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的“堕落”：鸱的文化演变

□贾 璞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下方1.5米深的水里，捞出来一件酒器，是一个蹲坐的鸱鸮形象，其头高昂，眼圆睁，宽喙，双翅垂地支撑，双足粗壮，造型厚重、雄浑，神态庄严、肃穆。鸮尊通高46.3厘米，口长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4厘米，重16千克。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时把它选作“镇院之宝”，名为“妇好鸮尊”（图1）。妇好墓中还出土了6件玉鸮和其他青铜鸮尊。说明鸱鸮在妇好生活的时代是颇受尊重和喜爱的鸟类。鸱鸮出现在善于作战并常常取得胜利的女将军妇好的墓中，它的象征意义浓厚，所以，河南博物院的解释文字中，称它为“战神”。并将它与希腊女神雅典娜喜爱的鸟——猫头鹰一并介绍，以增加鸱鸮“神”的分量，当然，商代的人并不知道雅典娜是什么神。但是，鸱鸮和猫头鹰是同一种动物，已经被现代人认可了。

◇图1◇

鸱鸮在古代的名称很多，《尔雅·释鸟》云：“鸱鸮，一名鸋鴃也。”陆玑在《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里说：“雀类鸋鴂。”“鸱鸮，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锥。”陆玑认为鸱鸮也叫鸋鴂，在不同的地区，名称也不一样：“幽州人谓之鸋鴂，或曰巧妇，或曰女匠；
关东谓之工雀，或谓之过鸁；
关西谓之桑飞，或谓之袜雀，或曰巧女。”巧妇、女匠、工雀、过鸁、桑飞、袜雀、巧女都是它的名称。马瑞辰说：“鸋鴂为鸱鸮别名。”鸱鸮还叫桃虫、蒙鸩、果赢、桑飞、布谷等。扬雄在《方言》卷八中说：“桑飞，自关而东谓之工爵，或谓之过鸁，或谓之女匠。自关而西谓之桑飞，或谓之懱爵。”他和陆玑的认识一样，说鸱鸮在关东地区叫工雀、过鸁，关西地区叫桑飞。

但是郭璞有不同意见，他说桑飞、巧妇、女匠和鸱鸮不是同一种鸟，“（女匠）今亦名为巧妇，江东呼布母”。而鸱鸮与鸋鴂都是鸱类的鸟，“非此小雀明矣”，是一种猛禽，不是雀类的小鸟。唐人邱光庭赞同郭璞的说法：“据毛苌、郭璞、颜师古诸儒之说，则鸱鸮，土枭类，非巧妇矣。”清代的胡承珙也说：“鸱鸮名鸋鴂，与巧妇名鸋鴂者实为二物。”从郭璞开始，认为鸱鸮和巧妇不是同一类的鸟，鸱鸮不是雀类。因为以上诸位都没有描述过鸱鸮的具体形态，所以无法断定鸱鸮和桑飞是否同类。

朱熹在《诗集传》里描述道：“鸱鸮，鸺鹠，恶鸟，攫鸟子而食者也。”朱熹认为鸱鸮不是鸋鴂，而是鸺鹠。

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对鸺鹠的习性做了详细描述：“鸺鹠鸟，一名鸱鸺，昼目无所见，夜则至明。”鸺鹠是一个晚上能视物的鸟，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刘宋时期的何承天说：“鸺鹠，一名忌欺。白日不见人，夜能食虱蚤也。”《汉书·贾谊传》中说：“鸱鸮，一名鸋鴂，别名鵋（一作忌欺）、鸟鸟暴、鸺鹠、鸲鵅、鸱鸺、茅鸱、角鸱、老菟、猫儿头、轱辘鹰、呼咵鹰、夜食鹰、夜猫。”由这些鸟的特性来看，它们都能在晚间视物，这就是猫头鹰的特性，而且这些别名也都和猫头鹰的称呼比较接近，如猫儿头、夜食鹰等。清代的郝懿行解释得更清楚：“茅鸱即今猫儿头，其头似猫，大目，有毛角。其鸣曰毂辘猫，故蜀人谓之毂辘鹰，扬州谓之夜猫，喜笑。”《庄子·秋水篇》也记载说：“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

朱熹之后，人们对鸱鸮习性多有描写，方便我们辨别它的真实模样。所以，古代的鸱鸮，别名有鸋鴂、鸺鹠，而现代，我们叫它猫头鹰。鸱鸮名称的变化，是古人对鸱鸮认知过程的具体反映。

器物被做的鸱鸮形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比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鸮头、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鸮等，遍布中国的西北、东北、华中、华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有陶制、玉制、青铜、石制以及岩画、砖画等。商代出土的鸱鸮类器物最多，这说明，鸱鸮在商代有着特殊含义。

新石器时代的鸮形器物主要有陶鸮罐、鸮鼎、鸮壶、鸮俑，它们的作用是充当生活用品、祭祀用品和丧葬用品。商朝鸮形器物有青铜鸮尊、青铜鸮卣、青铜鸮斝、玉鸮，礼器和随葬器物比较多。这些器物或以逼真的形态出现，或以抽象的纹饰图案出现，比如青铜纹饰、玉雕纹饰等，都表达出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崇敬与喜爱之情。

