶手王自正被隔离后的思想状况，作案的原因、目的、对象，等等。凶手王自正的罪恶意图，在笔记中写得一清二楚。
实际上，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即有企图潜出俘管所的思想。隔离后的第三天，王自正给妻子写了3封联络信。信从窗口丢出院子外边。有两封信被小学生拣到，交到军区保卫部。信中称：关在西坝俘管所，从外边数第三个窗口，上面有一个葵花牌牙膏盒，白天来捅掉，晚上在厕所后墙边见面。西坝专案组审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想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次，深更半夜，王自正去推专门负责看管他的政保队员宿舍的门，被哨兵发觉，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想交代材料。事后，西坝专案组没收了他的3本笔记本。即是说，此物是在王自正作案前就被西坝专案组拿到手了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笔记本，由于看的人不认真，当时竟什么名堂也没有看出来!并且说：“没什么，写得乱七八糟的。”
被国民党特务封为“反共义士”的王自正，原来是一个曾经参与杀害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刽子手
谭甫仁、王里岩夫妇的惨案发生后，上上下下严格保密，致使到了今天，世人还不甚了了。但是，国民党特务还是很快地得到了情报。他们喜出望外，立即把王自正引为同类，将其封为“反共义士”，褒奖有加。在凶手王自正自杀后不久，他们就在报纸上发布了“云南匪酋谭甫仁最近被反共义士王自正击毙”的消息。
那么，凶手王自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混进革命队伍时，改为现名，河南省内黄县人，富农出身。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王志政的一个堂兄带领还乡团，对农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枪杀了我武拐村一名村武委会主任。王志政参加了这次杀人行动。后来，国民党军队撤退，王志政也随即逃逸，且在外地改名混入我军。他在部队编造历史，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从战士提为干部，后来调到军区保卫部任保密员，可谓一帆风顺。1970年初，被提升为该部保卫科副科长，尚未到职，又调文山军分区任保卫科长（军区机关的副科长与军分区机关科长为同级平调），尚未赴任，即被隔离审查。他虽然挂了几天副科长、科长的名，但是，实际上在隔离审查之前，仍是个保密员。
王自正平时很少和家乡亲人通信，偶尔通信，也是语焉不详。“文革”中搞“清理阶级队伍”，他家乡的群众揭露当年还乡团的罪恶，把王自正参与杀害我武拐村武委会主任的事也抖了出来。他们要把材料寄给王自正所在单位，可是不知道地址。王自正做贼心虚，“文革”期间，给老家写信，说他已复员到龙陵县城关镇东方红大队。“文革”“清队”一开始，王自正又给老家发了份电报，称他已转业到个旧锡矿五队工作。家乡政府了解到此情况后，立即把检举材料发给“个旧锡矿五队”。实际上个旧锡矿并没有这样一个五队。但个旧锡矿革委会看了检举材料，还是把它作为清队线索，刊登在内部通报上，发给矿山各单位。个旧锡矿既没有这么个队，更没有王自正这么个人，检举自然石沉大海。可是家乡政府不甘心。经查，得知王自正以前通信曾用过昆明靖国新村50号这个地址。就按此地址给王自正写信联系。不久，信被退回。原来，靖国新村被分成两部分，军区政治部宿舍大院内有个50号，大院外也有个50号。王自正住在大院内的50号。邮局把信投到大院外的50号，结果“查无此人，退回原处”。
1970年4月，其家乡政府干脆把检举信发给云南省革委会，信被转到省革委会人保组。当时，军区保卫部的科长何凤毓正在人保组支左，他看了检举信，说：“这是我们保卫部的王自正嘛!”他即把此信送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一民阅后又把此信送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军区政治部对地方政府的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认为王自正的历史问题严重，应当审查清楚。经军区领导同意，决定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接着，将其关到西坝俘管所的军区政治部专案组，让其交代问题。虽然军区政治部专案组由陈汉中负责，但王自正是保卫部的人，因此，景儒林直接管这个案子。在将王自正隔离之前，军区政治部曾派人到王的家乡进行“外调”。在调查的时候，王自正老家有人给王通风报信，说昆明来人调查“武拐的事”。王自正即派妻子回去，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在审查过程中，王自正对跟随其堂兄参与杀害村武委会主任一事供认不讳，但对他本人是否开了枪，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反反复复。王自正知道主犯在解放初已被我镇压，死无对证。他还提出开棺验尸的要求，说，如果死者身上有两个枪眼，就有他开的枪，如果只有一个枪眼，就不是他打的。不言而喻，人已死去20多年，这种“验尸”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在内部研究的会议上，景儒林虽曾表示同意验尸，但因其他同志反对，并未实行。由于王自正是否开枪问题定不下来，审查了 7个月结不了案。王自正自知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就产生了阶级报复的思想。他在笔记中写道：“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我一辈子完了!”他还写道：“我不能这样死；
