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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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5篇

第一篇: 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关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刘勰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原籍东莞（今山东省莒县境内）。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名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
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第二篇: 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刘勰的史传写作论——《文心雕龙·史传》篇解读

作者：张秀菊

作者机构：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

年：2011

卷：000

期：006

页码：P.149-149,159

页数：2

中图分类：K203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史传;文体;内容;体制;语言

摘要：学界对《文心雕龙》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或指斥其不足，或赞扬其优点。本文单纯从“史传”这一文体入手，来探讨刘勰关于史传这一文体的写作方法的阐释。从题材选取，结构安排到语言运用等方面，刘勰都进行了详细地阐释，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书的编写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第三篇: 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刘勰(约465年-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一） 定林俗客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其祖父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于史传记载。刘秀之乃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
如此说来，刘勰的家世是颇为显赫的。但不少研究者以为，《梁书·刘勰传》的这句话实不可信；
刘氏虽是东莞望族，但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1。

六朝时期，士庶之别犹天壤之隔。即使你有满腹经纶，即使你才华出众，一旦出身庶族寒门，也就几乎进身无望了；
而血统高贵者，他们生来就是做官的，以至于平流进醛 坐至公卿。这就是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王沈传》），也就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中所痛斥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区别的大势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不同的。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以平民身份而靠军功起家，因此刘勰出生的时代应该就是士庶区别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至刘勰五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越骑校尉乃是汉代所设置的五校尉之一，位列七班，选中者皆以其才力超越；
刘尚得以升任中级官吏，这对刘勰的童年是有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刘勰七岁之时，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文心雕龙·序志》2）。显然，刘勰之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正以上述背景作基础；
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然而，美梦总是很少会成为现实的。据牟世金先生考证，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时年八岁3。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可见其父亲的早逝对刘勰的一生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从父亲去世到二十岁左右，刘勰在发愤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479年4月，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十三岁受业于著名儒士雷次宗，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俭，自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正月，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江左士林。是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对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萧齐政权在弘扬儒学的同时，对佛教亦极为重视。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大乘佛学之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483），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更召集名僧，开设讲坛；
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
其敬重佛徒，可谓顶礼膜拜。这对刘勰的一生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永明四年（486）前后，也就是在刘勰二十岁左右，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此后，在刘勰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时间里，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招集儒、佛和文学之士会聚鸡笼山，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讲梵语佛法，造经呗新声，所谓“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西邸盛会不仅把崇儒重佛之风再次推向高潮，而且亦使永明文学盛极一时。萧子良门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瑭 范云、任昉、陆倕等“八友”，或品味山水神韵，或探讨声律对仗，或讲究用事敷陈，或推敲丽辞雅义，诗酒游宴，音声唱和，崇文之风，弥漫江左。

可以想见，居丧中的刘勰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风的变化。《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才略》），这是刘勰从世事的浮沉、家庭的变故中所得到的深刻体验。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庶族寒门而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要想取得进身之阶，洞察时世、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离开时代的大江大河，自己的涓滴之水是很快就会干涸的。然则，时风是什么呢？可以说，佛学与文学的并行不悖正是刘勰所处的时代氛围。佛教与文学原本关系不大，然而皇亲国戚之道俗相兼，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推波助澜，使得佛教与文学相得益彰了。

永明八年（490）前后，刘勰来到了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千载悠悠，我们今天无从揣测刘勰当时的心情；
但举目无亲而逼入佛门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却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感情冲动之举。在上述崇儒重佛的文化思想背景之下，在佛学与文学并行不悖的时代氛围之中，无所依傍的刘勰决定进入佛门，正可以视作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这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条件。同时，从此便可安居京师之地以“待时而动”（《程器》）了。

《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这句简单的“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
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僧祐俗姓俞，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今南京）。幼儿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十四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僧祐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祐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同上），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祐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

显然，刘勰跟随僧祐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祐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杨明照先生曾指出：“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4，这是颇有道理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祐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永明十一年（493）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祐的得力助手，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
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祐《法集总目序》），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却也使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尚且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

（二） 搦笔论文

刘勰身居佛寺而梦随孔子，这与其居于佛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一样，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他个人人生理想的必然。他在《序志》篇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曲。他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
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
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
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
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古人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在这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有黎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
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者，靠的是聪明才智。可是，岁月如白驹过隙，时光一闪即逝，人的身体连同其智慧也是不能久居的。古代的隐者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
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然而，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又能“心意自得”几年呢？所以，要把声名永播，想让事业长存，看来只有依靠写作，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世上了。刘勰说，人类的形貌取法于天地，人类的本性来自于“五行”（水火木金土），人的耳目可比日月，人的声气有似风雷，人类超过了天地之间的万物，人类乃是宇宙之精灵、天地之中心。可是，人的肉体比之草木又能坚硬多少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真正可比金石而流传久远的，只有名声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古人说，君子之处世，“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刘勰来说，“立功”一途遥不可及，也就只有著书立说而“树德建言”了。

所以，刘勰身居佛寺却与孔夫子心灵相通，良有以也。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刘勰也有自己的考虑。《序志》有云：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
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
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
饰羽尚画，文绣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说，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
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
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以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
正是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任凭文苑笔场百家腾跃，无论翰林华国诸子驰骛，终究跳不出儒家经典的圈子。所以，“论文”一途同样可以通向儒家经典，也就可以完成孔夫子的重托了。

