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灯而生

▶秋 也

初秋的一个傍晚，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吃饭，母亲在黑漆漆的老土屋里生产。花甲之年的父亲，借助一盏煤油灯闪烁的眼神，将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掌灯时分，用来计时并不准确，却从此成为我命运的密码。

儿时的夜，黑得纯粹，不舍得经常点灯。吃晚饭要摸黑，乘凉要摸黑，扒玉米皮、甩花生等农活也是。好在有星星和月亮，手指也仿佛长了眼睛，并不会耽误手里的活。父亲的铜烟锅一闪一闪，点亮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足以驱散我们眼前的黑暗和越来越多的瞌睡。

毫无疑问，母亲如此吝啬，恨不得摘下星星当灯点，是为了攒钱给儿子盖新房。

七岁那年，我家终于在村前盖起四间新房。最初几年，母亲带着大哥和姐姐们住新房，父亲则带着我和二哥留守老屋。每天吃完晚饭，我们都要穿过500 米长的窄窄的胡同，去老屋睡觉。胆小的我，就像一条小尾巴，紧紧地跟在父亲的身后，直到父亲打开门，掏出火石点上灯。

老屋里的灯，更古老一些，是一种黑白相间的陶瓷碟，里面板结的狗油里，躺着一根棉花搓就的灯草，蓬蓬松松的，像龙一样把头搭在碗沿上，吐着幽幽的火焰。钻进被窝，父亲吹熄了灯，空气里还飘着动物油脂燃烧的香味。

冬季天短，小学有晚自习，家里穷的孩子，点不起油灯，只能借着周围散射的微弱灯光学习。有些皮孩子像《凿壁借光》中的邻居一样，怕别人沾光，就用白纸卷一个圆柱形的筒，剪一个与灯焰等高的洞，把煤油灯罩起来。灯光通过纸筒上的洞口，把光投射到孩子的面前，探照灯一样，会亮很多。但邻桌没有灯的同学，就很难借到光了。这也是我宁可遭母亲白眼，也要给自己做一盏油灯的理由。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旧车胎上的气门芯代替灯头，来做煤油灯，上面的螺帽可以调节灯焰的大小，方便省油。

当然，家里啥时候掌灯，掌几盏灯，由母亲说了算。大多数时候，只能掌一盏灯。这种权利，长久地掌握在母亲的手中。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白天和壮劳力一起下地挣工分，晚上要掌着灯熬猪食喂猪，然后纺线织布，或者用旧衣服打壳子、纳鞋底、做鞋……有无数次，我一觉醒来，看到母亲房间的煤油灯还亮着。

灯下的母亲，没有白天的风风火火，祥和得像一盏煤油灯。她纳鞋底的时候，为了更结实，总要把麻绳在右手上绕几圈，抿起嘴，用力拽一下，想起开心的事情，隐约的笑意就像在微风里舞蹈的灯焰。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花。我跟父亲睡东炕，与母亲的卧室隔着一间堂屋，晚上从门帘缝隙透出来的光，挠得我的心痒痒的。我无数次猜想过母亲在灯下做活的神态，眼热她在纳鞋底的时候，为了让针更顺滑，将针在头发上摩擦的同时将怜爱的目光投向酣睡中的二姐时所饱含的温柔。

母亲的怀抱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只知道对我来说，那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从小跟着父亲睡，我的肺泡里全是浓浓的烟酒味。我像蜜蜂向往花朵一样，渴望着母亲的怀抱，试图去一近芳泽，却每每被扎得又痒又痛。近在咫尺的母亲，宛如镜中月水中花，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她的眼里嘴里怀里，永远是比我大三岁的二姐。不知道在我熟睡的时候，母亲是否曾来看过我，只知道唯有父亲这盏老灯，在陪伴着我的童年。

