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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夏天,眼瞅着快要下雨,朱彦夫对正在干活的妻子说:“这天又要来雨了,薛文花大娘的屋顶早就漏得不行了,把咱的麦秸给她吧,我再叫几个人给她修修。”
陈希永一听有点着急:“咱家的房顶还漏着呢……”
“她一个孤寡老人怪可怜的,我这当书记的不管谁管?”朱彦夫语调都变了。
朱彦夫给孩子们讲张家泉村的创业史
虽然嘴上有抱怨,陈希永还是马上把麦秸给老人家送了过去,还顺便捎上了几个头天刚蒸出的馒头。心地善良的她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丈夫。
20世纪70年代,陈希永回日照娘家,带回来两大筐咸鱼。朱彦夫看到后喜出望外:“这可是稀罕物,正好中秋节了,分给大家尝尝。”
于是陈希永跟孩子们一起把咸鱼分成58份,每份大小搭配共三条鱼。眼看鱼越来越少,孩子们不高兴了,说自己没得吃了。“咱家男劳力少,乡亲们也经常帮咱家,不能忘恩,”陈希永安慰孩子们,“这些东西吃了就没了,送给大家尝尝,比咱们自己吃了还舒服。”
给自家留下一份后,陈希永就让孩子们把其他的挨家挨户送去。分到最后,她发现少算了一户,于是又从自家那份里拿出两条送给了人家。就这样,祖孙九口,守着一条小咸鱼,过了个难忘的中秋节。
朱彦夫经常走家串户,看望村里的军工烈属、孤寡老人,见谁家生病有灾、生活有困难,回家一说,陈希永就马上去“具体落实”,把自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和其他生活物品送去。从1955年到1991年,朱彦夫和陈希永在张家泉村住了36年,全村的困难户几乎都受到过他们的接济。
资助了群众,就只能委屈家人。“为什么父亲身体都这样了,还让我们比别人家苦?”每当孩子们表现出委屈和不解时,陈希永总会安慰:“盼着人家好,咱自己才能好咧。”
朱彦夫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后,跟随子女搬到了县城。但他仍操心着村里的发展,在媒体上看到好的致富经验,就马上记在纸条上,托人带回村里。他也清楚,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就是忍不住。当村支书的儿子朱向峰每次从村里回家,朱彦夫都要第一时间见他,听他说说村里的近况。受父母影响,女儿朱向欣也同样对群众感情深厚。2013年8月,沂源县组织城乡教师交流活动,朱向欣主动报名,申请到一所山区小学支教。
在朱彦夫的影响下,一家人生活温暖而充实,怀揣着共同的信念和情怀,在各自的岗位上携手前行。当年贫穷落后的张家泉村也换了模样:原先的荒山秃岭现在果树环绕,平整的水泥硬化路通往家家户户,村子也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省级旅游特色村;村民们靠着种植果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还有生命,就能有作为。我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假肢能走动,有胳膊会写字——这就是我与一切困难斗争的有力武器。我决心以这种武器,排除万难,努力奋斗,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被截去四肢后,朱彦夫凭着一股劲,一次又一次挑战人生极限。
他练习吃饭时,饭碗只要掉一次,就坚决不再吃一口,以此惩罚自己。
在张家泉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25年里,朱彦夫戴着17斤重的假肢、拄着拐杖,平荒坡、打水井、修水渠、架电线,对村里每一项工程亲力亲为。回到家,常常鼻青脸肿,断肢处血肉模糊。
“疼得狠。”朱彦夫在日记里写道,“但只有这样我才知道自己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办。我自己只要活着,有生命,我就能干。”
给村里架电线期间,他经常要外出买材料。假肢不能下蹲,为减少排便次数,他每天强忍着饥饿,只吃极少量东西,甚至吃药也是干吞。村里的群众感慨:“在老朱那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看到丈夫拿命在拼,妻子陈希永有时忍不住抱怨:“你这么干,早晚得把命搭上!”但她知道,说也没用。甚至看得多了,自己也变得格外能吃苦。生大女儿头一天,陈希永拖着沉重的身子把水缸挑满,把衣服洗完,摊下一大摞煎饼,产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