其实，所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固然不假，但刘勰不走“注经”之路，却未必真的完全因为马融、郑玄等人“弘之已精”。虽然此时仍然重视儒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儒学和佛学的交融统一、佛学和文章的相得益彰，以及文章本身的繁荣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尤其是永明文学之盛给刘勰的薰陶和启迪，实在使他不能不去“论文”。更重要的是，以孔子之托而有“论文”之必要，乃属当务之急；
这便是所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也就是近世文章的发展由于离开圣人越来越远，因此文章的体制逐渐败坏，以至于有“文将不文”的危险。简而言之，那就是诗写得不像诗，赋写得不像赋……总之是失去了文章的规范。结果也就出现了刘勰所深感忧虑的文风：一味追新逐奇，崇尚浮浅怪异的语言；
过分注重词藻的修饰，就像在已经装饰过的华丽的羽毛上再加文饰，又如在本不需要修饰的腰带和佩巾上再绣以花纹，忘记了其本来的面目和用处，有似买椟还珠，仿佛秦伯嫁女；
从而也就离开了文章的根本，而走上文体错讹、辞采泛滥的道路。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文章写作的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是创作方向的误入歧途；
作为“经典枝条”，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整而任凭自然生长，后果何堪设想？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乃小子之垂梦欤”（《序志》）的原因。以此而论，则所谓“论文”，不仅事出有因而势在必行，甚至比“注经”更为重要了。

根据牟世金先生比较精确的推断，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5，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大约四载的光阴，全力结撰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玄谈之论辩；
标举文章写作之准的，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诗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
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
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
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融汇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
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有时含笔腐毫苦虑劳情，有时援牍口诵文思泉涌；
有时情饶歧路纷杂难断，有时敏在虑前应机可决。春花伴精推荣枯，秋月共细思圆缺；
雨打寺门迟迟闭，雪落禅径踽踽行。星汉灿烂之永夜，常思五彩祥云之梦；
赤日炎炎之长天，恒记夫子仲尼之托。暮鼓晨钟里奋笔疾书，青灯黄卷前戛戛独造；
道不尽伏案抽思之苦，说不完建言寄情之乐。

呕心沥血四个春秋，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三） 逢其知音

《文心雕龙》书成之时，正值齐梁禅代之际。502年3月，齐和帝禅位；
4月，萧衍即帝位，是为梁武帝，改元天监。无论谁做皇帝，定林寺的暮鼓晨钟都会照例敲响；
但对刘勰而言，心情有所不同。他已身居定林十余载，却一直是白衣之身；
既不愿出家为僧，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悠悠岁月，已历宋、齐、梁三朝；
屈指青春年华，则近不惑之年。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

可以想见，望着用心血铸成的《文心雕龙》，刘勰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发愤写作此书，当然是秉承儒家圣人之大道，为文章的写作确立千古不易的法则，为文学的发展找到纵辔远行的通衢；
然而，他同样期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的开端，而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准备“藏之名山”（《报任安书》）。可是，以自己无名小辈，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刘勰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
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十三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

沈约从小便“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梁书·沈约传》），他的母亲恐其劳累过度而生病，不得不经常减少其灯油或灭掉其灯烛。正是由于他的苦读，使其博览群籍，精研文史，“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宋书·自序》）。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二十五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
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之郎。

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三十九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竟陵王萧子良辅政，五十四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五十五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两年后迁国子祭酒。明帝死后，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南清河太守。

齐和帝中兴元年（501），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六十一岁的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言之殷殷，深得萧衍欢心，以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更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永明文学盛极一时。其五言诗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
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凡此种种，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得到沈约的青睐；
那怕只言片语的品评，只要略予褒奖，也就不至使自己的半世心血付诸东流了。

但是，一个颇为简单却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的手中呢？《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千载之下看来，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
然而不难想见，刘勰迈出这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要承受多少痛苦的折磨！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有时，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急忙忙逃走了。显然，以彦和当时之状况，尚难比钟会；
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不是叶公好龙之辈，他迈出了一般人难以迈出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惜墨如金的《梁书·刘勰传》作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上述记载。

当然，《梁书·刘勰传》之所以详细记述，也许还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其云：“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领袖。其“便命取读”的态度固然显示了他的贵而无骄，其“大重之”的激赏固然再次证明了他奖掖后进之无私，其“深得文理”的评价固然说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陈诸几案”的举动则更属难能可贵。

（四） 奉时骋绩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前后，三十七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不为官，亦无职任；
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其漫长的仕宦生涯的。对刘勰来说，直至进入人生之中年方得“奉朝请”，其人生的青鸟确乎是姗姗来迟了。不过，以庶族寒门的身世，其父亲又战死而无功，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自然与出身世家大族的沈约是难以比拟的。按照梁代的官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武帝纪》），势族高门年纪轻轻便可踏入仕途，庶族之人只有年过三十方得“试吏”，所谓“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诗》），又奈其何！以此观之，则彦和纵然年近不惑才开始步入仕途，亦算颇为幸运了。

天监三年（504），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是年正月，梁武帝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
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萧宏对定林寺并不陌生，他对僧祐更是“尽师资之敬”（《高僧传·僧祐传》）；
刘勰既已“起家奉朝请”，且具文学才华，则引之为记室，可谓顺理成章。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务乃是颇为重要的。正因如此，记室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者，有王僧孺、殷芸、刘昭、丘迟、刘沼等人，或出身势族高门，根基深厚；
或励精勤学，博洽群籍；
或文章名世，工诗能赋；
或少有奇才，为世所重：皆为一时之雪 因此，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

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大举攻魏，命令王公以下各出租谷以助军饷，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帅，都督北伐军事。征讨北魏期间，以丘迟为咨议参军并兼记室，刘勰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

