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构建及实证研究——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例

刘 晴，罗 亮，左逸帆，刘亚丽

（1.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山东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3.深圳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4.湖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湖南 株洲 412008）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指奥运会、世界杯、马拉松等国际性的综合性或单项赛事，有着参与人数多、辐射范围广等特征。随着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已不仅是单纯的竞技活动，更是令人瞩目的社会事件。近年来我国承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不断增多，众多城市都通过积极承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来展示城市形象和提高城市影响力。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观众作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际大型赛事的消费群体，也是赛事举办成功与否的评价主体。赛事观众也不再限于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还包括了数量庞大的通过媒介欣赏赛事的人群。观众的观赛需求是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满足观众的观赛需求，二者的互动有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观赛动机作为决定观众观赛行为的重要前提，进一步了解观众的观赛动机有助于推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高质量发展。

在对观赛动机的文献进行回顾时发现，观赛动机量表的构建、观赛动机的主体性差异以及观赛动机与观赛意愿的关联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观赛动机量表构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不同维度划分不同项目球迷的观赛动机。如Wann认为可以从积极压力、自尊、逃避等八个维度分析篮球球迷观赛动机［1］。Kah-le等人基于态度动机理论开发了英超联赛足球观众现场观看动机量表［2］。张磊从求知结果因素、团队归属、休闲娱乐、运动审美、情绪宣泄、体验氛围、学习分析等七个维度构建了观众观赛动机模型；
经过实证研究成果的逐步累积，学者们发现观赛群体具有显著性差异，于是运用单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个体观赛动机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如Dietz-Uhler等人指出女性观众观赛通常出于社交动机，而男性喜欢通过观看获得更多关于运动的知识［3］。唐雨晴认为性别和年龄等个体因素对受众的女足世界杯媒介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4］。Yamashita认为观看轮椅篮球的观赛动机中身体技能对男性和女性观众参加大型体育赛事的意图都有很强的影响，而知识获取只对女性观众有影响［5］。随着职业赛事的广泛开展，学界对观赛动机与观赛意愿具有密切关系的认识也愈发突出。Braunstein认为社会心理因素能够引起和引导球迷重复、定期地到现场观赛［6］；
Wann D［7］、Mahony［8］等和Pifer［9］等的研究发现，联赛成熟的运作机制和高水平的营销方式会极大程度上影响球迷的忠诚度，并与消费水平成正相关。Roger Bennett认为运动项目熟悉度、观赛多样性也会影响到观赛意向［10］。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是以拥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专业的运营体系的赛事为主，如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和马拉松赛事［11］，缺少对于夏奥会、冬奥会等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的观赛动机的探讨。在量表的构建上，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与赛事类别的不同，体育赛事观赛动机划分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在调查时间选取上，体育赛事观赛动机多聚焦于赛事进行时或结束后的观赛动机总结性研究，而对赛会举办前的潜在观赛动机研究则成果鲜见。

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决定了观众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具体的观赛动机又如何？还有待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运用专家访谈与数理统计等方法，构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观众观赛动机量表，并以北京2022冬奥会为例对样本间观赛动机的性别、年龄和职业等群体性差异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赛事组织者实现精准营销、提高观赛服务质量和推进赛事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1 案例选取

自2015年北京、张家口成功申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北京2022年冬奥会）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随着冰雪场馆的日益增加和冰雪教育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民众与冰雪运动结缘，对冰雪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对冬奥会的举办有了更深的期待。冬奥会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之一，北京2022冬奥会项目包含7个大项、15个分项和109个小项，参赛国家超过80个，是实证调查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理想选择。此外，北京2022冬奥会是我国近期举办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为本研究实际调研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

1.2 问卷设计

沿用Gilal等编制的世界杯球迷观看体育赛事动机量表［12］及Wann研制的体育迷动机量表（the Sport Fan Motivation Scale）［13］等动机量表分析框架，并借鉴马拉松赛事参与动机［14］、运动竞赛观赏［15］、体育消费［16］等体育赛事相关动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特点确定问卷题项。邀请体育学、应用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专业的5名专家学者和5名博士研究生对问卷的主题、结构、逻辑、长度等方面给予论证，力求达到完整性、可答性、合理性以及内容有效性，确定了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初始量表（表1）。鉴于以北京冬奥会为例，所以邀请以往有观看过冬奥会的观众进行预调查，先对初始问卷进行简单分析和筛查，共发放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最后，对初始量表进行信度检验与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良好。且在与被试交流过程中，均反映题项较为通俗易懂、一目了然，故无题项需要删除，最终形成由41个题项构成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详见附录）。

