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国云《第39天》中牛大志的人物命运

吴辰 邹茹惠

关键词：《第39 天》 冲突 命运

一提到“军旅文学”，读者总会有一种“铁马金刀”的阅读前见，有研究者认为“只有战争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旅文学”a。在传统的认知上，“军旅文学”的品格和特征在极大程度是伴随着战争与硝烟而形成的，作品中那种硬朗和积极的精神向度为“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坛上树立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果以经典的“军旅文学”为标准来衡量梅国云的《第39 天》，这部长篇小说显然不够“军旅”：其一，作品的主人公牛大志是一名退伍军人，其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多为生活场面，部队的生活只是主人公不愿去触及的伤心往事;其二，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围绕主人公而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都常陷入一种身份的纠缠当中，情感显得复杂而低回。有评论家因此称梅国云为“非典型军旅作家”，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非典型”，才成就了《第39 天》中牛大志人物形象的深刻。

一、局内或局外

读《第39 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牛大志对自己军人身份的找寻，有评论者认为这部书的题目正反映着牛大志解决自己身份焦虑的迫切感，而这一焦虑的自洽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牛大志當然需要自洽，从军队到地方的身份转换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这次转业又来得如此突然，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牛大志本就不需要自洽，长期的军旅生活带给他一个自足的世界，支撑他世界的基石则是理想主义与军人的信念，他的意念从不为外界环境所转移。正如他对自己所在部队的要求一样：“脑子里面想的除了忠诚勇敢机智就不能有任何杂七杂八的念头，更不得有投机取巧，贪图享受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思想。每时每刻，全身上下只有一股子气，就是构成军人底气的勇气、正气和智气。”在这个自足的世界里，牛大志遵循的是由理想而生的道德，是由军人责任感而来的“绝对之是”，这是容不得半点玷污和扭曲的。他不理解所谓的“接待工作也是战斗力”，不理解诸如游团长之流的拉关系走后门，不理解为什么一名优秀的战士说转业就得马上转业。

反观其他人，在部队里孙主任教育牛大志“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纯粹的东西”、军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将一些优秀人才赶回家去“是客观规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引以为忘年知己的白教授劝牛大志“社会很复杂，人很复杂，因为你是个有思想的干部，我不能看着你毁在自己的言语上，抱负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村里的人把牛大志当作是大人物，指望着牛大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牛大志颇有好感的记者徐黛泪一度把他视为白马王子，最后却发现这只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的朋友单双武希望借着“牛大志”的名号做生意;就连牛大志的至亲也为他讲诸如“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此类的“道理”，与其说这些人的想法与牛大志的理想背道而驰，倒不如说这些人的想法根本就不曾与牛大志有任何交集。

这样一来，牛大志的命运就多少带有了一些存在主义的味道。如果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局”，那么，牛大志就是那个“局外人”。和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默尔索相似，牛大志对世俗世界中习以为常的事情缺少关注，他的“局外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并非那种和社会在主观上的疏离，牛大志对社会充满热爱，这从他最后舍生取义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他只是对社会上存在着的那套所谓的“规则”视而不见罢了。

正如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所表现出的“局外感”使其处于别人的目光之下一样，牛大志在世俗世界中的“局外感”也使其处于来自各方面的注视之中。在小说中，几乎所有与牛大志相关的人物观察着牛大志，并集体参与进了“转业军人牛大志”的形象设计之中，他们为牛大志预设了无数个“应该”。孙主任认为牛大志“应该”接受社会的“锤炼”;弟弟有志认为牛大志“应该”“到公安局某个差”，以方便自己做生意;张小爱认为牛大志“应该”是那个她从小幻想中的英雄;乡亲们认为牛大志“应该”是衣锦还乡的“大官”。在这一系列的“应该”背后，牛大志本人却是失语的，他不是不想辩解，但辩解在可以铄金的众口前面是无力的。

与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不同，作为世俗世界“局外人”的牛大志并不是以消极来应对世界，相反，牛大志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牛大志之所以被置于局外，则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第39 天》中所构建的“局”并不是一个个人世界与大众世界的并行放置，而是理想世界对世俗世界的包围，身处世俗世界“局外”的牛大志却有着比所有其他人物更大的世界，并以极大的宽容裹挟着那些注视着他的人。在生活中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牛大志并不像默尔索那样不及物，他将天下苍生都装进了胸怀，但却唯独装不下自己，于是，牛大志在别人眼中成为“局外人”，而在牛大志眼里，这个烟火人间不过是“局内”而已。

“局内”和“局外”的两重世界建构赋予牛大志的人物形象以极大的张力，别人眼中的牛大志与牛大志的自我认知在“转业”这一特定语境下不断冲撞，这种冲撞来自于世俗世界中牛大志的外部，却也同样来自理想主义世界中牛大志的内部，这也使牛大志的39 天显得格外悲壮，但是在这悲壮背后并不是那种遗世独立的绝望，而是从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中不断涌流出来的希望。换句话说，梅国云在《第39 天》中以体现为爱国主义的理想主义破了打着现代性名号的个人主义的“局”，提升了小说的精神高度。

