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主体部分是人们熟知的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但在民国以前只称运河。运河沿线众多的河渠沟渎、城邑村镇、水闸水坝的名称,有的伴随着运河的开凿而诞生,有的肇始于此前或此后的某个时段。这些名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逐渐积淀为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被视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济:河渠命名的美好意愿
漫长的河流与连绵的山脉一样,都有在不同区域随地异名的传统。大运河从逐段开凿到最终连成一体的历史,决定了各个河段分别命名的进程。以运河沟通的水系为界,可以划分为江淮之间的邗沟系统、黄淮之间的鸿沟系统、黄河与海河之间的御河(卫河、南运河)系统、海河以北的北运河系统,元代开凿会通河之后形成了南北贯通的新格局。河渠命名语词的选择,最初大多派生于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名称,嗣后转向以“通”或“济”等字为标志,寄托开凿者的愿望、反映大运河的功能。
大运河发端于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时为公元前486年。《左传》记载,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在今江苏扬州西北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开凿河渠运输兵员粮草,由此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的联系。“干”是西周分封的小国之一,后来被邻近的吴国吞并。吴国在干国故地筑城,以国名“干”与表示城邑的“邑”旁(右耳刀,阝)组合为“邗”,邗城之下的人工沟渠遂称作“邗沟”。此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分别征发民众“开山阳渎”与“开邗沟”,都是对邗沟故道的持续改造。“渎”也是水道的通名之一,这段运河的北端点在山阳郡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始置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因此称作山阳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从邗沟对岸的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大运河的南段至此基本成形。
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的运河,始于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60年,魏国把黄河水引入河南中牟县圃田泽,“又为大沟而引甫水”。甫水,指残存于河流故道或风淤沙岗之间的水流。这条大沟把多处甫水汇集起来,形成了境内著名的河流——鸿沟。“鸿”与“洪”相通,也是大的意思。楚汉相争期间项羽与刘邦约定,“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鸿沟自此名闻天下,成为后世表示界线分明的不同立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等概念的代名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以鸿沟为基础,开凿从洛阳到清江(今淮安)的通济渠。“通济”含有水道顺畅无阻、航船及时抵达之意,这是运河的命名语词从写实走向寄意的转折。
黄河以北的运河开凿,始于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北征乌桓,主持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前者把呼沲(滹沱)河水向北引入泒水(沙河),“平虏”标志着出师北征的宗旨。后者沟通了泃河与潞河(北运河),因其经行始置于西汉的渔阳郡泉州县(在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城上村)而得名。至此,今北京地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运河。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以此为基础,“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沟通了黄河与涿郡(在今北京西南)的联系。以“永济”为名,寄托了对永久安流通达的期望。
元代是大运河开凿与漕运的巅峰,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南起梁山县安山西南,北至臨清与御河(卫河)相通。“会通河”取众水会合、诸道贯通之意为名,其后成为临清以南至徐州的河段共用的名称。至此,南北大运河形成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地理格局。在大运河的最北端,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州至大都的运河,次年由忽必烈赐名通惠河。“通惠”有漕运畅通、惠及国家之意,延续了以寄托美好愿望命名的思路。
还需指出,清代之前历来以“运河”作为整个运河系统的泛称,民国年间的地理教材和论著偶尔称之为“大运河”。至于冠以起讫点的“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则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才出现的称谓。先由面向大众的新闻、通讯、科普文章提出,继而被严格讲究规范性与标准化的中小学地理、历史等教科书接受,最终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的地理学新名词。
城、镇:撒在运河沿线的珍珠
运河带动了沿线城镇的成长,它们像珍珠一样播撒在两岸,或作为漕运的关键节点闻名,或通过地名语词显示出与运河的密切关联。解读凝聚在地名之中的历史地理信息,可以从一个侧面领略运河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多彩。
