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冰 ，康祎梅，崔力航，李翠霞*
（1.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 东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将动物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关于保护农畜动物的理事会指令》中将农场动物定义为“由个人、家庭、社群、联合体或公司组成的规模可以从数头到成千上万头不等的生产各种畜牧产品的生产单位、生产组织或生产企业，为了食物、毛、皮革或者毛皮产出为目的饲养或拥有的动物”。在中国泛指家庭经营和规模化经营中可以转化为肉、蛋、奶、毛绒、皮、丝、蜜等动物性产品的畜禽。中国在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仍面临畜禽养殖环保压力大，饲料资源约束仍然趋紧，畜牧业生产效率不佳，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动物疫病风险长期存在等重大挑战[1-2]。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是确保重要畜产品有效供给的必然要求和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对于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动物福利作为协调“人类—动物—环境”，确保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编撰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动物福利指动物身心状况与其生存和死亡条件相关的状态。良好的动物福利状况应符合健康、舒适、安全、喂养良好、能够表现本能行为，且无疼痛、恐惧和应激等条件。动物福利遵循“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心理福利”五大原则。2015年联合国（UN）提出“同一福利”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旨在强调农场动物福利与人类福利、环境友好型动物饲养系统、农业可持续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并将农场动物福利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制定的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一项“动物福利—环境—可持续发展关系”决议，指出动物福利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助力。农场动物福利主张在人类需要和动物需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人类应对畜牧生产的具体方式进行优化选择，建立一种既使动物享有福利，又能提高动物利用价值的共生关系，改善农场动物福利，逐渐成为践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生动力和理性选择。
畜牧业发达国家的研究涵盖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动物福利与科学和伦理学的关系[3]、动物福利立法研究[4]、生产者实施福利养殖的意愿和成本收益情况[5-6]、消费者对福利友好畜产品的购买意愿和可接受溢价[7]、动物福利贸易壁垒[8]等多个方面；
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动物行为学和心理学对动物需求的研究[9]、农场动物福利对畜禽生产性能提高、疫病防控和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的研究等诸多方面[10]。然而，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国大陆的动物福利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动物福利的国民认知程度较低，专业教育不足，科学研究不充分，专项立法、监管部门、国家标准和评价体系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农场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11-13]。随着中国参与农场动物福利事务程度不断加深，201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等16家国际机构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大会上共同签署了“北京共识”，承认农场动物福利在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各国改善农场动物福利方面的技术应用。“可持续”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已逐渐受到国内专家学者、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梳理农场动物福利的历史演进，融合农场动物福利“五大自由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内涵”，探究农场动物福利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现实依据，提出发展农场动物福利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推进中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19世纪之前，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及哲学伦理学思辨的兴起，使社会公众对于动物的主流观点向善待动物转变。古典时代（公元前5—4世纪中叶），自然目的论和“神学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主张大自然中所有生物都没有任何权利，其存在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并不存在宽广的伦理共同体。16世纪之前，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是倡导人类不应关怀动物。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将“管理”重新解释为非暴力行为、合理照顾。17世纪上半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提出了“动物就像机器一样没有理性”的机械唯物主义主张。直到18世纪，伏尔泰、约翰·洛克、大卫·哈特利等多位学者对动物机械论进行了批判。“动物有意识，能够感知痛苦”的观点逐渐被承认。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主张给予动物良好的福利，使动物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成为善待动物的代名词。18世纪末，英国社会的道德改良运动认为对动物残忍违背仁慈原则，应当被禁止，为英国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深厚思想基础[14]。
