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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忽已晚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3-11-22 13:24:02 推荐访问: 岁月 岁月作文(14篇) 岁月作文300字

朝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新华文摘》等刊,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译介国外。获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从天边退去,夜色笼罩下来,像是有一只巨兽,忽然一口吞掉了白昼的光亮。

车子停在琴江镇润源路。这是石城县郊区,众多的建筑显得灰暗、模糊,状貌千篇一律。从一条狭长的小道,拐进,又拐出,他在哪里?仿佛一个很难揭晓答案的谜语。

电话铃响,他的带着方言腔调的语音一个字一个字滚落下来,坠地,咚咚有声。幸而,我在石城县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他们话语中石头般的坚硬和重量,并不陌生。

一块大石头,默立在小小的街心景观带上,我长舒了一口气。他说,你找到大石头,我家就在对面。

“环山多石,耸峙如城”,这是史书中对石城县名的来历记载。没有想到的是,我与黄运兴的第一次见面,也离不开一块石头的指引。

等待的当儿,我在心里反刍着有关他的信息:1938年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城灯彩省级传承人;
导演,编剧,演员;
一个和民俗,和舞台爱恨纠缠了一辈子的人。

不远处,满城的灯火亮了起来。只是在这儿,一切仍显得幽暗、静谧。一个黑影,高而瘦,急急地走到大石头的旁边,左右巡睃着。

“黄老师。”我轻声喊道,试图确定来人的身份。果然是他,一顶鸭舌帽,一身黑衣,将眼前的夜色映衬得愈加深浓。

我跟在他的身后,往石头的对面走,往一所温暖的居所走,往灯光照彻的地方走。

上楼是一项体力活,而他步态稳健,几无迟暮之感。我不由心中暗喜,也许,接下来可以期待一场顺畅的、内容丰富的对话。非遗传承人,大多是年迈的老者,在为时三年的辗转采访中,我遇到过各种艰难。

然而,他却领我走进了一座山重水复的迷宫。

我坐在沙发上,摊开了笔记本。而他刚刚在我对面坐下一会儿,就猝不及防地弹了起来。从客厅,踅进房间;
又从房间,踅到客厅……在这套并不算宽阔的居室里,一遍一遍,搜寻着往日的记忆。

“我现在找一个资料怎么都找不到。”他说。

“年纪大了,来不及了,我天天都在整理我的东西。全国的,省里的,市的,县里的。”他又说。

他的儿子从某个房间里走出来,朝我摊开双手,神色中掺杂着明显的不耐烦:“他糊涂了,不要听他说那些。”

我愕然,但又不甘心就此放弃。跟随着黄运兴的脚步,我从客厅,踅到房间,将目光投向他的书架,投向那密密匝匝的故纸堆里。

他像得了援兵,又增添了几分信心,很快将大半个身子埋进比人还高的资料里,像一个婴儿,沉迷于乳母的怀抱。

他翻阅着它们,耐心地,缓慢地,电影倒带般地,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回望着自己一生的高光时刻。

“我的一辈子,和灯彩有关的事,全都在这里了。”他示意我看他的资料,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仿佛除此之外,再没有更珍贵的物件,值得他如此用心守护。

一股南方的潮湿的味道,伴着些微发霉的气息,沁入鼻腔。那些油墨、纸张、印油、塑封,曾经散发过干净的气味,新鲜的气味,只是,岁月常扮演侵蚀磨损的狠角色,最终,陈腐而老旧的气味取而代之。

我们先是翻出了一大摞荣誉证书,暗红的外壳里,包裹着泛黄的、零散的,甚至破碎的纸页。我一一辨认着那些或行或楷、或横或纵、或繁体或简体的文字,还有浑圆的大红公章。是的,它们印刻下了黄运兴六十多年漫漫追寻路上的荣耀和足迹。

这其中,有的指向编剧,有的指向导演,有的指向理论研究,有的指向编舞,有的指向搜集、整理、编撰……可以想见,他这一生都浸淫于石城灯彩,每一个与之相关的领域,他都愿意尝试,愿意将旺盛的精力投注其中。

两本颁自一九九四年的证书,被他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他心疼地抚平有些皱褶的纸页,像抚摸自己心爱的孩子。这是一种特制的荣誉证书,底版上,还勾勒着淡蓝色的舞蹈群像。赣州地区文化局,为他的同一个歌舞作品,分别颁发了两张证书。