处在京杭运河端点的杭州,定名于隋代,此前是秦代的馀(余)杭县。明代郭子章在《郡县释名》中说,大禹巡行天下,至此“舍航登陆”,而“杭”与“航”古字通用,这里又是大禹的后人无馀的封地,因此称作“馀杭”。但是,这种解释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江浙一带在先秦时期是吴越两国的属地,人们无疑要采用本民族的语言为各类地域命名。吴越语后来淹没在汉语的汪洋大海里,某些读音得以用汉字记录下来,但显然不能据此顾名思义。东汉时期的《越绝书》早就指出,“馀”是越人对盐的称呼。馀杭、馀姚之类的地名,应是古代曾经作为食盐产地的文化遗痕。大运河的另一重要节点扬州,源自《禹贡》九州之一,先秦时期亦属吴越语区。在确定地名究竟属于哪个语种之前,不宜根据其汉字形态贸然释义。
淮安处在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宋末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征引的文献显示,因为境内有津渡称作“山阳”,东晋据以设置山阳郡和山阳县。隋代利用邗沟故道开浚由此向南的漕运通道,随之派生命名为“山阳渎”。南宋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山阳县改称淮安县,并相继成为淮安军、淮安州的治所,地名语词寄托着对淮水安流的期盼。大运河由淮安向西北,在与陇海铁路交汇处有运河镇。这里原称大榆树、三岔河,1923年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连云港)段竣工后设运河站,以其邻近运河为名。1954年邳县政府从邳城迁来,改设运河镇。“运河”本是地理通名,在这里却变为镇的专名。
临清是鲁运河与南运河的交汇点,南运河在当代成为山东与河北的分界线。西汉至十六国时期,先后在南运河西岸的河北境内设置清渊县、清泉县、临清县,都以其临近清澈泉流为名。随着漕运的兴盛,临清县治于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迁到运河东岸的曹仁镇(今山东临清旧县)。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会通河以临清为北端点,南来的汶水与卫水在此汇合后向北流入南运河,临清遂成为“踞河漕之喉,当南北之冲”的水运枢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县治再迁今临清,宣德年间设立钞关,弘治年间升为临清州。到1964年,运河西岸属于河北省辖境的临清故地设为临西县,从这里迁到东岸的山东临清却成了临西县命名的地理依据。与此相仿,运河沿岸的沧州交河县泊头镇,以水路中转地与船只停泊码头命名,清代是商贾凑集的水路驿站。1985年撤销交河县改设泊头市,市政府驻地选在泊头镇而不是原来的县治交河镇。诸如此类的反客为主,都是运河带动沿岸城镇发展的例证。
天津是南运河与北运河的分界点,扼守着运河与海上漕运的咽喉。宋辽至金代称直沽,元代以其邻近大海又是河流津渡,改设海津镇,明代始置天津三卫。有的文献说“天津”是燕王朱棣率军经此杀奔南京时所赐,有天子津渡之意,这无疑是违背事理的穿凿附会。此时打着“靖难”旗号的燕王,最怕朝野指责他谋夺皇位,岂有愚蠢地自称天子而授人以口实之理!康熙《静海县志》记载,本县所属区域对应着天上的“天津九星”,“遂以东北隅小直沽置天津”,这种解释更符合古代的文化情境。京津之间的河西务,因处在北运河以西得名,自元至清一直是漕运重镇。金代海陵王把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为名,在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中都)之前两年,就极富预见性地确立了此地将作为首都漕运枢纽的地位。
闸、坝:从写实走向寄意命名
水闸与水坝是节制运河水流的基础设施,它们或以邻近的已有村镇为名,或在设置之后成为新生村镇的命名依据。命名闸坝的语词起初大多是描述地理风物和相对位置,后来侧重于表达对运河安流畅通、惠及国都的期望。
元大都以北有高梁河东注鲍丘水的河道,金代曾经用于漕运。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拦河修筑了七座滚水坝,漕粮在各坝之间像接力一样递相转运,河名因此称为坝河,亦作阜通河,有财货丰富、运道畅通之意。阜通七坝自东向西包括深沟坝、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千斯坝。深沟坝源于坝河与温榆河交汇时冲出的深沟,千斯坝以靠近大都光熙門内储存漕粮的千斯仓得名,其余各坝的命名派生于附近的村落。
郭守敬沿着金代的闸河故道开挖通惠河,沿线设置了11处、24座水闸。文学色彩浓郁的闸名有3处:“广源”形容水源丰富,“朝宗”象征流入皇城,“文明”出自邻近的大都文明门。其余8处水闸的命名依然通俗质直:西城、通州、河门,显示水闸所在的区域和位置;
海子、郊亭,表明位于大都内外的海子(积水潭)与郊亭淀旁;
魏村、杨尹,以附近村落派生为名;
籍东,指其位于元代的籍田以东。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这8处水闸依次更名为会川、通流、广利、澄清、平津、惠和、溥济(或作普济)、庆丰,所选用的命名语词完成了从写实到寄意的转变。
大运河沿线的地名形成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之下,无论是群众约定俗成还是官方刻意选择的语词,都像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中的化石或琥珀一样,保存着命名之初的语言、地理、历史、社会等信息。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发端的大运河,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举凡不同时代开凿的河渠沟渎,扼守漕运咽喉的大小城镇,几度兴废的闸坝工程,都已成为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追寻运河文脉的关键所在。历经时间积淀和岁月淘洗的地名,是前人赋予各类有形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标志。它们像璀璨的串珠一样点缀在运河沿线,映射出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和沧桑变化,寄托着古今对南北会通、永济溥惠的热切希望。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背景下,挖掘、保护、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地名,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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