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塞诗歌中的“赋”之探析

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非诗非文，亦诗亦文。钟嵘《诗品》有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指赋有直接陈述事实、借客体抒情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则言：“《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才摛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的主要创作方法为铺陈叙事。20世纪80年代，新边塞诗派举起大纛，并以《绿风》为诗歌阵地构画起中国西北角上的诗歌版图。就诗风而言，新边塞诗派延承了古代边塞诗的雄风，在时代情思的影响下，其诗歌呈现出“赋”的时代表达方式和想象空间。

新边塞诗派的出现，为中国诗坛卷起了一阵具有开拓者精神的西部风。杨牧、周涛、章德益等新边塞诗派的重要诗人，以辽阔的新疆地域为背景，挥毫巨制，使诗歌彰显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力拔山河的豪情壮志，从而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新颖出奇的意象选构、宏大雄健的诗歌结构、饱满深厚的情感内蕴等特点。这恰与我国古代传统“赋”体文学在形体结构、物象选择、情思表达等方面不谋而合，印证了顾骧在《开一代诗风》中评新边塞诗时所言的：“体现着我们正在腾飞跃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使我们看到一个进取民族的伟大形象。”

赋好奇，其物象多新颖奇特。如《神女赋》中对神女的描写：“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楚襄王“异之”。还有《子虚赋》中云梦之奇花异草、大海名山之异殊等景象。意象作为诗歌抒情写意的基本单元，承载着诗人的主观情思。新边塞诗派诗人多选取独具绿洲地域色彩的物象，勾画出独属于他们的诗歌地理版图，展现出较之于江南婉约风尚不同的新疆绿洲奇崛粗犷的诗风。

新边塞诗派诗人笔下始终萦绕着新疆地域生活气息及其绿洲自然景观风采。比如坎土曼、冰达坂、高山岩石等地方风景名物，使诗歌意象笼罩着浓郁的新疆味，映射出诗人对新疆生活风景的珍视与认同。譬如，摹写绿洲之奇山：“山巅上/崚嶒的褐红或铁青的岩石……露出锋利的牙齿/和粗犷的脸”（《山巅上》），周涛从所见所闻下笔，又转为书写心理印象的感悟，由此凸显山巅岩石在自然伟力作用下的奇美形态。写绿洲气候之奇：“炕头的牙膏也冻成了冰！”（《别了！地窝子》），杨牧对在新疆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诗歌中，他对意象碎片删繁就简，从“牙膏”这一细微末节处以奇想幻笔表露寒冬气候之酷烈，与司马相如之夸云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杨牧在诗歌中又以雪厚风紧的天气，烘托出战士们的坚强，侧面映衬出新疆的地域特色以及当地人民的精神风景。

为了突显出意象之奇，新边塞诗派诗人往往化用古汉语词汇，以“之”“其”“于”等具有古意的字词进行穿插组合，使人在蒙太奇式的古今语调转换中感悟诗人的所见所闻和内心的隐秘诗情。如杨牧的诗歌《今天》，“之”字出现了五次，使其他意象的内蕴在“之”的衬托下包蕴审美张力，体现诗人对历史发展的智性照彻。又如章德益在《涧底坠石》一诗中，“之”字更是出现了十一次，整首诗歌蕴含古典雅致的韵味，而诗人对“涧底坠石”这一意象的抒情也在意象的互相拉扯、互为镜像中得到深描。再如周涛在《野马群》一诗中，将“之”和“于”巧妙结合，使意象的深度和广度得以勾描，渗透出诗人对“野马群”的深厚感思。由此可见，新边塞诗派的诗歌意象在古今汉语的交叠中呈现幽远深阔的风采。

为了延长意象表情的艺术效果，新边塞诗派诗人多将意象置放于灵活非常的句法组构中，表露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不懈探索，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验。章德益在《毡房》一诗中，排比手法妙合着比喻修辞，加之以条件句的铺缀，将毡房意象的深蕴有力勾勒，表现“毡房”代表的游牧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又杨牧在《给复活的大海》一诗中，开篇即用感叹句式将整首诗的抒情氛围渲染到极致，全诗以排比、设问等句式交错穿插，展现着抒情强烈的表达艺术，“复活的大海”所寄托的希冀情怀不断加深，令人为之喟叹。

