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书

欧阳伟庆，江西彭泽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九江市作协常务理事。已在《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好小说》《创作评谭》《星火》《百花洲》《青岛文学》《青年作家》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兆吉沟》。有影视剧及话剧作品多部。话剧《蒋国珍》获第七届江西艺术节、第十一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编剧奖”。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至暗的日子。我被肾结石折腾得够呛，三天两头复发。去医院检查，双肾长满了结石。那种痛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痛，让人有一种想死的欲望。我几次拿头去撞床头的木板，均无济于事。靠吃止痛药是没用的，得去医院打止痛针。

我打车去医院打了杜冷丁，回到借住的地方，一觉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能听到自己打呼的声音，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我妈的声音，她喊我的小名，说我的手机响，赶紧接电话。我无力地摸到手机接听，电话是我爱人打来的，她问我现在怎样，还痛不痛。我说人稀软，就是要睡。

我真的非常要睡。爱人说你等会睡，跟你说件事。她停顿了一会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心里一惊，静等她说。爱人说这话时的语气，让我想起那年我爸生病时，我妈跟我说话时的语气。爱人的声音低沉，语气里满是无奈。爱人说，妈不行了。

我猛地坐起来，一下子清醒。什么，妈不行了？我妈好好的，刚才叫我接电话。爱人说你在梦里吧。我打开床头灯，才发现这是在九江借住的房子里。

爱人告诉我，我妈下午不小心在床头上碰了一下，伤了头，然后被送进了医院。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连抢救一下都没做，直接说不行了。爱人告诉我，妈刚被“120”送回哥哥家去了，家里人都往马当那边赶。我哥哥的家住在马当。爱人担心我的身体，叫我别急，说妈还有一点气息，她能等到你回来。

我顿时语塞。这才几天呀，我走时妈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半个月前，我去哥家看她，妈问我去哪，我说我去码字寻钱。妈说寻钱做么事。我说寻钱养我妈养妈的孙子，送妈的孙子出国留学。我知道这是我妈最爱听的话，她觉得这才是她的儿子该有的样子，儿子这样才有出息。

其实，这一次我并非出门去写作换钱，而是朋友请我去他的公司搞办公室主任，我担心妈不同意我走，便以这样的借口哄她高兴，哄她放我走。那年北京的影视公司邀请我去黑龙江写电视剧，妈舍不得我走那么远，不放我走。我姐说，晓宁是写电视剧去，他现在辞掉了工作，你再不让他出去寻钱，他一家人就要饿死。我姐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我妈这才同意放我走。

当初我跟我妈说，我要辞职去办场养猪，我妈气得差点跳了楼，要不是我姐抱得快，我妈可能真的跳了。妈说她的儿子怎么混成了这个样子。我知道，我妈这一生之所以好强，她心里苦，她心里憋屈，她不服命，她在抗争。直到今天，我即将走向我妈这个年龄时，我理解了我妈我爸他们的感受。天下父母都希望儿女们活得比他们强，过得比他们好。

那天，我还问我妈，记不记得我爸的名字，妈笑了，说要死，未必我连你爸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叫她说出我爸的名字来，她说你爸叫欧阳光，小名叫木伢。我也笑，我妈笑得更灿烂，那口水都笑出来了。我给她擦。我说妈您是人精，记性好着，要活一百岁。妈说你就晓得哄我。后来我还问她，是否记得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儿子的手机号码。出乎我的意料，那么复杂的几组数字，她记得一字不差。我想，妈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

自我妈患上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后，一直是我姐和我哥在尽心尽责地服侍。从生病之初，到我妈去世，她身上没有湿过一件衣服。就连我的三舅和小舅都说，我们几个外甥对得起他们的姐。其实，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因为这是我们的妈。

我努力寻找刚才的梦境，搜寻我妈叫我接电话的样子。除了她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起，她叫我接电话的样子却怎么都找不到了。我想，这世间的许多事，有些是真的无解，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由得想起父亲去世后的某天，我和我哥在祖堂上陪已经入棺的父亲时发生的那件事。

