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
一个“保守主义”的幽灵正在撕裂美利坚。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激进化的保守主义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国内政治不断展现出被党争、阶层分歧和文化战争撕裂的种种激化表现。在刚过去的中期选举中，作为选战的基本单位，美国各州之间也因党争而在价值层面进一步走向割席。应看到，尽管共和党并没有如预期般刮起“红色风暴”，但这绝非预示着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现实阵营的势弱，相反，两党激烈相持的局面更昭示了目前美国的分裂，这种系统性分裂使得哪怕一种相对优势下的、表面的政治统一都成为不可能。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先后经历了两波意识形态“革命”的洗礼：先是民权运动勃兴，黑人和妇女解放成为时代主题，此后逐渐演变为更具争议的激进价值追求；
再是保守主义回潮，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在价值观、宗教观上达成合流，在道德文化领域与自由主义开战。可以说，这两场价值革命缔造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这条理解“二战”以后美国政治的基本脉络，也促使共和、民主两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愈加针锋相对地表态站队。特朗普登台后，这种对抗更被推向极致，在诸多领域引发乱象。种种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正视，美国可能正从鼎盛时期转入一个平常期甚至下降期。
美国在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极化表现，很大程度上与其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相关，而这与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绝对霸权的撼动不无关联。因此，中国作为“当局者”，应该如何判断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回归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又应该如何因应这一全新的挑战？可以说，中国知识界面临着“重新认识美国”的思想任务。
煽动白人中下层民众情绪，制造民粹主义舆论与阶级议题，是保守主义回潮的重要表征，也是共和党用以撬动美国政局的有力杠杆。自特朗普执政以来，这一政治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观测到。相关民调显示，底层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在1990年以后迅速增长。如今，33%的美国家庭是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白人家庭，48%的美国人是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白人。在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选民中，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高出24个百分点（57%∶33%）；
在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但没有四年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多出19个百分点（55%∶36%）。这与20世纪50年代时民主党在白人政党认同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大相径庭。
但是，认识美国政争，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除了“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这些表面现象外，使得美国的中下层白人越来越倒向共和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对此，国内思想界尚缺乏系统的认知。我们认为，“去工业化”是造成今日美国政治走向激化、保守主义日渐回潮的关键原因。
所谓“去工业化”，其实是美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这一“大转型”又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的经济-政治秩序紧密相关：“二战”的结果塑造了在西方世界延续至今的经济秩序，“冷战”的结束将这种经济秩序进一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内，而这一经济秩序的枢纽，无疑是以强大军力为后盾构筑起的“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使得美国长期保持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进口国外商品或服务成为对外输出美元的重要途径。但这个消费国同时也凭借自己的科技霸权，主导着全球的产业链，它可以将本土的制造业外包，将一些重要的技术转移给信任的盟友，但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防止任何“可疑”的国家染指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获得超额利润。可以说，“二战”后的美国本质上是一个以军事力量为支撑，以资本和商品为前哨，对他国进行低成本控制，不断从这些国家汲取利润，同时避免承担沉重的直接统治成本的“美帝国”。
“去工业化”是今日美国保守主义日渐回潮的关键原因
然而，这种使美国获取巨额利润的全球秩序，正是美国白人中下层民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走向衰落的直接肇因。美国原本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这造就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工人中产阶级，他们大都没有大学文凭，从事体力劳动，但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薪资差距较小。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全球制造业中心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的影响，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占比迅速下降，曾经为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男性提供稳定收入和福利的制造业工作大幅缩水。相较于资本和技术精英可以在全球寻找收益，这些只具备中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往往只能停留在国内，甚至只能停留在国内的特定区域，其地理流动性极差。而随着资本与技术的外流，这些底层民众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收入必然下降。对比来说，服务业虽然能够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但其提供的就业质量、薪酬水平、就业稳定性等都无法与制造业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业相比，而服务业以兼职、零工为主的特性也使其更青睐廉价的拉美裔移民，这让被服务业吸纳的白人劳工长期为失业、低时薪、福利不稳定和工作时间不规律所困扰。
