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发展的地方叙述及其人类学意义*——基于广西京族地区的田野考察

吕俊彪

借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指标和量化分析模型，对民族经济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科学”研究，进而评判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与“低”、少数民族群体物质生活状况的“好”与“坏”，对于当代中国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而言，似乎已成为一种屡试不爽的“学术套路”。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观照之下，一些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生活状况，往往——甚至几无例外地——被简单地定格于“欠发达”或者“贫困”的刻板印象当中，而当地人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自身生活的内涵丰富的体察，则在相当程度上被遮蔽了。由此，民族经济问题研究逐渐沦为一种抽象于民族社会生活之外的经济统计数据的逻辑推演，而难以反映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全部真实面貌。如何超越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某些不切实际的推测和想象，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之于当地人社会生活的实存意义，以祛除长期以来笼罩在此一研究领域之上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思想，使民族经济研究真正回归民族群体现实的社会生活，对于当代中国民族经济问题研究而言，乃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学术任务。本文的研究，拟基于广西京族地区的田野考察，透过当地人之于经济生活及其变迁的民间叙述，分析经济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实在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叙述方式对于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京族人，旧称越族人或者“安南人”。一般认为，京族人是古代骆越人的后代，后来在持续南迁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当地的少数民族，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鲜明海洋生活特点的民族群体。我国境内的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沿海一带地区。澫尾、巫头、山心三个近海岛屿，是京族最为重要的聚居地区，当地人称之为“京族三岛”。除京族三岛之外，江平镇附近的红坎、潭吉、恒望、竹山等地，也有部分京族人居住。京族世代以捕鱼为生，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单一，是一个“靠海吃海”的民族群体。虽然如此，当地人经济生活的内涵，往往也呈现出某些差异性。大体而言，生活在澫尾岛上的京族人，因其居住地出海较远，当地人多以远海捕捞为主。而居住在巫头、山心等地的京族人，则大多从事浅海捕捞和滩涂作业为生。此外，居住在红坎、潭吉、恒望等地的京族人，往往兼顾浅海捕捞和种植农业。在江平镇及附近地区，也有一些京族人家以手工业、盐业或商业维持家庭生计。

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相当部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处在极度贫困状态之中。传统意义上的单家独户的渔业生产，是京族人家最为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尽管旧时京族三岛附近的海域有着较为丰富的渔业资源，但简陋的生产工具以及相对简单的作业方式，难以形成渔业生产上的规模效应，产量亦因之受到限制。而相对闭塞的交通条件，也极大地限制了京族地区海产品的外销。在一些京族人看来，正是这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自产自销的生产经营模式，严重影响了当地渔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以及京族渔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在近海地区的一些村庄，也有京族人家从事农业种植，但因种植面积小、单产低，当地的粮食生产难以实现自给。从某种意义上讲，京族地区这种自给但不能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几乎注定了当地缓慢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京族人物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

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京族社会的贫困状况也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1952 年春，京族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实现了当地人“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一年之后的1953年初，京族地区又进行了渔业民主改革，渔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而当地人的物质生活也有所改善。1954年，继土地改革和渔业民主改革之后，京族地区开始了渔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相继成立的互助组、“初级社”（初级合作社）、“高级社”（高级合作社），被认为“有力地促使渔、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然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人民公社一些不切实际的集体劳作方式，非但没能有效改善京族地区经济发展上的滞后状况，反而对当地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生产力形成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并由此导致了某些饥饿现象。据一些当地人所说，因为缺少粮食（主粮），旧时的京族人家往往用木薯、红薯等杂粮充饥。虽然也有自家捕获的海产品，但一般不会轻易食用。因为以海鲜为食往往需要添加更多食油，这对于本来就缺粮少油的京族人家而言无异于增加一项重大“开支”。京族地区普通民众的温饱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善。由于受到中越两国关系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 年间，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有了起色，但无法实现与其他地区经济的同步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重新开启的中越边境贸易大门，对于京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1990年春节期间，蜂拥而至的越南边民，以近乎粗暴的方式跨越了长期以来横亘在中越边境地区各族民众之间的贸易藩篱，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边境贸易大潮。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政策环境、中越两国京（越）族人源远流长的历史亲缘关系以及彼此之间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为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而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京族人，也得以凭借其语言上的优势以及对地方性知识相对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成为这场边境贸易大潮的受益者，一些人甚至还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渔民到商人或者商业经纪人的职业身份转变。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促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京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在边境贸易的带动之下，京族地区的地方经济，逐渐从以海洋捕捞为主、种植农业为辅，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产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渔业、边境贸易、旅游业和海产品加工为主导，多种产业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当地民众的家庭收入大幅度提高。相关统计表明，1990年以前京族地区的年人均纯收入长期徘徊在400元左右的水平，而在边境贸易重新开启之后的1992 年，当地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迅速增加到1000 元以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京族地区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大幅度增加。至2018年，京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6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37 元。而聚居在澫尾、巫头、山心等地农村的京族人，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1000 元，大大高于生活在广西农村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最富裕的少数民族”。