那晚，由于那段时间太过疲惫，我和我哥和衣躺在地上打盹。也是迷迷糊糊中听到我父亲叫我的小名，那个场景和今天我妈喊我时一模一样。我爸说你还在这里睡，家里都起火了！我猛然惊醒，没来得及叫醒我哥，一下子冲到家里。跑进厨房一看，傻了眼，煤气灶台上的火正旺，水壶被烧得通红。我知道，那是烧水的人因为太累忘了关煤气。如果不及时关掉煤气，等火烧着旁边的橱柜，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我家是老房子，楼上全是木板和干柴火。

我想，此时的母亲一定和那时的父亲一样，舍不得她的儿女，牵挂着亲人们，她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儿女，她一直都在他们的身边。我感觉结石又在隐隐作痛。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尽管这么晚了，但我必须回家，哪怕痛晕在路上，我都必须回到家。我要见妈最后一面，让她最后看一眼这个末头儿。

已是深冬，天空星稀月朗。开车从浔阳市区进入高速公路入口，一路畅通无阻。当进入九景高速，我加快了马力，始终将时速保持在上限，恨不得早一分钟飞到我妈身边。那晚的高速公路出奇地安静，我一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过往车辆，仿佛这路为我一人而建。

尽管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开车，但脑海里全是那次与我妈分别时的场景。她专注地看着我，两行泪从眼角沁出，像两条向下慢慢爬行的蚯蚓，眼神里满是无奈和不舍。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似乎将我当成了她的丈夫我的父亲。我姐说这是一种依恋。因为我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真的是太像了，像得有时连我姐在电话那头都听不出来。

父亲去世后，我妈主动提出跟着我姐住，为不影响我姐的生活，她坚持一个人住在姐旁邊的旧房子里。那时，我妈的身体挺好，虽然有胃病、腰酸、偏头痛等一些老毛病，但在我爸去世后，这些老病居然好了很多，这是我们做子女的想不通的事。我和姐同住在一个小县城里，除了每天晚上去看妈陪妈说话，隔三差五我和我哥都会给我妈打打电话，扯七扯八，总之说些让她高兴的话。

有一次，我给我妈打电话，当时我妈在炒菜，姐听到电话响，赶忙拿起电话来接。对着听筒我轻轻地啊了一声，就这一声，姐吓得将电话听筒“啪”地扔掉了。事后姐对我说，她以为那是爸打来的电话，说那声音实在太像了。那次以后，我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捉弄我姐。每次电话里姐都骂我是个哈西（方言傻子）。我妈听到后，总是在旁边说我姐，么银说他哈（方言傻）哟，他跟你开玩笑的。姐当然知道我在捉弄她，说妈总是这样惯着我。

也许是太过于紧张了，也许是开得太过于专注，我居然还是跑错了方向。本当过了湖口服务区往前五百米右拐进入彭湖高速，结果直线跑了十几公里才发现快到湖口均桥。无奈之下，只得从均桥下高速，再从均桥重新驶入高速往回开，再进入彭湖高速。

驾车行驶在彭湖高速，我不由想起带我妈第一次走彭湖高速的情景。那一次，我妈说她想回湖口去看看，想去鄱阳湖边走走，想站在湖边的老屋门前看看鞋山。

湖口是我妈的娘家，我妈出生在双钟镇一个叫上杨的村庄里。我妈的娘家是一个豪门家庭。湖口那边还有我的小舅和大舅妈，还有我的一大帮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们，他们是我妈最为牵挂的人。

一九三九年，我外婆带着我妈随我外公去了赣州。那时，我外公调去赣州警察局工作，被任命为赣南警察局局长。

我妈是见识过大世面的人，她年轻时在沈阳读过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自一人三次去上海求医，三次胃手术，两次胃切除。我妈这一生中吃过太多的苦，以致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时而放声痛哭，时而又仰天狂笑。小时候，我不能理解我妈的这些举动，总是听人说我妈犯了精神病，从而也讨厌我妈。当我步入中年之后，对人生有了一定的阅历，我终于理解了我妈的难，我妈的苦，她的情绪需要释放，她的苦闷需要向人倾诉。而这一切，除了我的父亲能够包容，没有之外的任何人愿听她哭，听她倾诉，甚至没人愿与她走近。

