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拉拉 编辑|糖槭
即将零点,北京周边的收费站附近卡车陆续多了,它们囤积在城市的周围,每条收费通道都排出近百米长的队伍。它们有的从白天就早早抵达这里,等待着夜黑下来,因为只有零点到6点这个城市才会对所有的卡车打开闸门。
那里是庞然大物的集合体——卡车向前挪动1公分也要花三四分钟启动,它的轮胎比腰线要高。可能是因为力气,这一行里多是男性,不少车头前面干净利落地贴着“兄弟”、“江湖”的横幅。但也有一些驾驶室里,几件内衣挂在车窗玻璃的边缘,前面放着几盆路上根本用不上的多肉植物。有时还从驾驶室的车窗里飘出一阵煮饭的白色水汽。
借着微弱的光,在这些有点不同的驾驶室里能看到长发、刘海、皮衣,那是这个本身就有些隔绝的行业里一群更加隐形的人——“卡嫂”,卡车司机带上路的配偶。
中国大约有3000万卡车司机,2500万卡嫂,任何一个数字都超过了北京的人口总数。在2500万卡嫂里,除了在家留守的女人,还有剩下近1000万人跟过车或正在车上。
在高速公路上,几乎每一个夹缝里都藏着她们的“工作”。两个人一起住在不足6平方米面积的驾驶室,前一半是座位,后面是一张不到一米宽、伸不直腿的简易床铺。她们把一切东西都装进车里——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洗衣粉,油和盐,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土的小花圃——试图在时速至少90码的路上,堆出来一个家。
要做的事情里,有一些看上去和家庭主妇也没有区别。几乎每位卡嫂都要负责饮食,高速路上自助餐35元一位,很多人都认为又贵又不卫生。可以买小气罐,停下车,她们把锅挪在车外做,用一个纸箱子围起来就成了临时灶台。也有人会花近千元买易电器,辽宁的年轻卡嫂妞妞把两个座位之间的空隙打通,放了一个箱子,在驾驶室用高压锅做饭。赶时间的时候,停下车她就能在车里煮面,只需要8分钟就能完成一锅东北乱炖。
但偶尔还是会挨饿。甘肃的卡嫂刘文翠记得自己有一次和丈夫开车遇到了修路,得绕远才能有服务区,车上的东西已经吃完了,他们一起硬撑,饿了一整天,两个人在服务区吃完了四个菜,“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青菜。”
在车上,她们不仅仅是妻子,还是母亲。30多岁的张岩,在驾驶室里带过两个孩子,大女儿从小在车上长大,现在在山东读小学,小女儿一岁半还只会叫妈妈,有时会一起跟车。无暇照顾女儿的时候,张岩只能把零食塞给她,饼干,糖果,巧克力一点点升级,吃得太多孩子开始呕吐。她手足无措地把一个大盒子放在女儿面前,“看看这是什么?”打开是一根比手臂还粗的金属轴承,上面沾着机油。“这个不能玩,不能玩。”她又连忙把盖子关起来。
孩子就在车上,占据精力的事情却有很多。路上遇到大雨她得冒雨和丈夫一起爬上几米高的车顶去盖10米长的苫布(篷布),遇到车出问题了要一起想办法找人维修。
没带孩子的卡嫂其实可以选择在下铺睡觉,但没有人敢睡。有一次下雨天河南的陈春华睡着了,没看着丈夫,卡车打滑,她被剧烈的震动惊醒,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一下就被扔到了卧铺的另一头——卡车撞上了绿化带,车头已经彻底扭转到了车厢的位置。
路上事故很多,但司机的睡眠却很少,让危险变得更近。法律想要去规范,交通部出规定要求司机每4个小时要休息一次,不满20分钟被抓到要扣12分,但在实际情况里,这个行业的人们面对着一些更棘手的困难。按照张岩所知的情况,从深圳开到山东,一路不休息约需38个小时车程,一个人开车的司机怎么也得休息两次,一次在两个小时以内,不算上意外的情况,总共大约开42小时。但通常情况来说,货主要求不能超过39小时得卸货,这意味着一个人开车只能在路上休息一个小时。
张岩有一次本来出发前说好的7000元运费,到了之后只拿到 5800元,货主的理由是卡车迟到了,货的高价卖不上了。没有人不想好好睡觉,吃一顿饱饭,做一个完整的梦,但休息越多,路上的时间越长,越是挣不到钱,甚至要赔本。有时她会被丈夫惊吓到,“他开车开着开着突然嗷嗷地叫,之后问起他,他自己还不知道,太困了。”张岩心疼,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她们唯一能做的是当卡车和危险之间的缓冲器,每个卡嫂都有陪伴丈夫的方法,刘文翠通过唱歌和聊天来给丈夫提神,每当自己接不上话的时候,她知道是实在撑不住了。如果丈夫状态还好,她允许自己打一个不超过十分钟的盹。如果状态不好,她让丈夫把车停下来,自己绕着卡车走圈,强行清醒过来。妞妞没有告诉丈夫的是,自己在路上常说要去厕所,其实只是打空转,她想他能够去洗手间。
