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农村陪读妈妈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张 磊

（江南大学法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迅速推进，城镇地区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完备，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学生数量持续减少，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开始调整，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全国教育资源由此集中于城镇和大中城市地区，而农村的教育资源则在不断减少，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产生“陪读妈妈”群体的制度因素；
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家长逐渐意识到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传统农村家庭对孩子都会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渐入人心，为使孩子获得优质教育，将来能够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向上的社会流动，则将孩子送入到城镇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农村学生进入城镇读书更深层次的原因。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与父母渴望孩子获得优质教育的需求双向促进了农村学生进城镇读书，学生母亲为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便随迁到城镇陪孩子读书，由此“陪读妈妈”群体应运而生。

本文所提到的陪读妈妈是指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农村的父母为了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将孩子从农村送入城镇读书，孩子妈妈随即进入城镇给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这一部分陪孩子进城镇读书的农村妇女群体统称为“陪读妈妈”。

学界对于陪读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陪读原因、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女性为何成为陪读主体以及陪读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对陪读妈妈的影响方面，因此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已有研究关于陪读对女性影响方面的论述。郑燕娜采用社会化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陪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陪读对女性发展极为不利，使其放弃了对自身价值的创造[8]；
从城镇化质量来看，冯小也指出这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体性价值的实现，而是年轻妇女对家庭的一种依附[4]；
学者吴惠芳从性别视角和照料劳动视角为劳动妇女正名，妇女陪读不仅影响其发展，而且阻碍了性别平等议程和社会发展[2]；
除了普遍认为的陪读对女性具有消极影响之外，唐佳根据调查发现陪读也具有一些积极影响，比如陪读对于孩子的改变、女性教育经验的积累与女性获得亲友的赞赏等[5]。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差距逐步拉大，为此农村妇女陪读是家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目前学术界对于陪读主体农村妇女的研究较少，陪读这一社会现象的改善是长期过程，应把陪读妈妈群体纳入到议事日程，给予更多的关注。

本文中的研究地点位于晋东南地区Q县Z村，Z村原先配备幼儿园、小学和初中，2000年后生源锐减，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教育局对全县的教育资源进行调整，撤销了村内初级中学，将生源划归到县城进行集中教学。此后，村内的学生自初中至高中阶段便会前往县城读书，或是住校留宿或是家长租房陪读。再说Z村的民风习俗，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小农思想在农民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女性负责照料家中成员日常生活和孩子读书，极少数外出打工，男性则外出打工挣钱，只有在农忙时节才归家共同承担家庭事物，对于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越明显，进城镇陪孩子读书的重任就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人逐渐成为了家庭中的当家人角色，但在未正式成年之前父亲在家中仍然占据着权威，母亲则从属于依附地位。

整个Q县的教育资源分布于城区的西边教学区域，涵盖幼儿园、小学、两所初中和全县唯二的两所高中，甚至教育局也布局于此，全县的学生都会在这片区域读书，Z村的学生们也无一例外，这片区域也早已成为教学区，陪读妈妈群体自然而然在此租房居住，学区房的租金也在连年攀升，这对于Z村的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初中学生的学业任务较轻，大多家庭会让孩子住校，而步入高中阶段，家长为给孩子提供良好食宿条件与精神上的支持，通常会租房来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孩子实现鲤鱼跃龙门，考上理想的大学。本研究选择了两个在高中阶段陪读母亲的案例来深入了解陪读妈妈的陪读经历。

案例1：“陪读妈妈”C阿姨，孩子在县城第一中学读高一时便在教学区租房陪读，刚开始房租每年3000元，之后每年有所增加，加之每天的日常开销，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阿姨便在县城的酒店、宾馆当服务员，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照顾孩子生活，孩子父亲同时在外地打工，家中老人则极少照顾，只有在农忙时或家中有红白事才会请假归家，阿姨在寒暑假也经常在县城打工，三年期间，对于陪读孩子和家中的事情通常无法兼顾，总之非常辛苦。