夏侯详乃齐朝勋贵，入梁以后，征为侍中、车骑将军，论功封宁都县侯，邑二千户，恳辞不受。天监三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其为官有道，深为湘州百姓所称颂。刘勰改任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其职位与记室略同，都是公府十八曹参军之一，职掌仓帐出入等务。刘勰之改任，显然并非职务的升迁，不过以初入官场的无名小辈，不宜参加征魏之大举，亦在情理之中。而夏侯详德高望重，其车骑将军之位亦高于中军将军，这对刘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

天监六年（507）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亦离开仓曹之职，出为太末（今浙江龙游）令，走上治理一方的为官之路。《梁书·刘勰传》特地记载了刘勰治理太末令的结果：“政有清绩。”文字可谓简略之至，但作为父母官，没有比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
那么，刘勰之颇有治事之才也就可想而知了。

按照齐梁官制，“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
理务无庸，随时代黜”（《南齐书·武帝纪》）。所谓“小满”，《南史》有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恩幸传·吕文显传》）那么，刘勰任太末令三年期满以后，或以“声绩克举”而被“厚加甄异”，或以官声平庸而被罢黜。事实是，天监十年（511）正月，刘勰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

萧绩乃梁武帝第四子，天监七年（508），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
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萧绩时年只有七岁，且其仁威将军之号位列十六班（以班多者为贵），而刘勰先后做过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中军将军和车骑将军分别位列二十三班、二十四班），因此若论职位，似乎是谈不上升迁的。然而，萧绩乃梁武帝之子，自幼聪警异常，梁武帝爱之有加；
所以简拔刘勰为其记室，乃是莫大的优渥。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同时成为东宫之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则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显然可见的。若以职位而论，东宫通事舍人之职位列末班，官品固低；
但东宫官属的选拔，或以出身世家大族而声名清要，或以才华出色而众望所归，其严格谨慎，是一般职位所不能比拟的。以彦和庶族寒门之身世，若无“深得文理”之名以及“政有清绩”之声，大概是不会有此殊荣的。

萧统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乃梁武帝长子。当时萧衍已近不惑之年，喜得贵子，甚为宠爱；
登基不久，便立为皇太子，其时萧统不到两岁。萧统生而聪慧，三岁开始读《孝经》和《论语》，五岁已遍读“五经”，且完全能够背诵。六岁时出居东宫。天监八年（509）九月，九岁的萧统在寿安殿讲《孝经》，已完全理解全书之义。

刘勰兼任执掌呈奏案章的东宫通事舍人之时，萧统年十一岁。第二年，十二岁的萧统便开始学习判案，可以斟酌案情并签署意见，得到梁武帝的嘉许。天监十四年（515）正月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为十五岁的萧统举行了加冠礼。据称萧统容貌端庄，举止适度；
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每遇游宴，必赋诗助兴，常至十数韵，且略加思索，便可一挥而就，无所更易。梁武帝亦有意练其治事之才，每日文武百官之奏疏，皆令萧统辨置可否；
而萧统生性宽厚仁和，颇有容人之度，所以每遇奏疏谬误或有敷衍塞责者，并不严予弹劾，而是示其可否而令其改正而已。对于富有才华的文人，萧统更是赏爱有加。或讨论篇籍，或商榷古今，或谈佛论道，或著文赋诗；
一时间，东宫之内可谓文士毕集，名才咸至，盛况空前。

关于刘勰和萧统的关系，《梁书·刘勰传》只有这样一句话：“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刘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萧统，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名世，其深得“爱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所谓“昭明太子好文学”决非虚言，不仅他为后世留下的一部《文雪 可以作证，而且其“爱接”文士的种种具体情况，史书亦多有记载（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便列举《梁书》诸多事例）；
何以身为他的通事舍人的刘勰，除了一句泛泛的“深爱接之”，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的记述了呢？

据笔者的揣测，萧统以对“文学”的爱好而对刘勰青眼有加，彦和本人却未必引以为幸事。文章之于刘勰，固然是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说，没有呕心沥血的《文心雕龙》，就不会有他的仕途生涯；
然而，所谓“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所谓“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刘勰的人生目标决非只是一个文人；
其所以跻身仕途，也决非以一个御用文人为满足。正是在这里，萧统与刘勰就有了巨大的差异。以太子之位，天下迟早运于掌上，军国大政反而变成平常之事；
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既是题中应有之义，更属锦上添花，自然无可非议。而对刘勰来说，如果仅仅以“文学”而受到太子的“爱接”，随其游宴雅集，随其制韵赋诗，或者为其《文雪 的编纂出谋划策，从而混同东宫众多的文士，那么，离其人生目标可就相去远矣！

事实也证明，刘勰考虑的问题并非文学之事。《梁书·刘勰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
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天监十六年（517）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诏，要求天子宗庙的祭祀品不能再用牺牲（家畜），因其“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与佛家不杀生之旨不合；
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诏，因为宗庙祭祀虽已不再用牺牲，但还有干肉一类的东西，诏书要求改用疏果。这就是所谓“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不过，梁武帝的两次下诏，皆引起“公卿异议，朝野喧嚣”（《南史·梁本纪上》），甚至有不服从诏命者；
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牺牲。这便是刘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认为既然天子七庙之祭祀已经改用疏果，二郊农社之祭祀亦当与七庙相同。

显然，刘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监十七年（518），五十二岁的刘勰升迁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职掌东宫警卫，位列六品；
较之属于九品的通事舍人，无疑是连升三级了。历任此职者，皆士林名流，则刘勰之迁任，既为荣升，更是殊遇。所以此时的刘勰，可谓一生中最为幸运和辉煌的时期了。

（五） 遁入空门

命运之神有时的确是很会捉弄人的。当刘勰苦苦奋斗、孜孜以求数十载，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时，这扇希望的大门却又缓缓关闭了。天监十八年（519）四月，梁武帝于无碍殿亲受佛戒，法名冠达，从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刘勰亦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职，与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