如果说，貌不惊人的小油灯是平民，那么罩子灯就是灯里的贵族。它纤腰丰胸，喇叭型的裙状灯座，像一位身穿绿裙的美女，亭亭玉立。这盏灯是母亲的宝贝，藏在土墙上的灯窝里，只有在家里来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有一次客人走了，罩子灯没有收。吃晚饭时，我坐在母亲身边，二姐来和我抢座位，两个人争起来，不小心把玻璃灯罩打碎了。母亲二话不说，绕过二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两巴掌。我气得躲到套间里哭，没有吃饭。父亲来劝我，我依然愤愤不平，灯罩是两个人打的，凭啥只打我一个……

读初二时，初潮不期而至。我本来带了午饭，中午要在学校吃的，被突发的状况吓得跑了七八里路，回到家里。家人正在吃午饭，母亲没有安抚我，而是不满地白了我一眼，说：“这么点就忙着花钱！”这次，母亲懒得重复她以往对我的关于灯的比喻，很直接地嫌弃着，让我的心彻底失衡。我很难理解姐妹仨每个月必须的卫生纸，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心像一艘断了缆绳的小船，被叛逆的大浪驱赶得越来越远。

来年初春父亲去世，那盏唯一的陶瓷灯，在父亲的灵前点了三天三夜，然后随父亲入土。由于悲伤过度，我经常头疼失眠，头顶上一跳一跳的，仿佛那里活跃着一座活火山。母亲不以为然，说我饭量未减，肯定是装的，还说我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个北风呼啸的星期天，我头疼难忍，跟母亲要钱去医院看病，母亲很不高兴，给了两元钱，让我自己去。我来到医院，一位老中医给看的，他问我为啥拖到头疼得厉害才来，我没法回答，默默地拿着处方去拿药，一看划价单上的药费，十三块多，只能空着手回家。十多里路，是那样漫长，风迫使我不断地改变着前行的轨迹，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就像一个醉汉。回到家，母亲没有问我病看得咋样，我也没有再要钱，因为我知道，她的命根子不是我，属于我的，唯有灯下的阴影。我从年级前十跌到班级中游，心灰意冷地给班主任留下一封信，让她不要找我，便扛着凳子回家了。两个月后，班主任让本村的老师捎信，问我要不要毕业证，要的话就送照片过去。我去学校送照片，班主任批评我不辞而别，说：“你有事不告诉老师，回家就解决问题了？”我无言以对，只得说：“要不，我还回来吧。”两个月之后，中考名单下来，我考上了县城一所普通高中，远远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母亲去世的时候，灵前的冥灯用的是那种白瓷的小碟子。二哥倒的花生油有点少，结果没等到打棺，灯油就燃尽了。这盏灯，是要为母亲照亮的，没了灯油怎么行。大姐让二哥再续一点油，二哥不听，说按老规矩不能续。于是，母亲只能摸着黑上路了。

母亲下葬的时候，我看着办丧的人把面条碗和冥灯放进墓穴，突然就想起儿时夏天的夜晚，母亲半夜起来，拿着煤油灯在蚊帐里燎蚊子。那时的蚊帐是棉纱的，透气性差，但有个好处，燃点比现在的尼龙蚊帐高，不容易点着。用手打蚊子，它肚子里的血会弄脏蚊帐，母亲独辟蹊径，找到落在蚊帐上的蚊子，就把油灯凑过去，飞快地对准它一燎，一缕烧焦毛发的气味飘过，它就呜呼哀哉，不光清洁卫生，还可以快意恩仇。

我做母亲时，蚊帐是化纤的，女儿们听到蚊子哼哼，就吓得哇哇大哭。我又困又乏，只能迷迷糊糊地起来打蚊子，却命中率极低。母亲半夜端着昏黄的煤油灯，为我们燎蚊子的情景，老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那摇晃不定的小小灯焰，像一粒火种，灼烧着我的心，我才明白自己的心里也有一只蚊子，需要一盏煤油灯来终止它的挑衅。

