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范康文
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作为表现与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有效载体，通过挖掘、弘扬传统文化，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主推出的一系列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将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现代性转化，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叙事新范式，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精准的阐释，而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主要案例，分析当下传统文化类节目所呈现出的叙事内容与叙事方式，探讨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叙事新范式的构建路径。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破题的关键是传承与创新。传承，首先要文化寻根，回归经典，知晓民族文化精神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含义。《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以“典籍”为媒，以“穿越”为手段，开拓出链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通道，有效地帮助观众理解今日中国文化体系之源。创新，意味着传统文化要进行现代性转化。只有经过现代性转化，传统文化的精神才能被当代人所理解与接受，进而指向未来。以下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化路径。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一直是我们国家的治国之要。《典籍里的中国》节目通过介绍《天工开物》致敬“古有《天工开物》，今人继往开来”的传统文化精神。典籍作者宋应星把多年走访大江南北了解到的生产方式和工农技术记载下来，最后写出《天工开物》。其中有一句话，“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意思是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这正体现出了我国“重农固本”思想的渊源。《典籍里的中国·天工开物》节目，在稻香飘逸的原野上，袁隆平与他的前辈宋应星跨时空握手相逢，这一刹那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新一代农业科学家身上的传承。所谓“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之安全，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国之大者”，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也正是典籍中“重农固本”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表达。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未改变。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和为贵”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念，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当撒贝宁带领“孙武”看到《孙子兵法》在后世流传下来时，眼神流露出了欣慰、高兴和释怀之情。这深厚的思想精髓至今仍在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决策，当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已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观，从将“和平共处”作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中国外交始终秉承着“以和为贵”的理念，时刻彰显着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中华典籍中所蕴含的重农固本、以和为贵、求知探索、自强不息等传统文化精神从炎黄时代到今天现代化建设阶段，始终滋养着中国人民的成长和社会进步，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指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得到持续丰富和发展，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化。
文化价值是传统文化类节目相较于其他类型节目所独具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输出内容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节目趣味性低、受众黏性不强”等问题。《典籍里的中国》扬长避短，创新传统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以年轻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故事化表达增强节目吸引力，使观众层次和规模逐渐稳固。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电视节目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但是如何使传统文化“晦涩难懂”转变为“平易近人”，是创作者长久以来面临的一大难题。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听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讲故事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流策略和技术。内容表现的“故事化”是指根据故事本身的特点和元素重新编织事件。更确切地说，“故事化”是依附于故事而存在，通过某种方式让事件的本身具有其故事性。
传统文化类节目采用的叙事范式之一是将传统文化精神以讲故事方式进行编码创作，最终以富含故事性的内容呈现给大众，增强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以“中国典籍”为抓手，打造“典籍IP”，选择《尚书》《论语》《道德经》等经典书籍，将典籍中的亮点内涵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与古代圣贤的“古今对话”情景叙事，以及主持人和图书解说员的解读对话，来实现传统文化内涵的故事化呈现。两条叙事线有机组合，在叙事、表情、达意上更加顺畅，使受众更容易理解。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不仅设立了戏剧执行导演，而且还特别设立了影视化执行导演，用影视化的声画语言表现戏剧故事。内容设计上，将典籍、历史、文化内涵、戏剧按照影视创作思维进行了重组；
表现形式上，灵活运用影视视听语言、新媒体技术，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观众的感官。融入影视创作思维的戏剧故事更加契合电视节目视听接受特征，有效提升受众的观影感受。
节目借助影视化的创作手法弥补了戏剧艺术时空自由度缺乏、景别变换少、视角单一等缺陷。以视听语言等影视化设计为故事表达锦上添花，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故事化呈现兼具了趣味性和时代性。例如在演出之前，演员站在镜子前，镜子中出现饰演角色的身影，同时镜头不断变换着视角，时而带入现场观众的全知视角，时而又以推镜头、积累蒙太奇等手法将我们置于角色的情感世界，每一次镜头机位的变化都是在引导观众如何观看。这种镜头分切带来的体验是节目对传统文化内涵故事化表达的一种强化，可以让观众最大程度地接受甚至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更加沉浸的体验，同时观众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过程也从“他者观看接受”变成了“自我精神观念建构”。
扬·阿斯曼曾提出“文化意义”的概念，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在达到了一定积累后，进而构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体系”和“世界观”。在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循环中促生的“共识”，就是“文化认同”。当人们认同集体的共同文化之后，就会接受这种文化内涵的影响，运用共同的文化象征并采用共同的文化符号，遵循某种文化观念。
存在于典籍中的文化记忆虽然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但未曾经历过的我们会对典籍中记载的历史记忆有疏离感，所以节目需要将无数代炎黄子孙的记忆“真实化”。李普曼曾指出媒介具有构建“拟态环境”的作用，当前的媒介传播更加注重运用沉浸式传播，构建特定媒介空间，以实现预期传播效果。《典籍里的中国》在将人们的传统文化记忆视听化的过程中，首先运用舞台艺术、特效艺术将“时间河流”这一意象化存在真真切切地打造出来。通过新兴技术进行情景再现，让当代读书人穿越回过去时空里。通过“穿越”，我们可以与前人进行跨时空的沟通，我们可以和那些不可能见面的先贤们进行“真正的对话”，此外，在现代人和先贤会面合集中，利用镜子做穿越媒介，配合演员表演与服装造型变化，节目还利用音乐、肢体表演、3D投影、全包围式舞台等媒介，仿佛先贤们真切地来到了我们身边一般，从而给观众提供了虚拟的在场感。
鉴于记忆的不稳定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为了保证传统文化记忆能够历久弥新，我们必须对唤醒的传统文化记忆物态化。《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延伸记忆的时空维度，以节目为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享，在记忆场域中实现同频共振，由此培养共同的文化身份和归属感。比如节目将典籍影视化，利用情景再现和人物扮演等方式来还原记忆内容，在表现徐霞客的这一期中，节目重现了徐霞客与其母亲的对话场景，让我们了解徐霞客建功立业的背后离不开母亲的默默支持。台词中的那句“母亲，我想您了”，唤醒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孝道文化”记忆。其目的是联结个体记忆和传统文化记忆，让现代观众与传统文化实现跨越时空的联结，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与此同时，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类节目在流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利用“朋友圈效应”和“带货”频上热搜，让节目积攒了良好的口碑，让传统文化好风凭借力，成功打破了常规的流通圈层，拓展了“记忆扩散”的渠道，也帮助观众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文化归属，比如弹幕中“请受炎黄子孙一拜”就是很好的案例。
在短视频、甜宠剧、爽文、无脑短剧刷屏的泛娱乐化传播环境中，厚重端庄、大气磅礴的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无疑是一股清流。《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这些节目不光“逆流而上”，还做得华丽大方、光彩四溢、好看易读，一改以往文化类节目照本宣科式的文化介绍和平铺直叙的表现方式，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构建了叙事新范式。概括起来，首先内容以传统文化内涵为根基进行创造性转化；
以故事化影视化为节目表现形式稳固观众群体；
以增强文化归属感为诉求，促进文化记忆的分享和传承。因此，在泛娱乐化日渐受到摒弃的传播环境中，创作者只要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强化文化自觉，创新叙事方式，构建全媒体传播渠道，相信传统文化类节目会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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