其实，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时，把编集经藏的任务交给刘勰，算得上信任之举。而且，此时僧祐去世不久，令刘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经，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这对升任步兵校尉之职刚满一年的刘勰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残酷的。

可以想见，回归定林之路是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遥想三十年前，当刘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阶时，虽同样是无可奈何，甚至是走投无路，但并没有失去希望；
他身居佛寺十几年却并未剃度出家，正是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定林寺，走上辅时报国的人生通衢。事实也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最终走出了定林寺，以庶族孤儿的身世踏上了仕途。未曾料到的是，三十年后竟重返定林禅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望着定林寺熟悉的僧房，刘勰又当作何感想呢？

对刘勰来说，整理、编订经藏的任务可谓轻车熟路，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是完成任务以后呢？细思萧梁王朝对他的态度，刘勰不能不感到与其希望实在是相去甚远。太子萧统的“爱接”有加当然并非虚情，然而如上所述，在太子的眼中，刘勰似乎只是一个文人；
或者说，其文士的身份更令萧统感兴趣；
太子优礼以待者，正因其文才。与太子一起谈文论诗，甚至助其编辑《文雪 ，当然也是一些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却决非彦和所愿。梁武帝对他的注意似乎与萧统有所不同，但也显然并未着眼军国大政而予以安排任用。也许以其庶族寒门的身世，永远难成负重远行的栋梁之材；
也许以其居于佛寺十数载而长于佛理之名吸引了梁武帝。无论如何，在隆佛至极的梁武帝的心目中，东宫步兵校尉之职是远不如整理佛经重要的，这就是刘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从熙熙攘攘的俗世再次沉潜佛国，我们难以揣度刘勰的心境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显然是存在的。他也许终于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佛，理解了人们为什么要出家，理解了那永不疲倦的暮鼓晨钟的真正含义。他也许有一种终于参透世事的大彻大悟，但不知他是否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痛悔？所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
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看来“纬军国”、“任栋梁”的“奉时骋绩”之梦是不可能最终实现了，然而“独善其身”之路，却似乎不只是“垂文”一条啊！

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的刘勰上表“启求出家”（《梁书·刘勰传》）。他先用火烧掉了两鬓之发，以表明自己出家之念已不可动药 其实，梁武帝自己都能“舍身事佛”，何况他人？刘勰终于穿上缁衣，改名慧地，皈依佛门……

