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及现实意义研究

王楚楚 陈静 周雨婷 章瑜悦

摘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国现当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而呈现出曲折波动的态势，文学家们深入社会生活，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述各种女性形象，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发展。文章探讨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后和9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意识特征，把握文学家们的人文思想和道德理念，力求为进一步维护女性权利提供智慧启迪。

关键词：女性主义；
现当代文学作品；
自由；
自我价值；
自主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20-00-03

0 引言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和宗法制为基础的父系社会，女性没有继承权。由于体能差距和性别歧视，她们几乎丧失经济地位，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里规定男女都可以均分土地，与往日相比其最大的进步在于让女性拥有了掌握经济大权的机会。

清末民初，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更加开明，时常能在抗议游行的知识分子中看到女性的身影。1912年，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国民政府明确倡导女子教育，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相继兴起。

妇女解放在我国近现代虽没有掀起大浪潮，却从未停歇。阅读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90年代的文学作品，均可以了解女性意识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1 五四时期：女性自由意识的唤起

梁启超有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他认为，女子作为母亲决定着下一代的教育，是蒙养之本，女性应废缠足，应出门上学。他给女性开辟了一条路，让她们走上去，但不曾教她们如何找路、如何造路。女性要真正站起来，仍需要提高自身觉悟。

五四时期是女性意识在中国真正焕发生机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如冰心、冯沅君、庐隐，以及稍后的丁玲、林徽因等，通过文学写作，表达有关“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观念，希望启蒙思潮能够召集同伴，唤醒更多女性。《女界钟》提倡废去“缠足”“装饰”“迷信”“拘束”四种有碍女性解放的习俗，并且要求男女公开社交，这为男女自由恋爱奠定了基础。所以自由恋爱成为时代写作的主题，它使女性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清醒的个体有追逐自由的权利。

冯沅君是典型的五四作家，其作品的文本主题是典型的五四命题，即恋爱自由与包办婚姻、新时代与封建思想观念的冲突［1］。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大学生，有自由恋爱的对象和母亲介绍的未婚夫。“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中的“意志自由”表明，首先要“我”个人有选择的意志自由，重点落实在“自由权”上，这是典型的现代话语，注重个体的自由权。

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启蒙。受制于民族危机，众人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政治领域。如果说五四前期女性主义文学关注的是男女平等和对女性未来的理想追求，那后期就是在战争中面对现实，对混乱冷漠加以描摹。其中最著名的是张爱玲，她凭借独到的洞察力，用世事打磨的文采另辟蹊径，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遭受情欲和金钱的双重折磨，被虚伪礼教折磨得失心，手握大权后的她将女儿视为报复命运的对象［2］。她是恶人，也是最后的赢家，可迎接她的只有孤独和罪孽。张爱玲是以女性视角剖析社会的记录者，而曹七巧只是悲哀时代背景下的女性之一。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汉子”形象下本真魅力的弱化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女性文学创作继续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一段正统而“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婚姻、经济、职场等方面，法律赋予妇女几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渐渐粉碎了束缚女性几千年的枷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诞生使广大女性从根本上得到了婚姻自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又给女性提供了正当维权的途径［3］。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激进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這时的作家们不似五四时期的游散状态，而是在国家的号召下有组织地创作、书写女性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政治色彩，着重突出女性的能力，彰显女性建设国家、社会、幸福生活的积极愿望和热情。三过草地的女红军李伯钊所著的《女共产党员》便是典型的政治产物，尽管是女性视角的作品，但处处都浸透着表现革命的艰辛与革命同志坚定信念的主题，符合主旋律。主人公“帅大姐”构建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大无畏精神，自然而然地将女性的柔和、温婉等特征边缘化，女性特有的温柔在政治主流话语的渲染下被遮掩，甚至被抹杀。

在生活中，女性也仍然没有摆脱以男性为标准来衡量自我价值的桎梏［4］，相关作品中主人公的女性意识也没有彻底觉醒，一些女性视角景观如茹志鹃的《百合花》、葛琴的《海燕》等只能在主流色彩下附带出现。

在刻板印象之下，面对女性总是脾气泼辣、性格强悍，令人不敢造次［5］的说辞，舒婷不以为然，义愤填膺，执笔写出了《致橡树》这首代表着爱与美的朦胧诗进行回击。她认为女性对爱与美的追求，不是单纯的奉献给予，也不是一味地贬低自己来衬托对方的高大。如果说男性坚韧似橡树，那么女性不是花鸟或山泉，而是一株独立的木棉，它们相对而立，在土地上共同感受风雨，抵挡一切苦难。舒婷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将“橡树”和“木棉”两种意象放在一起，热忱地讴歌了深情相对、比肩而立的爱情观。同时，《致橡树》也是一支反叛之歌，是一支否定以往女性地位的歌，震醒了沉睡在妇女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它警示人们，男性和女性独立于彼此而存在，谁都不是对方的附庸［5］，男性绝对不是女性用来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女性意识觉醒这条路漫长而又曲折，需要更多的文学作家予以关注。

3 改革开放后：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作家们也在过往经验与全新社会变革的碰撞中形成了对女性美的新价值衡量尺度。在过去60年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暴露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视角下，因此在追求爱情方面往往过分强调某一特征：或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美；
或存在矫枉过正的弊端，掩盖了女性本真的魅力。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女性作家们打破了传统价值模式，试图在作品中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价值尺度，以探寻女性的自我价值。于是，关于“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成为当时众多女性文学作品的主要命题。作家对该命题的思考主要反映在爱情婚姻、个性解放和生存状态等方面。