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指杀人－－引者注）。”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后来又写“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接着，在笔记中写了一行涂涂改改的阿拉伯数码（后来查明，即保密室保险柜的密码锁号码）。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前还管着保密室，这是他靠记忆记下的密码锁号码。
王自正在笔记中，还设计了逃出俘管所的方法。他把在院子中站岗的哨兵值班顺序记录下来，谁什么时候值班，谁接谁的班，记得很详细。王自正对一个站岗的新战士很注意。他给这个新战士起了个外号，叫“小迷糊”，并特别写明；
“小迷糊一点钟上岗。”岗哨交接班时有漏洞：站完岗的人，要离开哨位，到宿舍叫接班的人。每次换哨至少空岗5分钟。这就给了凶手潜出潜入之隙。据此，可以判明：凶手王自正正是利用“小迷糊”上岗的时候，也即凌晨一至二时之间溜出西坝俘管所的。他先回了家，向老婆交代后事，呆一两个钟头，然后潜入军区大院和保卫部保密室，偷了枪，再翻墙入32号院作案。但是，凶手王自正是从何处潜入大院和保卫部的，永远是个谜了。因为，军区大院有3个门，军区办公楼2个门。这5个门岗的哨兵都说当日凌晨，没有异常的人出入，更没有发现凶手王自正进出（哨兵中有人认得王自正）。当然也不能排除哨兵怕牵连自己而不说实话的可能性。如果门岗哨兵所说属实，那么，凶手肯定是翻墙进入大院的。军区大院的围墙2米高，下决心爬，是可以爬进来的。但经专案组人员仔细勘察，又没发现围墙存在任何有人翻爬的痕迹。专案组分析认为：只要凶手王自正进了军区大院，那么他进入办公楼，不经门岗也可以。因为办公楼一楼四周的几个厕所玻璃窗、纱窗，全是坏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跳入厕所。而厕所的门自然永远是敞开着的。保卫部的保密室就在办公楼的三楼，保密室从来无人看守。半夜进入了办公大楼，就像进入无人之境。王自正对军区保卫部的枪支保管情况十分熟悉。保卫部保密室包铁皮的木门，暗锁这边门缝相当大，鸡毛掸的手柄都可以插进去。有人反映，王自正当保密员时，有一次忘了带钥匙，曾用苍蝇拍的把子捅开过保密室的门。而俘管所的人后来回忆，王自正有一天在菜地里劳动时，拣起一小节竹片放进自己的衣兜里。
017专案组派人拿竹片去试，果然不爽。王自正知道保险柜的钥匙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号码锁的号码他记得清楚。所以，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王自正进保卫部保密室盗枪，是没有疑问的。
侦破工作进行到了这种境地，虽然尚存在一些细节问题，但应该说，案子是破了。在破案中曾发生过一些失误，主要是：由于工作上的疏忽，使凶犯王自正第二次行凶伤人并且自杀得逞。专案组多数同志认为，此案的性质已经明确，它是一起阶级报复案，属亡命徒王自正个人作案。多数同志倾向于：就这个样子了，最多再将一些细节尽可能查清楚，就可以结案了。
但是，专案组有的领导则倾向于：案子还远没有破。他们断言；
这是一起集团作案案件。其根据是：第一，一个已经被关押起来的人，如此容易地越狱、偷枪、杀人，又如此容易地返回关押地隐蔽起来，如果没有同伙，是很难办到的；
第二，凶犯在笔记中所写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是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平心而论，这些分析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分析，没有真凭实据。如果慎重地进行调查，查到新的线索再深入下去，是应该的，否则就得适时结案。
凶手已经查出，案情已经查明，事情本该划上句号。但不幸的是，办案工作却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走上歧途，竟然拖延了8年之久
但破案工作却在“集团作案”和“派性掩护敌人”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走上了歧途。
“集团作案”的清查对象，军区保卫部当然首当其冲。作为保卫部门，特别是部领导，对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这样的惨案，是有责任的。坐下来，认真检讨，汲取血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但把他们作为“集团作案”的怀疑对象，却是没有根据的。
