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与皖派朴学关系考察

徐玲英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清代考据学之鼎盛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梁启超称此四者“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清代考据学以其质朴的学风而被名为朴学，而又以皖派朴学为盛。皖派朴学发轫于明末清初的江永。江永，徽州婺源人，于“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赜索隐，尤深于三礼及天文地理之学”。(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90页。但是江永一生科场不利，终生在婺源、休宁和歙县等地开馆授徒，未曾走出安徽。偏居一隅的皖派朴学如何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至今无人论及。本文以戴震的活动轨迹为线索，探讨皖派朴学由安徽传至京师再至全国的发展历程，从而为当代优秀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戴震少年博学，十六七岁便已打下坚实的小学根基，于《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同邑学者程恂一见戴震便钟爱之，以为“载道器也”。经程恂的推荐，戴震得到江永的指点。(3)段玉裁：《东原年谱》，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53页。在名师的指导下，戴震学业益进。在求学不疏园之前，戴震已小有成就，作有《筹算》一卷、《六书论》三卷、《考工记图》两卷、《转语》二十章、《尔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赋注》九卷。

汪灼祖辈乐善好施，建立不疏园，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其中。乾隆十七年，园主汪梧凤延请戴震来园课其子辉与灼，时江永亦执教不疏园。戴震一面课童，一面遍读秦汉之书，问学于江永。据汪灼记载，戴震于“秦汉之书无不读，随读研究，析疑义，明制度，岂非考之约而览之博与！”(4)汪灼：《四先生合传》，《渔村文集》第2册，清嘉庆十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4页。同时问学于江永者还有汪梧凤、程瑶田、汪肇龙、郑牧、金榜、方矩等好学之士。凌廷堪记此事曰:“婺源江君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先生偕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龙、方矩、汪梧凤、金榜事师之，而先生独能得其全。”(5)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纪健生点校：《凌廷堪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23页。他们志相投、业相合，相互切磋问学。因为戴震最早拜江永为师，且已小有成就，故同学者以其为首。据程瑶田回忆，他初识戴震，戴震便示其所校《太傅礼》，程瑶田读而惊喜，遂与其订交。后来程瑶田与汪肇龙、汪松岑谈及“当世可交而资讲习益者”，即推荐“戴东原”。至戴震课童于不疏园，他“时时与东原处”，前后交垂三十年，相互质疑问难，知东原最深。其评价戴震治学以治经为先，旁及百家众流，所治《太傅礼》《水经注》与《方言》，为其他学者所不能也。(6)程瑶田：《五友记》，陈冠明等点校：《程瑶田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14—315页。

身为江门的大弟子，戴震不遗余力地宣扬皖派朴学的学术主张。戴震与同学郑牧论为学所得，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戴震进一步指出皖派朴学的治学宗旨，即“好友数人，思归而共讲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做到实事求是，以追述古圣贤之道为己任。(7)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4页。在戴震得知同学方矩致力于古文之学时，遂写信规劝：“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肆力古文，必将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何谓大本？大本就是圣人之道；
何以求得？“圣人之道在六经”。(8)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5页。戴震希望方矩与郑牧、汪梧凤共勉，坚持皖派朴学的治学宗旨，致力于圣人之道。

于不疏园，戴震写就了《毛诗补传》二十六卷、《水地记初稿》和《与是仲明论学书》。他于《毛诗补传序》中明确指出治经宗旨，即“今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因为“名物字义，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俱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9)戴震：《毛诗补传序》，《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戴震言下之意即，《诗经》研究应当依据现存典籍考证其中的字义、名物，知其世，论其人，然后体悟出《诗经》中蕴含的圣贤之义，而不是依据大序、小序臆定作诗之义。该序写成后在不疏园内广为传颂，“程瑶田、金榜、郑牧、方希原、汪梧凤等人均奉为圭臬”。江永读后认为“治经宗旨始明”。(10)汪柏树：《戴震与不疏园——从不疏园首称大弟子到四库全书馆首席经学大师》，《黄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戴震又于《与是仲明论学书》中阐明治经之道，即“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具体到一字之义，则“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1)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0页。在戴震的引领下，考证字义名物、由词通道成为不疏园学者共同遵守的治经方法；
实事求是成为他们共同坚守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的确定，以及代表性专著的形成，标志着皖派朴学矩矱的形成。

