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甘宁边区师范“搬家事件”看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整顿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而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全体党员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党通过整风运动凝聚起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在抗战时期，党中央在延安下大力气开展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从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搬家事件”中可窥一二。

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普遍开展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及各群团组织积极贯彻党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精神，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简称边师）也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来。在整风运动中，校领导将学校1941年发生过的“搬家事件”相关材料公布出来，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师生普遍感到深受教育，克服了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从“搬家事件”中，可以一窥延安整风运动前陕甘宁边区在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的不服从党的领导、党群关系不和谐的现象，从而深刻理解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边区师范“搬家事件”

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中学。1938年，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校址在延安城内城隍庙。11月，边区中学迁至安塞吊儿沟。1939年6月，与鲁迅师范在吊儿沟合并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1月，边师迁回延安柳树店。1940年6月搬至延安花石砭。1941年8月，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对调迁至延安小砭沟阳崖。后边师又经过数次迁址、分合、更名，最后作为“陕西延安中学”固定下来，建校历程一直延续至今。所谓“搬家事件”，即是边师与西北局对调由花石砭迁至小砭沟阳崖的曲折过程。

1941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与边区政府联系方便，要求与边师对调地方，边师教职学员反对搬家，教职员党支部向党中央发出控告西北局的信件，此事被定性为“反党事件”，相关责任人均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是为“搬家事件”。为何校址搬迁能够演变为“反党事件”，这要从边师的性质特点、事件发生前的实际情况和事件的经过说起。

（一）边师的性质特点：为国防教育培养师资

1938年4月11日，国防教育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发表重要演说，强调国防教育对支援抗战的重要性。会后，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后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合并，改称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师肩负着为抗战培养革命人才、补充边区小学师资的重任。学校以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劳动教育、知识技术教育为纲来培养学生，学生不仅要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参加生产劳动，并依据抗战实际形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服务抗战的教学内容。教材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进行编选，由教员自编自印。如政治课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常识，革命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国文课主讲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以及报刊社论、毛泽东著作和鲁迅部分作品;军事课主讲“持久战”“游击战”，还有不定期的军事演习;历史课以中国近代史为主;地理课主讲国防要塞、交通、地势、物产、战区形势、失地与收复情况等;自然课主讲防空、防毒、防疫及农业防虫害等知识。

适应抗战的教学形式。学校实行供给制，师生的衣食住行全靠自己动手，学校每年春耕和秋收时会停课组织全校师生在自有农田劳动，既满足了学校的正常供给，也通过劳动教育了师生。学校根据学生年龄及文化程度的不同，以队为编制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级，其中一队为文化程度较高且年龄较大的，一般学习一年即可毕业，毕业即由边区政府分配工作。但由于抗战需要，一些学生在校期间即被抽调出校开始工作，无法完成既定学业。[1]

無论是学校成立的初衷，还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均是为支援抗战而服务的，在这一点上，边师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二）发展之中潜藏的问题

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下，边师逐步克服困难，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干部，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但是在发展之中也潜藏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党政关系不协调。边师成立初期，党的组织并未发挥多大作用。边区中学成立时，学校设立党支部，但党支部和党员身份均不公开。1940年10月边师首次公开了学校党的负责人，并设立了总支办公室，明确学校党的工作只是保证行政工作和做学校党的工作，并不领导行政或替行政做某些工作。因此，学校党的负责人在对学校行政工作上采取消极态度，在思想教育、组织领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席，学校党政关系不协调。

二是学校组织领导力量薄弱。一方面领导上存在主观主义、事务主义、自由主义的缺点，制定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前不经过实际调查研究，后又不能坚持贯彻执行，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不配合或犯错误的情况采取自由主义，没有起到团结教育干部、指导帮助下级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校教职员变动频繁，边师成立第一年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董纯才于第二年即调任中宣部，由彭黔生接任，一些教员和行政干部调离后空缺填补不及时，如教导主任刘宪曾于1941年2月调到绥德师范工作，4月初边区教育厅才派余森接任，缺位期间只得由校长彭黔生代理。教职员频繁变动，教学训育工作难以展开，导致学校各项工作陷入混乱，领导上比较松散，特别是后期，校务会议基本未举行，学校工作没有统一的计划和方向。