1971年初，总政保卫部在北京召集驻京单位保卫部长开会，要求昆明军区派人出席会议，把案情给会议介绍一下，让大家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工作，以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蔡顺礼副政委要景儒林去北京参加会议，但景儒林认为“无脸见人”而坚决不去。后来，蔡顺礼决定让我和景儒林一块去，并交代专案组的潘钧写份文字材料，以作为向会议介绍案情时的参考。景儒林勉强同意和我一起去北京。
景儒林是“三八式”干部，自尊心特强。自从凶手王自正自杀后，景儒林精神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他多次说：“凶手是保卫部的，枪是保卫部的，遭暗杀的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我这个部长无脸见人了。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他也这么说。到北京，他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请他在会议上介绍案情，他也不干，我只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期间，他情绪懊丧，一声不吭。我多次劝他：案子已发生，要很好地接受教训，集中精力把案子查清了结。至于你个人，该负多大责任，就负多大责任。现在不宜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这些话，他是很难听进去并加以正确理解的。保卫部长会议一完，我们就赶回昆明。
1971年春节刚过，改组后的专案组就在八公里步校开办学习班，对有关人员进行审查。保卫部的全体人员和原军区政治部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与被审查对象，都集中到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面，感到压力最大且难以过关的，无疑是作为保卫部长的景儒林。此刻，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他自怨自责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早上，他趁大家到食堂吃早餐的时间，用尼龙丝网兜，套往自己的脖子，自杀身亡。他的死，当然应由他本人负责，但当时的压力也实在是够大的。
017专案组的领导人，把本案与派性挂钩，费了很大力气查所谓派性掩护敌人。实际上没有查到、也不可能查到任何根据。景儒林有工作上的责任和失误，但他并没有包庇过王自正。王自正历史问题的审查是正常的。一个没有人证物证的20多年前的杀人案，审查了7个月未能结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属于正常现象。在收到王自正家乡政府检举信以前，不存在谁掩护王自正的问题；
在收到检举信以后，也没有人掩护过王自正。把本案跟某一派挂钩，是荒唐的。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蔡顺礼副政委被当时的中央隔离审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了名誉）。017专案组于1974年第二次改组，上面派来一位同志指导破案。这位同志从想像出发把本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挂钩，捕风捉影，要查出暗杀谭甫仁的凶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关系”。这种主观主义的先入为主的办案指导思想，同“派性掩护敌人”的指导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在事实面前碰壁。除了多伤害了一些无辜者外，没有获得任何一点新线索和新材料。到1978年6月017专案组撤销时为止，据以作出结论的，仍然是1971年初查到的那些情况。017专案组工作了8年半，其间人事几经变动，最后，只剩下了李杰全、王祖鞭以及公安部派来的两位同志，还有一位管理材料的保密员。领导人是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017专案组为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起草了结案报告。其要点是：（一）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是王自正；
（二）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动，与本案无涉；
（三）由于凶手自杀以及事过境迁，某些与本案有关的细节，已无法查清，也没有必要再查了；
（四）鉴于本案已破，侦破任务已完成，从现在起，017专案组的工作宣告全部结束，并予以撤销。
这，就是谭甫仁夫妇被杀案的最权威也最符合实际的结论!