中国动物福利的思想启蒙阶段源于商周时期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年），在这一时期就有根据动物习性和时节特性饲养动物以及动物伤病要进行医治的意识，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有“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周礼·夏官·巫马》中有“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等记载。春秋时期后，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学派相继创立，倡导仁爱对待动物、尊重动物生命、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动物观。儒学思想主张“仁爱”，有节制地从动物身上获取资源，让动物能够得到有效的休养生息。道家学派倡导“慈心于物”，以慈悲之心对待一切动物，“物无贵贱”以众生平等之心尊重动物，同时吸收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主张关爱和尊重动物会有好报，而残忍对待动物会有惩罚。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缘起论”认为宇宙万物有其必然联系，倡导人类关爱自然，善待动物。
18至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照顾农场动物的劳动力减少，如何对待农场动物的问题备受关注，从19世纪开始，以英国的《马丁法案》为开端，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尝试以立法方式保护动物，立法的保护主体包含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农场动物、伴侣动物、娱乐动物和工作动物，部分针对农场动物保护的立法，对饲养、运输和屠宰等特定环节作出规定（图1），动物保护立法针对性逐渐增强，参与国家由欧美发达国家扩展到亚洲发达国家。同时，英国于1824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保护协会——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专门从事虐待动物案件的调查与诉讼[15]。此后，美国防虐待动物协会（ASPCA）、伦敦大学动物福利协会（ULAWS）、美国人道协会（AHA）等动物保护协会纷纷成立，保护动物成为政府及社会组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重要社会活动，动物保护事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
图1 发达国家农场动物福利实践起步阶段重要事件Fig. 1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farm animal welfare practi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实践起步阶段源自商周时期的西周时代（约公元前1046年），农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对于动物饲养的立法目的主要是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自西周至清朝，历代法律都禁止任意宰杀牛，并规定了相应的屠宰标准和审批手续；
无论是牛主还是他人，私自屠宰或不按标准屠宰牛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唐代严禁屠杀犬、鸡，并规定对马的使用若超出承重范围、造成马匹伤亡或受伤后不及时救治，都会被施以相应的惩罚。近代，由于战争影响，中国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工作重心，为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能力，中国畜牧业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断增加畜产品供应，注重农场动物数量规模的提升[16]，而忽视对农场动物的保护，此阶段人们更为重视对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的保护，陆续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保护小动物协会等动物保护组织，中国在近现代农场动物保护实践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畜禽饲养由粗放的散养向集约化模式转变，密集饲养动物的健康状况下降、疫病流行。英国政府开展“工厂化养殖中动物福利”专题调研发现，动物福利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17]，人们从广泛谈论动物保护转向追求改善动物福利。1967年国际农场动物福利咨询委员会具体地提出动物都会有渴求“转身、弄干身体、起立、躺下和伸展四肢”的自由。巴里·休斯首次科学界定“动物福利”概念：“动物福利即为让动物康乐”后，面对动物“康乐”程度测量的困境以及集约化养殖带来的巨大利润与动物福利的冲突，伦理学显现出了它的局限，动物福利研究从法律伦理道德层面向自然科学研究拓展，专家学者们试图从兽医学对于动物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研究、畜牧学对于动物行为与动物营养的研究、动物心理学对于动物激励机制的研究等自然科学层面考察促使动物康乐的机制，科学研究成为推动动物福利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同时，针对动物福利的专项立法与国际性动物保护公约相继颁布，对动物饲养、屠宰和运输等方面的福利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其中，有些法案以新型贸易壁垒的方式对外国不符合福利屠宰规定的肉类及制品加以限制，并对动物源性产品的销售作出了规定[18]（图2）。
