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

赵 夏，乔云飞,2*，郝 爽

（1.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29；
2.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北京 10002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文物保护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除了要面对人为活动的影响和破坏，以及日常的、渐进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外，还必须要预防那些突发性、局地性、影响性都极强的自然灾害。这类自然灾害虽然发生的概率不高，但往往来势凶猛，破坏性极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虽以自然变异为主导，但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尤其是在空间分布上。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对其特点和规律的关注、总结和探索，有利于推动相应地域空间范围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防灾减灾工作。

首先，自然灾害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关于自然灾害在国土空间上的表现、差异、特点、规律等，可基于长时段的资料和数据的积累，把灾害发生的地方与对应的空间影响范围结合起来，就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其空间特点及其差异。有些地方弱、有些地方强、有的地方弱强可能因不同时段会有变化，但长期来看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和规律性。何以至此？其一，从大的因素来讲，自然本身的变异是主导因素，而自然变异与所在地的地壳运动、地形地貌、气候变化等密切关联，这些因素的分布和变化本身有一定空间差异性，相关认知和研究一直在不断地深入；
其二，人类生产生活既有对地理环境的不断适应，也会对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等产生影响，同时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不同的方式还会或大或小地影响灾情和灾损的程度；
其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生产生活的方式以及应对灾害的思想技术、方法手段、能力大小会有所不同。在以上主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便会呈现出一定地理和社会的空间差异。

其次，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也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其差异性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理解，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的遗物遗迹，是不同时期生产生活和人地关系的见证，因而其产生和分布相应地会受到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文明演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多方面要素的影响，从而深深地留下自然和人文的印记，并表现出空间上的差异。而且，从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以及依存的空间环境来看，人类活动在空间上是有一定差别的，有的地方宜居，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文化遗存和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就众多；
有的地方相对而言，能够承载的人口少，甚至不宜居，文物资源就少；
还有的地方，某些时候人口众多，遗存丰富，而在另一些时候因自然或人文环境的变迁及其影响，人口及其文物遗存数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究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宏观来讲，人类活动深受自然环境制约，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不断地选择、适应、改变甚至逃离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文化遗存也会随之变化；
其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选择、适应和改变自然环境方面，还受到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空间差异的复杂性。因此，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创造且同时深受自然人文影响的不可移动文物，其分布必然就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性。

综上所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可能带来影响和破坏的自然灾害在空间上都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各有空间分布规律可循。那么，从空间差异的角度来了解和探究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发生特点以及灾情影响，就是深化文物认知以及进行突发性自然灾害对不可移动文物带来风险评估和应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如果基于对不同自然环境、社会背景以及灾害社会影响空间特征的把握，将单一、多类或综合自然灾害对不同类型或者综合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带来的影响或可能的风险进行空间差异化分析，就可得出相应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空间区划，这样的空间区划，对认识文物与灾害的关系以及具体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基于这一基本立论，从以下相关方面进一步展开具体分析和论述，希望能为广义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和研究提供一种“空间”视角和进路。

在现有管理的体制下，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类型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还有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文化景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灌溉遗产等。从不同的管理视角或层级，还可以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省市县级以及未定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等类型。以下就选择一些单一或综合类型，从地貌单元和行政区划角度来简述相关空间分布特征①已有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对全国文物资源做过空间分析，由于各自截止的统计时间不尽一致，数量也会有所不同，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整体来看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可参考以下诸文：奚雪松,许立言,陈义勇.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J].人文地理,2013,28(1):75-79；
陈君子,周勇,刘大均.中国古建筑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2):194-200；
丁燕,于冰.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汇总情况分析与规范化探讨[J].中国文化遗产,2021,18(3):51-57.。

2.1 单一的不可移动文物典型类型的空间分布

古遗址的空间分布，从大的地貌单元来看，密集分布区主要位于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区域，北线沿着渭河谷地北线到山西、吉林、辽宁北部，相当于400 mm等降水线及其长城农牧交错带以南的地区；
南线主要沿着长江的主要支流如汉水流域以及两湖、江西和江浙地区；
核心区居于这一扇形流域的中部，尤其是黄河自兰州以东到入海口沿线和南阳盆地到荆楚一带，在被誉为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地带的关中、晋南、豫西尤为集中；
西北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城市分布较多。从行政区划来看，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地区，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占据前六，总量超过全国的一半，而黄河沿线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6省的遗址，总数也占近一半[1]。

