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中同批文物标本的不同解读与重构——以辽代文物展为例

韩风玲

（呼和浩特博物院）

每座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藏品特色和独特的馆藏体系，每块地域都曾在历史上演绎过自己的传奇故事，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独特性正是我们做博物馆展览要特别关注的，并想方设法要展示给观众的。由于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文物材料不断积累，使得收藏单位某一时代或门类的文物标本增多，并形成独特优势，如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就成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重点。对于内蒙古地区而言，大量的辽代贵族墓葬为博物馆积累了珍贵的文物资源，辽代文物自然成为内蒙古博物院的馆藏特色。故在一段时间内以契丹文物为专题的展览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展览的推介重点，如2008 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契丹文物展”①，2010 年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②，同年与山西博物院联合举办的“草原华章——契丹文物精华展”③，2017 年内蒙古博物院改陈后的基本陈列“大辽契丹——辽代历史文化陈列”，还荣获2018 年度全国十大精品陈列的殊荣。2020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和内蒙古博物院主办的“契丹印象——辽代文物精品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三楼书画厅展出，本次展览精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文博机构珍藏的各类辽代文物138 件/套，展品级别高，其中一级文物70 件，二级文物9 件，三级文物14 件，涵盖金银器、玉器、陶瓷器、玻璃器等多个门类，选取的典型文物标本在上述多次展览中重复出现。展览陈列中的辽代文物标本，主要是在辽政权存续时间及疆域范围内考古出土的遗物。内蒙古地区辽代遗址和遗物非常丰富，辽上京临潢府和辽中京大定府都在今内蒙古境内，故多年来，考古资料的持续积累使得辽代文物题材在内蒙古地域文化展览体系中独具特色。

纵观上述展览的展品支撑，尽管展览体系不尽相同，展览文字说明迥然有别，但是最基本的元素——文物标本是极为相似的，换句话说，就是一批文物标本，因为受地域文化、材质、隶属关系、运输条件等客观原因的限制，能够展出或巡展的文物往往是限定的，那么本文讨论的重点就在于，既然博物馆展览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同一批重合度较高的文物标本，那么在展览的策划中，同批文物标本如何能突破常规、推陈出新，已经成为展览策划者面临的棘手且比较普遍的问题，故同批文物标本的重新解读这一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上述展览在内容和形式策划上各有特色，然而审视它们在选题、体系、语言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才能在新的策划中得以关注并改进。首先，选题视角较为单一。近十年的辽代展览主题多数都在打造草原文化，对外巡展“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和“草原华章——契丹文物精华展”，主要展现“和而不同”的草原文化为主题，2018年度的“大辽契丹——辽代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也在其列，国家博物馆推出的边疆系列展览“契丹文物展”注意到这一点并转换了新的视角，把重点转移到对契丹族的还原和再现上。其次，主题、分主题与文物标本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以“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为例，第一单元“马背上的民族”将新石器时代至北魏时期的草原先民置于展首，用以表达北方草原先民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展览主题结构的逻辑角度审视，这样的安排可能会干扰主题与分主题之间的互证关系，容易让观众产生视线上的混乱；
第二单元“契丹之兴”的文物标本组合由铜印、文具、骨朵、渔猎工具、马具、鸡冠壶构成，推测策划的用意在于揭示契丹民族兴起时的物质文化，可是文具不是契丹特有的文化，契丹汉化也是一个逐渐学习汉文化的过程，鸡冠壶、马具贯穿辽代始终，不同阶段的文物标本都安排在一起来表达“契丹之兴”的主题可能有失妥当。最后，文物标本的解读性语言风格需要转换。我们强调展览策划中学术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学术语言与展览语言应该有所不同，源于我们展览的服务对象是年龄有悬殊，知识、审美有差异的各种观众，所以展览语言要兼顾通俗性和趣味性。例如“草原华章——契丹文物精华展”中的一件文物标本——鎏金錾花铜盆，展览语言表述为：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纹饰奇特、产地奇特的器物④，概述性的说明文字很难让观众感受到它的特别，事实上，这件器物的器型、纹饰可以通过与世界各地的相似器物对比展示，盆底的六角形魔符、口沿的一圈阿拉伯文不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圈，局部放大并以通俗性或趣味性的语言形式展示出来，效果可能会更佳。