戴震在京都的交际和宣讲，为偏居一隅的皖派朴学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提供了可能。

(一)结交京师名流

戴震三十三岁时，族人抢占其祖坟并贿赂县令，欲致其罪，他只身挟策避难北京，寄居于歙县会馆。为宣传皖派朴学考据成果与治学方法，戴震带着所著之书拜谒新科进士钱大昕。钱大昕少年有成，24岁被乾隆特赐举人，27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钱大昕与戴震论学一整天，并评价他乃“天下奇才也”。当时秦惠田正研究算书，广求天下精于推步者，钱大昕推荐戴震。秦惠田即日延请戴震至其府邸。秦惠田乃乾隆元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戴震为其讲论观象授时一门，秦惠田以为闻所未闻也。秦惠田撰《五礼通考》多采戴震之说，又全载戴震《勾股割圜记》三篇，以为古今算法大全之典范。

钱大昕、秦惠田的肯定与高度评价确定了戴震在京都学术界的地位，“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订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2)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6页。段玉裁亦称：“是时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扣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13)段玉裁：《东原年谱》，《戴震全书》第6册，第666 页。纪昀即纪晓岚，历任翰林、礼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纪昀见戴震早年所作《考工记图》，叹为奇书，欲为其付梓，并为之序，称该书“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礼乐之器，昭然复见于今”，并盛赞他“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14)纪昀：《考工记图序》，《安徽丛书》1936年第6期。其他数人，如王鸣盛为乾隆十九年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王昶乾隆二十二年召试第一，入直军机处，历任鸿胪寺卿兼军机章京、江西按察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官终刑部右侍郎；
朱筠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赞善大夫、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既有地位又有学识的学术名流，戴震与他们结交可以迅速传播皖派朴学思想，扩大影响力。

(二)传播皖派朴学的治学思想

戴震不失时机地宣讲皖派朴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姚鼐欲拜戴震为师，戴震以所学不同而谢拒，但是他提出交相为师、参互以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十分之见”就是“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15)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2—373页。梁启超高度评价此说，“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6—37页。求十分之见，正是皖派朴学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体现。

戴震考证《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既是其求十分之见的典范，亦是以实例传播皖派朴学的成功案例。针对王鸣盛征引《尔雅》“光，充也”训释“光被四表”之“光”，戴震指出此解不可无辨。虽然《尔雅》《孔传》《释文》皆训“光”为“充”，但是戴震认为汉、唐诸儒有株守之嫌，凡出于《尔雅》便信之笃、不敢易，训“光”为“充”转致学者疑。戴震根据《说文》“桄，充也”，《唐韵》“桄，古旷反”，《释文》“横，古旷反”，《孔子闲居》郑玄注“横，充也”，初步推断“光被四表”当有作“横被四表”者，并指出：“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溥遍所及曰横，贯通所至曰格。”后来钱大昕为戴震得一例证，《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姚鼐又为戴震得一例证，《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戴震族弟受堂又得一例，《汉书·王莽传》有“昔唐尧横被四表”；
洪榜亦云《淮南子·原道训》有“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17)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277—279页。至此，经过多方索求，戴震终于确信“横被四表”中“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横被四表”终成定论，亦即达到十分之见。戴震以一“光”字见考古之难以及皖派考据的价值；
姚鼐、钱大昕等纷纷为其提供例证，亦可见皖派朴学的考据学思想为京都学术名流所接受与支持。