那正是曾为黄运兴的事业带来盛大喜悦和辉煌的作品—《喜相逢》。按照他的回忆,这部作品参加赣州地区汇演,获得了六个一等奖,也即囊括了全场所有项目的最高奖。

还未等我开口表达钦佩和赞美,忽然见他站了起来,面露惶急之色:“对,就是这个《喜相逢》的剧本,怎么也找不到了。”

“别着急,慢慢找,总会找到的。”我试着安慰他。

橘黄的灯光打在黄运兴沟壑纵横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竟急出了泪光,“我这么老了,再不整理就来不及了。肯定失踪了,不知道谁拿走了。”

这是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悲伤。当他下定决心日夜加班,把一生中行过的路,写过的字,获得过的殊荣,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无疑是给西山日迫的自己设定了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

他想掉头重返生命的丛林,寻找那一路埋下的宝藏,然而那森林于他,早已是寻不到出口的迷宫了。

唯有夜色,会愈加深浓地弥漫在他的光阴里。

如何想象一個陷入记忆僵局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活跃在灯彩舞台上的王者?

作为编剧,他左右着情节的走向;
作为导演,他把控着场面的呈现;
作为研究者,他可能还影响着石城灯彩的发展变化;
作为编舞,他应该就是一个眼波流盼、身段柔软、闪转腾挪的舞者。

在非遗的追寻路上,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遗憾。时日久远,我已无法再亲见他舞台上的神采。

一段视频,打开了我关于黄运兴的想象盲区。米色的中式布衫,短而精神的平头,挺直的腰背,意气风发的样子。彼时的他,七十七岁,面对着摄像头,身姿矫健,言笑晏晏,话音铿锵,表情生动。

那是他在向观众示范石城灯彩的舞蹈动作。他说,灯彩舞蹈有多种形式与步法,比如举灯舞、持灯舞、背灯舞等。他比划着舞龙灯的姿势,形象地阐释道:“就像农村人拿勺子打水那样。”说到背灯的主要动作,他强调要把劲用在腰上,然后灵活地转动自己的腰身,如同一枝柔软又不失劲道的柳条。

接着,他示范了蚌壳灯的动作,时而弓下身子,时而挺直腰杆,口中念念有词“开—合,开—合”,同时张开或合拢自己的双臂,像极了一只正在逗人捕捉的栩栩如生的蚌。

表演茶篮灯的动作时,他一边说明要保持上身的平衡,一边将身子蹲下来,且行且舞。他的一只手臂向上前方伸长,掌心里空无一物,却又仿佛托举着一只真正的茶篮灯。

七十七岁,当多数老人已经形貌枯槁,身体垮塌,头颅低垂,视频中的黄运兴,仍保持着年轻的体态,矍铄的精神,含义丰沛的目光。

表演艺术,无外乎手眼身法步。于黄运兴而言,几十年的身心浸淫,无论是转扇花、过跳石,还是马灯步、行走步、云步、碎踩步、矮子步……一切都谙熟在心。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石城灯彩,与始于西晋末年的北人南迁密切相关。它们蕴含着客家人对光明的崇拜,对故土和过往的追怀,还有对丰收、吉祥、喜庆和人丁兴旺的永恒追求。

从最初的先民扎制并舞动第一只秆龙灯起,灯彩便作为留存中原记忆的一种民俗,在石城县城乡大地日益兴盛。后来,又结合地域特点,不断繁衍出新的样式。

如歌謠所云:“灯彩纸扎随意变,海阔天空万物全,扎物似物凭巧手,以假乱真难分辨。”龙灯、蛇灯、狮灯、马灯、麒麟送子灯、观音坐莲灯、罗汉灯、板桥灯、船灯、宫灯、蚌壳灯、鲤鱼灯、茶篮灯、宝伞灯、寿桃灯、荷花灯……在石城人眼中,万物皆可入灯。

拟物,为石城灯彩的表演带来了无限丰富的内涵与创新空间,也将舞蹈动作引向了无比广阔的自然。上至风雨雷电、四时节气,下至耕牛犁地、渔樵采茶,无不再现了客家人丰饶多样的生活片断。

2008年,石城灯彩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黄运兴是最早被颁发证书的传承人。他的一生,恰好见证并参与了灯彩表演从民间走向舞台的完整发展历程。