那次，看着眼前宽敞笔直的高速公路，我妈说乖乖，现在真是发达了，以前想都不敢想，还有高速走，还有自己家的小车坐。我问我妈，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拿小竹棍赶我去湖口时的情景。我妈说哪能不记得，你总是淘气，没有你哥和你姐懂事，总是不愿意去。我说路太远，全程要起早走，清早从蒋家边走二十里路到彭泽县城，然后坐船到湖口县城，下午四点再从湖口下船，再起早走十里路才到外婆家。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泥路上总是结满了冰，一化冻全是泥巴，泥巴粘在鞋底上甩都甩不掉。天不亮我妈就将我拉起床，然后拿一根小竹棍像赶牛一样赶我上路。我妈为了哄我去外婆家，总会拿出她亲自做的新鞋给我穿。那是一种蚌壳棉鞋，第一次穿总是穿不进去，我妈便让我坐在地上用劲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鞋拱上了，脚趾在里面曲得难受。那崭新的蚌壳棉鞋穿着又紧又硬，走在结冰路上，总是咯吱咯吱响。

那次，我将车直接开到小舅家的门口，小舅早就在门口等候。饭后，小舅陪我和我妈在这个叫徐家岭的小村子里走了几圈。我妈显得特别兴奋，说村子变化太大了。是呀，变化大了。以前的老房子全都拆掉重建了，那些低洼处的人家都搬到高埂上来了，他们在政府的资助下，重建了新村。小舅家搬新家的那天，中央电视台还来采访了他，小舅还对着全国观众念了一首他做的诗。那天小舅还打电话叫我看电视，我说我和妈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呢。

我妈走着说着，突然就抽泣起来。小舅跟我说她一定是想起了外婆，想起了过去的往事。在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是外婆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十余口人艰难度日，家里没有吃的，老人饿得啃棉絮。家里所有的亲戚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我的外婆。

我赶到我哥家的时候，我哥我姐和我的几个堂哥都在我妈的床边守候。我妈就像睡着了一样，很安详地躺在床上，吊瓶里的盐水正缓缓地流入她的体内。我伏下身握着我妈的手，她的手暖暖的。我轻声唤了一声姆妈，那一刻，我看到我妈的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然后有几滴泪流出。我用脸贴了一下我妈的额，她的额是湿润而有温度的。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心如止水，仿佛麻木了一样，没有一点想哭的意识。我问我哥，妈还有生命迹象，怎么搞回家了呢？一旁的姐夫告诉我，医生说没有抢救的价值了。然后，他们跟我说了所有的过程。我想，这两年也真是苦了我哥我姐，妈能活到现在，与他们的陪伴和服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姐，有时候我若冲我妈一句，她总是在背后说我不该冲妈，说妈一生不易。这时，我妈的身体不足六十斤了，已是油尽灯枯。

后来，蒋家边的许多族人，陆续地从十几里外的村庄赶了过来。他们听说我妈病危，都想连夜赶来见上一面，都想亲自送上一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妈由一个医生被下放到生产队后，一直在乡村做赤脚医生。我的这些族人中，有很多都曾经得到過我妈救治，有的还是我妈亲手接的生，有的则在经济上得到过我妈的接济。他们拉着我的手，一个个跟我诉说我妈的过往，诉说我妈和我爸对他们的恩情。每每当他们说到那些详细的例子，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那个曾经救苦救难救人于水火的人，如今谁也救不了她。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当着村人的面，放声痛哭起来，仿佛要替我妈把她一生所受的委屈全哭出来一样。我想，村里人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我妈是听得到的，她只是不能发声，不能与他们打声招呼。

我妈身体好时，中气很足，说话从不避人。在阳光普照的天气，她喜欢叫我开车送她去她的蒋家边村，看一看那里的老屋，看一看村里的乡亲们。我妈在这里生活了五十七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她的家乡，把我爸的族人当成了她的亲人。尽管那时我家的老屋已经卖给了我的族兄，族兄拆了一半建了新房，但另一半还在那里。我想，我妈能从那半边的旧屋里嗅出我爸的气息。