二、被重新建构的伦理

在《第39 天》中，作者将牛大志置于多重社会关系的夹缝中，他必须不停地转换自己的身份，以应对不同语境。这是处于现代社会的“人”所必然面对的境遇，但是在牛大志身上，这种身份的转换则显得格外富有能动性，其背后是作者对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反思，在小说中，作为各方矛盾与融汇的焦点，牛大志这个人物形象是有着明显装置意义的，一切社会伦理关系经由牛大志得以重构，而牛大志的理想主义精神也使这种重构过的伦理关系得以净化。

作者对牛大志的身份设计可以说是颇费苦心，从牛大志的社会身份与知识结构上来看，这是一个时刻处于“越界”状态的人物形象：他从深处西北内陆的乡土中国走来但却不封闭，在南方银湾的当兵经历使他对城市的一切也非常熟悉，他甚至一直“因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骄傲”，更为“保卫着这个城市”骄傲;他一名军人，是银湾武警支队特勤中队的队长，拜师学过传统武术，但却并非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而是能文能武的现代中国军人的典型，他有文化、会外语、有着世界性的眼光，甚至在与军事专家的交流中也能有理有据;他刚正不阿，看不惯一切蝇营狗苟的行为，但他也并非懵懵懂懂，他知道每一个掩饰在冠冕堂皇理由之下的不堪，并能毫不畏惧地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抨击。在小说里，作者专门为牛大志设置了一个偶像，即那位沉睡在牛大志家乡的“大将军”。

小说中的“大将军”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牛大志从家乡来到银湾，就是带着一块大将军墓上的古砖，“祭神如神在”，牛大志一直将大将军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在遭遇困难或者生死抉择的时候，牛大志总会在心中默念大将军，与其说是祈求大将军的护佑，不如说是在大将军的身上找寻自己前进的道路。这是一位古代“为抵御异族侵略而牺牲的将军”，但是正史中却丝毫没有留下有关其身份的记录，甚至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位战死于此地的无名老兵，对其不屑一顾。然而，无论是“将军”抑或是“老兵”，他对于军人牛大志而言，其意义绝不体现在职位上，使古代军人和现代军人心灵互通的根本则在于对故乡、对祖国的热爱。“大将军”实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集中体现，而牛大志则完美地赓续了大将军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牛大志扁平化处理成一个如大将军一般的神话人物，而是一个处于反思中的人物形象，其实，在转业这一现实的冲击之下牛大志虽然没有与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同流合污，但也时常产生绝望的悲观情绪，这时，大将军就会在其潜意识中跳出来，对其进行规劝：“2 月1 日的夜里，大志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怎么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红脸长须男人，此人身穿绿袍，手持大刀，一身威仪。见到大志就像舞台上演古装戏的演员口念戏文，然后就是一声大喝：‘来者何人？’大志说：‘我叫牛大志。’长须男人忽然一脸怒火用長刀指着大志骂道：‘大志无志，空享俸禄，无忠无义，废人也。’然后就‘啊……’大声吼叫，忽然就把大刀收起往前一挥，嘴里又是大喝：‘看刀！’这一声就把大志吓了一跳，一下子坐了起来。”在大将军精神的带领下，牛大志在其“越界”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在自己对自己的内心驳难中，达到了人格的完善。

牛大志就是这样一个在不断“越界”，或者说是在弥合各种界线的人物，其周边所经历的社会伦理关系冲突势必会比一般人更加激烈，或者说，他弥合社会界线的行为将种种冲突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小说一开篇，转业过程中林林总总的各种事件意味着其军人身份的失去以及地方身份的回归;而回到家乡后，原本盼着大英雄衣锦还乡的乡亲们却接回来了一个转业人员，这背后则是在言说中的牛大志的消逝以及现实中的牛大志的回归，而投资商想借由牛大志的名号来投资种植产业却又将牛大志由现实拖入了言说。而具体到与牛大志相关的每一个个人，情况则更加复杂，村里的乡亲完全不理解牛大志的转业，不是对其嗤之以鼻，就是为其谋划如何追求名利;准弟媳张小爱其实爱的不是弟弟牛有志，而是牛大志本人;从小一起成长的朋友单双武等人想拉牛大志入伙办公司，以享受其名声带来的红利;牛大志亲手击毙了正在闯祸的叔叔，成为英雄，却陷入了伦理与公义的两难……如此这般，读者不难在小说中看到一种无比真实而又复杂的场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代表传统中国精神的仁义礼智信正在崩解，那些一息尚存的优秀品质混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中却显得光怪陆离。而牛大志怀抱着大将军的精神穿梭其中，以一己之力澄清被世俗泥沙所扭曲了的伦理关系，将理想主义的信念注入了每一个见证着他生活与死亡的人心中。