由此可见，新边塞诗派诗人在对新疆生活风貌进行诗意扫描时，不自觉地在诗行中留下了具有绿洲地域性的诗歌意象。一方面，为读者展现了绿洲基层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在意象择取上注重新颖奇特，不落俗套，表现出与中国传统“赋”体文学相一致的审美心态，呈现出新边塞诗派诗人群生活经验和古代文脉相糅合的时代新书写。

结构是诗歌文体的外在表征，是诗人内在情感自觉表达的艺术呈现。新边塞诗派诗人以雄健之笔、凌厉之气，描写地域的壮美奇景，书写中华民族的自信胸怀，这也与中国传统“赋”体文学中长篇巨制的书写结构、以摹写丰富巨大的物象场景为美的审美倾向相契。在新边塞诗具体诗歌文本中，则表现为对铺排式博喻、排比夸张、侧面烘托等手法的灵活运用。

新边塞诗派诗人们将博喻与铺排的句式糅合，传达创作主体对自然风物的赞美，或是对绿洲生存经验的感悟。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一诗中，以铺排的句式结构将西部山岳先后比拟为“气概”“兽齿”“岩雕”“沉雷”“孤闪”等等，从味形声色等多维度全方位地铺陈出“西部山岳”丰饶饱满的精神内核。杨牧的诗歌《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中，诗人把准噶尔比喻成巨伞、托盘、宫殿、航船……其笔力之遒劲如在目前，字句结构的交互牵掣，使人仿佛置身于“地平线”上感受准噶尔的博大广袤，在铺排的句式映衬下，博喻的运用更使诗人对准噶尔的深情得以大胆呈现。

在新边塞诗派诗作中，排比、夸张也是其惯用的创作手法。一方面，体现出诗人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另一方面，隐现出诗人对传统“赋”体写作手法的熟稔和突破。如周涛的诗歌《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诗人用排比一一呈现出对歌者“阿肯”的赞美，其歌词之明亮、技艺之高超、哲理之深沉，摹写出一个立体又高大的“阿肯”形象。在章德益的《观山》一诗中，诗人以十个“是”摹写他所见之“山”，又以十一个“是”绘就眼前之“瀑”，其中穿插着夸张语调，颇有“赋”踵事增华的描摹之法，将山瀑的动静形态极力腾挪于纸上。诗人夸张与排比并用，铺開山瀑的诸种态势，状写出气势充沛的壮丽景色，彰显诗人对“赋”体文学的善继承、务求新，也表达了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宏大的诗歌结构也是新边塞诗派诗歌注重多侧面烘托、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使然，反映了诗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繁复的情怀及其对诗歌艺术的自觉努力。如杨牧的《银发，在太阳下闪光》一诗中，创作主体对银发细微的描摹，勾勒出坚持奋斗的“老将”形象，从细小之处入笔言说无尽之意。又如章德益的诗歌《我的航海图》中，诗人并未直接道出“航海图”的深意，而选择先对“瀚海”与“山海”加以描述，表明其重要性;又以“老牧人额头深密的皱纹”“老猎人手掌心纵横的沟纹”等比拟“航海图”的悠久历史;最后一层层揭露出“航海图”是“一代代跋涉者的生命”的内蕴，在诗人天然妙手中，主旨突破常规而更为深远，“体物写志”之高妙與“赋”法之渊源由此可窥见一斑。

由是观之，新边塞诗派诗歌结构上纵横捭阖的恢弘气势，在与传统赋体文学遥相呼应的同时，能将“赋”中辞藻浮丽、华而不实等弊端一一祛除，表征出诗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赋”体艺术的继承与突破。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新疆雄浑辽阔的地域风景对诗人胸襟和品格的浸润，并在诗歌章法中显现出来。

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动因，是诗歌葆有不竭审美艺术力量的内在根源。钟嵘《诗品》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换言之，诗人要进行创作，须有某种情感冲动，使外物内化为诗情，即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赋”与“诗”之不同在于其题材偏于物，风格偏浏亮明丽。新边塞诗派诗人兼收二者之长，使诗歌在物象挹取时也不乏深情厚谊，风格华而有实，述说着对古代文脉的继承与探索。