图2 发达国家农场动物福利规范发展阶段重要事件Fig. 2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stage of farm animal welfar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尚未达到规范发展水平。一方面，动物福利概念主要参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界定，尚未形成结合中国国情和行业实际的本土化概念，在制定《畜牧法》时，因概念不明确删除了“动物福利”这一描述。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出台农场动物福利专项立法，但农场动物福利的思想理念在我国部分法律法规中已经有所体现，涉及内容包括农场动物的饲料管理、饲养、屠宰、运输、兽医执业管理、进出口检验检疫等方面规定，如《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鼓励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实施人道屠宰；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规定在执业活动中爱护动物，宣传动物保健知识和动物福利。同时，中国对农场动物福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2013年在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等共同倡导下，建立由畜牧业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和社团组织为成员的社会团体—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ICCAW），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举办福利养殖论坛、农场动物福利产品评比等活动，推进中国农场动物福利事业发展。但是，农场动物福利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与畜牧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亟需在国家政策引导及行业协调监督下，形成产业链各主体与社会公众对农场动物福利的价值认同。
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动物福利发展主要进展有：第一，动物福利成为具备社会与自然“双属性”的学科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动物福利已经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拥有相关课程累计达100门、分支学科达18个，高校、科研院所在各分支学科展开独立或联合研究，使动物福利的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更为深入（图3）。第二，农场动物福利原则、评价体系和专项立法成为指导经营主体福利养殖，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科学依据。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巴黎会议将动物福利归纳为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确立了动物福利的“5F”原则。同时，动物福利立法继续发展，更多的欧、亚、大洋洲国家都纷纷出台了本国的《动物福利法》或《动物保护法》，对农场动物的饲养、繁殖、手术、屠宰、买卖和运输等环节的福利要求进行规定[18]。此外，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不同的农场动物，建立五大类评价体系，包括动物需求指数评价体系、基于临床观察与生产指标的因素分析评价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评价体系、畜禽舍饲基础设施与系统评价体系、欧盟“福利质量”计划（Welfare Quality），并作为改进动物福利标准，促进动物福利立法的参考工具。21世纪以来，与农场动物福利有关的贸易争端频出，农场动物福利问题逐步被纳入多边贸易体系的考量范围，在WTO协议中的服务贸易协议（GATS）、关贸总协定（GATT）、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等诸多规则中均涉及农场动物福利的保护，农场动物福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动物源性产品出口最直接的贸易壁垒。第三，农场动物福利经济属性论证是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大量的自然科学实验证实，农场动物福利对于提高畜禽生产性能、疫病防控和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0]。改善动物福利必然会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只有达到预期收益时，经营主体才有动力改善动物福利。在发达国家，改善农场动物福利能否提高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5-6]。而生产者激励的形成还需要依靠农场动物福利的市场吸纳，或者部分吸纳，若消费者对福利友好产品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则理论上便存在以市场溢价激励饲养主体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空间。基于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福利友好畜产品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溢价，农场动物福利具有市场吸纳效应[7]。
图3 发达国家农场动物福利科学管理阶段重要事件Fig. 3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stage of farm animal welfar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的科学管理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第一，部分农业院校已开展动物福利高等教育，但尚未形成课程体系。东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院校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设置了动物福利学、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畜禽福利与畜产品安全等必修和选修课程[19]。第二，科学研究以综述与经验借鉴为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动物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场动物福利思想起源与演进[14]；