普通三年（522），五十六岁的刘勰在出家不到一年后辞别人世。

第四篇: 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第１２卷第５期　
２　０１　３年５月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０ｌ＿ｌ２　Ｎｏ．５　Ｍａｖ．２０１３　
刘勰《文心雕龙》言意观补述　
陈允锋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刘勰对“言”能否“尽意”问题，持充分肯定意见，但他又非绝对的“言尽意”论者，这是《文心雕　
龙》“惟务折衷”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其特出之处有二：一是既认识到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过程中的局限　
性，又看到了写作者之“情数诡杂”、文章体制之“体变迁贸”以及表现对象之“纤意曲变”等多种“变数”交织　
作用而造成的“言不尽意”问题；
二是从写作实践出发，多方探讨了“言不尽意”困境之成因，如“理自难易”、　“思无定检”、“采滥辞诡”等。　
关键词：刘勰；
言意观；
惟务折衷；
成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１３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０—０６　
言意观是刘勰《文心雕龙》理论体系重要构成　
之一，颇受学者关注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其重点　则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刘勰言意观与魏晋玄学言　
难，识在饼管，何能矩镬。”这显然是一种自谦语气，　表达两点忧虑：一是从客观上讲，“言不尽意”——　自己认识到的问题，想要表达的思想，或许因为　“言”的局限性而未能如愿；
二是从主观上说，个人　
意之辨的关系，二是刘勰言意观与注重言外韵致之　
意境说的联系。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评　价刘勰言意观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　的重要地位。不过，如果细加考究，则不难发现，在　某些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比如，刘　勰既是一个言尽意论者，同时又是一个言不尽意者，　其问的关系究竟如何？刘勰是在何种情况下持“言　不尽意”的观点？他又如何看待“言不尽意”之成　
的识见毕竟有限，有些观点未必尽合客观事理，故日　“何能矩矮”。其中，“言不尽意”之说，本自《周易・　
系辞上》：“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是，我们　
尚不能就此判断刘勰在言意关系问题上的全面认　
识，因为在《序志》篇赞语的最后，刘勰又说了这样　的话：“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笼统地说，此处之　“文”，相当于“言”，此处之“心”，接近于“意”。此　
一
因？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拟结合《文心雕龙》　
中的相关材料，重点对刘勰言意观所涉及的两个重　要问题，予以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为今后更好地深　
理解倘无大误，则可见出刘勰在言意问题上的　
“微妙”态度——他说“余心有寄”于《文心》之作，　
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文果载心”。这一“果”字，恰　能说明刘勰对语言文字是否真能圆满地表达作者之　“心”、“意”，确实存有疑虑。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　
化《文心雕龙》言意观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
、
刘勰对言／意关系之辩证认识　
刘勰的言意观，在《序志》篇即有表述。他一方　
面认为：“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　
看，刘勰此种疑虑，并非故弄玄虚，或狡狯之笔，乃实　
事求是、符合客观情理之论。人类创造语言文字的　
目的，原本就是为了更便利、有效地表达情意、交流　
矣。”　”　意谓其所撰著之《文心雕龙》，大致描　
述了古今文坛的基本情况，囊括了文章写作中的种　思想，但毕竟也有其局限性——面对人类心灵深处　
的万端复杂思绪，以及宇宙自然、日常生活中的百般　
种理论问题，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全面周备的著作。　
另一方面，他又自觉地意识到：“言不尽意，圣人所　
精微之理，语言文字未必皆能应对自如、曲写毫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陈允锋（１９６５一　），男，福建闽侯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　
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本文所引《文心雕龙》文字，皆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为避繁复，以下不再出注。若　
有从别本者，则另行说明。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陈允锋：刘勰《文心雕龙》言意观补述　
此实恒常之理，无论古今，概莫能外。范文澜《文心　
雕龙注》指出：　
言语为表彰思想之要具，学者之恒言也。　
然其所以表彰思想者，果能毫发无遗憾乎？则　
虽知言善思者，必又苦其不能也。思想上精密　
足以区别，而言语有不足相应者；
思想上有精密　
之区别，言语且有不存者。无论何种言语，其代　
表思想，虽有程度之差，而缺憾则一也。据此，　
知言语不能完全表彰思想，而为言语符号之文　
字，因形体声音之有限，与文法惯习之拘牵，亦　
不能与言语相合而无间。故思想发为言语，已　
经一层障碍，由言语而著竹帛，又受一次胶剥，　
则文字与思想之间，固有不可免之差殊　
存矣。　‘下册，‘神思　篇第　一三　紊注・页　。。　
本着这样的常理，反观《文心雕龙》，不难发现：刘勰　“文果载心”之疑虑，正是基于他对言意之间此一辩　
证关系的清醒认识，他既不是一个绝对的“言尽意”　论者，也不是一个极端的“言不尽意”论者，而主张　言既足以尽意，又未必能够尽一切“意”。这也可以　说是他的“惟务折衷”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　
先看他的言尽意论。总起来看，刘勰对“言”能　
否“尽意”问题，是持充分肯定意见的。《史传》篇　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　
样的观念，在《文心雕龙》中是普遍存在的。比如，　《徵圣》篇说：“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　乎文辞矣。”既然肯定“圣人之情”能够“见乎文辞”，　
则言之足以尽意，固不待言。《宗经》篇评五经之首　《周易》日：“易惟谈天，人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　文，言中事隐。”又评《尚书》日：“书实记言，而训诂　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　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在刘勰看　来，《周易》以“辞文”对应“旨远”，能够达到“言中　事隐”之境界，故“事”虽“隐”，而“言”足以“中”之，　切合隐微之事理；
而《尚书》虽然“训诂茫昧”，但“通　
乎尔雅，则文意晓然”。可见经典之言，皆足以　达意。　
这一言可尽意观，在“文之枢纽”最后一篇《辨　
骚》中也有典型体现。刘勰论楚辞诸篇：“故其叙情　怨，则管伊而易感；
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
论山水，　则循声而得貌；
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此间既涉　及表现对象之形貌，如山水、节候，也包括了精神层　面的内在情境，如蕾伊之怨、离居之怀，可见“言”之　
为用，可收情、貌无遗之效。按，《物色》篇日：“及离　
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　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此虽单及“物貌”，但也说　
明“重沓舒状”艺术手法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言难尽意问题；
而如何更有效地挖掘、调动语言　文字的达意功能，正是文章作手不断努力的一个方　向，也是文章由简朴至繁复、由质素转精致的必然发　
展过程。这既是文章演进史，同时也是语言文字功　
能不断丰富、强化的历史。《物色》所言“自近代以　来，文贵形似”现象，其实就体现了这一趋势：“窥情　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
体　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写毫芥；
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　也。”语言文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描绘效果，原　
因之一，恰如《神思》篇所言：“物沿耳目，而辞令管　
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由此可知“言”在　传写“物貌”方面所具备的重要功能了。　
’　
刘勰在论述某些文体的写作要求时，同样明确　
地体现了这种言尽意的观念。如《颂赞》篇：“揄扬　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　所底，如斯而已……赞日：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　影搞声，文理有烂。年积逾远，音徽如旦。”又《诔　
碑》篇：“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　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
道其哀也，凄　焉如可伤：此其旨也……赞日：写实追虚，碑诔以立。　
铭德纂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　
华，颓影岂戢。”从“音徽如旦”、“暖乎若可觌”、“观　风似面”、“听辞如泣”一类的表述中，皆可见出刘勰　
对语言文字在摹写人物音容笑貌、传神写照等方面　
的要求与信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在《知　音》篇提出了如下观点：“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　
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　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说只要沿着作者用以表达情　
志的“文辞”，就能够“见其心”，而且非常肯定地说　“虽幽必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显然是一个坚　定的“言尽意”论者。　
但是，刘勰并非绝对的“言尽意”论者。因为他　同时也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言”未必能够圆满　地“尽意”。所以，我们还得考察他的言不尽意论。　
如前所言，《序志》篇“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自是一　
个显著的例子。对此问题，《神思》篇则有具体而集　
中的论述：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　
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　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　
不追，笔固知止；
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　
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这段话首先指出文章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变数：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一
是主观方面的“情数诡杂”，一是客观方面的“体　述、罗列各种变数，所以下文说：“虽纤意曲变，非可　
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可见，言所能言者，　多止于“大纲”，其“纤意曲变”则难以逐一描述。又　
变迁贸”。两种情况交集一处，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刘勰在《知音》篇论知音之难时也曾指　出：一方面是主观上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
另一　
方面是客观上的“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因为存在　这些“变数”，所以，通过作者的努力，虽然可以在一　
如《章句》篇论实际写作活动中章、句之处理，同样　认为：“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　强调的是作者应当根据实际表达需要，“随变适　会”，很难在理论上规定章之多寡或句之长短③。沈　
约称刘勰“深得文理”，引申开来，此所谓“文理”，一　方面包括《文心雕龙》中言之凿凿之基本原则、诸种　文术，另一方面，也包括仅作提示、“言”未必能够曲　
定程度上增强“言”之尽“意”功能，如“杼轴献功”，　使“拙辞”出“巧义”、“庸事”萌“新意”；
但是，另有　
一
些精微之境，却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述，可以意会而　
难以言传，所以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　
笔固知止”。即此而言，言又是难以尽意的。刘永　济谓：“至‘挚鼎’、‘扁斤’之喻，则以譬文思之超妙，　
尽其“意”之精微处。如《体性》所论“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皆属可　
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而天机骏利者，自然动合矩度　也。”　
册　
由此可见，刘勰是在肯定言尽意的基　
础上，根据文章写作中的实际情况，又注意到言难尽　意的一面。因此，在刘勰的思想观念中，“言尽意”　
“言”之理；
但是，刘勰又指出：“八体屡迁，功以学　成”，“八体虽殊，会通合数”，究竟如何“屡迁”？又　
如何“会通”？则因人而异，理论家不必、也不可能　
用语言文字穷尽之④。又如《定势》篇论文体之　“势”，所可言者，有“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宫商朱　紫，随势各配”等原理，但刘勰又说：“渊乎文者，并　
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
刚柔虽殊，必随时　
与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　
的递进关系，即语言文字可以表达某一些“意”，但　
另有一些极其精微之“意”，却非语言文字所能言　说。这种精微之意，往往跟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各　种“变数”联系在一起。《神思》篇所说的“至精”与　“至变”，已经明确提示了这一特点。《声律》篇也　
如此：　
而适用。”究竟如何“兼解以俱通”？又如何“随时而　适用”？也只能靠作文者自行潜心体悟，而无法倚　赖理论家一一解说。可见，文章写作，其精妙之处往　往得之于悬解神悟，不能“以移子弟”；
理论家探讨　
为文之用心，基本纲领可以言说，主要文术亦能列举　阐述，但面对写作活动中各种精微之“变数”，也实　
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　
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　
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　
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
内听之难，声与心　
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在无法强作解人，而只能“言所不追，笔固知止”　了⑤。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移之以评　《文心雕龙》“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之关系，颇为　
恰切。兼顾“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才是实事求是　之论，也是比较辩证的一种思想。　
这是讲文章声律失调现象之成因及其解决办法的。　刘勰认为，“声萌我心，更失和律”的根本原因，在于　
“声与心纷”，二者之间关系复杂，而且多变。如何　
使“声”与“心”和，并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分析得清楚　
刘勰之前，曹丕《典论・论文》已认识到“文以　
气为主”，其间之微妙处，恰如演奏音乐一样，“引气　
的，而应当靠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①，积累经验，　根据具体情况来协调“声／心”之关系。所谓“可以　
不齐，巧拙有数，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此“巧　拙”之“数”，就在于演奏者个体的心领神会，非语言　所能转达、传授。对于曹丕的这一理论，刘勰颇为赞　赏，其《总术》篇有言：“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　
数求”②，指的就是这一点，与《神思》篇“至精而后　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二语意思比较接近；
至于　
“难以辞逐”，也就是“言所不追”——无法一一陈　
①陆机《文赋》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但是，他又说唯于“每自属文”之时，方“尤见其情”。　
②“可以数求”一语，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张长青《文心雕龙新释》（湖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等以为指“外听易为察”之事，而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７），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　（齐鲁书社，２００９）等以为此仍就“内听难为聪”而言。细绎文意，王氏及陆、牟之说可从。又，“数求”之“数”，张立斋《文心雕　龙注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释为“四五七言之类”，可备一说。　
③王元化先生指出：“刘勰说：‘心总要术，“应机立断’，‘因时顺机，动不失正’，就是要求作家把方法融汇于心，加以灵　活运用。”至于如何“灵活运用”，只能靠作者不断实践、神而会之，并非理论家所能尽言者。参见《文心雕龙讲疏》，第２１９页，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④陆机《文赋》也曾运用轮扁斯轮一典，说明论家言不尽意之难：“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⑤中唐诗僧皎然之诗论，亦涉及此一关系问题。参见拙著《中唐文论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２４—２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　