石城灯彩的舞美设计,大多取材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内容,象形的灯具,粗犷豪放抑或优雅柔美的舞蹈,诙谐幽默又不失庄重得体的表演,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千年客家的万种情态。

其中的蚌壳灯与茶篮灯,正是石城灯彩中典型的拟物表演。这两种舞蹈,常取阴柔之美,多由女性表演。有意思的是,它们却以一种花开的姿态,在七十七岁的男人黄运兴的身体里自如绽放,毫无违和之感。

显然,黄运兴曾无数次实践过女性的角色表演。

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常常情难自禁地回味从前。黄运兴想起了他的盛年时光:1954年,十六岁的少年俊郎,小有表演天分,刚刚初中毕业,就被招工进了县文化馆。其时,他是整个单位最年轻,最早参加工作的一员。

那是一段多么快活的青春时光。黄运兴天生热衷表演,他仿佛跻身于一个广阔的天地,舒展了全身的筋骨,兴高采烈地学表演,做宣传,参与各种活动。像一株接收到阳光雨露的健康幼苗,每一天都在茁壮拔节,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忙碌,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和进步。

然而他又深深地感觉到不满足,他需要学习,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需要成长得更快更好。1960年,石城县筹办并成立了采茶剧团,黄运兴调入剧团工作。他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时机,写下一纸大胆的报告,争取到难得的学习机会。当年,全团演职人员被派往赣州市文艺学校,系统学习采茶戏。

正是这一次专业学习,打开了黄运兴真正走向舞台表演的大门。他压腿,下腰,他对着镜子哭,笑,转身,回眸,他独自一人歌唱,念白,他在风中旋转花扇,甩动水袖……最终,他以扎实的基本功和夸张的表现力,成为一个足以胜任多种角色的台柱子。

有时候,他佝偻着身子,迟滞了脚步,饰演老态龙钟的老太婆;
有时候,他扭动着腰肢,步伐如云朵般轻盈,饰演风摆杨柳的采茶女;
有时候,他亦歌亦舞,仪态万方,饰演泼辣大胆的刘三姐。他有着修长的身材和清秀的面容,无论扮演什么,总能很快进入角色,做到惟妙惟肖。

中年、老年、青年、少年,男的、女的,正派、反派,几乎没有黄运兴未曾涉足的角色。

那些年的黄运兴,真是活得热血沸腾啊,他尝试着表演的无数种可能,也接收着无数的掌声和钦羡的目光。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个宣传队,在城市,在乡村,在人声鼎沸之处,释放着生命蓬勃的能量。

那鲜衣怒马的青春啊,那将命运紧紧攥在手中的美好时光啊,多么像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

盛年不再来。反复的怀想,一方面强化了生命价值的自我认可,另一方面,又深刻了倏忽已迟暮的无奈和悲哀。

如果允许时光倒流,谁不愿意像刚刚丰满了羽毛的小鸟,张开翅膀在天地间自由地歌唱,飞翔。

是的,年过八旬的黄运兴,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沉湎于那样的好时光。这时候,他的嘴角浮动天真的笑意,像一只雄蝶,正在挣脱困囿身心的厚茧。穿过无数记忆的分岔小径,我们一起走到了他的少年时,走到了他的外婆家。

1949年,从小在县城长大的黄运兴,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山区生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石城县曾是中央苏区反“围剿”的重要后方基地,在红军长征后,重新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其间,石城人民经历了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乱世之下,人人小心翼翼地活着,一个孩子所能拥有的自由,实在有限。

直到1949年9月,石城县全境解放,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百废待兴,大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中。十一岁的少年,被安排到乡下外婆家读书。一只曾被关在笼中的小鸟,一下子扑向了广阔的天地。他和一群同龄的山村孩子一同上学、放学,一同劳动,放牛,摸鱼,爬树,森林、草地、田野、河流、花朵、虫豸……一齐为他铺展开一个新奇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黄运兴在乡下真正接触并爱上了灯彩。

新中国成立,沉寂一时的乡间民俗活动迅速复苏,人们借着各种节庆日和红白喜事,大胆地表达喜怒哀乐。灯彩,历来是石城人民的最爱,全县几乎每个村每个家族都有灯队,最兴盛的时候,可谓是月月有灯,节节有灯,事事离不开灯。