读高中时，头顶的火山依旧不甘寂寞。我忍着，用沉默跟母亲对抗，晚上写完作业，就默默地写日记，给父亲写信。母亲从睡梦中醒来，看我还不熄灯，会气得从炕上爬起来，一口气把灯吹灭，让我欲哭无泪。后来家里装了电灯，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灯绳还是牢牢掌握在母亲的手里。叛逆的结果，是偏科导致的高考落榜和求职无门。母亲无意供我复读，我只能用文字去倾诉和点亮自己。为了稿纸和电费，母亲不知骂过我多少次，却无法熄灭我的理想之灯。我俩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谁也不能改变谁的轨迹，她对我的“灯火管制”，直到我收到第一笔稿费，才彻底解除。而那时，我去意已决，最大的心愿就是远远地离开她。去异乡打工之后，一组诗歌在省刊《黄河诗报》发表，稿费寄到了家里。母亲让二哥写信，问是否要寄给我，我说不用，让母亲拿去买一页新炕席吧。我终于扬眉吐气，因为当时的四十几块钱，足够买一页新炕席，还母亲的灯油和电费绰绰有余。

我高中毕业时，已经包产到户，生产队不再有集体劳动。县里的草制艺品厂红火得很，订单做不完，就把活儿下放。我也跟着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去领活，用玉米皮纺绳、编提包、编地毯……活儿多，工期紧，就得熬夜赶活。我有了掌灯的权利，才发现灯下的劳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妙。小小的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也照耀不了多大的地方，看不清玉米皮的颜色，就会出残次品，验不上货，等于白忙活。于是，“灯二代”——“电石灯”应运而生。它也叫“瓦斯灯”，燃起来“嘶嘶”作响，火焰很长很亮，像一把柳叶刀，剔除了一大片黑暗，虽然亮，却会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

每年的正月十五，母亲都要揉一块硬硬的豆面，做几只六畜形状的豆面灯。把面坯捏成六畜的形状，背上捏出一个灯碗，搓一根棉花绳放进去，倒进花生油，就是保佑六畜兴旺的吉祥灯了。我用小手托着，把它们放到鸡窝狗屋猪圈上去，仿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过完节，母亲把风干变硬的豆面灯切了炖萝卜，艮艮的，又香又有嚼头。这些或粗陋或精美或稚拙的灯，在我们的体内散发着幽幽的光，孵化着我的梦想，为我啄破乡村的闭塞苦寂破壳而出，创造了可能。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难倒了喜欢追根溯源的思想家。先有灯还是先有黑暗，答案却显而易见。

人死如灯灭。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照她的说法，每盏灯都为黑暗而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么，母亲是怎样的一盏灯呢？让我们五个儿女来回答，应该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对大哥和二姐来说，母亲是一盏煤油灯，柔和地照耀着他们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壮年，直到母亲油尽灯枯。而对二哥、大姐和我来说，则不然。母亲是一盏电石灯，长长的嘶嘶作响的灯焰，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努力奔跑，活成她希望的样子。

后来，家里装了电灯，灯下没有一丝阴影。我暗下决心，将来自己做了母亲，决不能有灯下黑，要像电灯一样，把灯光均匀地洒向每一个孩子。可是当我独自带着幼小的女儿们，在崎岖的人生路上艰难地跋涉时，才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偏心，才知道每一盏灯都有自己的局限。

在母亲的字典里，小孩子只要身体健康，就应该懂事，不纠缠，多帮大人干活。她的怀抱，对病弱的孩子来说，是避风的港湾；
对健壮的孩子来说，却是奔跑的起点。记得有一年回老家，我干活回来，小女儿见了我要抱抱。我刚对她张开手臂，母亲突然声色俱厉：“没病没灾的，抱什么抱！你妈得干活挣钱，哪有空抱你！”小女儿吓哭了，母亲还是不依不饶，竟然拿来菜刀吓唬她，说再缠着我就杀了她。我看着被吓哭的小女儿，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却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满，把女儿拉到怀里……