戴震求十分之见的主张是其早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思想的扩展。治经不仅要训诂词义，还有若干事需要推求，才能做到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戴震曾与章学诚说：“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18)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天算、地理、典制和音韵等知识皆为治经之一助，所以自皖派朴学开创者江永始，就多精研文字、音声、天文历算和典章制度。戴震更是身体力行，孳孳于以上数事。他一再向友人宣讲考据六书、九数、名物、制度对探求古经义理的重要性，“不求诸前古圣贤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19)戴震：《郑学斋记》，《戴震全书》第6册，第407页。只有深究典籍中的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如身居其世睹其事”，然后才能与圣人之心相遇。(20)戴震：《春秋究遗序》，《戴震全书》第6册，第381—382页。

对六书、九数、名物、制度的考证未免有琐碎之讥，所以戴震强调：“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21)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2页。章学诚是戴震同时代为数不多的理解其义理追求的学者，他回忆戴震曾语其曰：“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22)章学诚：《书朱陆篇后》，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上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2页。“轿中人”“乘舆之大人”即戴震所追求的隐含于六经中的“圣人之道”。戴震晚年的义理之作就是其早期考据的结果。

(三)推介江永

戴震在京师一直宣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23)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陈明浩等点校：《春融堂集》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946、948页。，不断推荐其师江永的著作，以期进一步扩大皖派朴学的影响。秦惠田延请戴震至府邸，见书笥中有数篇历学专著，戴震因为之言先生江永。秦惠田撰《五礼通考》摭录江永之说入《观象授时》，并取全书载入《推步法解》，还遗憾未能见到江永的《礼经纲目》。(24)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书》第6册，第413、409页。据钱大昕记载，他与戴震同在纪昀处，戴震“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钱大昕“恨不即得其书读之”，后来在秦蕙田处尽观江永《翼梅》。尽管钱大昕对江永岁实消长之说表示不解，书信请教戴震。(25)钱大昕：《与戴东原书》，吕仁友校点：《潜研堂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江永去世后，戴震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详述江永著述，并盛赞其《礼经纲目》“使三代礼仪之盛，大纲细目，井然克睹”。(26)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书》第6册，第413、409页。戴震总校四库全书时，“尽取先生二十种写之，以藏密府”。(27)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陈明浩等点校：《春融堂集》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946、948页。朱筠任安徽学政时以江永从祀朱子于紫阳书院，“风示学官弟子，俾之向学”。(28)朱筠：《笥河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6册，第563—564页。由于戴震的推荐，江永著作得以刊行于世，客观上扩大了皖派朴学的影响，江永亦以一介寒儒赫然列传于史册。

(四)皖派朴学被京都学界所接受

自戴震来京都伊始，就致力于传播皖派朴学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加之其考据学取得的突出成就，皖派朴学很快被京都学界所接受，戴震也被誉为经学第一人。乾隆三十八年，朝廷诏开四库馆。四库馆总裁裘日修推荐戴震充任纂修，并负责经部纂修事宜，勤修其职，晨夕披览，“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于四库馆中，戴震共校订《仪礼集释》《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经》《孙子算术》《夏阳侯算经》《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数术记遗》《孟子赵注》《孟子音义》《方言》诸书，而“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29)《清史稿》卷481《儒林传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 1509页。

戴震去世后，京都学者纷纷为其作传。例如钱大昕作《戴先生震传》，叙述其治学特色与成就，指出戴震“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这是对皖派朴学治学特色和治学精神的准确写照。受皖派朴学的影响，钱大昕43岁开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学，从而走上了考据学之路，成果主要见于《十驾斋养新录》。

王昶与戴震“订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肯定其由字以通辞、由辞以通道，以及巨细必究治经方法的有效性。王昶为戴震作墓志铭，指出他日夜孳孳于音韵、名物、典制、推步、算术二十余年，搜罗比勘，靡不悉心讨索，故“其学弥博而探旨弥约”，能“究极乎天地人之故”，得古圣贤之大道。(30)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戴震全书》第7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0—33页。