表1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正式问卷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含2项内容：1）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
2）被调查者的观赛方式多样性以及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熟悉度等，其中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熟悉度沿用Singh.J与Singh.A在研究赛事熟悉度时所采用的3道题项［17］，第一部分旨在了解被试的基本个人情况与不同类型观众观赛动机的差异。第二部分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至5分表示“非常同意”，分越高表示该题项所诱发的观赛动机越强烈。第三部分是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意图测量，采用Parasuraman测量观众意愿的4道题项［18］，同样采用Likert 5级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至5分表示非常同意，分越高表示观赛意愿越强烈。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21年9月19日—9月23日，通过在辽宁、北京、广东、湖南和山东进行现场发放和网络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为了覆盖人群更宽泛，采用非概率抽样的便利抽样。调查问卷共计发1034份，收回1017份，剔除填写时间过短及未通过测谎题的问卷后剩余869份，问卷有效率为84.04%。人口统计特征如下：其中男性373名、女性496名；
学生群体305名，非学生群体564名；
21岁以下（00后）186名，22岁至31岁（90后）333名，32岁至41岁（80后）122名，42岁以上228名；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68名，高中或中专151名，本科或大专428名，研究生（硕士及以上）222名。

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标，使用Amos 24.0和SPSS 24.0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信度与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同源方差检验、单因素ANOVA检验、多元逐步回归和调节检验。其中，将数据（n = 869）随机分成二份，第一部分（n = 434）用来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二部分（n = 435）用来验证性因子分析，完整数据（n = 869）用来同源方差检验、单因素ANOVA检验、多元逐步回归和调节检验。

首先，为了厘清量表题项维度归属，提高综合性指标对于观赛动机的解释力度，且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EFA对初始量表进行降维处理，构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模型。其次，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对问卷进行题项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式对问卷进行效标效度。再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维度的稳定性和解释力进一步验证。再次，通过运用单因素ANOVA 检验，分析不同群体的观赛动机差异［19］。最后，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验证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与观赛意图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年龄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与观赛意图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的整体Cronbach"s alpha为0.947，远大于0.8的阈值。此外，数据结果显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的KMO 值为0.917，大于0.9的阈值，表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中共同因子较多，适合因子分析。此外，Bartkett"s球形检验的c2为8837.494，自由度df为528，sig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再次说明群体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子，适合做因子分析［20］。

其次，为实现通过少数公因子来描述复杂多样的指标或因素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公因子提取［19］。41个题项的EFA产生了6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5. 056%，此外，根据张兴贵等［21］与查淞城［22］的观点，题项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小于0.4与同时在两个以上因子上的载荷值均大于0.4的题项就要删除。根据上述标准，经过多次轮候淘汰删减，最终保留30项，删除 11项（表 1）。题项 17、16、19、24、20、15、23在公因子1上载荷均大于0.5，这些题项包含了对运动的普遍热情、学习技战术和提升技能等等内容，以上题项体现了观众对运动的热情和提升自我的意愿，故将此公因子命名为热情-学习动机；
公因子2包含题项39、40、41、33、38、32，这些题项包含了体验新鲜事物、领略赛事场馆风景和欣赏运动美感等内容，体现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故将此公因子命名为审美-体验动机；
公因子3包含题项11、13、12、10、14，反映了观众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故将其命名为爱国主义动机；
公因子4包含题项28、29、36、34，体现了观众渴望生活的无聊和寻求他人的认同，因此，将其命名为逃避-寻求动机；
公因子5包含题项1、3、4、5、2，这些题项包含了明星崇拜、竞争娱乐和兴奋与刺激等内容，反映了观众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娱乐定位和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兴奋感受，故将此公因子命名为娱乐-兴奋动机；
公因子6包含题项7、8、9，这些题项反映了观众希望通过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加强社会交往，故将其命名为社会交往动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因子间与因子内的区分效度与聚合效度，分别计算各因子的组合信度（CR）、平均提取方差值（AVE）以及各公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表2）。如表3所示，Cronbach"s Alpha值介于0.786至0.905之间均超出阈值0.75，表明每个量表之间的内部一致性都可接受。所有维度组合信度均高于阈值0.7，除公因子五略低于0.5（AVE值0.36以上均可接受），其他公因子均高于0.5，说明该量表的聚合效度通过了检验。表格中对角线为AVE平方根，其值在0.663～0.839之间，而公因子相关系数均在0.280～0.619之间，AVE平方根均高于公因子间相关系数，说明公因子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2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信效度分析

表3 替代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2.3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按照以往研究中建议的程序，运用CFA 来比较替代模型［23］。将六因素模型与五因素模型、四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单因素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六因素模型除GFI外，其余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的标准。依据Bentler的研究结论，到 CFI＞0.9 时，GFI 的临界值可以放宽到 0. 85［24］，故六因素模型的GFI也已达到临界值标准。此外，六因素模型比其它竞争模型拟合优度更好，表明6个公因子与30个题项间的关系存在且稳定，之前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维度得到验证。