新边塞诗派诗人们对赋法的汲取达到融合化境之地，诗人不力求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以凝练诗语着笔，关注地域生态，歌咏对新疆自然风景的热爱。一如在杨牧《给复活的大海》一诗中，“死去的瀚海”复活了，于是绿涛、绿风、绿浪等意象铺排呈现，一种喜悦感充盈整个时空，强化创作主体对新疆绿洲生态环境的无限希冀。又如章德益在诗歌《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中，借四方天地之景勾画着人生的空间——“一个浩瀚无涯的漠天”，长天大地、云雾风沙、日落炊烟等景象，以铺陈之法使“空间”丰满充实，进而阐发着诗人对“人生归宿”的追寻，对漠天风景饱满的热爱。凭此，诗歌既有“赋”的宏大气势又有诗语的凝练，“赋”与“诗”的结合达到浑化无迹的程度。

新边塞诗派诗人们也常睹物兴情，以历史为情感触媒，或与历史人物隔空对话，或对历史过往抒怀慨叹，表现诗人的历史责任感。比如杨牧在《我捧起一捧北方的泥土》一诗中，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剖露出诗人对先辈、对历史的凝思，及身为炎黄血脉的自豪，诗末诗人对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人物，对北方的“泥土”的阐述，表达了“我是祖国背负的孩子，/我是孩子企望的父亲”的爱恋和职责。无独有偶，章德益也写“用黄土捏就用血汗糅就用黄河水塑就的”西部太阳，是一团燃烧的“民族魂”，是“古中国精神的长城”。《西部太阳》一诗表达了章德益的赤诚，寄寓了诗人雄厚博大的情感，表现其诗歌续接了古代文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点。

就情感而言，新边塞诗派诗歌藏蕴丰饶厚重的诗情，它们或是阐发对生命生存的体悟，或是写下对新疆绿洲的无限情愫。譬如周涛在《致新疆》一诗中写新疆有“海一样不设防的怀抱”，它是圣洁的，“不容邪恶者亵渎”;它又是健美的，“正在制造着/极平凡也极传奇的人生”，诗人以拟人之笔高歌新疆地方品格，以赋法铺开其情怀，使诗行间流动着浓得散不开的热爱。又如章德益在《鹰啸》中的感叹，鹰之啸流自灵魂，可“震山裂谷”;鹰之啸是强者的啸声，是意志与渴求的代言，全诗贯穿着对鹰之生命的歌咏，对万物生存的慨叹，使诗歌不堆垛板滞而失去应有的情感升华和流动感。

总之，新疆地域的奇美壮景是新边塞诗派诗人们诗歌创作的精神依仗和情感寄托。他们别具匠心地将自身对新疆自然风景的赞叹、对生态环境的观照、对个体的故乡情思、对历史永恒与生命转瞬即逝的思考，显现于“赋”体的纵情铺排中，使诗歌的形体和情感自然合一。

综上所述，新边塞诗派诗人对“赋”的理解和运用已深入诗魂。在汉赋“体物写志”及大赋“劝百讽一”“情少而辞多”的基础上，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以“情”类赋的观念，即“发乎情止乎礼”，这表现了“赋”随时代风尚而不断变化的历程。新边塞诗派诗歌中既有意象组合上的新颖独到，又有诗体结构上的恢宏雄壮，反映出中国古代“赋”体文学具有强大旺盛的现代生命力。与此同时，在情感书写上，新边塞诗派诗人们能推陈出新，使其诗歌在形体、内涵上兼具宏大雄奇的气象，建构起一个雄健恢弘又情志丰满的诗歌言说方式。简言之，新边塞诗派诗歌作品对“赋”的时代新书写，表征着诗人主体对诗歌艺术的自觉追求，又有力地彰显出新疆地域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韵。

安知，女，壮族，广西柳州人，1995年出生，新疆作协会员。现为新疆大学研究生，主研民间文艺学、文艺创作研究。系2020年第十三届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成员，有诗歌、评论作品发表于《文艺报》《民族文汇》《星星》《西部》《伊犁河》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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