陪读妈妈由于只照料孩子，无法兼顾家中琐事与老人，导致家庭责任的缺位，难免会遭受村内人非议没有尽到应尽义务，自身的辛苦再加外人的不理解，承受着双重负担。由于人力资本素质较低的缘故，为劳动力市场所边缘化，只能在一些服务类行业做体力劳动，这也是陪读妈妈群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案例2：“陪读妈妈”H阿姨，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第一中学读高三的时候，女儿在读高一，阿姨前往附近社区全职陪读，孩子父亲则在外地打工，阿姨在城镇也很少有社交娱乐活动，只是专门给孩子做饭，一年后，儿子考上了大学，再有两年后，女儿没有考上本科，只是读了一个专科。对于这两种结果，村里人与亲戚朋友有着不同的评价，认为给儿子全职陪读付出很值，但给女儿陪读价值不大，还耽误了打工挣钱的时间。

这种以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陪读妈妈的唯一劳动价值极为不妥，陪读妈妈幸幸苦苦给孩子们做饭，照顾生活起居，承受着孤独，陪伴着孩子青春期的成长，给予伟大的母爱，怎能仅以孩子学习成绩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呢?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矛盾突出。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是造成陪读妈妈现象的结构性原因，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教育资源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师资力量，农村条件艰苦，优质老师通过考试制度的选拔一般会选择在城镇就业；
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条件，但对于进城镇读书的学生尤其看重学校的食宿条件，这方面达不到期许的标准也是增加陪读妈妈数量的一个因素。

陪读妈妈面临着经济压力。农村地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下，农村妇女随子女进入城镇陪读，而经济来源则依赖孩子父亲外出打工和家中种植收入，对于作为“管账先生”的农村妇女就会倍感经济压力，陪读时间基本在三年以上，对于她们来讲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才会有不少陪读妈妈会选择边兼职打工、边陪读，正如案例1描述的那样，在陪读的同时辛苦兼职补贴家用。

为劳动力市场所边缘化。作为陪读妈妈的农村妇女群体人力资本素质并不高，而陪读的主要任务是照料子女，即便少数在兼职，也只能在酒店、超市做服务员等，作为一个纯体力劳动者。而大部分陪读妈妈是全程脱产陪读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陪读妈妈群体又会回归劳动力市场，由于此前职业发展的断层，此时回归劳动力市场必然会受到排挤使其边缘化，只能就业于纯体力劳动岗位。因此，陪读会给农村妇女的职业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劳动价值社会认可度低。劳动才会创造价值，陪读妈妈只是起到一个照料家庭成员的作用，并不直接创造生产力与肉眼可见的有形价值，因此她们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并不被社会所完全认同，而且她们的再生产劳动价值总是和学生的学习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学生成绩不好，他们的劳动价值又会进一步大打折扣，这是极其不公平的，陪读妈妈群体牺牲了职业发展的机会，还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她们的再生产劳动价值需要重新被定义。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陪读这一现象必须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首先要从政策制定上向农村或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学条件，尤其是教师的食宿条件，避免因生活艰苦而造成的人才流失；
其次，提高农村或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吸引优秀的教师人才到农村工作；
再者，鼓励城市或城镇教师下乡，实行城市农村教师轮岗制度，给予下乡的教师丰厚的额外奖励。

倡导性别公平，重塑女性劳动价值。性别化的照料责任分工是女性加入陪读大军的关键原因，应当在全社会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教育，将妇女可顶半边天价值观念根植人心，推动全社会对于妇女再生产劳动的正确认识，妇女的劳动也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即使只是陪读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依然具有意义，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后备军，陪读也是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着想。另外也应培育妇女的主体意识，妇女应从主观上意识到自身的劳动价值，促进性别平等进程。

加快乡村振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乡村社会中男性离土离乡外出打工，由于陪读农村妇女也处于离乡照料的状态，乡村地区出现空巢现象，为此应加快乡村振兴建设进程，吸引外出打工的男性回乡工作，共同承担起家庭责任而减轻女性负担，同时在城镇陪读区利用陪读妇女空闲时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使其陪读结束后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顺利就业。

改善城镇学校食宿条件。陪读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社会现象，并不会短时间内消失，而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家长担心孩子就读学校的食宿条件也是选择陪读的重要因素，为此学校要加强对食堂的监督管理，对学校卫生设施、食堂餐饮进行全方位检查，为学生提供便宜可口的饭菜，同时改善住宿环境，配备必要的设施，例如淋浴、洗衣房等，高标准地改善学生的生活环境，降低家长陪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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