2.4 同源方差检验

将完整数据（n=869）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同源方差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9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率为27.064%（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25］。

2.5 单因素ANOVA检验

为探究不同类型观众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的动机差异，更加精准地开展营销宣传工作，本研究采用单因素ANOVA方差检验对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和职业均会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影响。如表5所示，性别在热情-学习动机、逃避-寻求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年龄在审美-体验动机、爱国主义动机与娱乐-兴奋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vs.女性）更加注重在热情-学习与逃避-寻求因素驱动下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女性（vs.男性）更多是出于爱国主义进行观看；
从年龄而言，00后（vs.90后、80后、其他年龄段）更多是出于审美-体验因素驱动下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90后与00后（vs.80后、其他年龄段）更多是出于娱乐-兴奋因素驱动下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而其他年龄段（vs.00后、90后、80后）更多是出于爱国主义因素驱动；
相较于非学生群体，学生更多是在审美-体验和娱乐-兴奋两个因素驱动下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表4 性别、年龄、职业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影响

2.6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对观赛意愿的影响

构建模型1至6，分别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观赛方式多样性以及熟悉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再依次将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六个维度纳入模型，作为自变量，观赛意愿作为因变量，例如，模型1：热情-学习动机为自变量，观赛意愿为因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观赛方式多样性以及熟悉度为控制变量（表5）。结果显示，热情-学习动机（b =0.473， p ＜ 0.001）、审美-体验动机（b =0.541， p ＜ 0.001）、爱国主义动机（b=0.510， p ＜ 0.001）、逃避 - 寻求动机（b =0.164， p ＜0.001）、娱乐 - 兴奋动机（b =0.389， p ＜ 0.001）、社会交往动机（b =0.324， p ＜ 0.001）分别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7，同样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观赛方式多样性以及熟悉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再将整体动机纳入模型，因变量仍然为观赛意愿。结果显示，整体动机（b =0.795， p ＜ 0.001）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5 回归分析

2.7 调节检验

根据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年龄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探索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对观赛意愿的影响。重新构建模型，通过6个模型验证年龄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不同观赛动机影响观赛意愿的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例如，模型1将热情-学习动机作为自变量，观赛意愿作为因变量，年龄作为调节变量以此类推将其余5种动机分别纳入模型。均采用Hayes提供PROCESS中的模型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取95%的置信区间。

调节检验最终仅模型1（热情-学习动机）成立，其余动机维度均不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当热情-学习动机与观赛意愿的关系受到年龄的影响时，存在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年龄促进了热情-学习动机对观赛意愿的影响（b=0.051， 95% CI：
［0.007， 0.1025］），表现出正向交互效应。为了进一步揭示年龄如何调节热情-学习动机对观赛意愿的影响，对年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1所示。结果再一次证实年龄与热情-学习动机交互对观赛意愿（Gradient of simple slope=0.468，t-value=12.282，p-value=0.000）之间的关系存在促进作用。说明，在高水平年龄中，热情-学习动机对于观赛意愿的影响相较于低水平年龄而言更为明显。

图1 年龄对热情-学习动机和观赛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3.1 理论贡献

1）在观赛动机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多是针对篮球［26］、足球［27］、橄榄球［28］和板球［29］等运营体系完善的职业联赛，缺少对于夏奥会、冬奥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讨论。本文以新兴崛起、快速发展，且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北京2022冬奥会为研究对象，以扩充现有观赛动机的研究语境。

2）不同观赛动机量表的维度既有体育运动的共性，也有项目和赛事的特殊性。本研究系统梳理已有观赛动机量表的维度构成，发现社会交往［30］、审美-体验［31］、娱乐 - 兴奋［32］和逃避寻求动机［33］属于基础的共性维度。而本研究同时也发现，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区别于职业联赛，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参赛，含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因此将爱国主义动机、热情学习动机纳入到量表之中，为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基于赛前的全新情境，探讨赛事举办前观众潜在观赛动机的差异性及对观赛意愿的影响。并鉴于以往熟悉度、观赛多样性也会影响到观赛意向［10］，故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职业等人口学变量列为控制变量，分析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个体差异性。在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案例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在热情-学习动机、逃避-寻求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年龄在审美-体验动机、爱国主义动机与娱乐-兴奋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此类差异性在以往研究中尚未体现，是对现有体育赛事研究的有益补充；
职业在审美-体验和娱乐-兴奋动机上具有差异性等观点，进一步验证了韩凤月、朱洪军等学者的观点。

4）随着奥运会观众逐渐老龄化，如何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成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在分析整体动机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年龄与热情-学习动机对观赛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差异化宣传提供了理论支持。