我用轮椅推着我妈在村子里走动的时候，总有一些乡亲们陆续赶过来跟在她的左右，他们抢过我手中的轮椅争相推着，跟我妈分享村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妈随着他们乐，随着他们笑。那时，我妈的笑声是爽朗的，就像那天上洒下的阳光一样，让人觉得灿烂又温暖。从她的身上，我能看到我爸的影子，仿佛我爸一直陪在我妈身边。

我爸在一九四八年的秋被抽了壮丁，那年他二十岁。第二年五月，我爸在铅山县车盘镇被解放军俘虏，后来被留下来当了连队的文书。随后参加了解放广东、广西的战役，以及西南剿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他随第一批志愿军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一九五七年复员回国。

一九五八年我妈二十岁。那年复天，我妈从徐家岭嫁到了蒋家边。那年我爸三十岁，比我妈大了整整十岁。那时，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来说，真的是老男人。要想说上一门亲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尽管我爸有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这些光环加身，都改变不了他是一个老男人的事实。

我妈和我爸的婚事，是我的二姨外婆促成的。我的二姨外婆在世时曾经跟我说，你妈如果不是嫁给了你爸，她早就死了，她那个大小姐的臭脾气，换谁都容忍不了。在我妈七十岁生日那天，她跟我说，如果不是你爸，我哪能活到今天，哪能看到你给我过生日。我知道，那是我爸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包容了我妈所有的缺点，接纳了我妈所有的不幸，承受了我妈所有的痛苦。我爸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时时为他的亲人遮风挡雨。

我妈过七十岁生日那天，我办了好几桌酒，特意把近亲都请了过来。那天，我妈特别高兴，说要是你爸在真好。我说人生哪有这样圆满，总有一个先你而去。至今，我还保存着我妈过生日的视频。

我的二姨外婆是一个裁缝，住在我家隔壁的田村。二姨外公一直想有个儿子，二姨外婆就跟我外婆商量，希望能从她的几个儿子中过继一个到她名下。那时，我二舅因忍受不住饥饿离家出走，外婆正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她想，与其一起饿死，不如送一个给自己的妹妹。就这样，我的三舅到了彭泽他的二姨娘我的二姨外婆家里。

那时，二姨外婆家的条件也是相当不好，二姨外婆担心自己哪一天没了，三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于是产生了将她的小外甥女嫁到自己身边的念头，好和我三舅有个照应。

那一年的端午节，我奶奶请二姨外婆来家里做衣服，闲谈时，奶奶请二姨外婆留点心，给她儿子说一门亲。我二姨外婆当时就想到了我妈。就这样，我妈从湖口嫁到了彭泽。当我爸从我外婆手中牵过我妈的手时，我外婆说：“女儿交给你了，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从外婆的眼神中，我爸读懂了外婆要说的一切，他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

婚后的第三天，我妈就跟着我的叔叔伯伯们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那时我妈年轻身体好，性格也很开朗，总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生产队里的人都说我妈是一只会唱歌的画眉鸟。我妈扎一对乌黑的大辫子，一双水灵的眼睛溜圆溜圆。她做事从不用心计，重活脏活抢着做，而且也很会做。社员们都说我妈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他们喜欢我妈不仅是因为她漂亮、会唱歌、会做事，更多的是爱听她说话。

后来，县卫校招学生，毕业后充实到基层卫生院工作。我爸跟我妈说，你读过书，也去考吧，考取了你就不用在农村吃苦。我妈没想到我爸居然鼓励自己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妻子去读书。我妈说你就不怕我考上后跟着别人走了？我爸说走就走吧，只要你心里不委屈就行。那一刻，我妈彻底被感动了，她搂着我爸哭，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

对于我妈去考试一事，我奶奶是不同意的。她要我爸想清楚了，说曾喜可是要比你小十岁。我爸说她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不能窝在村里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这样对她不公平。在我爸的坚持下，我妈参加了考试，结果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县卫校。两年后被分到基层卫生院当了一名妇幼保健医生。