农场动物福利改善效应，包括生产性能[20]、国际贸易[21]、动物健康[22]、食品安全[23]、经济效益[24]、溢价支付[25]、农场动物福利立法[18]、农场动物福利发展启示与对策[26]等方面。第三，农场动物福利行业、团体、企业标准相继发布，国家技术标准规则和检测评价监管体系有待研究与制定。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的查询结果显示，中国共计发布了农场动物福利保障的标准34部，标准内容涵盖动物养殖、繁殖、运输、屠宰和加工全过程的福利标准，涉及猪、肉牛、肉羊、绒山羊、蛋鸡、肉鸡、奶牛、鹿和水禽等畜种。在实际生产应用中，蒙牛2020年编写发布的《牧场奶牛福利推广实施体系》，围绕奶牛养殖全环节，对奶牛“心理福利、行为福利（分群管理、接产管理等）、卫生福利（新产牛护理、保健等）、环境福利（粪尿清理、卧床维护等）、生理福利（饮水管理、全混合日粮（TMR）制作等）”的需求、标准操作程序、评估和改善进行了详尽阐述，并面向全国合作牧场推广使用。如改善环境福利方面，其旗下中国圣牧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19个有机牧场全部配备运动场、沙垫、风扇、牛体刷、御寒服、防风栏、照明设备、喷淋系统等，保障奶牛良好的生存环境。为符合蛋鸡国际贸易“非笼养”福利养殖的新趋势，我国开始推广蛋鸡“非笼养”方式，“非笼养”蛋鸡已占鸡蛋产能的10%。但在农场动物福利养殖推广过程中，养殖主体普遍认为投入较大、成本高，缺乏国家标准与监管制度，与市场不能有效衔接，福利养殖价值宣传力度不够，是农场动物福利养殖的制约因素[27]。
农场动物福利是基于“人与动物”和谐共赢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科学诠释。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旨在保护环境和畜禽遗传资源，是一种优化环境、技术应用适当、经济上能维持和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中，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农场动物福利的有效实施要求对涉及农场动物养殖、运输和屠宰全过程中的饲喂、环境、疫病、行为与人畜关系全维度的福利问题进行改善，最终建立“人与动物”和谐共赢关系，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图4）。本文遵循动物福利“5F”原则，针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对动物福利的表述，结合国内《良好农业规范》中对猪、牛羊、家禽福利的相关标准与国内现有农场动物福利评价相关研究[28-29]，提炼出涉及养殖、运输和屠宰过程中能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关键共性维度，促进实现“五大自由”，充分释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以福利养殖环节为例，给予蛋用鹌鹑充足的活动空间，能够改善鹌鹑的环境福利，保证氧气供应，提高日增重等指标，为养殖户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充足的空间能避免拥挤造成羽毛或其他部位损伤，减少兽药使用与兽药残留，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30]；
给肉鸡播放适当的音乐，能够显著提高肉鸡的料肉比，提高经济收益[31]。
图4 农场动物福利与可持续发展内在逻辑Fig. 4 Internal logic of farm animal welfa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保护环境。畜禽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其死亡尸体和粪污排放。改善农场动物福利可以从前端饲养环节实现环境污染有效控制，帮助养殖场节省后期污染处理成本[32]。一方面改善农场动物福利能够改善畜禽的生存环境，降低动物染病风险，提高存活率，减少产生的尸体数量；
另一方面，改善农场动物福利能够提高畜禽生产效率，在出栏量相近的情况下使饲养量减少，实现适度规模养殖，从而减少粪污排放[33]。如改善畜禽卫生福利，定期给奶牛接种疫苗、患病及时诊治等，能够降低奶牛乳房炎、肢蹄疾病、子宫炎等疾病的发病率[23]，降低死亡率。改善畜禽环境福利中的温度指标，使猪只处在适宜温度环境下，能够保持猪胃肠道内消化酶活性，提高营养物质消化率，从而促进育肥猪日增重，提高猪只生产效率[20]，有效降低粪污排放量。
2）节约资源。随着畜牧业养殖规模的逐步扩大，畜禽养殖对饲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仅寻求饲料总量上的扩张难以解决饲料供应短缺问题，合理高效的利用现有饲料资源成为缓解饲料供需矛盾、破解资源约束瓶颈的重要路径。改善农场动物福利可以实现饲料资源合理利用[33]。如改善畜禽生理福利中的饲料营养指标，在犊牛基础日粮中加入50 mg/kg的乳化精油，料重比显著降低12.96%，饲料转化率提高[22]。改善生理福利中的饲粮物理结构指标，何孟莲等[34]研究表明，将粉料型饲粮制作成颗粒型饲粮，杜寒公羊的料重比从8.73下降到6.75，饲料转化率明显提高。
1）改善效益。畜禽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与农场动物福利水平密切相关。尽管改善动物福利需要增加一定投入[24]，但其能够通过适度规模与适度福利相结合的健康养殖模式，改善动物的健康状况，更大程度的发挥动物的遗传潜力，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促进动物性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优质产品带来的收益，进而实现畜牧业可持续生产所追求的增收目的[33]。有研究表明，改善育肥猪的心理福利，为其设置玩具，能够增加猪只采食量和体重增长量，其中1.35 m2/头的饲养空间下，设置玩具后生产效益提高7.03元/头[35]。同时改善肉羊环境福利中的舍饲环境指标与生理福利中的饲喂、饮水指标，实施人道运输和屠宰，能够有效的改善羊肉品质，这种福利养殖模式的养殖成本比普通养殖高出约7.75%，平均利润却比普通养殖高出255.56%[24]。
2）消费升级。动物福利作为健康的养殖模式，能够有效的提高动物源性产品的品质，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畜产品的需求，优化高品质畜产品市场结构，推动中国畜产品的消费升级[26]。目前，畜牧业发达国家，动物福利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第四届中国动物福利与畜禽产品大会提到英国动物福利鸡肉产品已占市场份额的30%，动物福利猪肉产品所占比重更是达到50%；
美国动物福利产品销售量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国外有关农场动物福利化产品消费认同的研究对象已涵盖肉、蛋、奶三大类动物源产品，研究结论大多显示消费者愿意为福利友好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7]。根据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ICCAW）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世界已有接近2.6亿只农场动物经过动物福利国际认证（HFAC），约有6 500家农场和加工商获得动物福利国际认证（HFAC），6.5万个超市和经销商在世界各地销售动物福利国际认证（HFAC）的产品。