就算是丈夫睡了,她们也不能睡。她们要在丈夫睡着的时候,独自守着油箱——一般卡车车身的面积有两三个小房间那么大,油箱在视野的盲区里,一个不注意,偷油贼能把油抽得精光,卡车会一次性损失几千块钱,几乎抵得上一次短途的运费。
这么多年里,陈春华摸索出很多抵抗睡眠的办法,喝咖啡,擦风油精。当这些都不管用的时候,她会掏出一根辣椒生嚼。刺激的气味能够提醒她,北京还没有到,还不能睡觉。
做了这么多,但她们依旧不喜欢聊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不够丈夫重要,“没什么好写的,卡嫂有什么好写的,写写卡车司机。”张岩在被约访的最初这样回应。就算是微信昵称,这群女人也喜欢把自己藏在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后面。
跟车年限不久的妞妞会试图自我安慰:“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流浪,往好点儿想,是像开着房车到处跑。”但是她又没办法说服自己,因为如果是开房车,她不需要在小树林里上厕所,来月经的时候穿“纸尿裤”熬到过敏。
零点左右,卡车抵达北京的集散点,比如位于南三环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那里上千辆卡车以不到半米的间隔挤在一起,把市场围成一个迷宫。夜市很热闹,停下来的驾驶室里异常安静,只是偶尔露出顶在车窗玻璃上的一双光脚丫,提醒着这里终于有人休息了。
2007年,刘文翠第一次和丈夫运货去新疆,半夜开到吐鲁番附近,车大灯能照到的地方突然变成黄色的一片,负重以吨为单位计算的卡车车身开始不停地摇晃。她根本不敢打开车窗,外面风声已经盖过了发动机的声音。中途丈夫下去检查过货物,三层的苫布,最外面的一层帆布已经被风沙撕成了一丝丝的条状。
“他突然让我给他唱首歌,我就给他唱凤凰传奇《等爱的玫瑰》。其实他也害怕,当时的方向盘已经把不住了。”在国道上,风刮起来的石子甩碎了挡风玻璃,刘文翠躲在卧铺上嘴里都是土。开了12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抵达了安全的地方。“我们在服务区换挡风玻璃,出来互相看着对方就笑了,两个人头上,车里边,身上全都是沙子和灰尘,真的就跟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
后来刘文翠看新闻才知道,那天夜里,在不远处的铁轨上,5807次列车有 11 节车厢被吹离轨道,3名旅客死亡,2名旅客重伤,32名旅客轻伤,南疆线被迫中断。在脱轨的一瞬间,沙尘暴的风力抵达了13级。
她和丈夫捡回来一条命,但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很多年前的凌晨,他们撞上了一辆油罐车,她几乎没能反应过来,挡风玻璃全碎了,玻璃渣子溅飞的速度太快,划破了她的下巴,后来缝了好几针。那个被当成家的驾驶室变形得没法再用,送到修理厂,工人指着车说:“这车上的人肯定没了。”
刘文翠和丈夫站在旁边偷笑。“他说我们两个太幸运了。那次我才知道生死真的就在一瞬间,但车修好了继续跟。”从那时候,她就慢慢开始有了“多活一天就赚一天,否则日子根本没办法过下去了”的信条。身边有太多不愿意听到的新闻,比如隔壁村有一家跑卡车遇到事故,司机和孩子都没了,只剩下卡嫂活了下来,终身残疾。
前几年,教会丈夫开车的师傅电话打不通,刘文翠四处打听,有人告知:“这个电话你一辈子都打不通了。”40多岁,他在路上突然心脏病发,去世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处伤,卡车也没有翻车。刘文翠觉得他可能为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用最后一点时间停了车,但实在没力气了,把车开到了棉花地里。