戴震认为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等都是订经的必要资助，皆为考据的对象，所以他治经分为数大端，计划始于六书、九数，然后作《训诂篇》《原象篇》《学礼篇》《水地篇》《原善篇》。然天不假以时日，戴震虽然未能完成他的宏伟规划，但是从其已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开拓出多元考据对象，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条分缕析，抓住了研究对象的条理，如庖丁之解牛，豁然明朗，所以在哲学、训诂学、水地方志学以及天文算学等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戴震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个人的天分爱好，从事一门或多门学科的研究，表现出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趋势。正如张寿安所说：“考证工夫开拓出的多元知识才是清代学术的新面貌。”(31)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2号。

(一)引领出乾嘉新义理学派

针对宋明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戴震从语言学角度，通过对古经中“理”的考订，得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并唯物地指出气乃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所谓天理就是指气化运行中遵循的客观规律。具体到人伦社会，天理则为遂生。戴震充分肯定了人是血气心知的实体存在。有血气就要遂其生。遂生的方法，就是通过眼耳鼻口与天地之气相通，有声色嗅味之欲。人之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3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第6册，第151、160页。，故不可去。欲、情、知之失才是恶的根源。要做到欲、情、知的无失，就必须用心知节制情欲。冯友兰指出：“戴震云‘理者，情之不爽失者，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此就人事方面指出求理之方法，即‘以情絜情是也’。”(3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01—1002页。

戴震重情达欲的情感哲学被其弟子及私淑弟子如程瑶田、洪榜、凌廷堪、焦循和阮元等发扬光大。他们继承了戴震由实而虚的哲学研究理路，运用考据的方法，作有《论文小记》《复礼论》《好恶说》《慎独格物说》《性善解》《格物解》《说理》《论语论仁论》《大学格物说》《论语一贯说》《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义理学著作，发明戴震哲学的义旨，弘扬戴震的人性论和人伦道德观，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34)徐玲英：《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1期。

(二)形成因声求义之文字训诂方法

戴震认为经学“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35)戴震：《六书论序》，《戴震全书》第6册，第295页。六书是文字的纲领，只要提纲挈领，明确文字的本质，就可以通训诂、明经义。戴震在对传统六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体二用”之说，指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种为造字之法；
转注、假借二者为用字之法。(36)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戴震全书》第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33—334页。他已经注意到六经多假借的现象，并指出假借依声托义，必须因声求义。然而“音有流变，一系乎地，一系乎时。系乎地者，在古人即非一读。”如果以今音比拟古音，便会乖剌不通。所以戴震精研古音系统，作《声类表》和《声韵考》总结古音声纽、韵部，作《转语》归纳文字音转之规律，使学者“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37)戴震：《转语二十章序》，《戴震全书》第3册，第304—305页。，从而有章可循。

戴震抓住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本质属性，从理论高度研究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从而沟通了语音与文字、训诂的关系。“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3页。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引之发扬光大了戴震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思想。段玉裁的代表作《说文解字注》广泛运用因声求义之训诂方法，揭示文字的假借义、引申义，被王念孙誉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39)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王氏父子亦以训诂之旨本于音声，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统称为“王氏四种”)，成为清代训诂学名著。在《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等标杆性专著的示范作用下，“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40)徐玲英：《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周祖谟指出：“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这是很重要的见解……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41)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三)形成考察地望和考证地理沿革的地理学派

戴震以水地研究为阐释六经之一助，尝言：“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继以《水地篇》，约之以《原善篇》。”他最早的水地研究著作《水地记》，虽是未完成之作，但是对河、济、淮三水的考源述流，已体现了戴震“固将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42)段玉裁：《东原年谱》，《戴震全书》第6册，第704页。考察地望的水地研究思想。戴震自刻本《水经注》以某水各自为篇，北方之水，因黄河而得其叙；
南方之水，因长江而得其叙，体现了其重视山水条理的治学思想。正是这种按照山川自然形势研究水地的思想，使得分篇本《水经注》“虽遵修旧文，不增一语，固晓然如视掌纹矣”。(43)戴震撰、杨应芹点校：《分篇水经注·孔序》第1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页。