3）贸易促进。作为动物源产品进口的技术门槛，动物福利壁垒的出现也可视为改革国内立法、提升动物福利保护观念，切实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良机，为畜产品国际贸易创造新的商机。符合高福利标准的高附加值产品将会提高畜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美国对进口畜禽产品有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并从2003年开始对符合动物福利标准条件下生产的牛奶和牛肉加贴“人道养殖”的认证标签。2014年美国纺织品交易所（Textile Exchange）主导制订了责任羽绒标准RDS（Responsible Down Standard），其中涵盖了养殖、屠宰和运输等环节的动物福利标准。欧盟对进口的动物源产品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动物的饲养、运输、屠宰和手术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进口畜产品时要求供货方必须提供畜禽在饲养、屠宰和运输过程中，没有遭受虐待的证明。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在2027年前欧盟将全面禁止笼养蛋鸡的决议，还要确保进口到欧盟市场的肉蛋产品都应该符合非笼养标准。2021年正大食品认证泰国首个非笼养鸡蛋生产标准。纳米比亚通过实行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打开了欧盟市场，其牛肉产品因安全、健康赢得竞争优势，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1）保障公共安全。改善动物福利能够通过改善养殖条件、卫生条件、运输条件等，使畜禽身体机能正常，心情愉悦，自由表达行为，提高畜禽自身抵抗力，减少其患病或受伤，降低人畜共患的风险，保证公共卫生安全，同时畜禽患病、受伤率的降低，能够减少兽药使用，降低畜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保证畜禽食品安全。福利化养殖的畜产品来自于未接受不必要抗生素的动物，且饲养密度适度，饲养模式对动物和环境友好，能有效确保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可靠。在养殖过程中改善畜禽行为福利，满足青年奶牛每天至少需要12～13 h躺卧休息的需求，能够减少肢蹄疾病的发生，减少抗生素等兽药的使用，减少牛奶药残风险[23]。在运输过程中改善动物福利，例如对运输车辆做好通风换气、避雨防晒，选择路况较好的运输路线等，能够避免由于运输环节不够规范，带来的颠簸、挤压和摩擦等造成的运输应激，缓解由于运输应激导致的体温调节障碍、新陈代谢紊乱、抗病能力下降，减少动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患病风险[36]。
2）促进社会文明。改善动物福利，保障动物生活舒适、安全和健康，让动物能表达天性、免受痛苦和恐惧，拥有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推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是社会观念文明进步的标志；
健全动物福利法制体系和评价体系，使动物福利保护有科学的标准和统一的规范，是社会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农场动物福利事业发展较好的国家，一方面，拥有健全的动物福利立法。英国的《动物屠宰福利法》中规定在屠宰过程中要避免动物不必要的痛苦，禁止以任何宗教的方式进行屠宰，违者将处以罚款或三个月以下监禁。葡萄牙的《动物福利法》规定动物必须被善待，并且对动物的饮食甚至社会交往都作出了规定，如果动物因为与外界交往不够而精神紧张，主人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或半年以下监禁[18]。另一方面，拥有完善的农场动物福利评价体系。奥地利的TGI-35体系被广泛的用于评估有机农场动物福利，目前已经应用于奶牛、肉牛、产蛋鸡、育肥猪、怀孕母猪的福利水平评价。基于兽医临床观察和诊断的因素分析评价体系主要关注影响畜禽健康和生产指标的因素权重，通过收集畜舍和畜禽疾病健康相关数据来对畜禽动物福利进行评价。畜舍生产系统评价体系旨在对畜禽舍饲设备进行预评价，瑞士、瑞典和挪威已经正式批准执行该评价体系。危害分析关键点体系主要从食品安全角度，检测各种危险因素，已成为许多国家食品安全和卫生方面立法的必要条件。欧盟“福利质量”计划采用统一的方法，主要针对猪、牛、鸡不同的动物品种制定出了一套综合性、标准化、以动物为基础的评级体系，关注在农场、运输和屠宰的过程中的饲喂系统、生存条件、健康状况和自然行为。
1）环境治理源头减量刻不容缓。畜牧业规模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巨大的污染问题，畜牧业废弃物已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生猪饲养量以年均2.36%的速度下降，牛的饲养量以及羊、家禽出栏量分别以1.09%、2.12%和4.34%的年均增速增长，2020年分别达到约4.07亿头、0.96亿头、3.19亿头和155.70亿只。畜禽尸体数量方面，按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认可的正常死亡率8%～10%来推算，2020年全国畜禽的死亡量分别为6 469.37万头和12.46亿只。粪污排放量方面，全国每年的畜禽粪污总产量达到38亿t[37]。畜禽尸体与排泄物中含有高浓度的氮、磷、重金属离子和抗生素等有害物质，会造成大量难以被环境降解的污染。自201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6次提到畜禽污染综合治理，相继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的相关文件[38]。在畜禽污染治理过程中，相关法规、政策及舆论等将注意力放在了治理排污口污染的“末端处理模式”上，极少关注源头减量问题。这种只着眼于末端治理的做法，基建投资与后期运行成本高昂，导致很多养殖场无力承担，乱排乱放现象普遍发生[32]。农场动物福利在保护环境层面释放的生态效应可以实现环境治理源头减量。