在经历了生活空间的拓展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京族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作为一个跨国民族，京族人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日渐提升。尽管如此，京族人的生活图景所给予世人的总体印象，似乎仍然是一种扁平化、刻板化的他者想象。在一些人的想象当中，世代生活在海岛之上的京族人，他们的社会生活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而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会因为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一些人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京族人富裕生活的得来，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中越边境贸易的重新开启——因为正是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最初几年那场声势浩大的边境贸易大潮使得很多京族人“一夜暴富”，这种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也因此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些京族民间人士认为，这些缺乏长期地方生活经历的理论判断，并不符合京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更忽视了京族人自身的努力。由此，“站出来说话”，成为京族民间人士的一种迫切愿望。

自从十六世纪初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居广西东兴市沿海一带地区以来，京族社会长期处在一种“半自然经济”状态之中。虽然其后从汉族、壮族等民族群体那里“学习”到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并且能够生产少量粮食，但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京族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围海造田”成功之前，并不能完全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样，通过售卖自家捕获的海产品，以之换取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过上一种虽然并不富足但却相对自由的经济生活，也就成了旧时京族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不过，滞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京族人这些看起来“要求并不很高”的期许，往往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1949年以前，饥饿、疾病以及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严重制约了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事实上，“旧社会”（1949 年以前）留给京族人的历史记忆，通常都带有某种意义上的苦难色彩。

京族人对于自家经济生活状况的“讲法”（说法），近乎一种自然主义的地方性叙述。由于使用文字的机会不多，且与外界的言语交流相对较少，在传统社会里的京族人往往只有通过“行路”、住屋、竹排、穿着、“食作”（饮食）等“自然语言”来表述自家的生活状况。居住在“水浸茫茫”的孤岛之上的京族人，其日常所捕获的海产品需要挑到附近的江平镇上去售卖，而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和生活生产用品等亦大多需要从镇上购入。由于旧时往来京族三岛与江平镇之间没有现成的道路，当地人通常只能徒步涉过退潮之后的海滩到镇上去。一些人家挑鱼到镇上去卖，有时候回来得稍晚，涨起的潮水时常令他们无路可走、无处安身。京族人生计上的艰难，由此或许可见一斑。低矮的木板棚，据认为是京族人最为传统的住屋。这种用木板、瓦片、茅草搭建起来的屋子，是京族人家最为重要的栖身之所。在一定程度上，当地人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往往从他们居住的家屋就可以一目了然。竹排、鱼网等传统的渔业生产工具，是绝大多数京族人家赖以为生的生计来源。作为地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表征，简陋的竹排、破旧的鱼网等，以一种无声的语言叙述着京族人谋生的不易。传统的节日盛装“裙袄”（男装）、“袄黛”（女装）以及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身体语言，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京族人的审美情趣，成为他们标识自我的一种“行为艺术”。只是这些难得一见的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中简便的衣着风格似有“格格不入”之感。事实上，能够拥有一两套看起来还算“完整”（体面）的便装，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京族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奢望。至于平常的一日三餐，通常只是“有一个名堂”而已。因为缺少粮食，京族人家往往需要借助红薯、木薯等杂粮作为日常饭食的一种补充，红薯粥、木薯粥等食物“应运而生”。

在“自然语言”之外，京族人也用一些民间歌谣和民间乐曲来诉说生活上的艰辛。京族人是一个热爱歌唱的民族群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歌唱来表达。京族民间的传统歌谣，大致上可以分为海歌（劳动歌）、生活歌（苦歌）、史歌（历史传说歌）、仪式歌（礼歌）、情歌、儿歌、时政歌等种类。“朴素清新”的传统民歌，弥漫着浓郁的海洋生活气息，是京族人传情达意的重要途径。其中的海歌、生活歌等，以极其细腻的叙述风格，描绘了当地人传统的生产、生活状况。京族地区家喻户晓的民歌《肚饥饥》，讲述了旧时京族人家“一日三餐粥稀稀”的生活状况，是当地人穷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京族传统的民间乐器独弦琴，音色优美、曲调凄婉，以其独特的演奏方式和叙事风格，诉说京族人经济生活中的贫困和窘迫。而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乐曲，也因之被当地人也称为“凄凉琴”。