年轻而孔武有力的舅舅,成为黄运兴灯彩生涯中的第一任老师。

元宵节的外婆家,被灯火映照得欢乐又祥和。人人满面红光,喜气洋洋。村庄里最盛大的活动就数舞龙灯了。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条长长的灯龙,舞得虎虎生风。从清晨到夜晚,从这个村组到那个村组,穿过一个田塅又一个田塅,吉祥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香甜的米酒喝了一碗又一碗。

那是多么美好的春天啊,寒风尚未完全退却,新生的叶芽已在春风中摇曳。老人们守在家里等龙灯进屋,孩子们倾巢而出闹个没完。黄运兴跟在舅舅的身后,走村串户,一边观看,一边吃糖果,体味着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激情。

等回到家里,他缠着舅舅说:“我也想学。”舅舅喜出望外,一招一式地教。想不到少年如此聪敏,很快掌握得八九不离十。舅舅眉开眼笑地拍着少年的肩膀,“细赖子(客家方言,专指小男孩),有出息。”

转年,又长高了一寸的黄运兴,被舅舅带进了龙灯队。他像一匹骏马,奔跑在青草丛生的草原,四面都是方向,四面都是歌声。他舞动着龙灯,专注而投入,感觉到浑身充满力量,真正将双脚扎進了大地。

吉庆的元宵夜,村里新娶的媳妇也要迎来一个隆重的仪式。黄运兴跟着大家跑去瞧热闹。这一瞧,又发现了一桩有意思的事—打甑盖。

这一天,新媳妇的娘家人和族亲好友都来了。他们为新婚夫妇带来一盏麒麟送子灯,祝福新媳妇早生贵子。这边厢,婆家一边隆重地将灯接回家中,宴请来宾贵客,一边准备好当晚在新房举行的打甑盖活动。

甑盖,自然是农家常用饭甑盖,竹篾制成,平日用来盖饭甑用的。少年新奇地看到,供奉在主人家厅堂神台前的甑盖,盖顶上扎了一朵大红花,充满了人间的喜气。

少年还看见房间里摆满了丝瓜络,是农村瓜架上寻常可见的累累垂垂的老丝瓜。这种丝瓜络结籽特别多,稍加思索,便明白它和“早生贵子”意趣相通。只不过,如今它们被扎上了一圈红纸,其中一端被平平整整地切去了(为的是敲打时瓜籽可以顺利掉出来)。

夜晚,人们济济一堂围拢在新房,饶有兴味地等待着仪式的进行。新娘端坐在房屋中央的高背椅上,头顶甑盖,羞涩地低垂着头。当房族至亲长辈往甑盖上敲动第一只丝瓜络,众人随之上前,每人用手中的丝瓜络在甑盖上敲打一下,霎时,瓜籽纷纷脱落。众人边唱边喝彩,词曰:

男领:哟嗬,打甑盖啰!

众唱:子啰子叭叭,子叭叭子啰!咳!咳!

男唱:一打甑盖打来个二龙来戏水,

女唱:三打甑盖打来个三星高高照。

男唱:六打甑盖打来六畜多兴旺。

女唱:九打九九长九九,十打十满满堂红。

众:(喝彩)哟嗬

…………

少年大着胆子,抓起一只老丝瓜,敲出了充满仪式感的人生第一次。

此时,鞭炮齐鸣,鼓乐喇叭齐奏,伴和着观者的吆喝喧哗声,象征子孙满堂的打甑盖仪式进入高潮。

在外婆家,少年黄运兴还发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灯,叫尿勺灯。尿勺,是赣南乡村常见的浇菜农具,人们将之入灯,实在是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的表现。当它成为灯彩,便化身为人们赞颂劳动、祛除邪魅、祈祷丰收的一种象征。

此后,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活动中,黄运兴又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灯,那些形态各异的灯彩,那些热热闹闹的舞灯情景,从此驻留在他的脑海中,一直没有消散。“那段农村生活经历,是我的宝贵财富。很多灯彩都是我最先发现,挖掘出来,成为创作元素的。”年老的黄运兴,不无自豪地对我说。

许多年以后,黄运兴的舅舅,他生命中最初的舞灯师傅已经去世。只有各式各样的灯彩和民俗,一个一个被他编成了舞蹈,搬上了舞台。

在华丽的布景和璀璨的灯火中,外婆家的时日和少年的理想,无不发出透亮的光。

顺着记忆的河流一路上溯,总有零零星星的浪花重新浮泛上来,润湿了老人的眼眶。

十六岁,少年从乡村返城,像一个被时代眷顾的幸运儿,拥抱了终生热爱的文艺生活。

在乡间,他曾无数次围观过诸如打甑盖这样的婚俗仪式,看见过许许多多或羞涩或大方的新娘子,也曾无数次憧憬和想象过未来的爱人。她应该美丽端庄,又活泼轻盈,她最好还能和自己意趣相投,携手走一条志同道合的路。

像所有青春期的少年那样,他在寻觅,在期待,那个她,会在哪里呢?