古建筑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珠江的中下游地区。就地貌单位来说，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西部、山西高原、陇中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长江中下游平原、浙闽丘陵等地区；
从行政区划来说，主要分布在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晋东南尤为突出。

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也是一个区域历史文化信息和不可移动文物最为集中的地方。2022年4月，随着九江的入选，国务院已公布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空间分布来看，名城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第一和第二阶梯以及长城以南的地区，尤其集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带和东南沿海地区。从行政区划来看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等省名列前茅。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各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密集，尤其是关中、豫西、晋南、鲁西、京津冀等；
其次是长江流域的长三角、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和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闽浙沿海等地，西部主要在四川盆地和沿着丝绸之路分布。从行政区划来看，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山西、河南、河北、浙江、陕西。

2.2 综合的不可移动文物典型类型的空间分布

不同类型和视角的不可移动文物分布会受主导因素的影响，有各自对应的空间位置和特征，综合叠加来看，又有一定的趋同性或特殊性。首先，空间上的聚集性很高，绝大多数分布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尤其是胡焕庸线人口（瑷珲—腾冲线）以东；
其次，像石窟寺等类型，会与佛教文化的传播路线和不同地域的影响度有关。这些空间特征，一方面与地域开发、人口聚集、文化交流、管理机构的密集程度，以及在全国和地域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密切关联；
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等密切相关，主要分布在相对宜居的二级和三级阶梯，尤其是湿润区和半湿润区，或者说东部季风区。综合来看，这些不可移动文物聚集之地往往就是历史上人们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方，也可能是不同时期全国性或者地域性或大或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或者辖区。一些学者基于多类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统计分析，从空间上进行保护利用的区域性探索或者历史文化空间的重要性评价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②可参考以下诸文：赵夏.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视角[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3(1):14-19；
张能,武廷海,王学荣,等.国历史文化空间重要性评价与保护研究[J].城市和区域空间规划研究，2020,12(1):1-17；
董卫.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空间建构初探[J].城市规划,2022,46(2):71-78.。

从已有自然灾害对文物的影响来看，不可移动文物所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洪涝、地震、大风等，在此简述其空间特征及其差异性。

8) 关键报警/联锁相关的交接班管理功能。重要的被搁置报警/被抑制报警的清单与交接确认功能，重要的被旁路的联锁清单与交接确认功能，本班内发生的重要报警情况交接，报警/联锁交接班日志管理。

3.1 单一的自然灾害类型的空间分布

其一，关于地震灾害的空间分布。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发生在一、二、三地貌阶梯不同地貌单元的衔接处，从大的地域分布来看有青藏高原地震区、华北地震区、新疆地震区、台湾地震区和东南沿海地震区5个地震区和23条地震带，具有明显的“西高东低”特点。不过地震的实际发生区与灾害区是有所区别的，地震灾情的发生是指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是会受到人文社会环境及其抗震救灾等行为的影响，所以地震灾害往往集中在地震带、地震区内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密集区。综合历史地震和灾情来看，我国的地震灾害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燕山与太行山东侧的断裂带、郯庐断裂带、汾渭盆地、银川至昆明的南北断裂带、横断山区、天山南北侧断裂带等地质构造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

其二，关于洪涝灾害的空间分布。我国洪涝灾害主要集中7大江河的中下游，尤其是在东亚季风气候影响下的东南沿海和东部地势低洼地区。根据现有研究，以大兴安岭—黄土高原—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为界，西部区域洪水轻微，东部区域比较严重。东部区域是指东部主要河流的中下游平原区，包括三江平原、嫩江平原、辽河平原、河套平原、关中平原、冀中平原、淮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等。不过不同地区洪涝的轻重程度差异比较大，辽河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四川盆地等地最为严重，其他地区较轻。

其三，平均风力达9级以上或阵风达11级以上的“大风”对文物的影响很大，我国东南沿海频发的台风尤为严重，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伏牛山—武夷山—苗岭以东地区，尤其是长江口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最为严重，江苏、广西等地次之。

3.2 综合性的自然灾害类型空间分布

除地震、洪涝、大风外，地质、气象等灾害类型对不可移动文物也会产生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如果把这些灾害叠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全国范围内主要的灾害点和范围，以及综合灾害强度下的高危风险区，从而能够据此提前了解文物所在地区曾经或可能面临的主要灾害类型和灾损，结合文物本身的脆弱性预判可能带来的影响或破坏，增强预防和应对的主动性和针对性。比如，由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等部门专家共同组成的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曾基于大量数据统计和研究，将我国划分出11个巨灾风险区—松嫩平原区、辽河平原区、京津唐区、黄河下游区、江淮下游区、福建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区、江汉平原区和洞庭湖平原区、四川盆地区、关中平原区、滇中区，并列出了洪水、地震和台风与风暴潮主要对应的风险区、风险程度以及主要城市（图1、图2）。