八路军最高叛将邢仁甫
----------档案记载下的黄骅血案
中国《辞海》载：“黄骅县：为纪念黄骅烈士而得名。黄骅：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6月20日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然而笔者在海兴县委党史办档案室发现了1943年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冀鲁边军区和山东省政府关于处理黄骅血案的一组档案文献。从这组珍贵的档案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骅血案的历史原貌。
望子岛会议露杀机
小山脚下埋忠骨
黄骅血案发生在抗日战争最惨酷的一九四三年。
望子岛是位于海兴沿海一个方圆不足3公里的小岛，但当时它却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机关和115师教导六旅旅部所在地。1943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布置下步工作。并就如何发起夏季攻势进行专门讨论。这次重要的会议由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冀鲁边军区政委王卓如主持，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副司令员黄骅及区党委的成员全部到达。为抓好当前工作，会议决定，军区司令部负责筹备召开一个侦察工作会议，以配合我军发起的夏季攻势。为保证安全及时开好侦察会议，区党委还决定：1、会议规模一定要小，参加人员要精；
2、为不暴露目标，开会地点既不要在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望子岛，也不要在区党委机关驻地的邢王文村(现属海兴县)，而应选一个离党委和军区不远的普通小村，具体事项由邢仁甫和黄骅同志去定。邢仁甫却借故一再推辞，最后改由黄骅同志和参谋处主任陆成道筹备召开军区侦察会议。黄骅同志根据区党委的意见，初步把会议地点选在离区党委不远的大赵村(现属黄骅市)，会议时间定在6月30日。望子岛会议结束后，政委王卓如到一地委检查工作。
6月30日军区侦察工作会议如期在大赵村召开。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傍晚7时许。一场蒙蒙细雨笼罩了整个大赵村，主持会议的军区副司令员黄骅派警卫员到附近农户家找几盏煤油灯，会议还将继续下去。
突然，门外闪进几个披蓑衣的人。黄骅此时已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了。罪恶的枪声响了。黄骅同志倒在血泊中。接着十几个匪徒用短枪向屋里猛射，与会人员没来得及反击就全被打倒了。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挥舞着手枪说：“撤！”。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范为民和小李子。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们发生了混战。范为民扔出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了一名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慌忙向村外跑去。
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跑的匪徒，赶快跑到会议室，室内景象已惨不忍睹，坐在正中的副司令员黄骅已经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七人。一分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麟兆身负重伤，他们断断续续地说：“快！抓住冯冠奎！”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前后不过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派出两个排向匪徒逃跑的方向追去，但是，由于天色已黑，又在下雨，未能抓获匪徒，只是从青纱帐留下的血迹判断。有几个匪徒被警卫连的机枪打伤。
事发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火速赶到现场，一面组织医务人员抢救伤员，一面派人转移烈士遗体。为防止敌人趁乱偷袭，刘贤权果断地决定部队迅速撤离大赵村。小山山后村村长、共产党员杨士珍接到通知后，立即带三辆大车赶来，连夜把黄骅、陆成道、陈云彪三位烈士的遗体运出，悄悄地掩埋在小山脚下西北角。次日凌晨，敌人果然对大赵村进行了“扫荡”。
当时，由于斗争错综复杂。形势非常紧迫，未能为烈士们召开追悼会，也没有举行其它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只有黄骅烈士的妻子顾兰青到场。她从大赵村护送烈士的遗体到小山，临葬前把仅有的一条毛毯盖到黄骅烈士的遗体上。黄骅、陆成道、陈云彪三位烈士就这样静静地被安葬在小山下。其他四位烈士遗体由曹庄子村(现属海兴县)党支部负责抢运出大赵村并安葬在曹庄子村旁。
黄骅副司令员遇难，是一次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罗荣桓、黎玉、肖华在接到黄骅遇难电报的当天。即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做了汇告，并根据中央和总部的指示精神通知边区党委：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要求边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尽快破案。
根据上级指示，很快，一张张通缉令从邢王文村——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发往各地：
各专员、县长、各级武装：
