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佳洁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西宁 810007）
海岛旅游是滨海旅游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滨海旅游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沿海岸线陆域和海岸为依托，以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以及不同经济主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海陆观光、休闲和度假等旅游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加大海岛旅游投资开发力度，建设一批海岛旅游目的地。《“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滨海、山林、河湖、温泉等多种类型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1 世纪，在旅游业势头突飞猛进及国家战略支持背景下，旅游走向一个滨海旅游时代，且逐渐延伸至海洋旅游时代。滨海旅游发展时代，海洋文化的独特性吸引了大批游客，促使其成为21 世纪旅游发展的新潮流之一。
海岛旅游作为滨海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游客的“趋海性”。大量的游客涌入自然风景优美、历史文化悠久、人文风情质朴的海岛，对海岛居民来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正如雷蒙德·詹姆士·格林（Raymond James Green）所言，“伴随着城镇的不断发展，游客、新一代移民和更多拥有本地固定住所的居民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2]海岛旅游的快速繁荣打破了海岛相对封闭的状态，使海岛人口空间移动加剧，出现了游客的进入以及岛民的频繁流动。各种原因导致的部分原住民流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新岛民的流入造成了两类岛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在文化冲突的影响下，不同类型岛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本研究聚焦于一个原住民和新岛民同时存在的旅游海岛，通过考察原住民与新岛民在互动中的文化差异来探讨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否，从而帮助其正确认识并消除不同居住群体间的身份隔阂与心理矛盾，由此促进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
L 岛位于中国东部山东半岛东端，四面临海，自然风景优美、历史文化悠久，且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岛上地势北高南低，北坡如刀砍斧凿，海蚀崖直立陡峭；
南坡平缓延绵，景色幽美，避风朝阳，适宜居住，是消暑养疴佳地，名扬中外。”[3]L 岛肥沃的土地、舒适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渔业资源吸引了早期的外来者入岛开垦荒地并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后期也进行渔业活动。有历史记载，“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岛上就有人居住。”[3]早期的人们到L 岛开垦荒地，发展农耕文化，为后世定居于此的岛民奠定了文化基础。如今，依旧有许多居民在该岛上生活。L 岛自1985 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凭借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上溯千年的历史遗址及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一跃成为该地区甚至全国著名的旅游景区，旅游业开始了突飞猛进地发展，更是在2011 年晋升为国家5A 级景区。自L 岛被先人开发以来，其岛民的生产经营方式经历了农耕经济、半农半渔经济以及当前的旅游业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急速发展使岛民感受到社会变化，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历代岛民因多种原因经历了多次的迁入、迁出，流动频繁，因此现在该岛的岛民并不是世世代代就生存于此的土著岛民。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起源于国家政策。“1956 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刘公岛部分岛民迁到陆地，同时从内地调进与迁出相等的农户到岛上定居。1959 年到1960年，又三次对岛上居民进行迁出、迁入。”[3]由于该岛岛民经历了多次人口流动，所以很难对土著岛民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将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入该海岛的居民，即于20 世纪60 年代迁入且伴随着户籍的改变并长期定居于此的岛民定义为原住民，将后期因看中旅游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流动到该岛的居民定义为新岛民，以此来探究原住民与新岛民对岛民身份的认同与否。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菲利普·萨顿（Philip W.Sutton）指出，“个人或群体的某种独特品性特征，与自我认知密切相关。”[4]简单来讲，就是个体对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理解。“认同显然是主观现实中的一个关键元素。与所有的主观现实一样，认同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认同是有社会过程形塑的。”[5]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个体或群体会自觉将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身份与他人区分开，并将这种身份归属定义为“自我”与“他者”，这种区分可能是基于文化的不同，也有可能是基于生理形态的差异。在这种区分之下，个体认同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或社会组织，认同支配了与身份观念相对应的行为模式。个体或群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仅与我们怎样看待他者密切相关，更与他者怎样看待“我们”密切相关。身份观念是在与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具有一种社会属性。在L岛的个案中，面对旅游业的发展、新岛民的流入，原住民不仅要面对每天来往的形形色色的游客，对他们进行文化展演并接受他们的文化传递，更要与居住在岛上的新岛民进行互动与交流。长期定居于此的新岛民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岛上居民，但笔者通过访谈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住民与新岛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有差异的。原住民对自己岛民身份的认同与新岛民对自己岛民身份的否认导致了新、老岛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差异。
“清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成军，”[3]L岛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L 岛被日本占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3]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岛民难以自由、自主迁移。从19 世纪80 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这段时间所有的人口迁入、迁出都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有规模地流动，截止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L 岛上的居民开始了自由的小规模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双向的，既有原住民从岛内迁出到岛外，也有新岛民从岛外迁入到岛内。造成这种人口流动的契机有二：一是基于政策上L 岛于1985 年正式对外开放，不再限制岛民的自由流动；