戴震“以山川为主求其郡县”的方志思想与其水地研究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山川有自然之条贯，山川形势既定，求其沿岸城郭，即使已迁徙流移，亦有迹可寻，所以编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都先山川，次之城郭，因山川而求其郡县。此外，戴震还严考地理沿革，理清一地的历史条理，因为“沿革不明，则志中述古，未能有免于谬悠者”。(44)戴震：《汾阳县志例言》，《戴震全书》第6册，第585页。所以《汾州府志》详细考证了汾州府境自《禹贡》以来，历周、春秋、七国、秦汉至清各朝的行政规划以及府境所属州郡，纠正先前志书不考沿革的疏漏，使读志者“披览图志，与读史相表里者也”。(45)戴震：《寿阳县志序》，《戴震全书》第6册，第510页。李开以为，戴震“‘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46)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222页。

戴震的水地方志思想，对皖派学者焦循、阮元的影响较大。焦循编纂方志亦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认为“郡志为土地之书，宜先释地”(47)焦循：《上郡守伊公书》，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上册，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238 页。，不仅要考核地名沿革，水名、寺观、桥冢、亭榭名称的沿革也要考证清楚。阮元亦认为志书天文而外，地理最重。他主持编修的《广东通志》参验史志群籍，考订地名沿革，作有七卷郡县沿革表。戴震的水地方志思想，经过焦循、阮元的实践与发展，逐渐形成水地方志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地理派主张志书是地理书，志书的内容偏重于地理方面，但是在疆域、沿革、山川等方面，考据颇详，在学术上有较高价值。”(48)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0页。

(四)形成西学中源的天算研究特色

戴震认为“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运行”，就不能理解《尧典》“乃命羲和”，“不知古今推步之长”，就不能读《夏书》“辰不集于房”(49)洪榜：《戴先生行状》，《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27册，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1页。，故其亦研究天文、历算。戴震的天文、历算著作有《策算》《原象》《续天文略》《九道八行说》《周髀北极璇机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等，他还整理了《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等传统算学专著，对我国古典算学的复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戴震的天文算术研究正处于致力整理传统文献、弘扬民族自信的乾隆时期，难免带有西学中源的倾向。他认为，《周髀算经》文本广大精微，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西洋三角八线皆源于中原勾股。戴震虽然主张西学中源，但并不排外，而是采取西为中用、中西融贯的做法，将西学融入传统算学研究。所以李开说戴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继承传统数学，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为可贵，又努力吸收西学，力求洋为中用有密切关系，二者舍其一都不可能达到勾股学的高峰。”

受戴震影响，其弟子及私淑弟子孔广森、焦循、阮元等都研究天算，作有《少广正负术内外篇》《释弧》《释轮》《释椭》《加减乘除释》《开方通释》等著作。阮元则主持编撰了第一部记述历代天文、算术家活动及其成果的天算史著作《畴人传》。阮元评价戴震曰：“庶常以天文舆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之功，又岂在宣城下哉?”(50)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2页。戴震不仅缀辑数学遗经，具有“以绍前哲，用遗来学”之功，而且通过天算研究和传道授业，使天算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科学门类。

戴震对皖派朴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皖派朴学的治经宗旨，“求是”成为皖派朴学区别于吴派的重要特色。在戴震的引领下，考证名物字义的治经方法和实事求是治学精神成为皖派朴学的矩矱。第二，通过结交京都名流、推介江永等措施宣讲皖派朴学的治经方法和治学精神，使皖派朴学为京都学界所接受。皖派朴学开始突破了地域限制，扩大了影响。第三，开拓出多元考据对象，使皖派朴学成为显学。戴震认为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以及历算、水地等都是订经的必要资助，故开拓出多元考据对象，并得到友人、弟子和私淑弟子的发扬光大。他们依据个人的天分与爱好，从事哲学、文字、音韵、训诂和自然科学研究，各得戴震学术之一曲，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科学门类，皖派朴学也因此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戴震学术成就及其对皖派朴学的引领”(20FZXB044)和安徽省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建设“徽学”委托项目“戴震训诂学成就及其对皖派朴学的效应”(GFXK0HX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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