在展览素材的组合体系中，文物标本是最为重要的展览素材，包括征集品和考古发掘品。二者的区别在于，征集品是单独的存在，它的时代还得依据同类考古发掘品的研究序列而判定，考古发掘品是立体式的信息载体，携带丰富的背景信息，对于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发掘时代的文化内涵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就辽代考古发掘品而言，饱含大量的隐性信息，我们需要利用考古的还原性研究资料，从具体的器物和细节着手，“以小窥大”的方式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意会。鸡冠壶的形制演变图是“大辽契丹”展览中的解说性展板，但是观众从图表很难知晓背后的隐性信息，需要文本策划者进行解读。例如，鸡冠壶是契丹人在马上使用的盛水器，早期鸡冠壶的形制属于上身肥大的矮体壶，重心一个左偏，一个右偏，方便在马上携带，中期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向更适应马上携带的扁体发展，另一个方向是适应屋内生活需要，向圆身圈足发展，形成以高体、高提梁的圆身圈足为主体的形制，到晚期扁体鸡冠壶一件也没发现，令人深思⑤。这种解读不仅能让观众了解鸡冠壶形制的变化，而且还能深化观众对这种变化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定居生活和上层汉化的深入，一部分契丹人改变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鸡冠壶的实用性逐渐被忽视，而演变为一种文化记忆。故挖掘考古事实背后的故事和缘由会给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马具是辽代契丹墓中常见的随葬品，其展示是历次展览中的重要环节，分别置于“马具和猎具”“马背上的民族”“走马踏破金络脑”“因俗而治”单元，展览都对马具的使用背景进行阐述，强调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并称天下第一的时况。“大辽契丹”创新展示形式，运用马模立体展示，并将复原后的马具变换空间展示，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如果再策划马具的展示，从内容上拓宽思路的操作空间仍然存在，比如说可以增加马具各部位名称的认识，络头、胸带、鞦带、蹀躞带的形制与组合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马鞍、马镫形制的演变以及草原地区辽代以前及金元时期前鞍桥的展示，其中辽晚期被发明出来的梁穿镫在金元明清乃至今天仍能见到⑥，肇兴于辽代晚期的马镫变革在马镫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这种纵向的展示能够深化观众对辽代马鞍、马镫的整体把握，以及对草原地区马具发展序列的宏观认识。

辽代的壁画出土数量极其丰富，古代墓葬“事死如事生”的特性使得我们可以将壁画呈现的内容作为生前生活的再现和延续，与前代壁画相比较，辽代壁画与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一些出土文物在壁画中能找到相似者，在墓主人生前生活中也赋予同样的功能。壁画题材中有不少出行图、牵马图，再现了辽代马具的形制和组合，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对于复原辽代服饰的整体面貌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长城南北服饰有何差异，汉服和契丹服能否区分，契丹服饰有无演变更替，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策划展览时考虑进去，以点带面，发掘文物背后的隐性信息，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并且通过艺术、美学、文学等形式展现给观众。

（一）提取主线，构筑独特的展览体系

精美的展品犹如珍珠散落满地，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然而这种感觉会转瞬即逝，因为展览是自愿的启发式教育，能在观众心底留下痕迹的往往是一则故事、一种观念或一个流逝的时代。展览体系就是串联这些珍珠的那条线，通过设计者的精心构筑，把一个个看似独立的展品编成精美的项链。展览主题是一条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能暗示和指引观众进行特定的欣赏活动，同一批文物标本可以设计出多种观赏线索。在不同展览体系的框架下，同一件展品也会体现不同的展览内容。

以艺术为线索，从艺术视角创建一个独特的展览体系。国家博物馆策划过一个经典案例——“宋韵展”⑦，虽然展览素材大多源自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却以艺术的视角为主线，兼及历史与考古，重心则是对展品的文化解读。透过展品，观众可以感受到瓷器形象素朴、颜色淡雅，与当时兴盛的水墨山水画相似的艺术趣味，金银器清丽、简约的风致，是诠释艺术风尚的展览，美学信息在展览文字的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个案例的艺术视角同样对辽代文物展以启发，可以在展示动物题材的文物时，不选择草原地区长期流行的斯基泰艺术中的咬斗题材，而转向祥和、宁静的画风，从“游牧人的温情艺术”等角度组织展览，以体现草原的柔情与宽广。

如果想专门为儿童策划一次辽代的文物展览，就要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调查来确定选题，根据调查结果判断文物动物园应该是众多题材中最能抓住小观众眼球的创意，源于动物形或动物纹的文物形象活泼，变化多端。这种题材在契丹族生活中深受喜爱，有动物形的琥珀、玉器、铜饰件，往往随形而制，马具、人体装饰品、葬具、容器上的动物纹更是丰富，将这些展览素材分为神灵动物和自然动物两类，神灵动物有龙、凤、翼马、摩羯、独角兽等，动势强烈；
自然动物有鹿、狮、兔、犬、鱼、鸳鸯、鸿雁、禽鸟、雀、鹦鹉、鸭等，悠闲自在，让儿童畅游在辽代历史的长河中实现与动物们的零距离对话。