母亲阴差阳错地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丈夫，生下八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活了五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她，在赤贫的日子里，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她像煤油灯一样平凡，如豆的灯光，无法均衡地照耀每一位儿女，散发着光亮，也投射着阴影，却一直在努力燃烧。三年大饥荒，村里饿死了三十多口人，她爬树捋树叶，去地瓜垄沟里搂地瓜叶，千方百计做出可以下咽的食物，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她脾气暴躁，会寻死觅活撒泼打滚，但刀子嘴豆腐心，散射给我的微弱的光亮，足以让我感恩。她的坚强、担当和乐观，宛如一盏有着鲜明时代局限的电石灯，在燃烧的时候，尽管有不尽人意的气味，却足以击溃贫穷和饥饿。

大舅二舅出了意外，姥姥只剩下三舅一个儿子。三舅妈蛮不讲理，经常和姥姥吵架，还扬言说，要把刀磨得飞快，一天割姥姥几刀。母亲把姥姥接到家里，直到去世后才送回去。三舅嚎啕大哭，姥姥入土为安后，他当着众人对母亲说：“姐，你给妈养的老，她的遗产你继承。”母亲不要，说赡养老人应该的。二姨嫁在当村，五个儿子压力太大，母亲就做主将姥姥的遗产，给了二姨。

母亲此举，为二姨的生活送去了光亮，自己的人生却山重水复。父亲老迈，两个儿子，却只盖得起一栋新房。分家的时候，我和二姐才十几岁，父亲主张我们住老屋，四间新房俩儿子一家两间。母亲担心二哥说不上媳妇，就把老土屋和新房都分给了儿子，说好等二哥成了家，哥俩合伙给我们盖两间房子住。大哥抓阄抓到老屋，我们就等于借住在二哥家。二嫂进门之后，婆媳两个都是暴脾气，打得鸡飞狗跳。父亲去世后，母亲怕影响二哥过日子，带着我和二姐找房子住，搬了无数次家，十几年后，才在二哥家东边接了两间屋，很多年没安上堂屋门不说，二哥两口子吵架，我们就会遭池鱼之殃……

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假如当年母亲收下姥姥的房子，即使不拆迁，分家后带着我们住过去，离两个儿子远一点，会少多少家庭矛盾！我们的心，会免遭多少伤害！

母亲一生粗暴武断，感情用事，为我做过的几次决策，却颇有先见之明。

1992 年，一位文友到家里来，请我去帮忙照料小孩，恰逢当地文联推荐我去鲁院作家短训班学习。我有点纠结，母亲私下对我说，去帮人看小孩能有什么出息？你既然喜欢写，就去北京学习吧！我听从她的建议，去了心向神往的北京。季羡林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林斤澜的《小说漫谈》、郑小瑛的《西洋歌剧知识讲座》……京师艺术名师荟萃，每堂课都有不可错过的精彩；
看京剧、听歌剧、爬泰山、游长城、碣定陵……让我这个乡下妹大开眼界，也为我去一家工厂打工创造了机会。

打工的单位很重视文学创作，那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作品先后上了《诗刊》《青年文学》和许多省级文学杂志，并加入了省作协……

因了儿时的疏离，我从小对母亲叛逆，对她难得的听从，却让我选对方向，看到了前方的灯塔之光。我坚信文字是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也有了足够的坚强，去穿行人生的黑暗隧道……

2009 年，母亲辗转知道我和女儿们在异乡流浪，执意让二哥打电话，让我搬回老家。

二嫂说兄妹俩住一个村不吉利，不许我在村里买房子。母亲和二嫂吵架，不顾二嫂的反对，帮我在村里安了一个家，千方百计帮衬着我度过了人生里最暗淡的岁月。这时候，她的光芒明亮而坚定，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母爱的照耀。母亲有半亩地，由二哥二嫂种着，他家不缺柴禾烧，玉米秸堆在地头都沤烂了。有年秋天，母亲让我去地里拉来烧炕。我怕二嫂说闲话，坚决不去。继父开着电动三轮，把玉米秸拉给他的儿子，母亲让他也给我拉一些，他却只给了我几捆。母亲跟他吵架，说他偏心。继父恼羞成怒，竟然把母亲推倒在地，还打了她。我看着母亲脸上的伤，才知道母亲是爱我的。我心疼地说：“这是何苦啊，我可以拾草烧，没那点玉米秸又冻不坏……”