作为一种“苦难生灵的叹息”，京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信仰、民间传说从另一侧面叙述了旧时京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态。京族人传统的民间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村寨神崇拜等。近现代以来，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在“京族三岛”附近的竹山、恒望等村也有流行。尽管这些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对于大多数京族人来说，祈求消灾祛病、平安康宁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出发点”。而当地人对于各类神灵的崇拜，往往源于这些神灵“护佑”当地社会生活环境的“丰功伟绩”。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镇海大王”。镇海大王是京族民间崇拜的主要神灵之一，在一些民间传说当中，镇海大王因为打败了为害当地海域的蜈蚣精，创造了“京族三岛”，从而使京族人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很显然，这个在京族地区家喻户晓的创世神话，或许并不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证据”，然而在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谓之“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当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地方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从某种意义上讲，京族人正是用民间信仰、民间传说这种隐晦的表达方式，讲述了特殊历史场景中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旧时复杂的地方社会关系。

长久以来，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叙述当地人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是京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京族人对于物质生活状况的感知，无疑是朴素的、直截了当的，他们似乎更习惯于用衣、食、住、行的直观样态来叙述自家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以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好过”或“不好过”来“说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自然主义叙述，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而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碎片化的表达方式。而这些叙述所描绘的京族人的经济生活，也因之处于某种程度上的“零散状态”。虽然这些口述性的、碎片化的地方性叙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京族人的经济生活，但其往往都是比较松散的，缺乏系统性、条理性。以京族人对于渔业生产的描述为例：虽然从表面上看，京族人大多以捕鱼为业，但京族地区各地（村）的渔业生产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澫尾岛的京族人以远海捕捞为生，山心岛、巫头岛上的京族人较多地倚靠近海滩涂作业，而红坎、潭吉、恒望等地的京族人，则在除了从事渔业生产之外还兼有部分农业作为补充，各地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也不尽然相同。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当地人对于自身生活的表述往往“各讲各的”，有些甚至差异极大。