从我出生后，我妈便开始患病。村里的一些长辈都说我命里克母，说要是没有我，我妈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我妈开始患的是胃溃疡，后来发展到胃出血胃穿孔。在我爸被管制期间，我妈只得独自三次前往上海求医。由于没人照顾，术后又患上了肠粘连。此后的日子里，我妈总是吃什么呕什么，每天只靠吃一个鸡蛋度日，最轻的时候只有六十来斤。

长期的疾病缠身和精神折磨，我妈变得精神恍惚，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放声痛哭，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放声歌唱，时而裸胸狂奔，时而对我爸大喊大叫，有时甚至对儿女痛下重手。每当此时，我爸绝不阻拦，任其发泄。在我妈跑出家门时，他才在她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生怕她栽在水沟里或倒在水塘中。直到我妈将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不能再折腾时，我爸才将她抱回家，帮她脱下衣服，打来热水洗去身上的污泥，让她在床上静静地睡上一会。

在我妈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村和邻村的乡亲们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妈，他们在我妈的床前，一件又一件地数着我妈的好，夸我妈是一个活菩萨，说身边要不是出了这么一个好医生，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恐怕就没有今天。我妈是一个全科医生，不仅会为产妇接生，还能利用一把听诊器，一只体温表，准确地诊断出乡里人的病，她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治好他们的病，不让他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在生产队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我媽带着我姐开起了自己的小诊所，在我妈的小诊所里，每天来找她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不论有钱没钱，我妈都坚持先看病后交费的原则，大部分病人都是先记账，等到秋收后再统一结算。在我妈落实政策后，我曾有一段时间在家待业，那段时间，我曾多次帮我妈去收过账。对于一些困难家庭，我妈叫我能少收就少收，能欠着就欠着，实在没钱就把账销掉。

乡亲们围着我妈，七嘴八舌如数家珍地数着我妈的过往。我怕吵着我妈，想请他们出去说，又不忍心伤着他们的热情。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们所说的话是我妈最爱听的话，这是乡亲们对她一生的肯定。以前我爸和我妈争吵时，我爸说跟我妈说话要照着墨线走，不能歪了一根纱。要是不小心说错了一句什么话，我妈经常会闹得地动山摇。我爸要是与她分辩，我妈会一件件地打着比方，说谁谁都说杨医生好，除了你，没有一个人说过我难说话。

隔壁村的一位产妇，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盼望第四胎能生一个儿子。在第四胎临产前，我妈在她脚头睡了三天三夜。后来考虑是难产，我妈劝她转往县医院。但产妇家没钱去县医院，我妈就让她男人去找我爸。在我爸东挪西借筹到一点钱后，我妈陪着产妇家人将产妇送往二十里外的县医院。没想到在半路上那孩子生了下来，后来我妈给那男孩取名叫路生。那时，我妈刚从上海做第三次手术回来，人瘦得不足七十斤。

直到我妈退休多年后，还有不少乡亲找我妈看病。我妈总是好言安慰他们，说自己退休不看病了，劝他们去县里的医院找更好的医生看。在乡亲们的赞美声中，我妈仿佛睡着了一样，她的面容是那样的安静和慈祥。我想，我妈这一生实在是太苦太累了，她该好好地休息了。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家的马灯晚上从来就没有歇息过，哪怕睡下，我爸都会将灯芯调到最小。那是因为我妈的胃痛不知什么时候犯，痛来总是无法入睡。这时，我爸就得起来用汤匙蘸着香油在背上给她刮痧。无数的夜晚，我妈就这样在我爸的刮痧中度过，只要我爸稍一停息，我妈就会痛醒。有时一刮就是一个晚上。当我爸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哥和我姐会起来替换我爸，让他稍微歇一歇，哪怕眯上一会。我稍微大一点后，也经常给我妈刮痧。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身体状况之下，哪怕半夜三更，只要有人站在窗前喊一声杨医生，我妈准会即刻应声。这时候的我妈，会让我爸停下手中的汤匙，然后将灯芯调大，扶她起床。这时我姐会穿衣起来帮她整理药箱，陪她一起出诊。有时我们真想赶走来人，让他们等天亮后再来，或是把病人抬来。可是我妈却说，人家不是病得難过，谁忍心半夜叫你去出诊呢？