这样的日子,留在家里的女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妞妞过了7年等待的日子,有的年头两个人一个月见一次,一次见一宿。她不敢主动和丈夫联系,怕他在开车,又怕他正在睡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贸然联络都会增加他出现意外的风险。
“我实在想他的时候就在淘宝上给他发消息,支付宝、快手啊,这些只要我们加了好友的,我都发过。”因为它不像微信,会跳出来提醒。
妞妞于是从3年前开始跟车,刚上车不久就打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场架。2017年,他们拉着货堵在了河北的一条国道上,又两次被同一辆想要跨双黄线掉头的“小面包”卡住了路。丈夫下去交涉,她透过车窗看到两个人的脸色不好,那个司机的老婆也来了,直接躺在她的车前面大声喊说,这辆车撞了人。
妞妞气得光着脚跑下去,把丈夫叫住,冲上去骂人。那个司机把她扒开,要直接和丈夫吵架,她一下子用脚踹了他。“我老公一米八的个子,两百斤的人,那两个人年纪都大了,要是真打人把对方打死了怎么办?”本来躺在车头前面的面包车司机的老婆也一下子就站起来,两个人互相又挠又抓,直接上了医院。
“她做检查的时候就躺着不起来,要我赔钱,但到派出所之后,警察就闻出来了嘛,那个司机喝了酒。”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更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出门在外是妞妞在保护丈夫。
这行里有一个习惯,帮忙搬货的装卸工会从卡车那里要到一笔几十到几百的小费,被称为“水费”。不给的话,装卸工会故意把上货的顺序排到后面去,又或者把货物摆得很不整齐——在路上,一个急转弯,里面不整齐的货物就可能导致意外翻车。
张岩以前还能和老家的女性朋友们一起绣十字绣,钩鞋子,但一上车她就已经彻底离开了那样的生活。有一次车排队去上货,一个小工挨个挨个地收钱,走到丈夫的车窗口,他语气很不好地说了一句:“买水去。”她听不惯那样的语气,直接怼过去:“我欠你的,我就不买,有本事你就不卸。”她觉得要钱可以,但不尊重人不行。
她还负责那些收不回来的坏账,跑10次车有四五次是没办法好好收钱的。有一次面对的是家具厂的货主,她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直跟着对方,对方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对方去上厕所,她就站在男厕所门口等着。
等人多的时候,她在食堂里把声音放大了说话,让他在场所有的员工都知道这个厂子会拖欠司机的运费。被逼急了,货主骂她,明明她就跟在眼前,却只对她丈夫说:“把你们家母老虎给我弄走!”“我不在乎这些,你骂我什么都可以。”最后货主在回家之前,答应给钱。
刘文翠善于和交警打交道。有一次,几乎所有的车都超载的路上,他们车的增压器坏了,为了等配件,已经熬了很久,偏偏这个时候遇到了交警。丈夫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对方问几个常规问题,他的语气就变得很冲。她赶紧跑到前面,说:“我说我们从甘肃拉的苹果去广州,路上车坏了,已经耽误很多天了,钱也花的差不多快没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她不把这样的话理解为示弱。“我之前看到警察半夜了还要在路上执勤,他们就在车里吃泡面,大家都不容易。”她更想把每一个人当成人去理解,而不是一种身份。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交警把他们给放了。
刘文翠的丈夫已经开车2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卡车运输还是公家的,开的都是像拖拉机一样要手摇发动的尖头卡车。她听他说自己17 岁到乡下去收货,村里人请他吃饭都叫着他小师傅,坐上座,拜托他收货。“现在不了,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好像能欺负你。偷油的欺负你,装卸工欺负你,卡车装好了货要出大门,保安都要问你要钱,否则人家不给你开门。”