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鸮形器物，主要是陶制。比如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庙底沟出土的陶塑鸮鸟头（图2），陕西华县出土的陶塑鸮头（图3）、陶鸮鼎（图4），眼睛大而圆，与猫头鹰相似。

◇图2

◇图3

◇图4

◇图5

马家窑文化中也有鸱形纹饰（图5），纹饰中的形象，类似猫头鹰。所以考古学者把它们定为鸮形纹饰。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和红山文化时期鸮形器物中有玉器和石器，比如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石锛（图6），其纹饰就是鸮的形象。“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玉鸮和玉圭，其纹饰特别强调了鸟的鸱目。”红山文化中的玉器更多，比如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发现有玉鸮两件，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汉镇那斯台发现玉鸮两件。胡头沟的玉鸮背面有穿孔，是佩戴的玉饰品。那斯台出土的玉鸮，“一件头顶有两个外凸的圆弧形耳，耳下浮雕圆眼，弧形嘴，双翅展开，竖刻两条象征羽毛的凸线条，尾端平齐，加饰一三角形，两爪并列置三角形上，做攀附状，胸腹微鼓，背面平齐，有三组交叉透孔，当为佩挂之用”。“另一件形体稍小，头顶平齐无凸出耳，复线刻圆眼，三角形长喙向下凸出，双翅和尾部各有三五条竖列凸线纹，背面平直，有两组交叉透孔。”再如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的“鸮形玉牌”（图7），其雕刻的动物形象类似于猫头鹰。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多雕刻兽面纹，“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取象神鸟，与鸟崇拜相关，而这一母题，应是鸮鸟，即猫头鹰”。除兽面纹，还有玉鸟，比如浙江余杭下溪村瑶山墓地发现的玉鸟（图8），眼睛大而圆，类似鸮鸟。

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鸮形器物共有大约41件，数量不多，大量发现的是商代的鸮形器物。

◇图6

◇图7

◇图8

商代的鸮形器物和纹饰都比新石器时期的鸮形器物要精细美观，体现出更多的文化含义。材质也从陶制变成了青铜制。比如前文说的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就特别典型，它们是用写实的手法制作的，是礼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商代的青铜制品有青铜鸮尊、青铜鸮卣、青铜鸮斝等，青铜鸮卣出土最多，大约9件，分布在安阳、罗山、应城、长沙、双峰、株洲、石楼等地。比如山西石楼县发现的青铜鸮卣（图9），高19.7厘米，口长径12厘米，短径8.6厘米，宽13.4厘米。精细的制作工艺是在器身雕刻了羽翼，显示出非凡的技术水平。

青铜制品的鸮形器物，说明鸱鸮形象在商代备受尊敬，妇好墓中也发现了礼乐用品的鸮形石磬。《殷墟妇好墓》记载，这一石磬呈弧形，下端平直，顶端附近有圆孔，可以悬挂使用，石

磬两侧都雕刻有鸱鸮纹饰。

商代鸮形器物特点明显，多为腿部和尾部呈三足支撑，比如妇好鸮尊，整体显示出威猛的气势，与商代鸱鸮“战神”形象相匹配。

周朝鸮形器物很少，西周初年还有鸱鸮文化流传，之后便消失了。这一时期的鸮形器物多为玉器，集中在西周初年，形象较为温和，已经失去了商朝鸱鸮的霸气。如洛阳市北瑶乡庞家沟出土的玉鸮（图10），呈蹲立状，两角弯曲，尾部卷曲。西周时期的玉鸱鸮雕刻手法较为丰富，有圆雕、平雕、镂刻等。如圆雕带角立鸱鸮（图11）。

汉代出土的鸱鸮器物多在北方，如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内蒙古磴口县以及山东、宁夏等。新乡汉代墓葬出土陶鸮79件，是比较多的地区。汉代的鸮形器物多为陶制，是日常用品，其政治含义几乎没有了，仅仅留下使用价值。比如济源出土的红褐釉鸮陶壶（图12）、三门峡市出土的泥质红陶鸮等，内蒙古纳林套海的鸮壶（图13），头顶部为壶盖，头部刻画鸮的眼睛和嘴巴，身体有羽翼和腿，极具鸮鸟特征。沙金套海出土的陶鸮，翅膀简化，平底。虽然出土地区不同，但均是生活用品。这说明鸱鸮形象的器物在汉代已经生活化了。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新石器时代的鸮形器物大量出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那个时代应该生活着大量鸱鸮类猛禽，它们飞翔速度快，夜视能力强，而且捕捉老鼠，这些行为特征对以农耕和渔猎为生的人类来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老鼠对农业种植的危害，对家庭粮食储藏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人们从鸱鸮的习性中看到了希望，把它们的形象做成日用器皿，一方面可以震慑老鼠，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心理安慰。所以，陶制的鸱鸮器皿，多半是用来放置粮食和食物的。人们因此而对鸱鸮产生崇拜，仅仅发生在商朝。汉代，鸱鸮制品又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鸱鸮在商代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与鸱鸮的生活习性特征关系密切，并与战争关联。鸱鸮象征无往不胜，因其凶狠与敏捷，成为士兵们崇敬的对象，还成为“战神”被刻画在各种器物上。妇好这样的女将军死后把它的形象放在墓中随葬，也说明了商人对它的喜爱。