3.2 管理启示

1）重视群体差异，针对不同群体进行个性化宣传

从研究结论来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代际差异调节效应明显，年龄越大的观众热情-学习动机对于观赛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这表明年龄越大的观众对运动知识的需求更为渴望。在已有研究中，姜嵘嵘［34］、张磊［35］和陈志斌［36］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不同群体的观赛动机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方要关注不同类型潜在观众的诉求、不同类型观赛动机的激励和不同群体观赛动机的差异性，在赛事营销中需要以更加差异化的方式满足核心受众，尤其是针对传播对象的媒介接触习惯和所偏好的内容展现形式进行宣传。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众需求与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依据调查结果进行个性化推广。

2）强化爱国主义认知，但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6个维度中，爱国主义动机的因子均值最高，这表明支持中国队是观众观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最普遍、最直接的想法，这也使得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成为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的契机。但过分炒作比赛的胜负、金牌的得失，并将其与国家利益相关联也容易引发狭隘的民族主义［37］。以北京2022冬奥会为例，在观众普遍对冬奥会竞技规则、竞技实力缺乏清晰认知的背景下会对主场作战的中国队赋予更高的期望，陷入极端功利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怪圈，从而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运动员心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相关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要淡化金牌意识，客观对待运动员的赛场行为和赛场表象，给予运动员和组织方更多的人文关怀。

3）全方位打造赛事社交圈，形成全民观赛氛围

学者郭晴认为世界杯、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对于受众而言，并不仅仅是一场体育事件，也是唤起体育迷和非体育迷共同关注和参与的“媒介事件”［38］。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交往成为观众获知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也成为观赛的主要动机。因此，郑寿伟认为赛事主办方、赞助商应围绕“赛事IP”，打造形式多样的社交话题，推动赛事“上热搜”“上头条”，以形成全民共同参与的观赛氛围［39］。在以北京2022冬奥会为案例的调查中，社交动机在所有动机维度中均值较低，这表明当前冬奥会尚未成为广泛讨论的社会事件，观众尚未意识到冬奥会作为社会事件的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冬奥会官方微博粉丝数仅有219万，近期冬奥会最热话题讨论数量也不超过二十万。因此，北京冬奥会组委会要推动媒介融合，形成全民观赛氛围。如在推广中应注重在网络媒介中提升北京冬奥会的讨论话题，前期通过转发抽奖等形式引导观众形成社交圈；
推动“大屏”内容向“小屏”覆盖，从而提升北京冬奥会关注度等［40］。

4）兼顾“娱乐性”与“竞技性”，提升观赛体验

李小兰认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竞技属性与娱乐属性［41］。对于观众而言，国际大型体育赛事除了激烈竞争的比赛之外，还包含明星崇拜、竞争娱乐和兴奋与刺激等内容［42］。因此，组委会在赛事营销过程中要做到“竞技性”和“娱乐性”并重，提升观众体验。一方面，要强调运动项目自身的竞技性，普及运动项目的精神内涵、项目规则和技战术细节，以满足观众的审美体验和热情学习动机。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体育赛事本身的娱乐性。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在营销中应积极“破圈”吸引非体育迷群体的关注，顺应当下媒体使用的娱乐化倾向，在推动娱乐圈明星跨界融合的同时挖掘高水平运动员的明星价值，发挥其榜样力量，推动赛事的传播。

3.3 局限与展望

研究选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验证，考察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刻画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的结构特征，对全面了解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以及提升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营销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仅以冬奥会为研究案例，并未与夏季奥运会进行综合对比，今后将进一步拓展考察范围，将不同赛事类型和不同举办地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纳入考量，构建并完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模型。此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个体性差异形成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1）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由6大公因子30个题项构成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6大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65. 056%，所提取公因子对量表的解释力较好。公因子均值排序由小到大依次为：热情-学习动机、审美-体验动机、爱国主义动机、逃避-寻求动机、娱乐-兴奋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

2）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模型的 CMIN/DF、RMR、GFI、CFI、RMSEA等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的标准，由6大维度、30个题项组成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动机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解释力，各细分维度对观众的观赛动机激发均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3）单因素ANOVA检验得出，性别在热情-学习动机、逃避-寻求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年龄在审美-体验动机、爱国主义动机与娱乐-兴奋动机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职业在审美体验、娱乐-兴奋动机上呈现出差异。

4）观赛动机对观赛意愿的影响检验中，6个维度的整体动机（b =0.795， p ＜ 0.001）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观赛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调节检验显示年龄与热情-学习动机交互对观赛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促进作用。说明在高水平年龄中，热情-学习动机对于观赛意愿的影响相较于低水平年龄而言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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