冯逆冠奎于6月30日晚七时许率十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签署人军区司令员、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边区党政军领导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连芳。凶手被通缉幕后操纵者浮出水面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表现的悲痛万分，对冯冠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但是军区机关内熟悉情况的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事态。人们知道冯冠奎原本就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逃到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当时许多同志都不同意收留他。是邢仁甫以“抗战不分先后，允许别人进步”为由，不仅把他收留下来，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对冯冠奎目无领导，屡犯军纪的严重问题，很多同志多次向邢仁甫作过反映，但都被他压了下来。可以说，冯冠奎是邢仁甫最宠信的部下、最得力的臂膀。他谋杀黄骅副司令，难道是……人们不敢再想下去。
只要抓到冯冠奎，一切就全清楚了。
十几天过去了，凶手仍未抓获，案件的侦破没有新的进展。
中共山东分局、115师的首长急切地盼望着冀鲁边区的消息。突然，从清河军区发来一份急电。译电员刚刚译了两行，不禁大吃一惊，他揉了揉眼睛，对几个关键性的字码重新作了核对，没错！他镇静下来，以最快的速度译完了这份电文，立即送到了师首长手中。
电报是军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发来的。他报告这样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将冯鼎平找到望子岛上说：“‘南蛮子’(指黄骅)排挤地方干部，被我干掉了。你回去后拉上部队，准备跟我一块走，如果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并透露了投奔国民党或者日本人的打算。
冯鼎平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到驻地垦区。他先把一营营长王之斌、政委刘仁桂、二营营长刘虎臣等同志找来，说了邢仁甫的行为和打算，当即遭到大家的坚决反对。刘虎臣按着手枪把说：“叫我叛变，那是做梦！”这时，正好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党总支书记潘大可走进屋里，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冯鼎平幡然醒悟，决定向115师首长和山东分局揭发邢仁甫拉他叛变的罪行。由于冀鲁边区电台控制在邢仁甫手中，为防泄密，于是由政委姚昌洲赶赴相邻的清河军区，由清河军区电台向115师首长转报这一紧急情况。同时对部队中邢仁甫的亲信进行了监视，冯鼎平则按团党委的意见上望子岛向邢仁甫“表忠心”。
邢仁甫是盐山县旧县镇人，曾在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当过通信排长、参谋，有一定的军事常识，活动能力也比较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旧县镇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邢仁甫当选为救国会军事委员长，不久又担任了救国军司令。
在抗战的烽火中，邢仁甫领导部队也打过一些胜仗，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本质不好。他把入党看作“入股”，把带兵看成“草头王”，所以，他处处限制和排挤救国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却把很多地痞流氓、旧军官拉入部队。委以重任，不久，就在救国军内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随着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救国军名称几经变化，1941年，被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邢仁甫被任命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他的个人权欲和帮派活动也逐渐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肖华、符竹庭从冀鲁边区调离，杨靖远、马振华相继牺牲以后，邢仁甫就把教导六旅和冀鲁边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115师和山东分局对邢仁甫的错误有所察觉。为了加强领导，于1941年6月调黄骅同志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是湖北阳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一名独立工作能力强、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是一个忠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原则的优秀党员。黄骅一到冀鲁边区。就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多次战斗中，黄骅成为冀鲁边区最有威望的指挥员。
黄骅同志对邢仁甫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军事上消极避战的错误曾多次进行过苦口婆心的规劝和严肃的批评。邢仁甫表面上接受，骨子里却怀恨在心。他把黄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几次加害黄骅同志。但都未得逞。一次是1942年底，他趁黄骅同志从二分区回来之机。指派亲信马士信给庆云特务冯曲延送信，要他在路上打伏击。因黄骅同志未经庆云，其阴谋未能得逞。第二次是1943年春，黄骅同志去垦区开会，邢仁甫派陈二虎凿通船底，想让船到海上时漏水沉没，将黄骅淹死在大海之中，但陈二虎执意不肯，邢仁甫的阴谋只得落空。第三次是他派赵之贤买来八种毒药，让卫生部长刘永生在给黄骅同志打针时下毒，但因黄骅同志没上岛，这个阴谋也没得逞。这次他乘黄骅在大赵村开会之机，便实施了刺杀阴谋。