辽代存在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现象，学界更多是基于文献史料得出的认识，但是如何在实物上具体呈现出来是一个难以辨析且富有兴趣的话题，近年有学者从考古学视角进行了例证式探讨，以此为契机策划一个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专题展览，可以把这种隐秘的民族融合与实物标本结合起来，向观众娓娓道来，这种获得感是任何说教都无法实现的。此外，随着研究资料和成果的不断积累，辽墓壁画、辽塔、马具、服饰、辽代陶瓷、辽代金银器都可独立成单元，提取独特的主题线索，创办富有特色、别开生面的专题陈列。

（二）提炼学术资料中有价值的信息，让文物标本说话

展览的核心是文物标本，每件文物都是丰富的信息源，但文物毕竟是一种静态存在的物体，多数情况下不会与观众“自由结合”，这就需要搭建很多信息桥梁，挖掘文物标本自身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主要通过展览文字阐释出来，展览文字越准确、越翔实、越生动，观众接收的信息就越多，对文物标本的理解就越深刻，文物带来的信息就越丰富。比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五条腰带，未加文字说明，他们对于观众而言是悬挂很多小飘带的奇怪物品，通过文字说明，观众能了解到辽代的腰带有两种，一种带銙上有孔能系小飘带，便于悬挂刀、锥等，名曰契丹蹀躞带；
另一种带銙上无孔，名曰汉式腰带。唐人和契丹人都向突厥人学习了这种特殊的蹀躞带，但是在唐代和辽代却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因为它更适合游牧生活需要而盛行于辽代，故腰带成为判定服饰乃至考察族属的重要元素。

（三）变换语言形式，增强趣味性与共鸣性

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具有准确性、概括性、专业性等特征，从其上直接摘录的文字往往带有较强的学术痕迹，甚至晦涩难懂。在策划展览时，就需要将学术信息进行二次转化和处理，变成观众能看得懂的展览文字，同时兼具趣味性、共鸣性。如辽代动物文物展是面向儿童观众的展览，语言就需转化成儿童能读懂的语言，可以采用趣味问答式、探索互动式等多元方式，同时在展板、展品说明的色彩、高度、版式设计等方面都要有更适合儿童参观的综合考虑，才可能通过展览打通文物与儿童观众之间的链接孔道，引起他们的参观兴趣，引发他们的共鸣。

中国各类博物馆近年来的展览选题由综述型、精品型逐渐向专题型、纵深型发展。内蒙古博物院的辽代文物展在全国各地都曾展出，这种同类题材展览的重复出现说明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博物馆展览定位和选题的重要因素，如何更好地展示同类题材的不同方面与侧重是各地博物馆都重视的问题，这关乎于展览效果与文化传播效果。同批文物标本的解读与重构可以作为解题门径之一。创办一个好的展览，需要文本策划师大量收集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资料，通过解读文物标本背后的隐性信息，提炼核心内容，了解时代文化特征，还原社会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视角，从观众感兴趣的角度出发，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呈现文物信息，增强展览效果，丰富展览内涵，打破原来的单一视角或者固定模式，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现代博物馆应当具备“高雅而不深奥、轻松而不浅薄、平和而不庸俗”的标准。为此，博物馆人应具备开放的思维和开阔的眼界，既要立足学术，又要放下身段，在科学与通俗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优质、新颖的选题猎取观众的芳心，构建有思想、有情怀的展览体系，变换语言风格，讲好文物故事，以内容取胜，以形式助力，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

注 释

① ⑦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守望文明—中国国家博物馆“十·五”规划展览设计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② 陈建明、塔拉：《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岳麓书社，2010 年。

③ 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草原华章——契丹文物精华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④ 马文宽：《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錾花铜盆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⑤ 冯恩学：《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年3 期。

⑥ 冯恩学：《辽代契丹马具探索》，《考古学集刊》（14），文物出版社，2004 年。

猜你喜欢契丹考古文物十大考古发现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考古出乎意料的几件事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文物的栖息之地金桥(2022年6期)2022-06-20三星堆考古解谜疯狂英语·新读写(2021年6期)2021-08-05“考古”测一测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20年4期)2020-05-11文物的逝去东方考古(2019年0期)2019-11-16文物超有料少儿美术(快乐历史地理)(2019年5期)2019-09-10“一国两制”由契丹人首创？红土地(2016年12期)2017-01-15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辽金历史与考古(2016年0期)2016-02-02女真文“契丹”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016年0期)201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