三、个人意志与家国情怀

读《第39 天》，牛大志以一己之力对抗时代和世俗的英雄形象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小说中，牛大志总是孤身一人：他从部队一个人离开;到了斜阳市也不多与人联系，只是打电话给了弟弟;回到家后也不大与乡亲们接触;各级领导在来到村中表彰牛大志时，他也经常不在场;甚至在小说的结尾处，牛大志也是孤身一人与恐怖分子林广进搏斗，捍卫了国家利益。乍看上去，牛大志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其行动无不显示着个人的力量。

但是，如果说牛大志是一个拜伦式的个人英雄，那显然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解。牛大志的行动逻辑背后并非是为个人英雄主义所驱使，而是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第39 天》中，不是没有人因为牛大志表面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低看了这位英雄，部队的一些首长嫌他不听指挥;钻营投机之辈觉得他爱出头，并等着看笑话;一些乡亲们觉得他“太能”，得罪了上级，有人甚至不怀好意地教他一些“做人的方法”。与牛大志关系密切的人更是对其误解颇深：张小爱觉得牛大志是英雄、徐黛泪觉得牛大志不食人间烟火、弟弟牛有志甚至认为女朋友张小爱就应该和自己的英雄哥哥恋爱。对牛大志而言，“个人英雄主义”并不是什么好形容词，牛大志背后所承载的厚重远不是以“个人”这个轻飘飘的词能够概括的。

在牛大志身上当然有属于“个人”的东西，当他得知自己要转业的消息时，“牛大志忽然感到自己非常失落，像是一个被豪门丈夫抛弃了的小媳妇一样。他胡乱地刷了刷牙，洗了把脸，就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套便服来使劲抖一抖然后穿上”。在回家的火车上，牛大志心里还在想：“我已经完蛋了！不可能轰轰烈烈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了。”“没想到，当上干部了，家里人和一村人都没看到自己穿个警官服是个什么样子。这一回去却是转业，这怎么向父母亲和乡亲交代啊。”牛大志毕竟是一个人，心中有这些想法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仅凭这些就认为牛大志最后的牺牲只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那只能说是没有读懂牛大志。

在牛大志“个人”意志的背后，是强大的家国情怀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动力，而更可贵的是，在牛大志身上，个人意志和家国情怀并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互为补充，推动着牛大志向着英雄的方向走去。这从牛大志在做这些英雄事迹时的心理活动中就能看出：当着大庭广众，牛大志一通分析让领导，尤其是大领导下不了台，他并不是为了在官兵面前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心中想的是“体制的改革，底层的声音永远是被压制的，就像商鞅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最终不是洒了热血，就是抛洒了热泪，体制的改革需要触动多少人的利益！”在不得已要击毙自己叔叔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也并不是什么大义灭亲之后的“声名鹊起”，而是“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随时要准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舍弃一切的人。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你无论走在什么地方，代表的就是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哦，有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在，竟然让一个没有一点点反抗能力的孩子死在一个狂徒手上！这个耻辱不仅仅是你牛大志的，同时也是让中国的军队蒙羞，让中国蒙羞。在中国的大地上，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在为国家利益而舍弃生命时，牛大志心里也是出现了岳飞、文天祥、黄继光、大将军等英雄形象，牛大志所学的并非是他们的英雄气概，而是“生为这个美丽的大地而生，死为这个大地上勤劳善良的人民而死”，“谁说我牛大志军旅生涯终结了，我仍然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武警战士”。有着家国情怀的支撑，牛大志的英雄行动则显得尤其有底气。

正如有批评家所言，“我们每个人都是牛大志”，对于其行动逻辑，作为中华民族儿女的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牛大志的“大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辉照下，那些诸如安股长之流的自私自利之辈，那些诸如林广进这样的妄图破坏国家和平与稳定的狂徒都将无处遁形。而这“大志”正如光晕，也感染着每一个读到牛大志故事的人。

梅国云在《第39 天》中写军旅，却将笔锋用在军旅之外，然而，他并不是借着军人转业的背景来写社会，主人公牛大志虽然没穿军装，但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优秀军人，看似低落的情绪，其背后却是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涨。这就涉及了20 世纪9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所面临的“在非战争年代，军人的生活以及精神该如何呈现”这一普遍问题，在许多作家借助“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来重构军人生活的时候，梅国云却抓住“军旅文学”的“理想主义”本质，建构起了和平年代独特的军人形象。

许多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作品主人公牛大志的典型意义，而除此之外，作者还将这一人物形象置于复杂的社会场域中，这些社会场域的交叉和变动与牛大志内心的坚持与操守不断碰撞，最终成就了永恒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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