情况来得太突然了，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首长当即立断，电令清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其仁携带一部电台赶赴独立团驻地。一方面稳定部队情绪，一方面设法稳住邢仁甫，同时配合冀鲁边区党委继续抓紧破案工作。刘其仁根据师部领导指示，迅速赶往独立团驻地。半路上，遇到了独立团第二次派往清河军区报信的冯鼎平。
原来，冯鼎平去望子岛了解到邢仁甫已决心投敌，并约好由日寇派船去岛上接应。刘其仁马上拟了电报，向115师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到达独立团驻地以后，刘其仁又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由冯鼎平介绍邢仁甫密谋投敌的内幕，刘其仁主任作了四项指示：第一，一定要保密，不要让叛徒察觉：第二，把张河的两条船沉掉作河障，并派人把守，防止敌人里应外合；
第三，用电台继续与望子岛上联系：第四迅速对部队进行教育。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坚守党的纪律和军队纪律，坚决服从党的指挥。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但是，直到此时。冀鲁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还不知道邢仁甫叛变的消息和115师首长的指示，派谁去通报情况、取得联系呢？
朱凝星夜送情报小山下布天网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十分危险的使命。送信者不但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还要穿过日伪的层层封锁：这个情报又是那样的令人震惊，所以送情报的人必须得到边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绝对信任。几经研究。一个个人选都被否定了。最终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一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身上，她叫朱凝，是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同时。她还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最终获得出征权。她置生死于度外。立即踏上了行程。
深夜，刘其仁主任和独立团的干部们亲自送她乘一只小船从垦区启程。小船趁着夜黑沿着海边经过沾化、无棣等县，穿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安全地抵达边区党委所在地——今海兴县邢王文村，把情报和115师首长的指示传达给冀鲁边区党委领导。
至此，邢仁甫图谋投敌叛变已很清楚了。此时，保卫部门又了解到，杀人凶手冯冠奎带其同伙逃至海堡一带，曾多次发泄对邢仁甫的不满：“邢司令让我打死黄骅，说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坐，老子挨了一枪，他也不管了……”
综合几方面情况加以分析，制造惨案的幕后操纵者是邢仁甫已无疑，他在黄骅惨案之后的眼泪和讲话，只不过是贼喊抓贼，欲盖弥彰。7月15日，在邢王文区党委驻地，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召集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永逊，区党委秘书王华民和干部科长朱凝等相关同志开紧急会议，讨论分局的指示。大家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应迅速将邢仁甫抓获交送分局处理。但如何抓捕邢仁甫却非同小可，他不但是军区司令员、115师教导六旅旅长，同时还兼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弄不好就有可能引起混乱，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为此区党委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考虑到军区警卫部队大多数是本地人，一些人跟邢仁甫多年，让军区警卫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怕有困难，就决定让三军分区“派部队速来军区执行紧急任务”，同时会议还决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负责指挥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
大赵村血案发生后，当时住在望子岛上的邢仁甫几次邀王卓如、刘贤权、李启华等主要负责同志到岛上去汇合，说对血案后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安排，区党委的几位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开会之机将邢仁甫抓起来。于是提出“舍陆就海，易遭物议”。不如来毕王文村(现属海兴县)汇合，共同研究大计。
7月16日在三分区部队还没赶到的情况下，邢仁甫就派人送信来，说同意大家的意见，近期动身到毕王文汇合。情况紧急，怎么办？为了应付突来的变化，区党委在邢王文村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卓如、刘贤权、李启华、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独立团政委赵德修。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军区机关指导员王新光和朱凝、王华民等。会议认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先下手为强，必须利用现有人力兵力逮捕邢仁甫，不然必有后患。会议决定：军区警卫部队的一个连由刘贤权负责指挥，首先包围村庄，而后逮捕邢仁甫。叶尚志、刘冠英带县区部队到毕王文村南集结，堵住邢仁甫的后路。并防备邢仁甫的亲信潘特(军区后勤部长、驻山后)和邢朝兴(无棣县长、驻良户庄)来截击，会议要求直接执行任务的同志先进村以汇合的形势抓邢，不准开枪。