在无数个雷雨交加或雪花纷飞的夜晚，我妈常常是一个人凭借一把雨伞，一把电筒，一只药箱行走于天地之间，穿行在乡间村野，用她手里的温度去温暖世间苍生。她的心里永远是病人第一。

在没有完全懂事之前，我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总是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来。不能理解她为何总是对我爸大喊大叫，为何总是将我们的书烧毁或对我们大打出手，为何总是在大冬天里拉着我们去湖口那个鸟不拉屎的徐家岭。我总是埋怨我妈的性格都是我爸惯出来的。直到我爸生命最后的那一刻，看到我妈那孤独无助的眼神，看到她背地里默默擦泪的神情，看到她悲痛欲绝地伏在我爸身上，轻声呼唤我爸名字时悲伤的样子，我猛然发现我爸在我妈心里的分量，发现我妈内心的坚忍。我妈和其他女性一样，她的身上也有柔情。

有一年的年终，大队在给我爸算一年的工分时，将他按生产队最低的工分算。那时，我爸从生产队畜牧场调到小学当赤脚老师。回家我爸将这事告诉了我妈，我妈坚持要去找大队理论，说凭什么将你工资按最低工分算。我爸说算了，他们愿怎么算就怎么算去，只要不饿死就行。

为这事，我妈在家把我爸大骂了一顿，骂我爸没用，自己应得的工分都不晓得去争取，只晓得埋头做事。我妈说这是欺负人，我们被下放不怪他们，但你的工分不能这样算，你每天起早摸黑辛辛苦苦教书，他们凭什么按最低工分给你算工资，这不是工分问题，这是污辱你，污辱你的尊严。

后来，我妈跑到大队部去找大队支书理论，并在大队大闹了一场，说如果不按最高工分给欧阳光算工分，明天就不去诊所上班，也不让欧阳光去学校上课。在我妈的据理力争之下，大队最终同意按最高的工分给我爸算工资。

我慢慢明白了一个事实，在我妈的眼里，她可以无休止地折腾我爸，而除她之外，任何人也不得伤害我爸，哪怕说一句重话也不行。有一次，为了我爸总是惯着我儿子一事，我和我爸发生了争吵，吵过后我和我爸没事了，结果我妈跟我闹了一个星期，说什么也要我正式向我爸道歉，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道歉，她就和我爸搬回乡下去住。我妈说，你爸这一生受过太多的委屈，你们不能让他晚年再受委屈。那一刻，我泪奔了！我知书达理而又贤良的妈呀，我爸能娶到您，是他一生的福气。我真切地对爸说了一句：对不起！

在每年朝鲜战争纪念日的前几天，我妈总是提醒我们，别忘了给你爸买点好吃的。到了那天早上，我姐总会去市场买来我爸喜欢吃的菜和酥糖。这一天中午，我们兄妹会聚在我爸妈租住的地方，陪他们吃饭，听我爸讲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在爸妈的晚年，我们不忍心让他们住在乡下，要他们跟我们一起住，可他们却说与我们住一起不习惯，坚持自己租住，而且还坚持帮我带儿子。

如果说我爸是为人厚道，性格耿直，刚正不阿，而我妈则是豁达坚韧而无私。逆境中，她坚信有光明。我爸在多年坚持申诉要求恢复工作无望后，开始对我灌输读书无用论，要我一心一意在家务农。而我妈则完全不同意我爸的观点，认为我爸那是小农意识，没有远大的理想。她说我爸读了三年书，只能教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而她读了中专却可以当一个全科医生，可以救死扶伤。她坚信读书多和读书少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我十六岁时，我妈还要我回学校去读书，而我却坚称自己过了读书的年龄。后来，每当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考取中专或者大学，我妈总是一个人独自伤心流泪。我知道，她心里难过，她觉得是她害了我们。