图1 国家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来源：郝爽绘制）

图2 中国部分重大自然灾害高危险区及其综合活动程度分区图（1949—2000年）（来源：文献[2]）

随着数据收集、计算和影响研究的不断精细化，关于不同层级的灾害带、灾害区或者亚区的划分会越精确。那么，位于对应灾害区位之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必然会面临相应的灾害类型和风险程度。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不同自然灾害或者综合性的灾害风险评估相关研究已有不少，而且在不断地修订，正在开展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普查工作也要求开展风险区划工作；
同时，风险区划在一些社会经济领域也有比较成熟的应用，都可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不过，就目前而言，具体到文物领域的应用还远远不够，虽然已有一些关于文物资源空间特征的探讨，但数据的精细化和矢量化程度不够，尤其还需要结合文物类型、等级、保存和管理现状等指标进行脆弱性评估，同时要结合孕灾环境的敏感性以及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开展对应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在“多元异构数据环境下”[3]更好地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综合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

4.1 单一不可移动文物对应单一或综合的自然灾害空间分析

以单类的不可移动文物为例，理论上讲将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空间分布图，分别与洪涝、地震、大风等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空间分布图进行叠加，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
可将单一不可移动文物的空间分布图，与综合的自然灾害风险图进行叠加，可以看到该类文物所在地可能面临的综合自然灾害类型以及风险程度。一般来讲，空间相似性越高的地方，危险性也就越高。

以山西古遗址古墓葬对应洪涝灾害来看，基本特征如下：从古遗址古墓葬分布的地貌类型上来讲，主要集中在山西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和北部的大同盆地；
从行政区划上来讲，运城、临汾两地最为集中，占全省该类文物保护单位总数一半以上，就其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而言，运城排名第一，其次是大同和临汾；
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来看，根据县级行政单元统计，朔州的朔城区、平鲁区、怀仁市、应县以及忻州的代县一带较为密集。从山西洪涝灾害的空间上来讲，在气象、水文、地形等综合作用下，主要集中在西南部、东南部、中部和北部；
暴雨具有南多北少、山区多、盆地少的特征，而且在洪涝的冲刷、淤积、水蚀、浸泡等作用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比较严重。通过对应的风险测算，古遗址-洪涝高风险区主要发生在南部运城的芮城、平陆；
东南长治的上党区、屯留区、潞城区、平顺县，晋城市城区、高平市等地（图3）。

图3 山西省县级单元古遗址-洪涝风险图（来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2019YFC1520800）课题组）

图4 山西省县级单元古建筑-地震风险图（来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2019YFC1520800）课题组）

4.2 综合类不可移动文物对应单一或综合的自然灾害空间分析

若将综合类的不同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与地震、洪涝、地震等某一类型或者多种类型的自然灾害空间分布进行叠加，则可以看到综合文物类型与对应灾害类型之间的空间耦合，从而判断已发生的或潜在的灾害影响空间范围。

以山西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筑分别对应洪涝、地震和地质灾害综合风险为例，进行空间叠加和测算分析，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太原、运城、大同盆地以及晋东的阳泉地区和晋西南的黄河拐弯处，覆盖区域主要包括：太原市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等区，大同市新荣区、平城区、云冈区、云州区，朔州市右玉县、怀仁市，临汾市汾西县、霍州市，吕梁市交城县，阳泉市矿区等地（图5、图6）。

图5 山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应洪涝、地震、地质综合自然灾害风险图（来源：郝爽绘制）

图6 山西省古建筑对应洪涝、地震、地质综合自然灾害风险图（来源：郝爽绘制）

5.1 有助于逐步更好认知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自然灾害类型、特点、规律以及风险

从以上空间分析的思路和图示可知，有的地方灾害严重，有的地方灾害轻微；
有的地方某类灾害严重，有的地方某类灾害轻微；
或者说有的文物类型对应的某类灾害影响严重，而有的文物类型对应的某类灾害轻微，而且有时在同一空间之下，灾害及其影响却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和规律可循。从大的方面来说，无外乎自然变异本身、自然环境、人文背景，但其间具体的原因、机制和过程肯定是极为复杂而且动态多变的。多种作用力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结合在一起进而引发灾害，即使是再完美的科学和人文分析都难以做到精准，但是随着越来越精细数据的高效获取，越来越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统计分析，相关认知和研究也都会不断地深入和更具针对性。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各地不可移动文物所要应对的灾害类型、分布范围、时空特点、风险程度乃至变化规律等，而且通过长时段多元数据的积累，还有助于更丰富地把握不可移动文物和自然灾害互动关联间的动态变化。

