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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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ructing 作

　者：

　黄力之

　作者简介：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233

　原发信息：

　《思想理论教育》(沪)2014 年第 20146 期 第 37-40 页

　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志关于核心价值观建设既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也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观点，在文化传统上可以上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别是秦汉之际的政治哲学。因而，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视，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r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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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国家治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化

　期刊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

　2014 年 11 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6-0037-04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应该说，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断凸显了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治理视域，值得深入学习领会。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治理之关系

　 为什么说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呢？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关系”：一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应该说，“两个关系”的提出，在文化传统上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别是秦汉之际的政治哲学。

　 中国历史上不断混战的战国时期是以秦灭六国为终结的，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局面，而秦王朝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法家思想的指导。秦以强暴而成功，却不能以强暴而长期有效统治国家，很快便灭亡。鉴于秦以暴力而取天下的路径，汉朝最初的统治者也迷信“马上而得之”的治理方式，不屑于运用《诗》、《书》这些儒家经典去构建价值观。当时的思想家陆贾回应了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话：“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就是说，社会的治理、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能单纯依靠武力的，这已经触及到价值观建设之必要。

　汉武帝后来向大臣提出，自己“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希望臣子为稳定社会献策。儒生董仲舒在回奏中以周秦为例，说周之失掉天下是由于“大为亡道”，而秦同样如此。因此，“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的意思是，如果社会没有统一的“道”，即价值观，民众就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统一对“道”的阐释与提倡，使“邪辟之说灭息”，再加上“法度可明”，民众便知道如何行事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儒家价值观对中国社会治理乃至中国文明延续的积极意义，历史一直在予以证明。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族人，其第一个皇帝顺治开始连汉文奏折都很难看懂，但后来却以他的名义刊行了多部儒家文化著作。到雍正皇帝时，统治者认为弘扬儒家思想不仅可以正社会风气，于民有益，而且“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近期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指出，三千年前已经存在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还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又突然复兴了。他注意到，在四千年的文明史过程中，儒学差不多覆盖了一半。

　 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重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事实来看，人们更能够理解和体会习近平同志的另一论断：一个国家选择什么

　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2]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有主张、有定力的，能够促进中国优秀传统的长期发展，同时予以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赋予自己的事业以真正的中国特色。客观地说，在世界现代性潮流的冲击之下，“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于 19 世纪后期逐渐式微，民族复兴与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革命成为 20 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就是奏响这一主旋律的“第一小提琴手”。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儒家思想本身在革命过程中是处于遭受批评的地位，但是革命在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同时，我们党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一贯重视价值观建设的传统，使制度革命与人的改造、道德的升华一同发展。可以说，价值观建设使革命队伍这一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使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治理积累了经验。1965 年 5 月，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在回顾往日岁月时感叹道：“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弄清楚价值观与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理解后者如何使前者变得‘有意义’，乃是特别重要的

　事。”他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特点就是，“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化，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4]

　 如果说在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人们面临生死的考验，尚且可以通过正确而有感染力的价值观建设去改造旧的思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建立与巩固革命所需要的秩序，使革命队伍充溢着强烈的战斗力，那么，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理由放弃这一传统吗？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他在这里实际上作了假设，如果只有经济成果，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社会系统依然难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依然难以有效维护。

　 综上所述，可以说习近平同志的论断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继承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上的优良传统，符合长期形成的中国社会治理之客观规律。

　 二、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历史是发展的，一般地肯定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还不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产生了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同志有明确的论述，他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6]习近平同志上述论述的关键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自身的现代化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欲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身的现代化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化。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必然性，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这可以理解为，现代化就是针对那些“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而言的，改进了才能说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比如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文明都主张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区别就在于民主是否成为价值追求，马克思就说

　过：“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7]的确，民主、自由这样的概念在来源上与西方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源于希腊文字“demos”的民主意为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意味着个体的自由选择。对于历来存在的少数剥削者统治多数劳动大众的制度来说，民主标志了文明的进步。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吻合的。既然以人口的多数为自己的道义出发点，那么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保障多数人的权利，这都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这样必须从社会根本制度的设计到基础社会机制的运行，都有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由此，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的民主诉求相适应的是，民主被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畴。

　 制度上的民主设计必然带来价值观念上的民主诉求，毛泽东同志在1944 年会见中外记者时就有所阐述，他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

　有力的政治……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8]

　 按照习近平同志论述的精神，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下，我们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要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就是说，提出价值观建设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等于完全向西方话语看齐，中国特色还是要坚持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见中就说过，“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9]

　 必须注意到，在经过了 1980 年代前期对若干社会思潮事件的处理之后，邓小平初步形成了自己处理中国社会思潮问题的思路，这一思路的要点是：第一，将此问题定位于“国家治理”的范畴；第二，判断社会思潮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与国家治理相悖，必须拒绝那些可能破坏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思潮；第三，对社会思潮要进行辩证分析，有些思想观点属于有道

　理的小道理，政治上的拒绝不等于不承认“或许有道理”，就是说，不能对思想进行不讲道理的专政；第四，思想控制不是解决社会思潮问题的目的，刹住自由化这股风是为了继续实行开放政策。这几个要点的核心就是定位于“国家治理”范畴，不妨视为价值观建设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雏形。

　 将社会思潮治理纳入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的关系。从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分析来说，人类精神生活的自由表达正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尊重精神生活的自由表达权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破坏正常国家的社会基本秩序——当然，这里又产生另一个前提，即所谓正常国家与社会应该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大多数人民意志、利益的，而不是像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那样的政治权力。这样，提出民主和自由固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要求其符合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也是题中之义。

　 总之，面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外文化关系中的“中西体用”四大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化必须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同志在承认文化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要求，这意味着，价值观建设既然要弘扬时代精神、面向世界，那就必须把世界文明广泛承认的民主、自由这些范畴吸收进来。中国不会由于这一吸收而听命于国外势力的支配，中国会坚持自己对于民主、自由这些范畴的中国特色理解。

　有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国家价值观将不再被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遮蔽，而是同样强调全人类都要追求的民主和自由，这不仅有利于凝聚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的提高，切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