2）饲料资源紧缺压力与日俱增。饲料粮供应已成中国粮食安全重点问题之一。优质饲料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畜牧业发展的限制因素[39]。从饲料供需情况来看，饲料总产量在2016年实现达峰2.91亿t，此后以年均5.11%的速度下降至2019年的2.62亿t。以生猪产业为例，作为耗粮型牲畜，其所食用的粉质玉米主要产地是东北地区，由于2020年遭受严重台风天气，饲用玉米减少500万～1 000万t，降幅7%～14%。随着2021年生猪养殖进一步恢复，猪饲料能量原料需求将达到1.23亿t，猪饲用优质玉米供应紧张，预计猪饲用玉米缺口1 000万t左右[40]。以牛羊为主的节粮型牲畜对饲草需求巨大。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末期，为确保实现牛羊肉自给率85%和奶源自给率70%的目标，优质饲草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2亿t，尚有近5 000万t的缺口。从饲料转化率来看，以肉猪为例，根据新牧网的公开数据显示，料肉比每降低0.05，单头成本平均可节省15.3元，料肉比降低0.1，每头猪可节省10 kg饲料，按年出栏5亿头计算，节省饲料可达500万t。“十四五”时期，以“粮改饲”为重要抓手，加快发展饲料产业，增加优质饲料供给，提高饲料转化效率是健全饲料供应体系的具体部署，是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确保饲料粮安全的重要任务。农场动物福利在节约资源层面释放的生态效应可以缓解饲料资源紧缺压力。
1）畜禽生产能力提高任务艰巨。中国畜牧业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自“十五”时期以来，中国猪、牛、羊等主要牲畜出栏量均有所增加，畜牧产品产量增幅显著，供给数量稳定，肉类、禽蛋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奶类产量居世界第三位[41]。但畜禽的繁殖性能、泌乳性能、产肉性能等经济性指标仍有待提高[2]。生产性能无法充分释放，引致中国主要畜产品肉牛、肉猪、肉羊、奶牛、禽蛋、禽肉的胴体重及单产水平改善情况欠佳，制约了经营主体获得可持续性的经济效益。据FAO数据显示，2015—2019年中国肉猪、肉牛、奶牛、肉鸡和蛋鸡的单产年均增速仅为0.13%、0.05%、6.78%、1.87%和0.27%，肉羊单产水平则呈现下降趋势，以年均2.07%的速度下降至14.9 kg/头（表1）。当前，通过全面提高生产性能助力畜禽生产能力提升成为这一时期畜牧业增收的关键之一[2]。以奶牛养殖业为例，中国奶牛的实际寿命仅为4.4岁，相当于2.5胎次，较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低1.5岁和1.4胎次，奶牛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较弱。通过改善奶牛的生产性能，每头牛平均每天可减少奶损失0.4 kg，年单产可增加约120 kg，以2元/kg计算，可增加效益240元[42]。农场动物福利在改善效益层面释放的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高畜禽产能。
表1 中国畜牧业主要产业胴体重及单产水平Table 1 Carcass weight and unit yield level of major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es in China
2）高品质畜产品需求趋多样化。我国居民消费调控政策的重心已经转到了“促升级与提质量”上[43]。消费者对高品质畜产品的认可是畜产品消费提质升级的关键。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作为高品质农产品的代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目前，绿色食品销售额超过5 000亿元。根据《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报告》有机食品消费市场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有机产品总核销量达到99.9万t，总销售额达804.5亿元。如呼和浩特市消费者对高品质羊肉的有机认证属性支付溢价为42.85元/kg，相当于普通羊肉均价的69.11%[25]。消费者虽然对地理标志羊肉产品的认知水平不高，但是多数消费者存在购买意愿，半数以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溢价在10元/kg以内[44]。随着食品安全理念意识的不断强化，消费者不仅看重动物性食品的外在属性，更期望对所食用产品的生产过程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相比于低福利的工业化养殖，消费者似乎更倾向于选择高福利的健康养殖。虽然国内消费者对动物福利的认知有限，但70.5%的消费者认为“有必要”或“非常有必要”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动物福利状况[26]，同时，在给定动物福利与动物源产品品质和人道标准供应链的关联信息后，消费者对福利友好产品存在较高的支付意愿[45]。67.36%的民众表示愿意增加购买福利友好产品[26]。近90%的民众表示愿意购买高福利猪肉产品，平均支付溢价为5.12元/kg[45]；
92.88%的消费者对动物福利乳制品有较强的购买意愿，其中49.08%的消费者愿意支付1元/500 mL的溢价[13]。为推动中国动物福利产品品牌培育，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畜产品的消费需求，自2020年起，农业农村部对达到动物福利产品生产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的产品进行评选，授予名特优新动物福利产品证书和称号。根据农业部《全国名特优新动物福利产品名录》截至2022年1月，共计16家单位涵盖猪、牛、羊、鸡四大畜禽类的猪、牛、羊、鸡肉和鸡蛋19个产品录入全国名特优新动物福利产品名录。同时，国内畜禽企业加速推进动物福利国际认证，截至2022年4月，中国已有6个蛋鸡场、3个肉鸡场和多个加工厂获得动物福利国际认证（HFAC）。动物福利国际认证的鸡蛋和鸡肉都已经在市场上流通。农场动物福利在消费升级层面释放的经济效应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3）畜产品贸易壁垒不断升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尽管自加入WTO以来，畜产品出口规模显著下降，但出口额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25.73亿美元以4.58%的年均增速增长到2021年的60.3亿美元。在中国畜产品出口过程中面临着关税壁垒、技术壁垒为主的非关税壁垒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关税措施带来的贸易争端，2018—2019年美国发布对原产自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其中包含活动物、动物制品、动物油脂在内的HS编码规则下所有章节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农产品金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31%[46]。二是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等带来的争端，2002年印度对中国进口桑蚕生丝进行反倾销。