到时候让邢的警卫人员分开进房子休息，刘济民带手枪队待邢仁甫进房后负责包围住房，软禁邢仁甫：王新光带三名警卫战士负责稳住邢的警卫人员，不服就下掉武器：赵德修带警卫连包围邢仁甫警卫部队的住房，先向他们讲清邢仁甫指使冯冠奎杀害黄骅、陆成道等同志的罪行，要他们听党的话，有反抗者就下枪。整个战斗布置的周密稳妥。会后，刘贤权同志带着警卫班长魏玉和、警卫员常双英亲自到毕王文村安排开会地点，划分司、政及区党委住房，具体安排了邢仁甫和其警卫人员的住房，预先将一切布置妥当。下午王卓如和刘贤权向执行任务的部队交待任务，王卓如政委说“现在要给你们讲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邢仁甫已经叛变了。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他抓起来”，一听说要抓自己的司令员，战士们一下子全愣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王卓如详细讲述了邢仁甫指使冯冠奎刺杀黄骅、陆成道并企图刺杀更多的干部，阴谋拉走部队等罪行。当大家了解了邢仁甫的全部罪恶后，特别听说黄骅、陆成道等同志就是邢仁甫指使刺杀的时，都很气愤，表示坚决听党的话，活捉邢仁甫，为黄骅、陆成道报仇。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刚刚吃过晚饭的时候。邢仁甫派通讯员给王卓如送信来。说他已经到达毕王文，要其他人马上去。王卓如从通讯员口中了解到，邢仁甫这次来只带来了一个警卫班和一个排的手枪队，由于天气热。他扒得光光的只穿着裤衩子休息去了。
部队在刘贤权的带领下，立刻向毕王文村进发。
枪声又起特殊战斗仍在继续
当赵德修、王新光带领的部队刚进村口时，走在最前面的警卫四连连长王爱芝一看到邢仁甫警卫人员，便突然举枪射击，连发三枪，从而引起对方还击，造成双方对射。邢仁甫听见枪声自知情况不妙、乘混乱之机，在其手枪队20余人的掩护下逃出村子。在逃跑过程中，邢仁甫的通讯班长祁宝珍见逮捕邢仁甫的人全是八路军自己的人，便带三名通讯员、二名警卫员停住了脚。行至村口时，邢仁甫另一名姓张的警卫员也停住了脚要往回来，被邢仁甫一枪打倒。激战中王爱芝趁无人注意，用枪对准自己的胳膊开了一枪。
邢仁甫这时还只穿着~条裤衩光着脚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了青纱帐，没命地朝海边跑。跑到一个三岔路口时，遇见一个侦察员骑驴进村，邢仁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下来，快！有情况。”这个侦察员见是邢司令。急忙跳下毛驴说：“你骑吧，我来掩护。”当搜查部队追出村，那个侦察员见全是自己人时才知道上了当，气得捶胸顿足，大骂自己。
这时天已全黑，邢仁甫骑着毛驴一溜烟似地逃掉了。
战斗结束后，王爱芝到山后医院包扎伤口，借机从山后村溜走了。
同邢仁甫的斗争已经公开，区党委当即立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在邢仁甫还没回到望子岛之前，派老红军、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印杨同志带着政委王卓如的亲笔信火速去望子岛，把岛上邢仁甫身边的留守部队拉回来。二，连夜向所属各地委、军分区发出紧急通知，“边区发生了重大事件，务必提高警惕，掌握好部队，凡调动部队、干部、财务等必须有军区政委、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亲笔签署，否则一律无效”。
第二天，区党委在山后村召开机关附近县区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公布了邢仁甫的罪恶和阴谋，王卓如同志代表区党委提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向和任务。并宣布了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同时行委会发出了《告全区同胞书》，向全区人民揭露了邢仁甫的罪恶行径。
此时的邢仁甫，伪装已全部被揭穿。成了一条丧家犬，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只好带着小老婆宋魁玲及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不耻地投靠了日寇。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中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小山松常青鲜花慰英灵
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制造大赵村血案的刽子手们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最先是冯冠奎投靠日本人。因其多次反水、反复无常，被日伪用毒酒所杀。1949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落人人民法网。在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给德州专署的第158号法令称：
经本府决定处该犯邢仁甫死刑，特押解你处。希依据材料、罪状，召开代表性会议。宣判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群众反映报告本府。
德州专署将邢仁甫押至当地召开万人公审大会。
正义战胜邪恶，人民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喜泪交流。刑场上，人山人海，争看叛徒下场。小山脚下，一束束鲜花，一枝枝松柏献到黄骅烈士墓前，人们以此来告慰烈士的英灵。
1945年为纪念黄骅烈士，山东分局和115师决定，将原新海县更名黄骅县。
黄骅精神。象小山那样长存。小山作证，黄骅烈士的遗愿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
“不一样的培训”，成长的思索
——教学高尔夫学习心得
高仁甫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附属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四天的高尔夫教学团拓课训练营课程就这么快地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收获了激情，结识了友谊——满满的正能量！作为一名有着十多年教龄的青年教师，从民办到公办，从高校到中职——有过中职教学、高职教学、本科教学横跨三种教学——再次感受张理奎老师的教学，不仅是教学理念的转变、思想的洗礼，更让我重燃激情，以饱满的情感重新站在三尺讲台更好地为中职学生服务。