三是教职员存在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倾向。教职员有党员也有非党员，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闹独立性等问题，干部之间不团结，因为个人前途发展、个人私利等问题闹意见、闹别扭等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人甚至任意攻击学校负责人，而学校领导对这种倾向也抱有自由主义态度，任其发展而不坚决予以纠正，导致在研究讨论学校事务方面出现极端民主倾向。1941年5月，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让大家毫无顾忌提意见，学校领导人受到了许多责难和批评，会上通过了更多发扬民主的工作规约，造成极端民主作风的泛滥，大家意见分歧大，对学校工作无法作出结论，行政上一再忍让，党组织又坚持不干涉原则，导致学校管理工作陷入混乱局面。

（三）“搬家事件”的经过

边区中学建校时，使用了位于城隍庙的鲁迅小学的一部分校舍。11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边区中学迁至安塞吊儿沟。1939年6月，由于国民党搞反共摩擦，关中时局紧张，鲁迅师范由关中迁回延安，边区政府决定将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因吊儿沟地址偏僻，运输给养困难，且与延安联系不便，边区师范于1939年秋收后，由吊儿沟迁至延安东川柳树店，向卫生部借用抗大留下的部分窑房作为临时校舍。1940年春耕时，卫生部东迁，柳树店校舍要给卫生学校及和平医院使用，经边区政府同意，边师选定延安南门外杜甫川花石砭作为校址，新建校舍。为尽快建成校舍，学校动员部分学生参加建校劳动，另动员一部分学生赴安塞吊儿沟搬取暂存在那里的家具用品，全校于6月搬至花石砭新校址。新校址与自然科学院和行政学院相邻，周边有抗战前延安惟一的新市场，临近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机关。至此，全校师生认为学校已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可以安心投入学习。

1941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密切党政联系，方便指导工作，提出要与边师对调地方，要求边师搬至西北局所在地北门外小砭沟阳崖。此地远离边区教育厅，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由于过去频繁的搬迁和艰难的建校过程，学校师生感情上难以接受搬迁，思想不通，个别师生甚至声称要去边区政府请愿。边师教职员党支部开会研究，委员们均不同意与西北局对调地方，会议整理出的理由如下：一是边师是惟一一所直属边区教育厅领导的中等学校，培养师资任务重，过去搬家太多，这次再搬至远离教育厅的地方，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二是学校经费有限，建校不易，再搬至条件更差的地方教学困难恐难克服;三是学校的菜地和农业种地都在南门外和三十里铺一带，小砭沟阳崖地处延安北门外，西北局只换办公用地不换菜地，学校搬到北面不便管理菜地。

基于以上认识，支部委员们决定不与西北局对调地方，并起草控告书直送边区政府主席和党中央毛主席，希望由边区政府和毛主席出面制止西北局。时任校长彭黔生知晓此事，但由于难以说服且内心同情师生，未坚决制止，总支书记杨乐平未干预教职员支部行动，并对书面报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报告复写三份，由支部委员王汉民和毕凯分送。据王汉民回忆，二人先送至边区政府高自立副主席和中组部陈云部长处，二位领导当时并未提出明确的批评，但都劝解他们应当尊重西北局的意见，陈云更亲笔给校党总支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带回去给师生做思想工作。据时任学校教导处教务干事的关相生回忆，毛主席阅后在控告信上批示了“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当时西北局书记高岗对此事十分恼火，下令立即搬家，校方无奈，只好打消一切幻想，宣布立即搬家。

10月，西北局派唐洪澄、张汉武到边师宣布对此事的处理决定，此事因边师教职员党支部无组织无纪律，反对西北局的对调决定，并写信上告中央，内容荒诞，性质严重，被定性为“反党事件”，故从严处理，解散学校教职员党支部，改组总支委员会，当场宣布由高舍梓任总支书记，原总支书记杨乐平下放难民工厂工作。对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总支书记杨乐平因支持纵容支部的报告，开除党籍;支部书记毕凯因在此事件中起了挂帅作用，开除党籍;支部宣传委员周慈民因起草上告信，开除党籍;校长彭黔生因对此事制止不力，严厉批评;党支部组织委员王汉民因不坚持原则幼稚盲从（因其年龄最小），警告处分;其余成员都受到点名批评。[2]