总而言之，强势美元一方面给了美国霸权强大的支撑，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美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性冲突，而美国的统治阶层并没有适时在内部分配上进行调整，这日渐造就了今天美国庞大而“失落”的中下层白人民众群体。根据《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团队统计，美国前1%的家庭收入已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近20%，前0.1%的家庭占比近8.8%，高收入家庭所占财富的比重已与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前的程度相当。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流失、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诱发政治极化主张的土壤更加丰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中，底层白人大量失业，对主要由民主党政策造成的制造业流失和拉美裔移民潮充满怨言，成为一股可资利用的破坏性力量。特朗普“制造业回流”“找回工作”等政纲综合了对中下层白人经济诉求和身份政治诉求的回应，其上位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如前所述，传统上被中国思想界认为是肇始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美国保守主义浪潮，究其根本，是对美式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引发的国内“去工业化”进程的反弹，是在这一全球秩序的利益分配中受损者对获利者的组织化、体制化的反抗。反过来，这种经济领域逐渐放大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众在文化领域、族群领域的撕裂和对抗，演变为一系列甚至可以称之为“美国第二次内战”先兆的政治极化现象。
长期以来，“民族大熔炉”论一直是中国社会精英褒扬美式民族政策、主张中国应当以美为师的重要理由。在他们看来，美国存在一个美利坚民族，美国人作为美利坚民族一分子（抑或美国公民）的认同远强于其他群体性认同，因此美国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和富强。然而，近年来美国日渐抬头的保守主义浪潮，却首先表现为以种族对抗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话语。
其实，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改善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推行促进种族间平等的社会政策，恰恰在于逐步借鉴了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早就在倡导和实践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例如，由于长期的种族压迫，少数族裔相对于白人主流社会已经形成了结构性劣势，政府即使禁止歧视和废除不平等措施，依旧无法保证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实现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因此，美国政府又推出了旨在扭转少数族裔劣势的平权政策，在教育、就业方面对少数族裔予以一定的照顾。
然而，少数族裔崛起引发的进步主义政治运动和多元主义文化叙事，并没有进一步转变成建制化的左翼政治力量，反而在缺乏有效领导和统一政纲的情况下，在组织上逐渐走向碎片化，在理论上停滞于批判话语的表层，在构成上越来越脱离下层走向精英主义。最终，在试图同时满足社会精英的文化品位和边缘群体的承认诉求的撕裂下，这股进步力量蜕变为了精英圈子表达文化个性的时髦标签。
这股由少数族裔的权利诉求引发的激进文化运动，挑战了“传统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冲击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造就了美国持续至今的“身份政治”危机。同时，这一运动所表现出的对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的破坏性、瓦解性，也引发了来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的中坚力量的激烈反弹。两种趋于保守的社会思潮的汇流，成为今天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形态。
我们应当看到，全球化资本的兴起，其实才是种族、宗教和文化多元化的根本推动力。少数族裔和多元主义文化叙事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资本降低经济成本的需要：一个并不符合传统白人形象但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少数族裔移民，和一个生长于斯的本土白人一样，有做“美国人”的资格。但反过来，传统主体族群中的许多人却感觉到，他们熟悉的那个“美国”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挤压，即便其中许多人在经济上受益于全球化，仍会产生很强的相对剥夺感，希望维护传统美国身份认同。
进一步来看，族裔间的利益冲突、文化冲突，必然会将控制美国政府的两党制裹挟其中。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已在相当程度上演变为“身份”对抗的政治，其最新表征是特朗普对白人身份、白人群体利益的强化和强调，对内煽动族群对立，压制少数族裔。由于共和党坚守“传统白人的美国”，民主党必须彻底拥抱“身份政治”，通过支持“多元族裔群体的美国”，跟共和党开展竞争。认同问题的无法协调，导致美国党争极化，并呈现出“部落化”趋势，将美国带向族群对抗和文化冲突的深渊。
少数族裔的激进文化运动极大挑战了“传统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
政治极化的抬头，也让美国人对其一贯为之自豪的民主政治愈加缺乏信心。今年美国国庆前夕，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以《我们摇摇欲坠的民主》为题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49%）感觉“在这个国家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更有28%的选民认可，“公民可能很快有必要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而“#Civil War 2.0#”也成为推特（Twitter）的近期热门话题。“内战2.0”时代的来临，一方面与上述种种结构性矛盾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在丧失其信誉。
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三权分立的三个政府部门（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每况愈下。其中，国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持续下降，现在已跌破个位数；
对总统的认可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点一路下滑；
只有最高法院尚能维持信誉。最高法院也因此成为延缓美国政治极化压力的“安全阀”之一，但2020年以来，这一制约机制正在迅速丧失，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经跌至24%。