第五篇: 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个性关系摭谈

第33卷第1期2010年1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Liaoning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33No.1Jan.2010

也论刘勰及5文心雕龙6背后的佛教思想

于永顺,宇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刘勰一生几次进出佛门与俗世并最终选择出家为僧。他不仅虔诚地追崇佛教,而且佛学造诣极高。在其撰写的/体大虑周0的5文心雕龙6中隐含着明显的佛教思想。从/原道0/序志0及5文心雕龙6体例安排与思维逻辑上等,均可验证在5文心雕龙6形成过程中,刘勰是既宗儒道,但又一直秉承佛教思想。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佛教思想中图分类号:I1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001-0074-05

TheDiscussiononLiuXieandtheBuddhisticIdeasbehindWenXinDiaoLong



YUYong-shun,YULin
(SchoolofLiteratur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Abstract:LiuXiehadbeenwanderingbetweenBuddhismandthesecularworldinallhislifeandfinallychosetobecomeamonk.HebelievednotonlyinBuddhismbutalsoisamanofgreatattainmentsinBuddhism.Hisworkson/awidecanvassandcarefulthinking0work,WenXinDiaoLong,whichimpliesobviousBuddhisticideas.AtthetimeofwritingWenXinDiaoLong,thoughheadheredtoBuddhismthroughout,LiuXiewasdeeplyinfluencedbyConfucianismandTaoism,allofwhichcanbearguedbythechaptersof/YuanDao0,/Preface0,stylearrangementsandthelawoflogicalthinking.Keywords:LiuXie;WenXinDiaoLong;Buddhisticideas