5.2 有助于从空间管理角度更好地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和应对

依据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中的灾害风险识别、灾害应对等层面的工作，对于区域内致灾因子的空间分布和文物脆弱性状况会有更为精准的把握。无论是单一还是多种文物类型，对应单一还是多种或综合灾害类型，都可以进行多样的空间叠加分析，进而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空间特征评价和管理的区划分析。

对灾害风险的识别从灾害风险区的角度来开展评估和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比如从大的空间尺度来说，洪涝灾害以流域为主更为适宜，地震以地震带和密集的城乡分布集中区为主，风暴潮以距离东南沿海的远近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位于同一灾害区（带）范围内，会因为自然变异程度和影响力的不同，文物本身材质、结构、脆弱性等差异，以及所处微观环境、距离灾害中心区的远近高低、与致灾因子的关联度不同，还有人为干预程度的不同，灾情在较大空间尺度上具有相似性的同时，在相对更小尺度上却会千差万别，所以理论上讲，只有空间单元不断细化，耦合之后的危险区划精细化程度才会越高。当然，为了更为高效地调动和匹配相关人财物资源，开展风险应对工作，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不同行政区划进行空间管理上的体系建设。

5.3 有助于深化理解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机制，以及与自然环境、人文背景之间的互动关联

不移动文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创造和保存下来的遗迹，其产生、发展、演变也必然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来看，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古文化遗址必然来自当时人类的重要活动区和聚集区，考古学家就早期文明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地区，如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区系类型”、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多个“相互作用”的“文化圈”、严文明先生提出的“中原文化区”为“花心”的“重瓣花朵”等。依据文中所述的自然灾害发生的一般规律来讲，其发生也往往集中在这些区域。

一些考古、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等学者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某类或综合文化地理开展过空间上的统计和分析，如果把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与不同文化区叠加，则有助于更好了解文物所依存的相关“历史文化环境”，并有助于分析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可移动文物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结晶和孕育，必然分布其中，而且越是历史文化悠久、人们生产生活越剧烈、文化资源沉淀越丰厚的地方，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就会越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范围也是紧随人口的增长和地域开发的，必然具有高度的空间一致性。不过，在认知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为何那些“灾害严重”的地区，往往是我国的历史文化的繁荣区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区，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大势基本如此，原因何在？可以从以下多个角度进行理解。

其一，所谓的“灾”是对人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所以哪里人口密集，哪里灾害就相对严重。即使同样的灾害发生，人口密集的地区造成的损害可能就大；
而相对较轻的洪水、地震、大风等自然灾害，也可能会在人口密集区造成“大灾”，而相对较大的灾害却可能在人口较少的地区只会造成“小灾”。

其二，越是灾害的高发区和严重区，往往也是“抗灾”认知和能力强的地区。人类的发展始终是与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影响相伴随，抗灾的过程中会不断积累丰富的应对经验。周尚意和张春梅在其研究成果中引用了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的观点，认为，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一是自然，严酷的自然环境、突发的自然灾害都会引起人们逃避的要求，人类逃避的原因来自对自然的恐惧；
“逃避”是一个看似贬义的词汇，然而正是由于人类内心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推动了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在逃避的过程中，人类需要文化手段的辅助作用（组织、语言、工具等），所以逃避的过程，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4]。他从改造或逃离不利因素和应对风险的角度提供了观察人与自然以及文明发展的独特视角。

其三，那些人口密集区，往往是历史文化积累丰厚的地区，自然也就是不可移动文物的密集区，即使历史上经过若干自然灾害的影响和破坏，但是依然是保存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密集区，同理还将依然面对相应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威胁。

自然灾害时空差异和风险区划研究是灾害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土地利用、资源开发、环境改造、防灾减灾救灾诸多领域已有很多的应用，相关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也相对成熟。不过，在我国文物领域的应用还比较有限，有待长期的数据采集整理，以及基于制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文物作为承载体脆弱性的综合评估和研究，并根据不同空间尺度和工作需求，深入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和区划等工作。这必将有助于推动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和更广意义上的保护、管理、利用、研究等相关环节，乃至为文物所在地更大空间范围的防灾减灾、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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