她试图去理解这样的情况。一辆卡车跑在路上是“露富”的,要加油,吃饭,交过路费,有可能还要修车,得带一些流动的资金。“装卸工的工资可能是几千块,所以他就容易觉得卡车司机很有钱,但其实那都是成本。现在的卡车司机就像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一口。”
这几年,走在路上的卡嫂变得越来越多了,不是所有人都是自己主动爬上那个副驾驶座,她们是被挤上去的。
之前如果不放心丈夫一个人跑,会考虑请代驾司机,陈春华的大卡车以前一个月多的时候能跑三万多,人工费只需几千,能够负担得起。但现在半挂车一个月能挣两万已经算是好的情况,人工费已经涨到了八千,代驾司机在路上吃、喝、住宿,甚至是抽烟,这些都需要负担。在跟车的弟弟不得不下车去照顾生病的父亲之后,陈春华选择了上车。因为相比于请一个代驾,她比较便宜,不要钱。
“运费几乎没有变过,但是油费涨了一倍不止。以前高速少,高速费也低,再加上卡车的维修费,各种管理费,这行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刘文翠说。她是最早的一批卡嫂。“只要我的六个轮子转,给个县长都不换。”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在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的2009年 ,开卡车可以月入过万,是人们能感受到的实现阶级流动最快的方式。
但也正是刘文翠提前感受到了这行临近的冬天。10多年前,她发现开着开着,路上十几米的半挂车越来越多,当时她自己“红遍大江南北”的8.6米东风EQ153相比之下也成了“小车”。
卡车行业开放私人买车的资格,挂车、半挂车肉眼可见地增加了,它载货量更大,每一件货物的平均运费相比于用小载货量的车多次拉便宜不少,很快成为了货主的新选择,但运货的需求量并没有跟上变化,8.6米的车不容易拉到货了。她敏感地往车更少的新疆跑,卖了车,在那边买了房,现在丈夫给别人开载重量超过100吨的半挂,又叫“百吨王”。
剩下的人还要继续挣扎。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行业,运费从 2013 年开始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卡车挣钱主要按吨位的,路程只是个参考,在运费下降的情况下,想要赚一样的钱,就只能超载。”刘文翠说。
妞妞也知道卡车超载一直是常态,之前她丈夫被雇佣从大连到北京运输文竹之类的盆栽,除了准时和勤快之外,货主选择他,是因为他能够在常人只能塞满20盆的地方里放下50盆。那时候禁止卡车超载的规定还没有出来,妞妞和丈夫一个月能挣一万元,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丈夫的心思细腻。
规定出来之后,超载的车要躲避被查车罚款,不能上高速,也有的是为了在运费降低的情况下省道路管理费,卡车司机全程走耗时更长,也更危险的国道和省道,但卸货时间是一样的,这样也意味着他们要用更少的睡眠去应对更多的意外。
有卡车司机在论坛里询问怎么购买“小油”,那是一种私人柴油,一升也只比正常柴油便宜1元到1.5元,它含铅量高对发动机不好,现实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才能活下来。
为了赚钱,妞妞家把小卡车换成了大一些的卡车。她从一个月挣一万变成了两万,不超载,风险也随之降低。但不到三年,她就明显感觉到大车这边也乱套了。“我在App 上面找运单,刚点进去单子就被抢了,像新闻里说的过‘双十一’的时候抢学区房一样。”她把原因主要归结为越来越多的大卡车入场,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可以零首付买卡车”。
这样直接影响的是运费价格,“货主一般是在市场里说他有多少吨货,要拉到哪里去,司机你要多少钱?有些人是给钱就走那种,把价格压得特别低,我们这帮人就没法干,他们的价格对我来说真的就是赔本的。”她不想像那些卡车那样跑,因为在那么低的运费下还要挣钱,意味着又得超载,加“小油”,用更少的睡眠去跑国道和省道,想办法才能抠得出一点钱。