“搬家事件”折射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边师“搬家事件”实为偶然之中的必然，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出了问题。这一事件折射出无论是边区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认识还是党的领导作风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整风运动加以纠正和改造，才能团结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为抗战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必须通过整风运动祛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1938年，延安成为全国革命群众向往的抗日民主圣地，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边区寻求抗日救国的方法，党员数量激增，党得到了发展壮大，但许多新党员出身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思想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仍占有很大比例。对此，毛泽东评价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3]因此，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边师来说，当时学校的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党政高级干部子弟，有本地农民子弟，有机关军队派来提高文化素质的工农干部和战士，也有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子。教师队伍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追求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文化程度不同，教师思想水平不同，这样复杂的成分决定了学校师生的思想中必定混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没有从思想上根本认识到为抗战服务的办校宗旨，没有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抗战、壮大革命力量，而将教育本身作为目的，希望有一个安定舒适的环境来专心发展教育，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他们却忽视了自身所处的实际境况，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党领导下的学校教育一定是以培养革命力量、建设革命队伍为根本目的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才能使党尽可能地凝聚力量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

必须通过整风运动祛除党内宗派主义，强化党员组织纪律性。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党的历史上因为宗派主义的问题犯过一些错误，给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王明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言人自居，不服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造成党在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妨碍党的团结统一。宗派主义危害極大，必须尽快祛除，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在全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肃清宗派主义的余毒，使全党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

在“搬家事件”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央领导西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而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是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的学校机构，在组织关系上，边师是下级，应当服从西北局的指示。在接到西北局对调的要求后，学校教职员党支部本应充分做好师生的思想工作，积极组织师生准备搬家，但支部委员自身未树立正确的认识，屡次提出反对意见，更没有在全校师生中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虽行政上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但思想上的抗拒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在极端民主风的氛围下，教职员党支部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向中央写控告信的决议，无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视党的组织纪律，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向党闹独立性，给学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必须通过整风运动祛除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不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干部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做了明确的说明：“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4]

西北局在作出与边师对调地方的决策并决定执行的前期，未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对调方案，如在对调校舍时将菜地一同对调以帮助学校解决后勤保障的实际问题，在学校多次反映意见时未充分做好学校党支部的思想工作，导致学校师生在思想不通、沟通无果后作出发控告信的不当之举。事件发生后，西北局下令学校立刻搬迁，全校师生在未能充分做好思想工作、未有时间做充足搬家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搬迁，造成思想混乱，伤害了师生的感情，不利于协调党群关系，更不利于树立党的威信。

从边师“搬家事件”可以看出，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是非常迫切的、必要的。1942年，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开展起来，边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校范围内认真开展整风运动，为教育师生，学校将“搬家事件”的相关材料公布出来，供师生学习、批评，全校师生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在整风运动中，学校不仅积极响应运动的号召，还组织全体教师进行教学方法的整改，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更适应抗战的需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向党中央紧紧靠拢。延安整风运动使全校师生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更加坚定了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解放战争时期，学校奉命改编为第四后方医院，全校师生分出一大部分紧急学习医护知识和技能，短短几天就完成改编，并立即奔赴前线随军救治伤员，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改编后的医院又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他们不怕艰难，英勇无畏，在战斗中一些教师和同学更是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延安中学回忆录》第一辑，延安中学校史编辑室，P17-37。

[2]《延安中学回忆录》第一辑，延安中学校史编辑室，P17-37。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08。

[4]《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900。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2]《陕西延安中学校志》，陕西延安中学校志编纂委员会，2008年8月.

[3]《延安中学回忆录》第一辑，延安中学校史编辑室，1986年.

[4]《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梁星亮、姚文琦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简介

吴怡桦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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