这时,黄运兴翻出了两张保存完好的黑白小照。一张是年轻时的他,一张是年轻时的妻子。彼时的他,黑发浓密,棱角分明,眉目间英气逼人。彼时的她,扎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柳叶眉,丹凤眼,笑意盈盈。

黄运兴反复地摩挲着照片中那张圆润饱满的脸,目光中充满了怀念和爱意。仿佛不愿惊动了她的亡灵,他连提及她的名字都是那样声音轻柔。赖佩佩,一个在当年堪称时尚的名字,一下就让我记住了。

如果允许我慢慢铺垫,故事应该还有个盘根错节的背景。赖佩佩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长孙女。赖世璜出生于石城,早期入读军校,然后南征北战。可是这位战功卓著,威望极高的将才,最终遭到了白崇禧的忌恨。1927年,赖世璜遇害,成为北伐战争中第一大冤案的男主角。1928年,国民政府为赖世璜平反,以陆军上将因公亡故例予以抚恤。

在这样的家庭中出身的赖佩佩,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庸女子。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剧团,黄运兴初次与赖佩佩相识,便被她深深吸引。那正是他理想中爱人的样子啊,一切都像是来自上天的宠爱,梦想如此轻易地照进了现实。

两颗年轻的心,两个同样俏模俏样的人,上演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喜相逢大剧。

此后的几十年,赖佩佩不仅成为黄运兴生活中的和谐伴侣,还成为他事业上惺惺相惜的完美知音。黄运兴编舞,妻子是他最好的参谋,也是最优秀的演员。那些年他为石城灯彩编了多少舞啊,《蚌壳舞》《倒采茶》……那些舞蹈,有三个被收入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说着,黄运兴就搬出了那本厚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他要把自己的作品翻给我看,上千頁的书,一页一页地找过去,每找到一个,他就兴奋地叫起来。只可惜,还有一个怎么也找不出来。黄运兴合上硬壳封面,又一次陷入了沮丧的情绪中。

年轻时,黄运兴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石城民间舞蹈。像第一次向舅舅学习那样,他走村串户,找到灯彩舞蹈的行家里手,虚心地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民间舞蹈是多么丰富,多么无穷无尽啊。身为舞蹈行家的妻子,仍然是他的坚强后盾与帮手。

那些年记录下的成果,经四人小组合作,编纂成了一本《石城民间舞蹈》,印刷出版,真正将民间舞蹈从手口相传的师徒传承方式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典籍。后来,石城被命名为全国“灯彩之乡”,与黄运兴的民舞普查和《石城民间舞蹈》的出版不无关系。

然而时隔多年,这本书也是遍寻不着。我试着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发现唯一的一本,竟已辗转流落到了香港。是的,那儿,也生活着数量庞大的客家人。封面上,一个四肢纤长的女子,甩着长长的马尾,翩翩起舞,仿佛从未经历过岁月沧桑。

那些年,黄运兴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凭借自己的初中文化水平,竟琢磨起了写剧本这件事。他觉得,剧团没什么好本子,演的都是些老掉牙的旧戏,是时候创作些老少咸宜的新戏了。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资料,他就看书,看电视,然后自己思考,琢磨,创造。有时候看到一个节目很精彩,有启发了也动手写。从第一部大戏《斗四亭》被排演开始,黄运兴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融合石城民俗的剧本。

自然,好运不会一直眷顾着他。时间走到了一个荒诞多于理性的年代,黄运兴的剧本被枪毙,他也被赶下心爱的舞台,承受莫须有的罪名。可他有一副硬骨头,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顽强地抗争着。然而这一切犹如火上浇油,他被吊起来狠狠地打,直到遍体鳞伤。最艰难的时候,同事反目,众叛亲离,唯有妻子不离不弃地站在他身边。