是为了逃离困境换车的,但那种困境很快就追上了她,只能选择往前再走一步。妞妞最近要来北京提一辆载重更大的新卡车,首付的14万存了好久,贷款一个月还一万,这是她新的希望。
陈春华的卡车比妞妞的新车还大,是占地面积30多平方米的带冷藏柜半挂。她的半挂是用零首付买的,每月要还一万六,加上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支出一个月挣两万还不够。
经历过的事故把她变成了最听话的那种卡车司机的妻子,不敢拿生命去挤人民币。只能跑得更勤快,有时候她在路上做饭,食物开水烫熟之后只放盐,放油还需要炒,她没有时间。
这种将她摁在原地的现实,让她心急。
妞妞是卡嫂里少有的已经考到卡车驾驶证的女人。三年前,她去参加培训,那批人150人,只有她一个性别为女。走到哪里都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卡车比汽车重太多了,换一个档位,她要用两只手去掰。一次测试里她出现了操作失误,卡车车身从单边桥上掉下来,坐在驾驶室里都有强烈的失重感。教练用笤帚一样的竹条打她,她吓坏了,没有感觉到痛。
这些她都能忍,拿到驾驶证不久,一切看起来都太有希望了,直接和丈夫“求婚”,“不如哪天我们回家把证领了吧。”两年前她打电话悄悄问过,办证需要 9.9 元,圣诞节去拍照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要钱了。她信仰爱情,睁开眼睛能够看到丈夫好好坐在驾驶座上,她觉得那就是个家。
但也有例外。有年刚过完春节,他们从大连拉草莓去内蒙古的海拉尔,丈夫突然“胃疼”,疼得根本坐不起来。去医院,医生诊断是胰腺炎,但是打完针没有一点好转,她不相信那家医院了。“当时坐飞机回去的心都有了,但是车怎么办?我们两个都走了,谁来帮我们把车弄回去。”请代驾司机要钱,他们能省则省,到现在为止两个人还没钱办一场正式的婚礼。
丈夫蜷在卧铺里,腿都没有办法伸直,她换到驾驶座,一个人开了几千公里,把丈夫和车都拉回家。“到最后离家20公里的时候,我真的开不动了,感觉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自己的了,哪儿都疼。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开过那么远,之前就是半小时地和老公轮换,怕得我把方向盘的时候指甲把大拇指那里掐出来一个坑。”
后来才知道丈夫是得了肾结石。为了避免进入服务区导致的塞车,卡车司机总是尽量少地喝水,避免去上厕所,这导致他们是肾病的高发患者。他们在大连休息了一个月,丈夫疼得站不起来,要靠特殊的止痛药才能一天睡上5个小时。
这样的瞬间总是在无助里存在着。有一次在新疆跑车,夜里刘文翠的车胎爆掉了,在一条无人公路,她要和丈夫两个人用炮筒和钢管拧开螺丝,把及腰高的轮胎换掉。好不容易换好了轮胎,放备胎的架子又突然坏掉了。他们舍不得扔掉旧轮胎,几百块钱一个,补一补还能用,她想了个办法,决定把几十公斤的轮胎挪到几米高的车厢里去。
“那个轮胎特别重,上面还有钢圈,我们就去找了一条绳子,我在上面拉,他在下面扛,真的好不容易。把那个轮胎弄到车厢里的时候,我的嘴巴里都感觉有血腥味了,因为太用力,太用力了。”
张岩也是,早些年他们的车要坐船去三亚,她和丈夫都晕船,但她会让丈夫休息,自己带孩子,盯着货。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海,丈夫还能记得天空像锅盖一样盖在海面上,但张岩并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旅游,她还在“工作”。
可能是太知道辛苦的滋味,卡嫂们很多都会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司机在开车没办法用手机,但卡嫂可以,刘文翠是一个500人QQ 群的群主。本来是一个男司机发起的卡友互助的组织,但因为他没有时间,所有的成员投票选择了刘文翠来替代。
“他们都很可爱的,可喜欢我了,有的卡友说我就是他们跑车的动力。”作为群里少有的女性,她好像充当了一种心理咨询师的角色。“有的人会抱怨家里的媳妇,说媳妇嫌陪她的时间没有,但在家里陪媳妇又没钱花,我就会劝他。”她上车就会发一些沿途的照片和自己写的打油诗在群里,让路上沉重的氛围变得轻松一点,那个群在她的经营下活跃的时候一天有几百条消息。