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妈身体最差的时候。我爸要去喂猪，我妈在上海求医，我哥带着我姐和我跟着我奶奶在家。那时家里不仅吃饭成问题，就连做饭烧的柴火都难以为继。有一次，眼看着家里因缺柴而要断炊，无奈之下，我爸夜里去大队林场偷了一担知青的茅草。那一担茅草将我爸压得屙了血尿。第二天知识青年们顺着地上的茅草印迹，跟到了我家。他们同情我爸，没将这事往上面报。那以后，知青和我爸我妈成了好朋友。他们觉得我爸我妈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有空就来我家玩，同我爸妈说着外面的事情。

在我和我姐读书的年龄，我妈经常精神失常，犯起病来便将我和我姐的书烧掉，或扔进茅坑，不让我们去学校。等她意识恢复正常后，又将我们送去学校。可是，没过几天，她的毛病又犯了。如此反复，我便没心情读书，在同学面前自尊心严重受损。自我读三年级起，早上我就得在家做早饭，喂猪，并打扫家里的卫生。同时，我还得时时担心我妈犯病。她在犯病的时候，总会拿起身边的扫帚追着我姐满屋子打。那时，我真的憎恨我妈，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善待自己的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我妈总是莫名其妙地吵闹。有时因一件小事，有时因我爸不经意的一句话，她就会吵得地动山摇。吵闹已成我妈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等到我爸去世，她一定是因为突然失去了一个发泄对象而不知所措。那时，每当我妈吵闹，我爸总是眉头紧锁，坐在灶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时一抽就是一个夜晚。那种劣质烟呛得我爸不停地咳嗽。我爸说你们的妈心里苦，她需要发泄，否则她得崩溃。她失去了工作不说，加上时代的变迁，让她一个豪门家庭一下子落得一无所有，她心里的落差你们无法想象。

儿子出生后，我将他送到我的爸妈身边。晚年的爸妈，一边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一边回忆他们年轻时的生活。快乐的时候，他们一起轻声地哼唱《草原之夜》或《敖包相会》。那一刻，他们将一生中的磕磕碰碰，一生中的坎坎坷坷，一生中的风风雨雨，都演绎成人生中最美妙的音符。

二〇〇二年春上，我爸起病的临床表现是头晕目眩，腰酸背痛，医生诊断为“美尼尔综合征”。在一连吃了几天药后不但没见好转，作呕和发晕的次数还日趋频繁。我妈私下对我说，你爸的病不会这么简单，美尼尔综合征不可能会引起背痛和腿痛，这段时间，你爸消瘦了许多，这是一种不明原因的消瘦，很危险，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妈说这话时，双眼满含泪水，显得很无奈，也很悲凉。那一刻，我妈仿佛苍老了许多，就像一只失去公雁的母雁，孤独而又凄凉。

在我妈患上失忆症后，当我们问起过往的那些事时，她只是淡淡地笑着，然后轻轻地摇着头，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她可以将她一生的痛苦彻底地忘掉，一身轻松地去见我爸和我的外公外婆。

那晚，我开车从九江往回赶的路上，肾结石一直在隐隐作痛，我担心路上会复发。然而，见到我妈后，居然再也没有痛过。我爱人说是妈舍不得我痛。

我妈在静静地躺了七天七夜后走了。走的时候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样。这期间，她的孙子和外孙们陆续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来到她的床前呼喊她时，除了有泪水从她眼角沁出，她的嘴角总会微微地抖动，似乎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总是说不出声来。

二〇〇二年冬月十六，我爸死于肺癌，享年七十五岁。十二年之后的二〇一四年十月初四，我妈随我爸而去，享年七十六岁。我妈一直以为自己活不过四十岁，最终竟比我爸多活了一岁。我妈死于小脑萎缩引起的其他疾病。

关于我妈，我家族谱这样记载：杨曾喜，字蕴智，湖口县人，本县卫校毕业，马当医院工作。系辛亥革命元老杨赓笙之曾孙女。生于民国戊寅年二月廿七日戊时，殁于公元二〇一四年十月初四未时。与夫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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