对于那段疯狂的岁月和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年老后的黄运兴,已经没有了愤恨,有的只是一种最终赢得胜利的骄傲。他说:“我相信世间自有公道,组织迟早会分清好人坏人。”

我想,正因为一个人从未丧失过希望,才会在劫后余生时,很快写出了一部充盈着生命大欢喜的剧目—《喜相逢》。

这是一部婚俗表演戏,客家风情弥漫在每一个情节里。红红的盖头,红红的嫁衣,美丽的新娘,欢快的唢呐,串联着十几种民俗,热热闹闹地上演着人间喜剧。它让人联想到阳光、希望、未来、生生不息,也让人对婚姻产生强烈的渴望和信任。

也许,他真是将少年时对婚姻全部的畅想都写进了戏里;
也许,他还想用这个舞台,为妻子赖佩佩补上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更也许,他要用那些热闹和欢喜,光明与希望,覆盖过往的灰暗、委屈、绝望、悲哀和痛苦。

现在,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戏剧》杂志摆在案头上,黄运兴仍未放弃对《喜相逢》剧本原作的寻找。可是,他翻了又翻,没有。我替他翻,还是没有。

无可否认,这部戏为黄运兴带来了诸多的荣誉,又因为剧本的销声匿迹,给予他深深的遗憾。很多时候,悲和喜,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时间在艰难的往事搜寻中一点点流逝。我有一些不忍,毕竟,黄运兴年事已高,我担心他会累。

而他告诉我,前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和他聊石城灯彩,从晚上六点多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多。光是蛇灯的传说,他就讲了很长时间。

许是因为热爱,因为明白自己身上的传承责任,一提起灯彩,他就浑身充满了热情。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还在学校教书时,无论身体多么不适,只要一站上讲台,就又有了劲头。

事实上,黄运兴经历过一场生命的大浩劫,直到去年,他的精气神才得到了些许恢复。

2015年5月,一场车祸,带走了连同他的爱妻在内的六个亲人,也摧毁了他的健康和活力。妻子、儿子、孙女……每一个,都是连着血脉和灵魂的挚爱。在此之前,他儿孙满堂,个个英俊美丽,活泼大方,他们曾经是多么幸福、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那一年,正是他录下前文所提视频的当年,就在车祸发生的不久前,他还生龙活虎,容光焕发,奔走于灯彩传承的各个场合。

黑夜降临得如此迅疾,如此猝不及防。黄运兴忽然意识到,自己编导了太多的节目,却唯独不能编导自己的人生。噩运给了他太过沉重的一击,几乎达到了致命的程度。他的身体和精神无可挽回地垮下去,疾病侵袭了他,他变得消瘦、消沉、萎靡,丧失对生活的一切兴趣。最严重的时候,他被转到赣州的大医院抢救,幸而送得及时,又遇到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专家主治。他的身体里安装了三个支架,总算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他感慨万千,不停地感谢着那个主治医师。他说:“我还是运气好,现在靠着每天服药维持,慢慢恢复了一点。”

只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妻子去世后,他不再热衷于参加活动,而是躲进了那个书房,如同躲进自己的秘密花园。

人老起来真是快呀。很多时候,一次意外的打击就足以成为白天和暗夜的分水岭。相对于光明,黑夜是永恒的,静默的,强大的,人类无力掀翻的。

趁着身体在逐渐恢复,趁着还没有老迈到无法掌控行动的时辰,黄运兴继续着一项在我看来几乎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整理一生的资料,写作一部家族史长篇小说。

小说的标题,他早就想好了,叫《马鞭草》。甫一听闻,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家乡大地上几乎无处不在的一种野草,它有着厚实的叶子,紫色的小花,紧紧扎进土壤的牢固根系,它总是贴着地面匍匐生长,不娇嫩,不鲜艳,不张扬,生命力却极其顽强。在乡村,农妇们还会将它采来做酒曲。

黄运兴说,马鞭草,就是任人踩,踩不死的意思。对往事,他有长舒一口气的释怀,又有刻骨铭心的追念。看似相悖,又如此真实。是的,一个赣南家族的变迁史,背景正对应着一个国家百年的革命动荡史,怎么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磨难和教训?