大家常常会在里面问路,汇报路线,到了新的地方交代一下,刘文翠和一些活跃的卡友都会帮忙盯着,因为有些人是独自在路上,可能出了事情都没有人知道。她遇到求助,能帮的一定会帮,就算呆在家里的时候也是。“一个江苏的卡友在路上他的车尿素罐盖子打不开了,车子走不动,自己弄了一下午,都晚上了还没有弄好,但又急着赶路。我看到了就告诉他要怎么办,可能我讲不清楚就打电话给老公,让他把我们车的尿素罐照片拍给他看。”那是一辆新车,司机第一次上路。
刘文翠手机上有10个卡友群,她都会看,有一次发现一个群里有人发了特别大的红包,“我说这个人疯了吗?那么多人,一个人还能抢十几块钱的大红包,然后就问来问去,他说5000块运费被欠了 2 年,要不回来了。我们就说把电话曝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打。”马上,群里全国各地的卡友们都给货主打电话,大家都听了一个卡友说的录了音,离得近的卡友说,实在不行就上门找他。
一开始电话打不通,她发了一个短信过去:“你欠了我们卡友的路费已经两年了,你还给他,那都是辛苦钱,不容易。”最后一个离得近的卡友把他的电话打通了,货主说月底就给,那位卡友真的拿回了钱。“我们都可高兴了,我们就说那你看,团结起来力量大。”
在这个圈子里,互助是一种常态。妞妞有时带一只全羊去货站跟卡友们分着吃。张岩在路上遇到有卡车故障了,找她借东西,她会帮忙。不少卡嫂会把自己丈夫的生活拍成视频传上直播平台,这是他们用来互相辨认和交友的方式之一。有些司机会加入专门的卡车联盟,他们遇到意外发一个动态,只要周围有卡友看到了,大家马上就会动身去帮忙,还会自己带工具,掉进沟里就拿铁锹,爆胎了就拿风炮,有的时候遇到事故,卡友还会组织救援和捐钱。
今年年初卡车司机里的网红小辉辉和他的妻子因为缺氧在青藏高原去世,他所在的“中国龙”卡车联盟组织卡友给他还没有成年的两个孩子捐了30多万元,他的账号从20万粉丝涨到了百万级,卡友们决定看着他的孩子长大。在他的卡车还停在五道梁的时候,那路上常会有卡车的鸣笛响起,路上有卡车车头上挂了黑白色的横幅:“辉哥辉嫂回家了。”大家可能并不相识,却拥有着类似的无奈。
刘文翠珍惜这种时刻。在 2007 年那场沙尘暴之后,天亮起来,她的车窗是碎掉的,走在大街上一开始觉得很丢人。但往前开了不久,迎面来了另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也在沙尘暴里碎了,她突然觉得很轻松。那条国道两车道,互相经过的时候距离很近,丈夫和那辆车里的司机点头问了个好,刘文翠笑了。
妞妞身边已经有一些人做出了离开的尝试,她有一个朋友在跑了小卡车很多年之后尝试转型,他试了自己能想到的很多职业,卖保险,做直销,推荐办信用卡,甚至是去商场,但最后还是回来开卡车。“卡车开久了,你(自由惯了)很难走出去的,就好像再回去也融入不了了。”但她只需要一天就下定决心彻底告别了之前在电子厂重复了10年的生活。
在 2016 年的愚人节跟车去北京之前,但她的工作是在工厂里做核检,负责检查配件汽车开关。她是最后一道关卡,下一站就是机场,所以不能犯错,一犯错别的国家可能就成了新的“召回门”。“压力太大了,干活儿特费眼睛,天天兜里放一瓶眼药水,把开关要放在显微镜下面瞅。”她说,自己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每个月主动加 100 个小时的班,一个月挣 4000 块钱。
有时候还要无来由地受气。遇上日本公司的人来检查,为了不让他们挑出问题来,本来是零点就要下班了,但就因为一个设备不好用,没事情做也得被留到凌晨3点。领导着急的时候,大声地骂人。第二天,日本来检查的人根本没有看一眼。
因为前一晚熬夜加班,在去北京的车里,她睡了在路上最沉的一觉,那是她第一次远行,第一次看到丈夫搬花的时候要弯多少次腰,第一次觉得醒来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她回去连程序都没有来得及走就离职了。
后来的日子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和丈夫往内蒙古拉过一匹“汗血宝马”,为了防冻,它身上穿着一件棉麻带皮子的衣服,七八千块钱,几乎是那次的运费。路上妞妞要特意停车,用白色的水桶给它喂水,按照货主特意交代的,她还得想办法给它兑点热水,避免路上会拉稀。那匹马是习惯了在空旷的地方四处跑,在车厢里一点都不老实,会用蹄子去踢卡车前面的车板,感觉像地震一样。