三是以技术壁垒为主的非关税贸易措施，包括病虫害防疫规定、产品分类标准、原产地证明要求、商标与地理标识要求等带来的争端，其中，动物福利已逐渐成为新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畜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是欧美国家（表2），这些国家针对生产肉、蛋、奶的企业都有严格的标准，分别涉及动物的饲养、运输、屠宰和捕获等方面，把动物福利要求和标准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将其作为判定畜产品是否准予进口的重要标准。由于这种“福利壁垒”在WTO“绿箱政策”下是正当使用还是过度使用的规则界限难以明确划分，部分发达国家会构筑高动物福利标准壁垒，制造多方面隐性贸易歧视。中国畜产品贸易就屡遭“动物福利”隐性贸易壁垒的阻碍。作为世界上蛋鸡饲养大国之一，欧盟全面禁止笼养蛋鸡的决议也适用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动物产品（以禽类的肉蛋为主）。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际贸易体系深刻转型过程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安全和标准控制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多元海外市场，才能扩大优势畜禽产品出口。农场动物福利在贸易促进层面释放的经济效应可以提升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表2 2021年中国主要畜产品出口情况Table 2 Exports of China’s major livestock products in 2021
1）食品安全与卫生安全隐患亟待消除。畜产品是改善中国居民膳食结构，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食品安全与卫生安全是实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畜产品消费量由初期的56.2 kg/人，以年均2.41%的速度增长至63.3 kg/人，占食物比重由15.78%上升至16.23%。食品安全方面，畜禽养殖过程中血清制品、抗生素、化学药品等兽药的滥用或使用不当，会使兽药残留在畜禽产品中，危害人类健康，导致食物中毒、过敏、致癌、致基因突变、致畸形、破坏胃肠道正常菌群等危险[4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抽检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分别有211 818、30 790和100 032批次，其中不合格数量分别为2 670、75和131批次，兽药残留超标样品占不合格样品总量的10.10%。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与兽药使用、生产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开展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行动、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规范用药宣教行动与兽药残留监控、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等行动。并鼓励“三品一标”和可追溯产品发展，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据《绿色食品统计年报》、智研咨询、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绿色畜禽类产品数量占全国绿色食品产品数量的比例为4.18%，总产量为54.46万t；
畜牧业有机食品获证产品数量为511个，占全国有机食品获证产品总数的11.44%；
截止2021年8月，中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农产品2 482个，其中，畜牧类产品地理标志数量516个，占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的20.78%；
国家农产品追溯平台入驻各类企业主体已超过10万家，可追溯产品种类981个。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禽流感、甲型H1N1和H3N2等猪流感病毒时有发生。动物疫病与人的传染病密切相关，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公告，目前载入《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的人畜共患病有26种。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理，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是防控疫情风险、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的“重要关卡”。农场动物福利在保障公共安全层面释放的社会效应可以保障人类健康。
2）文明道德意识与立法标准意识逐渐强化。善待动物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对家畜拳打脚踢暴力对待、让猪蹦极等不顾家畜身心健康的取乐行为、宰前向畜禽体内注水、不进行电击等宰前处置就屠宰等虐待农场动物事件层出不穷，引起极大的社会舆论轰动，受到了强烈的社会谴责，反对虐待农场动物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农场动物福利保护法律体系和标准规范的建立也逐渐获得社会各方重视，自2017年以来，加快农场动物福利立法；
制定专门的《动物福利法》，规范虐待滥用行为，对农场动物的饲养、运输、屠宰和毛皮贸易等方面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提高畜禽养殖和屠宰福利标准等提案多次提交“两会”。随着农场动物福利生态和经济效应的充分释放，行业、团体、地方和企业各个层面都积极参与制定了34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规范。同时，农业农村部率先在农垦系统推广养殖业应用动物福利保障技术，实现畜牧业绿色优质高效发展。农场动物福利在促进社会文明层面释放的社会效应可以推动德法融合互促。
第一，设立农场动物福利相关职能部门。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司中增设农场动物福利处，专司全国农场动物福利工作的监督管理，包括制定农场动物福利的发展战略、政策、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起草农场动物福利法律、法规、规章并监督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追责。