由于长期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加之当地人“识字”不多，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京族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往往难以形成似乎更具“权威性”的文献记载内容。尽管喃字作为一种地域性的语言文字曾经流行一时，但能够熟练运用这种音意结合的复杂文字的京族人并不多，其使用范围亦多限于一些民间信仰的经书及仪式文本当中，记载京族人世俗生活的文字资料较为少见。而以汉语记载的一些地方史料，对于京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述，往往也只是寥寥数笔、语焉不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黄知元等所编纂的《防城县志初稿》，是较早记录我国京族人社会生活状况的地方史料文献之一。这部地方文献曾含糊其辞地“介绍”了京族人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状况，提到江平镇一带早先就有“交趾民族归化”，又谓“交趾族即骆越族，邑人多呼为安南人”。事实上，京族人在江平镇沿海地区的活动，是有历史遗存作为佐证的。在现今东兴市江平镇的旧城区，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安南街”的老街。这条“安南街”，又称“咸鱼街”，因旧时京族人多在此地卖鱼而得名。尽管黄著对于京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载着墨不多，但作为文字书写的地方文献，无疑为京族人建构自身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极大提高了京族人的社会地位。而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京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为民族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地方政府曾多次组织人员到京族地区开展调查活动，并形成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这些调研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调查报告，使京族人得以成为一个相对清晰的社会形象出现在地方社会生活的现代书写当中。亦由此，京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为数众多的新闻报道、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京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从而增进了世人对于京族社会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京族人社会生活状况的书写，往往因为掺杂了书写者过多的主观因素而被扭曲。在特殊的社会语境当中，无论是那些出于帮扶目的而撰写的宣传资料，还是以调研报告出现的理论研究文献，抑或是反映京族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被嵌入了“剥削”“压迫”一类的因素，从而与当地人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脱节。由此，京族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几无例外地被定格为阶级矛盾的产物，而与地方经济发展本身似乎没有直接联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京族人通常是作为被书写的对象出现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的。他们旧时的“苦难生活”往往成为可以带来某些现实利益的“社会财富”，以至于一些京族人时常乐此不疲地讲述旧时生活。一些参与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配合，“实事求是”地反映京族地区的经济生活状况，才为京族地区和京族人争取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反映京族社会生活的研究文献日渐增多。在京族民间精英分子的主导和积极配合之下，一些京族传统民间仪式活动得到恢复，而一些京族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也随之得到了收集、“挖掘”、整理和出版，京族传统文化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此期间，尽管一些接受过现代教育并且具备一定书写能力的京族“文化人”，在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好状态的同时，也开始探索京族历史文化表现形式的重新建构问题，但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京族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京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研究的边缘参与者甚或旁观者，也仍然是一些地方性的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被动书写对象。诚然，相对于本地人那种口述的、碎片化了关于京族人社会生活的传统叙述，那些经由专业人士书写的“研究著作”，无疑显得更加“系统”“科学”“客观”。然而，这种关于京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权威”叙述，仍然难以克服对京族人的他者化想象。在这样的社会场景当中，以书面文字叙述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地表达当地人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我认知，彰显京族人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不断充实京族人的历史记忆，也就成为京族民间精英们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一项“光荣使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些京族人开始以“读书人”的身份，深度参与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书写队伍当中。虽然这些书写者的研究，多从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传承与保护的角度切入，试图以此展现京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作为这种展示所获得的一种的“意外效果”，便是传达了京族人“靠海吃海”“靠边吃边”生计方式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并由此建构了京族经济发展的“另类历史”。而在此过程中，京族人对于自身经济生活的书写能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或许可以这样说，那些由“本地人”凭借个人兴趣和使命感书写出来的关于京族经济发展问题的地方文献，固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自说自话”的现象，而京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京族人经济生活的真实面貌，也一定程度上被一些褒扬性的宏观叙述和只鳞片甲的财富故事所遮蔽。然而，对于京族人而言，这些“自说自话”的叙述——尤其是书面文字的研究文献——的意义，似乎并不在于其专业性或者纯粹意义的“理论价值”，而在于他们自此有了一种更加“对书”（权威）的自我表述方式和途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京族人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自我书写达至新的高潮。京族人家一如既往地使用他们的“自然语言”——譬如建新房、买新车等，将日益改善的经济生活状况“写在地上”“挂在脸上”，同时也以传统的歌唱方式来表达这种喜悦之情。一些接受过更多现代教育的京族“读书人”，则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联合更多京族研究的同道中人，以更严谨、更系统的书写，来叙述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美好前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京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者的带动之下，一些由当地人主导的民间研究机构如“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等成为京族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平台。受其感召，越来越多的京族人秉持“传承民族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热切期待，参与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当中。在此期间，一大批以京族经济发展问题为题材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而一些“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著作不仅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京族人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我表述，经历了一个从“参与的边缘”到“边缘的参与”的过程。在最初的“参与”中，京族人是以一种被调查者或者被访谈对象的角色出现的。出于为社会发展谋求更多经济资源的种种考虑，京族人通常都能积极配合来自“上级”的一些调查研究，并以尽可能详尽的口述资料，呈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对于过往苦难生活的回忆、对于美好新生活的期待，成为这个时期当地民众“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宣传，并在此一过程中实现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尽管这种表述方式依然存在许多争议，但一个可以肯定的社会事实或许就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边缘性参与之后，京族人在主流社会话语体系当中阐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能力和地位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以“本地人”为主要叙述者的一系列研究专著的出现，在描绘了京族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图景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京族人经济生活的实存状态及其变迁过程。这些关于京族人经济生活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长期以来横亘在京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为民族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方性知识。