黄姓,曾经是石城的望族,向以诗文传家为荣。到了黄运兴的祖父辈,家里穷困得只能以挑担卖水豆腐谋生。所幸,姑父长期跑长汀贩卖烟叶,家庭条件好,支持祖父开了一家店,才令父亲和叔叔有了上学的机会。父亲发奋,是琴江中学首届毕业生,考上了早期的宁都师范学校,宗族奖励了学租粮三千斤谷子。叔叔虽然只念到小学毕业,却也算个文化人,享受过学租粮的待遇。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家庭中的俩兄弟,一定要有一个去当兵。父亲主动承担起了家族的义务,一度官至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后来,革命和战争,打破了他们一家的生活秩序……

黄运兴捧出了他的手稿,一百七十多页的信纸,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对这个家族的回顾和认识。写完宗族家谱和祖父、父亲两辈,接下来,他要写自己的一生了。要把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打击,还有收获的那些大小确幸,全都留给后人。

可是,他又感到了深重的困难。往事在消逝,漏洞百出。历史需要一次一次地考证,而他文化程度并不高,改了一稿又一稿,仍然不满意。“唉,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我年纪又这么大了。”一声叹息,又一次将谈话的氛围推到了压抑的深渊。

直到,我将话题引向灯彩的传承,引向他的徒弟,引向他艺术生命中充满意义的时刻。

细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正式向黄运兴拜过师。因为,传承从来都是他的工作抑或职责所在。他培养了好几代人,却从来没有以师父的名义自居过。如今活跃在石城灯彩舞台上的中青年骨干,几乎都曾跟着他学习。没有行拜师仪式,没有送年送节的礼俗,充其量,应该叫学生,而非民间传统意义上的学徒。他只是尽心尽力,手把手地教,只是希望,这宝贵的民俗能长久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系,长出茂盛的枝干和茎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普查统计中,石城县有三百五十多个灯队,平均每个村有近三个灯队之多。最景气的时候,一个灯队一年可以创收十几万元,每个队员可以分得六七千元。现在呢,市场在日益萎缩,人们在追求新生活的同时,渐渐冷落了那些古老的遗俗。

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势正在到来,黄运兴感到极度的担忧。他想做很多事,想用自己剩余的灯火点亮人们心中的珍惜和热爱。

身体硬朗的时候,他经常去校园里,义务教孩子们制灯、舞灯,组建灯彩队。

在一个采访视频中,黄运兴意气风发地对记者说:“灯彩传承必须从娃娃抓起,只要我還能动,就会一直把灯彩技艺传授下去!”

直到现在,找黄运兴辅导节目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因为,他导演的节目,为那些单位带来了太多的成功和荣誉。

石城灯彩节目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是黄运兴担任的总导演。他一个人,承担着五个灯彩节目的辅导,调度着几百号人的表演,舞台上没有一盏重复出现的灯。此后,石城灯彩表演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已不再稀罕。2019年,他们还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黄运兴历历数着这些成绩,又有了诸多欣慰。是的,从乡野民俗的小打小闹,到大雅之堂的恢宏巨制,从口口相传、师徒相承到图文记录、有章可循……石城灯彩进入歌舞灯服饰的复调结合,要为黄运兴记上一笔大功。

自然,这些过往,他都要一一写进《马鞭草》。我想,这应该成为整部小说暗色基调中一抹明媚的暖色。

许多个日夜,他安静地伏在案头,努力完成着小说的创作。妻子的照片,就摆在书桌上,只要时不时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她和他对视,冲他微笑,在鼓励,支撑,召唤着他。

黄运兴说,《马鞭草》出版后,要送我一本。我愿意虔诚地等待。

橘黄的灯光透着暖意和慈悲,我们几乎已忘记了时间。

在对生命历程的错杂叙述和对过往细节的遍遍打捞中,黄运兴挣扎、沉浮于记忆的河流之中。最后,他终于想到了往后余生。

是的,即便他仍习惯高昂着头颅,保有良好的精神状貌,即便他完全没有老人常见的大肚腩和松垮相,但衰老的到来,没有人能够抗拒。以他八十三岁的高龄,余生,不会太过漫长了,他知道,亲人们也都知道。

放不下的,是他的作品,还有对石城灯彩的痴迷。

他一次次地翻找出他的奖牌、荣誉证书、发表过作品的刊物、收录过作品的选集。作为一名写作者,这样的珍爱我再熟悉不过。我和他一样,柜子里有着多得无处安放的所谓成果。我敬服眼前的这个老人,在那没有网络的时代,用最传统的邮寄方式和最耐心的等候,让自己的作品登上国家级的专业刊物。