第二，建立农场动物福利法律体系。从农场动物福利的价值出发，结合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畜牧业发展现状、公众对农场动物福利的诉求，采用逐步推进的方式，首先在《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现行法律中补充农场动物福利“5F”原则，规定对待农场动物要在饲养、运输过程中给予良好的照顾，避免动物遭受惊吓、痛苦或伤害，宰杀时要用人道的方式进行；
再考虑制定《农场动物福利法》，明确保护农场动物福利为立法目的，所有农场动物为保护对象，对繁育、饲养、运输、屠宰等全产业链环节的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和相关操作进行规定与规范，并制定包括罚款、拘留、吊销执照与许可证、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等在内的惩罚措施。
第三，制定农场动物福利评价机制。加快制定农场动物福利国家标准与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农场动物福利认证与追溯体系，对畜产品从养殖到加工全过程的动物福利水平进行追溯与评价，对于达到认证标准的产品授予农场动物福利标签。
第一，开展鼓励经营主体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知识科普与技术培训。在国家主管部门的组织与推动下，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协助政府推广农场动物福利的知识与技术，联合高校学者、行业专家、福利养殖代表性企业，一方面通过网络、电视、广播、书籍、报刊和公众号等媒介，向经营主体普及农场动物福利的内涵、原则和效应；
另一方面，通过函授、技能培训等途径，向经营主体讲授养殖、生产、运输和屠宰环节的农场动物福利标准与技术，并鼓励经营主体建立具有农场动物福利特色的畜禽养殖示范牧场，展示推广农场动物福利改善技术，辐射带动相关经营主体开展福利化养殖。
第二，制定引导经营主体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激励政策。鉴于当前我国农场动物福利国家标准缺失，可以参照现行的行业、团体、地方标准，结合当地福利养殖发展情况，制定农场动物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定不同福利等级，根据对养殖场动物福利的等级评定结果，结合养殖规模，给予经营主体相应资金、信贷、用地、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农场动物福利改善技术、服务和设施等相关配套进行补助。
第一，普及动物福利国民教育。一方面，将动物福利相关课程内容引入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课程，教育学生爱护动物是一种良好美德和应尽义务，以世界动物保护日等政府性纪念日为契机，让学生走出课堂，对牧场、动物园等地进行参观学习，感受人与动物的和谐之美，并通过开展保护动物主题知识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爱护动物的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公益宣传片、科普节目和知识手册等方式向公众科普动物福利内涵及其效应，使整个社会形成规范的动物福利意识。
第二，深入开展农场动物福利专业教育。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动物科学专业设置农场动物福利课程，课程以为畜牧业生产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为宗旨，采用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将农场动物福利内涵、原则和效应等理论知识作为课堂课程，同时开展自然科学实验，研究改善动物福利相应指标对农场动物身体健康和生产性能的影响。针对动物福利学科的交叉特性，设置跨学科课程，如增设动物福利伦理学课程，了解与动物相关的伦理理论，认识动物道德状态的不同观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动物福利伦理的必要性；
增设动物福利经济学课程，探讨农场动物福利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认同等经济学问题，形成农场动物福利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共识。
第一，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合作。国内企业应积极与国内外具有丰富农场动物福利实践经验的企业开展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或邀请企业负责人分享养殖、生产、屠宰和加工环节农场动物福利改善技术以及动物福利产品的宣传推广经验。同时加强企业的国际合作，推出符合出口目的地农场动物福利标准的动物源产品。
第二，加强科研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国内外设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等专业的高校之间的友好交流，通过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交换生项目或共同承担科研课题，对农场动物福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研究开展深入交流。
第三，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依托动物福利国际委员会，在国内外与各级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动物福利组织间合作，积极承办和参加农场动物福利国际性会议及论坛，展示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的发展成效，围绕农场动物福利实施的经验与标准、福利养殖技术、动物福利价值链定位、挑战与机遇、现代消费者消费行为转变、国际贸易规则影响、生产商应对策略、畜禽健康养殖研究等产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交流与分享。
第四，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在遵循WTO规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提升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商谈制定双方认可的畜产品进出口动物福利标准。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动物福利相关事务和议题，努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从容应对发达国家设置的动物福利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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