鸱鸮在商代的文化含义是深刻的，地位也非常特殊。《诗经》里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朝的祖先是玄鸟奉天命而生的。司马迁在《史记》里用更详细的语言阐释了这个故事，他说：“殷契，母云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玄鸟是什么鸟？民国时期，有两种结论比较流行，一说玄鸟是燕子，来源是《吕氏春秋》的记载，“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比以鼓。帝令燕往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这个观点持续了很长时间。闻一多提出了第二种说法，他说：“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郭沫若则说：“无论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闻一多的观点，可能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有关系，《卜辞通纂》第三九八片甲骨云：“于帝史凤，二犬。”于帝史凤的意思，郭沫若解释道：“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二犬。”卜辞中的记录和文献中的记录，都说明玄鸟可能是某一种鸟，而凤在商代是真实存在的一种鸟类。《甲3112》记载：“甲寅卜，呼鸣网雉，获凤，丙辰，获五。”本来是为了逮几只雉，却意外捕获了5只凤。虽然甲骨文和文献都有凤的记录，但商代出土实物中却没有这些鸟类的形象，更多的是鸱鸮形器物以及纹饰，所以，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应当将实物出土的鸱鸮理解为凤或者玄鸟，鸱鸮才是商人的图腾原型。从这时候起，人们认为鸱鸮在商代人的心目中就是神鸟的象征，鸱鸮成为“战神”，也是情理之中了。

鸱鸮在商代以及之前人类的印象中，是威猛且正面的形象，这与它捕鼠的生活本能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动物学家王酉之、张中干、魏书凤等在成都市郊作了鸱鸮类防鼠问题的观察，结果发现鸱鸮类4种321只，长耳鸮61%，斑头鸺鹠21.7%，鹰鸮14%，邻角鸮3.4%，全年共捕食鼠566只，平均每日食鼠1.81只。”“每一只仓鸮家庭一年可食鼠1300只左右。”古人早就知道鸱鸮的捕鼠能力，《庄子》说：“鸱鸦耆鼠。”所以，出于对日常生活中食物储存保护的本能，将鸱鸮进行神化处理，是符合逻辑的。

到了周朝，鸱鸮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诗经》里还对其进行了鞭挞，将鸱鸮比喻成商人，对其残酷压迫进行了控诉。所以周朝鸱鸮类的器物很少，鸱鸮的形象也从“战神”逐步转变，成为被人们厌恶的鸟类，这主要是将它的另一习性深刻挖掘并宣传，进而成为另一种生活符号象征的缘故，这个恶鸟的形象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生根，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朱熹就说：“鸱鸮，鸺鹠，恶鸟，擢鸟子而食。”就是针对《诗经》里“鸱鸮鸱鸮，既取我子”的解释。鸱鸮为恶鸟之名，从周朝开始，逐渐播散，已经失去了商朝时的神圣光环。

汉朝出土的鸱鸮形器物，均与丧葬理念有关。汉代的鸱鸮，已经和葬俗相联系，这是鸱鸮特性和文化发展融合的结果。猫头鹰具有夜行的习性，它的眼睛比较特殊，灰林鸮的眼睛聚光能力比鸽子强100倍，猫头鹰的视网膜非常大而且布满许多弱光细胞面，能在昏暗的环境中看清周围，所以它能在夜晚活动，这也使它们交流的时候无法利用身体或眼神进行，只能发出鸣叫。鸱鸮类鸟通常发出嘶嘶声、尖叫声，猫头鹰的声域广、响度大，没有规律和节律，尤其在夜里，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汉人就特别不喜欢这种叫声，将它比喻成失德的象征。“邻邦归向，分明好恶。”“鸱枭不鸣，分子还养。”这几句是用来比喻赞美北海相景君政绩的言辞，他们认为，鸱枭不叫就是德政的表现，可见汉人对猫头鹰的叫声是多么厌恶。孔颖达还说：“鸮，恶声之鸟也。入人家，凶。”贾谊也说：“鵩似鸮，不祥鸟也。”这种不祥，和死亡相联系，猫头鹰就具备了与死亡后的人的沟通能力，承担起了引导亡人升天的任务，成为人们通往阴间的向导。所以，从汉代开始，鸱鸮的形象从“战神”一落千丈，彻底成为一般鸟类，并且恶名远播。

鸱鸮名称和形象的变化，是人类对生存环境认知的变化，从崇敬到诋毁再到厌恶，是人类生存能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对鸱鸮生活习性特点认知深入的表现。认知观念的变化，是复杂而多样的，不论是“战神”的鸱鸮，还是叫声令人悚然的猫头鹰，都是文化观念变化的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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