其中一部作品,署名“德兴春”,那是他,和另外两个人,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而成。事实上,作品是他一个人写的。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必然也有过许多的妥协,许多身不由己的示好。他说,那时候他就决定,要把这些全都写出来。

他还说:“我不想停留,我没有时间。”

我懂得,那是他辛劳一生,奋斗一生,珍视一生的东西。可是他带不走它们,他唯一的企盼是,将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继续走在这条传承的路上。而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当他真正离去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清空,最后被遗忘。

从表面上看,黄运兴的一生,儿女成群,瓜瓞绵绵。晚辈们一个个事业兴旺,学业有成,是他内心里引以为傲的资本。家庭的熏陶,使得孩子们大多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说起他们,黄运兴几乎如数家珍。

五个女儿,一个在非洲,已是国际上很出名的艺术家。黄运兴八十大寿时,她寄回了八万元。疫情期间,女儿还以华侨身份为祖国捐款三万元。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山,也擅长唱歌跳舞。一个孙女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现在深圳从事舞蹈工作,买了五百多万元的房子。去世的大儿子,曾在纪检部门工作。大儿媳去了深圳,与孙女儿共同生活。二儿子在交通局工作……

可是,他们活得越热闹,黄运兴就越寂寞。如今,他与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白天,儿孙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日子,留给他一个巨大的空洞。

一个人,太孤寂了。

“我随时都准备走,如果可能,就去敬老院养老,那里人多,不那么孤单。”他说。

对身后事,他有细致的安排。遗嘱,早就写好了。他要把三年的非遗传承人补助金共一万五千元,全部捐给文化馆,作为基金,专门用于灯彩比赛。他说:“我有退休金,还有老年补贴,是文化馆第一个取得馆员职称的人,享受工程师待遇。”的确,从物质层面上,他是富裕的。名利于他,早已没有太大诱惑。

儿子又一次从屋子里走出来,斥老父亲糊涂。

有时候,一个人越往衰老的路上走,言行举止就越像一个小孩。显然,在儿子的眼里,父亲的诸多言语是幼稚的,不合逻辑的。他像孩子那样,喜欢炫耀,又对亲人特别依赖。老人口中提到的决绝离开抑或坦然面对死亡,也许未必代表深刻思考过后的豁达,而是一种变相的撒娇。他要用这种方式,向亲人寻求慰藉,获得爱的稳定保证。

只是,一个孩子的幼稚或痴愚,总是令成人欣赏、喜爱、鼓励,获得加倍的庇护,他是新鮮的,干净的,让人充满期盼的。而一个表现出同等行为的老人,却常常令子女感到耻辱、可笑,抑或不耐烦。

正如现在,黄运兴的骄傲和落寞皆被儿子反对与制止。他嗫嚅了嘴唇,仿佛一个在长辈面前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知道,是该告辞了。

黄运兴将金色的非遗传承人荣誉牌挂在脖子上,左手拿着非遗传承人纸质证书,右手端着内容一致的台式证书,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让我为他拍照。也许,他以为我和从前纷至沓来的摄影记者是一样的。他的表情如此郑重其事,他甚至还褪去了方才的委屈,换上了一副标准的微笑。

我端着手机,朝向他,装出高兴的样子,一边调门高扬地提示着“一二三”,另一边,眼泪却不听话地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事实上,在强大的时间面前,谁又能够真正停留呢?

一个人,无论曾经活在多么华丽的场景中,那些被时间驱赶或抛弃的悲伤、遗憾、痛悔,几乎注定要到来。

我想起小时候,正月十五的夜晚,我去圩上看闹花灯。小孩子的脸涂得红红的,穿得花花绿绿,摇晃着各色各样的灯四处游走。背着蚌壳灯的女人每合上一次蚌壳,都让我产生神秘的猜想。如今,我已有多年没看见花灯表演了。那些骑着马灯,表演着马故事的人,那些挑着茶灯的人,如今又在哪里呢?

尾随着永不停留的时间,我坐上一辆汽车,汇入深夜的灯火中。如此忧伤,又如此笃定。

如果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至少我们可以留一盏灯,亮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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