母亲就像一头拼命拉犁的牛，为了让孩子尽可能都活下来，她毫不掩饰地倾斜着天平，把有限的资源和耐心，给了瘦弱的大哥和二姐。我们这些狗尾巴草一样泼皮耐活的，只能自生自长，难免心生怨怼。二哥直到母亲临终，还在念叨母亲当年的偏心……

可是，当我遍体鳞伤孤苦无依之时，耄耋之年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援手，将夕辉源源不断地洒向了我。

作为母亲，我对女儿们也曾经无微不至，可是当厄运袭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母亲的魄力和锋芒，打工只知道干活，经常被人欺负得走投无路。我这盏卑微脆弱的煤油灯，微弱的光焰根本不足以照亮女儿的成长。

在异乡卖电动车那段日子，我经常早出晚归。有一次，我发现小女儿的脚踝处擦破了一大块皮，结着厚厚的血痂，问咋回事，她却不肯说。大女儿告诉我，前几天姐俩去上学的路上，妹妹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怕我心疼，才不敢跟我说。

给一家奶站送奶时，我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去奶站拿奶，要跑好几个村子和楼区。女儿们起床要自己吃饭，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近二十年过去，女儿们也大学毕业，我为她们收拾抽屉，看到大女儿写给同学的纸条，才知道年幼的她们，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去一家茶店避雨。店里古色古香的，主人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她没有嫌弃这两位显然不会带来利润的孩子，任她们好奇地看看这摸摸那，还和颜悦色地回答她们幼稚的提问……搬家太过突然，女儿们来不及跟她告别，竟然在读高中时，还时时想起她的慈祥和宽容不能忘怀。

她就像一盏灯，亮在女儿们苦难的童年里。其实每个人，每一盏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或许不经意间，就照亮和熨帖了他人的心灵褶皱。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灯盏，给了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使我们对生活不至于太绝望。

近年流行一句话，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母亲不识字，只会说，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逼成一个男人。她做姑娘时也曾经温柔可爱，是命运选择和重塑了她，使她变得粗糙强悍。多愁善感的我，如果硬要把自己比作一盏灯，充其量是一盏玻璃瓶做的小油灯，属于易碎品，渴望被人轻拿轻放。我接受了一个对我温柔有加的男人，甘于清贫，也曾经是一位贤妻良母。做母亲的最初几年，我相夫教子，把全部心思放在对女儿们的陪伴和培养上。温柔是温柔者的通行证，软弱是软弱者的杀手锏。这个我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的男人，不光偷偷抵押了房产，还猝不及防地逃逸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恨，只有怀念和不舍，我一遍遍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几近崩溃……感谢那些来自他家族的自私和丑陋，帮我一点点磨掉了对他的爱和怀念。我开始为女儿们活着——她们必须接受高等教育，不能再重复我打工妹的命运。性格不如母亲强悍，但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更舍得投入，强势丝毫不亚于母亲，且目标精准，更有杀伤力。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培养起她们读书的兴趣，却又担心她们过于迷恋课外书，会影响高考。于是我雌雄同体，既有男人的强势，又有女人的明察秋毫，彻底成了母亲的翻版。我以一盏铁制电石灯的形象，又臭又亮地鞭策着女儿们，丝毫没想过她们是否能够理解，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不容分说的照耀和期待。

如今，女儿们不负所望，双双名牌大学毕业，我经过培训，也成为一位受孩子们喜爱的作文老师。多年的笔耕不辍，使我游刃有余，讲起课来风趣幽默，如愿以偿地成为一盏充满激情的日光灯。

劫后重生，我不再是易碎品。如果可以，我想做一盏太阳能灯，即使在阴霾里，也能吸收微弱的太阳光，在孩子们需要的时候温柔地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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