作为一个由九名终身任职的大法官“统治”的政治机构，美国最高法院无论就权力来源还是决策人数来说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其一向以“无枪”“无钱”的公正裁定者（An Impartial Adjudicator）为标榜，对总统和国会这两个更体现民意但也因此更容易被党派所控制的部门施加制衡。然而，一旦9名大法官中形成5票多数，其压倒的不仅是庭内的另外4票，还包括对其决定同样无能为力的总统和535名国会两院议员。这种体制安排本身就为司法夺权埋下了种子。
以联邦党人协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组织在美国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七十年间，美国最高法院先后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俘获，用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自里根执政后，共和党人逐渐占据美国最高法院主流，使该机构成为在重大的社会和文化议题上推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阵地。过去十年来，美国最高法院越来越多地出现5∶4或6∶3的分裂性投票，反映了该机构的党派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同时，自1990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掀翻过去国会立法的判决占总判决的比重也在提高，甚至已高于美国内战前后时的比重，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联邦政府三权之间的对抗化也在加剧。原本用于控制政治极化的政府机构功能失灵，保守主义的回潮变得愈加势不可挡。
长期以来，“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被美国渲染为应当在全球推行的优良政制，但近年来因政治极化引发的种种社会乱象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分权体制一方面已开始对更为激烈的民意表达无能为力，“国会山骚乱”事件便是表征；
一方面也对社会层面的危险因子长期缺乏有效束缚，美国在枪击案愈演愈烈的今天仍无法形成有效的控枪方案，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甚至还促成和加速了这种政治极化浪潮，五十年前的罗伊案判决是如此，今天将罗伊案翻案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三权鼎立”体制造成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彼此无法有效约束和配合，导致任何一支权力都有可能成为促使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的武器。
美国保守主义浪潮在近年来的迅速抬头，也得益于组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联邦党人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便是其中翘楚。自1982年成立以来，联邦党人协会已吸引了全美约45000名保守派律师和法学院的学生参与其各种活动，并拥有13000名左右的缴费会员，成为美国财团支持保守派法官和法学院，掌控美国司法系统的核心组织。
美国最高法院目前当职的六名保守派大法官都与联邦党人协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请求该协会会长伦纳德·里奥提供一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备选名单，以便他当选总统后从中提名。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扬言要积极配合特朗普，争取在他任期结束前将所有空缺职位都安排上“共和党法官”。截至2020年12月1日，美国参议院已经确认了由特朗普提名的229名联邦序列法官（其中包括3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奥巴马总统两个任期任命的联邦法官数量还要多。
联邦党人协会的出现，对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内部团结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美国的保守主义力量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经济议题层面的保守派，他们当中很多都是自由至上主义者；
另一部分则是社会议题层面的保守派，其中很多都属于基督教保守派。从逻辑上来讲，两部分人的主张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但因为有联邦党人协会这类组织的存在，居然把两拨人给捏合到了一起。可以说，联邦党人协会扮演了保守派内部主张相互矛盾的不同派别之间的“调解组织”的角色，使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之争不至外溢，并进一步推动各类保守派的共同议程。以掀翻罗伊案判决为代表，联邦党人协会等保守主义组织在文化战争层面的推波助澜已取得重大胜利。
表面上看，拜登在选战中击败特朗普，固然阻碍了美国保守主义势力通过执政进一步推行其主张的脚步。然而这种“阻碍”只能是暂时性的，拜登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特朗普暂时性地重新“促生”了美国民主党的团结和组织性。但从此次中期选举的态势来看，共和党下一代的候选人已经展示出比拜登以外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更强有力的当选条件。以联邦党人协会为代表，保守主义势力已经展现出其在机构层面乃至非机制层面的有效组织力和动员力，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建制化的力量势必裹挟着更强有力的保守主义政客卷土重来。
最后，对竞选资金的去监管化，是以联邦党人协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组织——当然民主党也有种种类似性质的组织——在美国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底层逻辑。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做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政治献金的规制，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捐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政治竞争中。“黑金”进场无疑会改变美国选战的政治生态。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联邦党人协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可以预见，“黑金政治”的加剧，必将成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放大器”，而这又将进一步引发底层民众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反弹。
综上所述，以特朗普的崛起为标志，一股占美国人口约三分之一、可以笼统归于“保守主义”旗下的社会力量，正在得到极大动员。同时，伴随这股保守主义回潮而来的，还有共和、民主两党都频频“打中国牌”，在对华政策上不断做出对抗性表态。这一趋势值得警惕。