“教学高尔夫”，不一样的培训，通过互动式、参与式和体验式的教学提升学员的教学能力和课堂组织能力——张理奎讲师带领大家开启了独特的“破冰之旅”，通过半天的活动，成功建立了团队内部的合作关系和团队之间的竞争关系；
他秉持"以学生为中心，如何做学生喜欢的老师"的教学理念，通过参与式、互动式和体验式教学，分享了激励3A法、表扬的4个关键点、示错五步法等，开阔教师视野，激发工作热情，提升教师职业化素质素养与责任感等，老师们积极参与互动，相互协作，激情碰撞，在感情上更加贴近，在思想上不断升华，计划力、执行力、沟通力和自我调整力有了明显提高。
看到团队的孔老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我自己！热情洋溢，充满学习的激情，满满的青春范儿！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永葆这种热情和激情的，因为我们永远面对十七八岁的中职生；
这也是中职教师独属的幸福，即使三十七八、四十七八、五十七八，总是一群十七八的学生！所以，教师既要不断学习不被时代抛弃；
又要不断了解学生特质才能永远做学生喜爱的好老师，比如比我大一些的四十七八岁的张老师！四天的学习，张理奎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一面优秀教师的旗帜！感谢有你，感恩一起努力学习、分享、交流并快乐的四天！
四天的学习，虽然安排满满但过得非常充实愉快，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多思考学生能接受的教学方法，老师少教，学生多讲，让学生在快乐的学习过程中得到进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效的沟通要把握信息和传递，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人际关系的增进，明确了如何沟通，团队的训练，极强的参与感，让我对团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学以致用、训练学生，你若盛开，清风徐来，教师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食神》王仁甫化身星爷 马梓涵终获美丽
作者：老神在在的四叶草ＪＪ
来源：《男生女生(银版)》2007年第04期
子曾经曰过：民以食为天！
又云：衣食足而知荣辱。
可见，食可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不论贫富，无论贵贱，那管权势，上至天子，下至乞丐，都要食！
虽说年关已过，众小编个个脸圆身账，眼睛变小，鼻梁变塌，腰身……可还是对着《食神》里的美味大流口水，当然，也不排除是对着其中的帅哥流口水。忽见土豆、西红柿、臭鸡蛋疯狂飞至，四叶草JJ成了众矢之的。
“什么嘛，人家就是说点实话。你们真没有献身精神，瞧瞧人家星爷，看看人家王仁甫，还有马梓涵，为了艺术，不惜牺牲自己的光辉形象，你们就不能为了杂志的销量牺牲一下自己的形象？！”四叶草JJ循循善诱。
“绝!不！”朝小颜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的形象变丑，那谁还看我主持的时尚栏目啊？！”
好吧，你们都去臭美，我来言归正传，说说电视剧《食神》的前前后后，众生米，您听好了！
看戏收大礼啦：如果你来当导演
上个月众编编幻想了一下，如果自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导演，会把这部戏拍成什么样。这回给生米们一个机会，如果你是《食神》的导演，你也怎样拍呢？让王仁甫变帅？让满汉全席天天摆上台？给火鸡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执起导筒，你说了算。
如果你写得精彩，就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奖品哟。来信请寄：哈尔滨市阿什河街11号《男生女生》“执导筒”活动组收/150001
本次活动赠品为：陈浩民《爱海滔滔》CD5张，瞿颖《连锁反应》CD5张，183CLUB五人签名海报5张，183CLUB海报（未签名）16张，马梓涵签名《食神》花絮五张。
［演的什么故事?］
生米们恐怕没有不知道周星驰的经典之作《食神》吧，一部短短一百分钟的电影看起来似乎不够畅快。现在好了，三月时，三十集的电视剧版《食神》将在内地上档（一月时在台湾上档时，收视不错哟）。
本剧就以一代食神史提芬的传奇故事为主轴，从一个只有五元身家的流浪汉，到一个拥有过亿资产的“食神集团”，然后又沉沦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氓，在最为穷困潦倒之时，却找到人生真谛，食之大义！
所谓“珍馐百味易，人情味最难”。
自问精于食味的“食神”，一生中的大起大跌，弄出珍馐百味，却失败于人情味，到最后才领略到，要成为真正食神却只在一个字——爱！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不过意义深刻，让人在哈哈大笑的同时，思考了人生百味。
［谁主演的？］
男一号是5566的王仁甫，出演星爷的那个角色，史提芬。虽然曾经主持了很多搞笑有趣的电视节目，可怎么说，他也是偶像级人物啊。为了这部戏，他以全新造型亮相，原本“惜发如命”的他为了配合剧情，弄了个非常搞笑的发型———让造型师把他的头发设计成傻瓜头。
女一号当年莫文蔚饰演的火鸡由马梓涵出演，丑得有点不像话，却深受街坊们的喜爱，她在这部戏里的名字叫“双刀火鸡”霍贞。马梓涵本人可是清秀可人呀。
美丽达人吴佩慈在剧中饰当年名震一时的食神之女、饮食集团总经理杨桐。她是这部戏里唯一从始至终都美美地出现的人。有着完美身材的佩慈让很多跟她搭戏的男明星都觉得自己矮了一截。王仁甫很郑重地宣布：“我的确比佩慈高一点点哟！”
另外，这部戏里还有演过《封神榜》等N多片子的香港演员陈浩民，演过《功夫》的陈国坤，功夫片前辈梁小龙、黄一飞，《陆小凤》孙耀威。这部戏里的客串明星也很耀眼，5566的其他四位兄弟，第一集里，王仁甫以乡巴佬的形象出现，孙协志、王绍伟、许孟哲为了配合他，也都土到爆，几个人看了自己如此“别致”的模样都不禁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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