朱彦夫的女儿朱向欣也一样。虽然她今年已经54岁,但是对自己还是十分“狠”,对她来说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有人劝她,都要退休了干吗还这么拼,她的回答干脆利落,“还能干得动,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没有理由”,这句朱向欣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正是来自父亲。从小目睹父亲以重残之躯完成诸多“不可能的事”,儿女们做任何事情,都会以父亲为榜样鞭策自己:“我们好手好脚的,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2019年,朱彦夫的儿子朱向峰回到父亲曾经的“战场”,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主抓土地流转和发展集体经济。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对这种新鲜做法不认可,工作阻力很大。为了做通村民们的工作,朱向峰天天住在村里,挨家挨户去解释、做沟通。村民不信,他就上网找来各种报道、资料,拿着计算器给村民们算经济账,或者想法子给村民子女打电话,让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去跟家里老人解释。
“反正是很难。”朱向峰说,刚开始那段时间,他天天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觉得做不下去时,就想想父亲,给自己打气,“父亲都能干的,我有啥不能的。”
在张家泉村,朱彦夫对子女是出了名的严。“不做特殊公民”,就是朱家的铁规矩、硬杠杠之一,谁都碰不得。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特殊。”朱向欣说。
1958年,朱彦夫带领村民们修大寨田。为了带好头,他让妻子陈希永去当劳动力,帮着推土。妻子从小在海边长大,没推过独轮小车,总找不到平衡,一推就倒,摔得人仰马翻,又羞又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向欣他娘,别在这受罪了,快回去吧,又不缺你这车子土。”乡亲们看不下去,劝陈希永算了。朱彦夫坚决不同意:“不会就学,谁生下来就会!”
孩子们一放学,朱彦夫就让他们到生产队地里锄杂苗、捡棉花、摘烟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女儿朱萍记得6岁那年,被父亲安排去摘花椒。看到苹果快熟了,她馋得不行,想吃又不敢吃,就爬到树上偷偷咬了口,“当时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又没摘下来,不算数”。
乡亲们看到后当成笑话传来传去,传到了朱彦夫那里。他把朱萍臭骂了一顿:“集体的便宜谁也不能占!你一口,他一口,不早把集体吃光了?”这之后,收花生、刨地瓜这种有机会“偷吃”的活计,朱彦夫再也不让孩子们去干了。
朱向欣说,父亲干什么事都会先考虑影响。她记得7岁那年跟着奶奶去拔猪草,表姑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硬塞到她怀里。回到家刚要煮,被父亲看到了,他火冒三丈,非让把玉米送回去。
小向欣捂住锅盖据理力争:“这是表姑非要给的,又不是我摘的!”
老母亲也忍不住埋怨:“孩子们跟着你沾什么光了?”
朱彦夫把拐杖敲得铛铛响:“我不当村支书,别人会给你吗?咱家搞了特殊,我这个书记还怎么当!”
朱向欣只好含泪把玉米给送了回去,好几天没理父亲。
村里移风易俗,每次朱彦夫都先拿家人“开刀”。家里六个孩子结婚,没摆过一次席、收过一回礼。
别看朱彦夫铁面无私,好像不近人情,其实他对家人爱得很深。朱向欣记得小时候睡觉常蹬被子,父亲总是半夜起来,小心翼翼地装上假肢,用嘴衔着油灯,一步步挪到孩子们床前,帮他们塞好被子。
1996年,朱彦夫历尽艰辛撰写的《极限人生》付梓出版。当天晚上,他把六个子女叫来,郑重地送给每人一本,并用残臂在扉页上认真签写自己的名字。他特意跟几个女儿说:“当年,对你们关心不够,结婚都没件像样的嫁妆。这本书算是给你们补上的嫁妆!”
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物质财富终有耗尽的一天,精神财富却能受益终生。儿女们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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