从美国内政的角度看，尽管自尼克松竞选以来，共和党便不断拉拢那些被民主党抛弃，同时又因社会种族结构和文化变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中下层选民，但共和党一旦靠这些选票赢得选举，往往就会不失时机地推行低工资和放松监管的经济政策，造成对劳工阶层的进一步盘剥。这是因为，一旦涉及收入分配、福利保障、医疗、教育等基本经济议题，必将面对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为讨好底层选民，执政的共和党更倾向于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主张“美国利益优先”。而这必将加剧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对抗性，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加采取打压态度。
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看，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占据支配地位的战略观、外交观，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苏东剧变之际，以所谓“历史终结论”为代表，西方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被认为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和“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这一观点在西方世界迅速取得广泛认同，催生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两大主张：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符的国家，都必须向其靠拢，完成转型；
美国则应在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领导力，甚至为此可以直接插手这些国家的内政。可以说，美国此后20余年的对外战略决策，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民主输出论”色彩。在苏东剧变后的十余年间，美国的政治价值、经济秩序、文化偏好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
为这种扩张提供支持的，则是冷战中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建立的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及其在全球拥有的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力量并未随着美苏冷战结束而收缩。
然而，如前所述，美国扩张带来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在其本土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虽有少部分美国人从这种扩张、输出中获益，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了损害；
外部扩张引发的内部对立，必然会反映到美国的选举和日常政治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在全球化中失意的美国人的呼声，直接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格局。2017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民族国家仍然是提升人类境况的最佳工具，美国不会加入那些让本国无法受益的片面的交易。2018年，他在联大的演讲则更深入地阐发了美国面对的那些“不公平”的交易：他攻击中国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秩序，攻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人权的践踏者”绑架，攻击国际刑事法院是“不经选举的，不受问责的国际官僚机构”，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成员国降低石油价格并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做贡献，宣布不会加入《全球移民协议》，等等。在2020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特朗普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以特朗普的崛起为标志，一股占美国人口约三分之一的保守主义力量正得到极大动员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已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新战略预判。这尤其体现在拜登上台后，并未大幅修改特朗普任内的对外策略。而部分原因则在于，将美国对外扩张带来的内部成本解释为美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员叙事，甚至已经成为争夺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正确”。而由此引发的极化效应，则将不得不由此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的受益者们承担。总之，美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多层面的深重矛盾，最终可能会迫使其不得不通过新一轮的对外掠夺来消解，我们必须警惕和谨防这一美帝国的“最后一搏”。
应当看到，近年来回潮态势猛烈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潮，一方面有着它传统意义上的、起源于基督教的、来自美国原生社会保守形态的渊源，另一方面更与当代美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是受到当代政治经济剧烈变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在历史上，这种反应在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下降周期时并不鲜见。因此，必须将美国的现象放到其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中，将其政治经济的变迁放到世界资本主义运动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才能认识真实的美国，乃至认识真实的世界。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美国有着不同于中国的内聚力方式，作为一个几乎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人”这一共同身份的背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
文化思想由多元而入极端，也属常态。换言之，美国实际上一直处于“礼崩乐坏”之中，但它同时又相对稳定。这种内聚力方式与中国迥然不同，不可否认，它也是相当强大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中，美国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优等生”。因此，我们今天对美国的观察和讨论，并不是在做简单的批判，而是立足于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针对美国国家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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