那次,妞妞发誓之后再也不要拉马了,但她还是又拉了一趟去石河子。妞妞觉得石河子的货主人特别好,为了要观察马的状态,给他们在城市里开了三天酒店,那是他们难得就算不在路上也不着急的时间。她对于路上最美的回忆也在西部,“拉工地材料去阿拉泰,那里有一个小山坡,我和老公爬上去,就在那个山坡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整个城市都在我眼睛底下。”那是一种很类似自由的感觉。
人也像马,一旦习惯了在宽阔的地方跑,就很难回去了。刘文翠的孩子今年 11 岁,她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下车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中专算是卡嫂里学历高的,她现在在公司做出纳。但其实她不太能享受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城市我要去过红绿灯,我要去维持人际关系,我要去给我不喜欢笑的人笑,我要去说我不喜欢说的话,好累。天天在那里坐着,每天上班下班,太枯燥了。”刘文翠说。
她总怀念有一年六七月,青海的油菜花开得很好,养蜂人雇她的车把蜜蜂运去那边采蜜。刘文翠第一次看到草原,路过日月山的时候,太阳正在下山,一条河顺着自己的方向从东向西流,整个河面都是红彤彤的,远处的草原像地毯一样铺开,羊群小花一样点缀在上面,蒙古包里溜出来几缕白烟。那时候卡车司机还是一份不错的职业,钱能存下来,丈夫在身边,孩子还没有出生,她很少烦恼,几乎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记住了那条河的名字叫倒淌河,那是中国唯一一条不从西向东流的河。
张岩的丈夫今年已经有些开不动车了,以前出门都要开车,现在根本不想在方向盘边上呆着。他们想要找一条出路,但两个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山东家里从父辈开始就没有了土地。想了很久,他们也没有想到还有什么行业能够像卡车一样提供给他们这么多。
大女儿在读小学,一年的学费2000多,补习费一个月 450元,张岩还给孩子报了一个兴趣班学舞蹈,培训费3000。二女儿不是他们计划之内的孩子,但张岩舍不得打掉,她觉得自己多跑跑车总是有办法。“那时候家里穷,自己也不喜欢读,就不读了。”她不希望两个女儿需要因为“懂事”不去读书。女儿的学校全都是她安排的,老师那边留的是她的电话,每次开家长会,张岩总是会提前把日子算好,那前后就不要出去开车了。
孩子在车上和不在车上,驾驶室里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以前就我和老公两人的时候,我们买点那个煎饼,买点小葱买点酱。我卷,他开车,自己拿着吃,是这样过的。”过年前后,孩子也在车上,在从深圳回程等待配货的间隙里,她在驾驶室里自己和面,擀面,做了一顿饺子。
他们还会带着女儿去旅游,第一次是去三亚。“跑这车之前,我们俩就是个井底之蛙,哪儿也没去过,三亚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之前看小沈阳的小品,说在三亚看雪景,哪儿有什么雪?”张岩说,她看到,三亚有一片海,像一个圆形的罩子。
“我们下海玩儿了,游泳,还去了沙滩。一家三口的泳衣都是现买的,剩下的泳镜什么的,咱也不懂,反正看人家买什么,我们也买什么,孩子要什么给买什么东西。”他们自己没有买泳镜,因为那里什么都要买要租,什么都是贵的。
他们在海边陪着女儿玩了一整个下午。这一天他们什么也不拉,有货也不走,特意把时间空出来。没有进钱,光是在海边的装备还花了1000元,但张岩把那天形容为算得上开心的一天,“因为孩子玩儿得开心了。”
那天,卡车停在远处的停车场里,而他们,就像一个更为普通的,每天有固定终点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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