刘勰一生几次进出于佛门与俗世,仅凭一部5文心雕龙6就留名后世,因此,对于他到底是儒家弟子还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一直存有争论。自上个世纪初/龙学0诞生伊始,到2007年南京5文心雕龙6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5文心雕龙6学会第九届年会的召开,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曾就此进行过热烈而卓有成效的探寻。由此可
[1]
见,要对5文心雕龙6这部/体大虑周0的文艺理论著作进行科学的把握,是无法绕开对作者刘勰及5文心雕龙6思想倾向这些问题的研究的。因为研究刘勰撰写5文心雕龙6时期的思想状态,有助于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立场上给予5文心雕龙6一个客观性的解读与评价。研究5文心雕龙6中隐含的佛教影响,也有助于加深对刘勰思想倾向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探讨。
目前,关于刘勰及5文心雕龙6的佛教思想研究,

一方面只能借助于相关的史料文献记载,如5梁书#刘勰传6、5隆兴佛教编年通论6、5南史6以及刘勰的两部著述5灭惑论6和5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6等。另一方面则是从5文心雕龙6的本文入手,来论证刘勰的思想倾向。在关于刘勰思想的论争中,主张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儒释兼有的都各持己论。纵观刘勰的一生,他经历了从入寺出寺再入寺3个阶段,并与僧佑在定林寺相处达十余年之久,整理经藏,且因其作文长于佛理,出寺后又常常为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撰文,最后自愿出家,一生都与佛教过从甚密,就连5文心雕龙6也是他在定林寺撰写的。因此,在5文心雕龙6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说刘勰是既宗儒道,但又一直秉承佛教思想。

一、刘勰受佛教影响的经历

史书对刘勰的记载比较简略,大概包括4个方
收稿日期:2009-10-15
作者简介:于永顺(1955-,男,辽宁大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宇琳(1984-,女,辽宁大连人,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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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顺等:也论刘勰及5文心雕龙6背后的佛教思想
有/东莞刘记室勰0的题名,足以说明5灭惑论6是刘勰出定林寺后所作[6]。其中就有/梵言菩提,汉语曰道0的说法,而5文心雕龙#原道6篇则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0/心生0就是内心的感悟,化为外在形式上的语言,继而成文,便说清了道。佛教所倡导的正是从本体内心去体悟佛法的深奥之义,可见刘勰所说的/道0是佛法的道义,强调了心生的道才是本性纯真的自然之道。并且在5灭惑论6中也再次提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刘勰行文著述背后确有佛教思想的影响。
5原道6中的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0这一概括性话语所显示的正是佛教对刘勰的影响。刘勰在5颂赞6中也说/赞者,明也,助也。0显然/赞0是辅助上文说明道理的,所起的就是
概括总结作用。例如对于神理的肯定,就提及了神明的启示及与宗教密切相关的龟书,以及民众对神理的敬畏和自觉地效仿。况且对于龙图的崇敬是佛教固有的,现存的许多高僧墓地中的塔刹上就有龙图、宝珠等图案。
我们不能仅凭5文心雕龙6原文中的/元圣0与
/仁孝0就认为刘勰仅仅秉承儒家思想。一是无法确
定/元圣0就是指孔子,二是/仁孝0的思想也并非儒家所独有,佛教中的5地藏菩萨本愿经6、5佛说孝子经6、5佛说睒子经6、5盂兰盆经6等也有/孝0的内涵。如5睒子经6就有/佛告阿难:吾前世为子仁孝,为君慈育,为民奉敬,自致成为三界尊。0[7]这说明佛陀成为三界之尊,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也是推崇孝义的。5分别经6则云:/父母世世放舍,使我学道。累劫精进,今成得佛,皆是父母之恩。人欲学道,不可
[7]
不精进孝顺。0以此来告诫众生,孝顺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子女应尽之责,表达的也是先行孝后学道的思想。所以,/仁孝0并非儒家所独有,佛教也是讲仁孝的,佛法中就特别强调对/善0的追求,许多经书中也讲子女回报父母恩情等,像5地藏经6中就有婆罗门女度母的故事,这些都是对类似/仁孝0思想的宣扬。
我们知道孔子是不提倡人们谈论鬼神的。5二、5文心雕龙#原道6中隐含的佛教思想
先进篇6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8]
语#述而篇6中也有/子不语刘勰的5灭惑论6,是一部针对反对佛教之说而能事鬼?.05论[8]
带有论战性质的著作。王元化认为,根据碛砂藏本怪力乱神0之说,这些都是儒家维护社会稳定,
安抚民心的言辞。刘勰在5原道6的赞语中却提出/神理设教0这样有悖于儒家一贯主张的想法,这不正是对佛教
面。首先在5梁书#刘勰传6中有/家贫,不婚娶,
[2]
依沙门僧佑0的记载,而且在定林寺随僧佑居住达十余年之久,可见刘勰初入定林寺是经济窘迫使然。5梁书6中也有/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0[2]据此,可以肯定刘勰在定林寺期间参与编撰过佛教典籍,5弘明集6、5出三藏记集6等,极有可能是僧佑亲点,实际却出自刘勰之笔。可见刘勰不但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而且佛学造诣也是极高的。否则,以僧佑这样的一代高僧是绝不会选中一个仅仅为了躲避世难和经济窘迫的俗家之徒来参与编撰佛教经典的。其次,在做东宫通事舍人时,刘勰曾上表请求改用蔬果来祭天地,这一做法与儒家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天地的酒礼截然不同,显然是秉承了佛家不杀生的观念。祭祀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勰却上书改变祖制,不仅反映出他本人对佛教信仰的虔诚,而且也能证明他在出寺以后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积极地传播与推广。第三,刘勰一生未曾婚配。如果说早年是迫于家贫且身在定林寺中使然的话,那么当他入朝为官后,为何还未能婚配呢?儒家传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0[3]/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0[4]/齐家0是兼济天下的前提条件,而史料中却没有关于刘勰婚姻方面的记载,由此可知刘勰一生,即使在入仕为官后仍恪守着佛教中不婚娶的教规,直至舍俗家入佛门并剃度明誓。儒家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教规始终存有伦理上的质疑,刘勰却做出与儒家行为准则相悖之事,这也充分说明刘勰无论在思想还是行为方式上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第四,5梁书6中说刘勰
/为文长于佛理0[2],京师的寺塔和名僧的碑志,都是请他撰写,据5高僧传#超辩传6记载僧超辩于永明十年圆寂于定林寺,/葬于寺南,沙门僧佑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0[5]而且,/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0[2]。据此说明,刘勰不仅佛理修养深厚,而且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名望也很高,他在寺院中潜心修佛理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入仕后佛教立场也从未改变。刘勰最终选择出家为僧就是最好的证明。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刘勰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必然渗透于他的著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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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顺等:也论刘勰及5文心雕龙6背后的佛教思想
思想的追崇吗?
综上可见,刘勰在5原道6中陈述的/道0是与佛学相关的道,是与他在5灭惑论6中阐发的/梵言菩提,汉语曰道0的/道0是同出一辙的。5原道6作为5文心雕龙6的首篇,在全书的结构中具有开宗明义的重要意义,但刘勰在此却大力宣扬儒家避而不谈的/怪力乱神0之事,这恰恰说明刘勰在文学理论阐释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佛教思想根基。