京族人关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自我书写，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通常是以研究者深入异文化的他者世界，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倾听当地人对于各种社会文化事象的解释作为研究基础，然后凭借研究者的专业视角和学术感召力，通过“写文化”的方式阐释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社会生活的某些感悟，以此实现对自身所在社会的“文化批评”，不断增进、拓展、充实人类知识体系。在这种研究范式当中，研究对象似乎只是一个被书写的群体，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他们的书面叙述通常都是经过书写者筛选之后的文化碎片，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因之成为一种被研究者拼贴起来的文化图景。京族人“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种被动的叙述风格，其以京族人自己的言语、以更具“权威性”的书写方式，直接呈现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样貌，其之于民族学人类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和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在当地人成为自身社会研究者的时代，把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少数民族群体视为被动的研究对象的传统研究方法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而如果能把当地人视为研究的合作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调查对象，那么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或许可以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民族经济发展的地方性叙述所具有的文化批评意味，无论是对于作为京族人的“自我”，还是对于异文化的他者，都具有深远意义。长期以来，地方社会关于京族人经济生活的各种叙述，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某些想象色彩。一些途听道说的奇闻趣事，往往被认为是京族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京族人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则往往不为人所关注。当地人通过书面形式呈现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固然在专业性、学术性方面尚有欠缺，但却能够以一种更加写实的风格、更加细致的田野资料，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京族地区“平淡无奇”的经济发展状态。这种对于京族地区和京族人经济生活的“平淡无奇”的书写，在相当程度上击碎了一些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生活的猎奇性的文化想象，也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实存状况。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研究不仅使京族人独特而又平淡的经济生活得到重现，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批评”，即：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边海民族”、跨国民族、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京族人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奇特，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群体一样，有着大致相近或者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和“正常人”的经济生活，而当地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滞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透过当地人的视角，立足于当地人自身的生活体验，探寻地方经济与社会“新的”书写方式，以图更加全面、客观地描述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状况，既是少数民族群体表达自我、维持其“文化身份”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视角转移和方法创新。笔者以为，只有更多地站在当地人的“位置”，更好地借用当地人的眼光，更加注重当地人对于自身生活的各种叙述，才有可能更细致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学研究对象现实的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马林诺夫斯基（1921）在其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曾经如此描述人类学研究所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悲剧性的也是十分尴尬的境地：“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和目标初具规模，当训练有素的人们踏上征程，去研究未开化区域的居民时，他们却在我们的眼前渐渐消失了。”马林诺夫斯基眼中这种悲剧性的尴尬境地，伴随着人类学的成长。事实上，田野工作中的尴尬境地以及民族志文本叙述上的某种悲情色调，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缺少了尴尬和悲情的人类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褪去了许多内涵丰富的社会生活色彩。然而，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尴尬似乎只不过是人类学研究者的一厢情愿。对于长期以来被当作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当地人来说，那些逐逝消失的“传统”，通常只是经由掌控着书写异文化话语特权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们——当然也包括一些文化研究爱好者——的想象所建构起来的“土著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此，他们对于“传统”的珍视程度，往往呈现出一种与文本书写者大相径庭的状态。而更让专业人类学研究者感到尴尬的或许就是，随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本书写能力不断增进，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土著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往那种“被书写”的社会定位。这些“有文化”的当地人，凭借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深切体察，开始以形式各异的地方性表述方式书写自己的文化，以此宣示自身的“社会存在”，抗拒各种传统的文化偏见，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人类学的当代文本——本土民族志。

这种意义上的本土民族志，虽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等中国民族学前辈的家乡民族志有某些相近之处，但其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本土民族志，其书写者多非人类学专业人士，他们书写自身文化的目的往往源于记录传统社会生活的单纯愿望，并且几乎完全是闲来之时的兴之所致使然，没有过往那种基于明确学术诉求的宏大愿景。在书写风格上，这种民族志通常也没有严格的、整齐划一的“学术规范”，而只是基于他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以多样性的地方性叙述惯习，书写地方社会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话语机制上的某些缺失，更由于少数民族群体书写能力的某种欠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当地人的经济生活状况，通常被一些事实上并不牢靠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指标所遮蔽。而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的一些经济发展方略，往往难免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脱离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此意义上，由当地人“自己说话”，叙述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当地人对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期待，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更真实的地方“数据”，显得尤其重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被卷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大潮之中。一些民族群体由于较好地顺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而得以在市场经济的洪流当中迅速崛起，而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则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而难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些流传已久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甚至因为当地人在经济上持久的边缘化地位而被湮没在众声喧哗的现代社会之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出现的京族人“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学术现象，或可以认为是少数民族群体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积极回应。

京族人以主流社会所能认可的文字形式书写他们对于地方社会生活的理解，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本身。凭借个人兴趣和所谓的“社会责任感”，以本地人的视角叙述自身的经济生活，书写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这种“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研究范式，或可以认为是一种全球时代的“本土民族志”。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在专业性、学术性等方面仍然有着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其作为一种非典型性的文化书写方式的出现，对于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冲击，无疑是极其深远的——甚或是颠覆性的。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这种“本土民族志”的出现，人类学书写异文化的“权威”——如果还存在的话——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作为人类学研究基点的田野调查，也因之面临许多新的抉择。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重塑人类学研究的“权威”，增进其文化批评的能力，也就因之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是“被书写的他者”，还是“自我叙述的他者”，都是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需要积极面对的社会事实。因为，这种社会事实的出现，不仅是当地人“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更意味着主流人类学的“写文化”传统所要面临的挑战。

二十世纪的人类学者曾经许下诺言，声称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的破坏。与此同时，通过对异文化的描写以实现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的反省和批评。尽管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德雷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等人的研究对于实现这种宏大愿景的价值取向及其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问题提出过质疑，认为依赖于描述的和半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书写文化往往歪曲了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现实。然而，由于学术研究上的路径依赖，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于某些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的书写进路，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人类学素来强调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理解他者的生活体验，但正如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人类学者所感知到的异文化往往只是一种“游离的、近似的情境”，而不可能全然感知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同感知。由此，透过文化持有者自我书写的感知，或许可以为我们洞察当地人之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切体验、进而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理解”提供一种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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