作家刘西鸿笔下的女性人物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向读者展现了全新的爱情婚姻观。在《月亮，摇晃着前进》中，刘西鸿借主人公高若愚之口道出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新抉择，“她是女人，她可以做妻子，可以生养孩子，可以烹饪，可以编织，可以裁剪，但在她能前进的时候，她首先要前进，她理应先前进”。这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空前独立的爱情婚姻观，即女性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蓬勃向上的事业追求，不应被不平等的婚姻束缚和抹杀。高若愚“只有事业永远与自己同在”的独白，掷地有声，这是刘西鸿对女性自我价值理解的重要方面：事业所带来的成就感，是女性自我价值认同的主要来源。女性与男性站在同等的地位去追求理想，展现了该阶段女性对男女平等的真正自信。

80年代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女性第二次思想解放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的“独立”思想被进一步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那就是对个性意识的伸张与捍卫。在刘西鸿笔下，年轻的女主人公孔令凯挣脱传统思想和价值尺度的束缚，坚持自己的个性，选择走不受旁人尊崇的女模特之路，喊出“你不可改变我”的个性宣言。她在决定自己职业道路时表现得坚决乃至固执，她牢牢抓住自主决定人生的权利，这背后体现的是该时期女性对个性的坚持和维护，也说明个性是女性自我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刘西鸿展现新时期女性精神活力的创作理念不同，铁凝则将创作目光聚焦女性生存状态的阴暗面，揭露历史环境中畸形社会文化影响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她着重写到了“性”，这是一个女人的手段，但女性无法从中看到自身的正面价值，由此证明了男性目光下女性所具备的性爱价值无法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我价值认同。在《玫瑰门》中，作者通过对一个被社会扭曲的丑恶灵魂的审视，透析女性的生存状态。丑恶并非司漪纹的天性，而是社会对性别规范的双重标准扭曲了她的纯良，夺走了她的自我价值认同感，使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4 90年代以来：女性独立意识的释放

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进一步引入和落实，中国女性作家们开始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行审视，对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视野进行审视。与此同时，女性作家开始以觉醒的意识观照女性生存，以解构男性中心秩序和要求分享社会权益为目的进行创作，主动以女性身份看待人生、社会和文明，多角度地完成对女性本质的体认，构建了男权话语之外的女性写作空间。西方的“身体叙事”和“个人化叙事”的发展给中国作家们带来了启发，使其自觉、主动地在作品中表露出强烈而不受束缚的女性自我意识。

《长恨歌》是90年代小说家王安忆的巅峰之作，其奠定了王安忆在女性文学中的地位。故事讲述了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王琦瑶与上海这座复杂多变、纷纷扰扰的城市之间的爱恨纠葛。小说前半段极尽所能地展现上海的纸醉金迷，后半段却将人和城市写得极其简朴，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展现出繁华落尽之感［6］。

主人公王琦瑶作为上海女性的代表，她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气质性情都是上海的文化环境造就的。与同时代女性不同的是，王琦瑶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拒绝导演的建议，坚持参加“上海小姐”的选举，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她自主规划自己的婚姻，尽管对李主任没有感情，但还是把跟着李主任生活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
和康明逊相爱后，明知两人没有未来，她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王琦瑶的一生虽然过得艰苦，可她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她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王琦瑶对男权社会的不平等观念发起挑战，激励着更多的女性独立自主地生活和工作［6］。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超我”为人的人格结构基础，而女性文学的发展标志着女性从旧的“自我”体系向着全新“自我”的蜕变。原本女性意识中的“本我”之念已经到了不能靠传统社会道德或女性行为规范所压制的地步了，女性寻求的“自我”也不再是以社会伦理道德和女性行为规范为蓝本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而是更加突出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自身价值和精神空间［7］。因此，女性文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这类文学作品和新思想的影响下，当代女性逐渐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断地自我审视和追问，以获得真正的精神独立，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平等的社會地位，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话语权，她们提倡自由独立的婚恋观，在职场上追求平等的工作机会。相信在女性文学和新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女性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也必然会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5 结语

女性文学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延伸的。从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唤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本真魅力隐忍，至改革开放后积极探寻女性自我价值，又到90年代以来凸显独立自主的女性人格，女性文学的视野渐渐得以拓展。它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日趋深邃与完善。作家们对女性的生存选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仍有参考意义与启示价值——当面对不公与压迫时，当自我意愿与他人期望相悖时，当自由恋爱与世俗门当户对的观念相悖时，女性应当重视自身感受和正当维权。盲目牺牲自我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新时代的女性必将活出自己特有的风采。

参考文献：

［1］ 凌悦.五四话语下爱情故事的书写：浅析冯沅君的《隔绝》与《隔绝之后》［J］.新纪实，2022（7）：7-9.

［2］ 李添艺.封建桎梏下女性的挣扎与反叛：《金锁记》

中曹七巧形象分析［J］.名作欣赏，2021（23）：144-145，176.

［3］ 凌革，李潇玲.浅议中国女性历史地位的变迁［J］.学理论，2010（25）：77-78.

［4］ 丁伊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文学研究，2003（2）：63-66.

［5］ 汪楚琪.舒婷《致橡树》的女性主义解读［J］.文学教育，2017（7）：40-41.

［6］ 王成国.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J］.文化学刊，2015（11）：66-70.

［7］ 江艳梅.一路蹒跚而来的女性：女性文学形象描写对女性发展趋势的启示［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S1）：136-137.

作者简介：王楚楚（2002—），女，江苏盐城人，本科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陈静（2001—），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周雨婷（2001—），女，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

向：汉语言文学。

章瑜悦（2001—），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

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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