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5三坟6,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5五典6,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5八索6,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5九丘6;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
[9]
皆聚此书也。0显然孔子只是通过整理使/岁历绵暧,条流纷糅0的深奥道理变得易于被人学习而已,刘勰也说圣人的道义极为高深,孔子删定阐明的只是/无铮铮之细响0。
以上两点,足以证明刘勰所指的圣人并非孔子,5文心雕龙6中刘勰所尊崇的/经0即非仅仅是儒家之经,亦非佛家之经。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传入的具体时间和年代很难考定。最早可
能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传入,但由于受到土生土长的道教的排斥,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还十分有限。总之,到了刘勰所处的南朝齐梁时代,特别是梁武帝时期,佛教才真正兴盛起来,寺院中的僧众才有了明显的增加,而这又多与躲避乱与困窘相关。由此可见,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在此之前并未广泛渗入民众当中,而且由于语言上的差异,佛教思想的传播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高僧翻译印度的佛教文献来实现,加之本土的儒、道二教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说,刘勰在5文心雕龙6中所要尊崇的/经0必为含儒道在内本土之经,还有5三坟6、5五典6、5八索6、5九丘6这些上古的典籍。这样在接受层面上无论从心理到思维都较佛经容易。但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刘勰虽然没有尊佛经为宗,但由于他自身有很高的佛教修养,因此在5宗经6中自然也会流露出一些佛教思想。譬如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0
用/性灵0一语来概括5宗经6绝非偶然。文学中的/性灵说0产生于南朝就是因为佛教的盛行。佛学著作中常用/性0、/灵0之类的词语,而且提倡/性灵0说的文人,如宗炳、谢灵运等大多也对佛学有
[10]
一定钻研并信奉佛教。当时社会中崇尚佛教之风对文人是有深刻影响的,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0形象地写出了这一时代佛教传播的鼎盛之状。刘勰在此提出/性灵0一语,也正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除了像/性灵0这样反映人们对心灵、精神、生命本原的探索与追求的话语外,佛学著作中也常用/心0这一词语,如5大方广佛华严经6就
三、/文之枢纽0中/圣0与/经0中蕴涵的佛教思想

关于5文心雕龙6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5序志6篇中提到的/文之枢纽0是全书的关键所在,赞同刘勰倾向儒家思想的学者多认为/文之枢纽0中提到的
/圣0与/经0指的是孔子和儒家经典著作,并以此论
证刘勰是尊崇儒家的典范。这种看法与刘勰在5文心雕龙6中的论述也是有所不符的,因为刘勰继首篇5原道6之后,在5徵圣6中就有/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0的说法。5论语6中也有/述而不著,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0[8]之说,其中/述而不著0指的是只去继承发扬或引用别人的作品、言辞、见解等,而不是试图自己创造经典。从刘勰定义的/作者曰圣0来看,他并不认为孔子是/文之枢纽0所宗之圣。孔子只能算作述者,仅是对圣人所作的经书中的思想作了阐释与传播而已。
至于/经0,在5宗经6的开篇,刘勰就做了如下论述:/三极彝训,其书(言=曰>5经6。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5三坟6,帝代5五典6,重以5八索6,申以5九丘6,岁历绵
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刊=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5易6张5十翼6,5书6标七观,5诗6列四始,5礼6正5五经6,5春秋五例6,义既挻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谋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锺,无铮铮之细响矣。0由该段文字可见:
第一,刘勰所说的/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0的/经0能通天、地、人三极,有着神秘的灵性,具有超出常人本质力量之外的超自然之力,这也并非孔子及儒家之观点。
第二,/圣谟0即圣人的教训,文中指的是经过孔子删述的5三坟6、5五典6、5八索6、5九丘6等先夏时期有名的著作。在孔子撰写的5尚书序6中也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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