二是基于经济策略上海岛旅游的兴盛带来的经济利益刺激了岛外居民的流入。
L 岛岛民最近一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自此以后L 岛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笔者访谈得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迁入该岛的原住民群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残疾军人及其家属；
二是附近村、镇中自愿迁入的农户。当时的原住民迁到岛上以后主要是延续之前岛民的生计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并以近海捕捞为副业。当然，还有一些工厂、养殖场供岛上居民生产生活。正如一位岛民所说：
我们来那会这就是个农村，门口都是猪圈、草，乱七八糟的，大街上两边都是猪圈，就有一个小道走人。我们都是生产队的农业户，主要就是种地。原来那阵还有交电厂、汽水厂、养殖场，养海带的。以前有生产队，还小打小闹划个小船出海打鱼，围着圈的赶海，现在海区几乎都被个人承包了，不允许私人出海打（鱼）。①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岛上居民68 户，245 人，他们依然从事农渔业生产劳动，至1984 年11 月，全部转成非农业户口。”[3]自1985 年L 岛对外开放以后，原住民的农业用地被管委会收走并开发成旅游景点，其中的好处之一便是岛民户籍的改变，由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农业用地的占有，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没有生活保障，部分原住民迁到岛外，部分原住民开始投身于旅游事业，在原居住用地开起了农家乐饭店、超市、小型民宿等个体经营事业，从务农者转变为个体经营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在海岛旅游业的刺激下完成的，是原住民主动适应海岛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社会变迁是适应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现代性将一种基本的动力机制引入人类活动，伴随该机制而来的还有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6]当旅游业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潮流涌入L 岛时，海岛岛民原先相对封闭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并且要被迫接受游客带来的外来文化。面对突如其来的游客以及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岛民在经历了文化震惊后，如何主动调适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对他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刺激下，他们转变原有的农业种植状态并积极采取行动进行调适，以适应这股新的现代化潮流。除此以外，当地政府也主动采取措施帮助岛民面对这种情况，据一位岛民所说：
“那阵的土地已经都被管委会收走，开发成旅游景点了。土地被收走以后，像年轻的、有工作能力的就给安排工作，不过都是岛上的工作，我们这种老人就每个月给点补贴，但是补助很少。”②
当岛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本遭到破坏后，除了政府的帮助，自身的积极调适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积极力量。青年岛民除了接受政府的工作分配，从一个务农者转变为务工者以外，其余部分年轻人就是积极接受旅游业这股现代化潮流，紧跟时代的脚步以适应旅游事业的发展，由一个务农者转变为个体经营者。这种调适是寻求平衡的过程，也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要手段。当然，由于访谈样本的限制，本文对出岛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岛民不做讨论。
L 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滨海旅游的发展带动了海岛旅游的兴盛。因为该岛的红色旅游资源，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特别是每年的寒暑假成为该岛的旅游旺季，大多是父母带领孩童感受红色文化精神，接受红色教育。笔者调研时期刚好是2021 年7 月中下旬，到处可以看到家长与孩童的身影。L 岛旅游业发展兴盛，现在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景区。由于该岛是国家级5A 级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7%”，[3]有“海山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L 岛管委会极为重视海岛的环境保护。岛上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绿化环境，其下开发了许多工作岗位，如清洁环卫工、看守人员、绿化人员等，这些岗位均由50-70 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承担且需求量较大，而岛上原住民因年龄较大很少有从事这些工作的，便只能从岛外招工。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刺激了新岗位的产生，满足外来人口的生存需求，而且受到岛上高物价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的吸引，许多岛外人也纷纷入岛开小商店以及渔家乐饭店，这就成为新岛民流入到L 岛的契机之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7]但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单纯地种植土地只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需求，却满足不了他们对于高水平、高质量的的生活模式的心理需要。于是，他们就主动选择转变生计方式，而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外出打工。除此之外，中国有一句俗语，即“养儿防老”，现在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较为严重，而村里年轻的劳动力几乎全都在城市工作、打拼，当他们的父母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主动或被动地贴近儿女以寻求“庇护”。在L 岛的个案研究中，这便成为新岛民流动到L 岛的契机之二。正如一个原住民所说：
“有的老人不在这住了以后就把房子都租给外来的了，外来的就是扫卫生的，捡破烂的，反正全是外来的，剪草坪的，看厕所的，全是外来人，都在这租房子，他们把家里的地都包给别人了。他们都是来威海靠孩子近，孩子在威海上班，所以都过来，来在这找个活，一个月能挣个两三千。”③
“流动”一词指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涉及到人口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人口流动经常与困境、身份认同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本文分析与人口流动联系的主要是困境、定居与身份认同。生存困境刺激了人口的逆向流动，流动到异地并定居的人们如何获得他者的身份认同以及提高自己的归属感也成为一个难题。土地的低收入、儿女工作地点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成为新岛民涌入L 岛的主要契机。在这种生存的驱动下，新岛民的定居策略成为我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即为什么新岛民选择在岛上一年又一年的租房而不是每天进出岛或在岛上买房。
究其原因，首先从交通来看，L 岛四面环海，进出岛的唯一方式就是坐船，而且岛民和游客乘坐地皆是一类游轮。那也就意味着当旅游旺季到来、游客人山人海的时候，岛民进出岛就会格外的困难与不便。笔者调研时是2021 年7 月中下旬，刚好是L 岛的旅游旺季，等待坐船进岛便需一个多小时。因此，交通问题成为新岛民定居岛上的重要原因。其次，从经济收入来看。笔者调查到岛上环卫工人的工资，4 月份以前为每月1910 元，4 月份以后，特别是旅游旺季加上高温补贴每月有2500 元左右。居住在当地的岛民进出岛的费用一次为6 元，若不定居下来每天进出岛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他们来说，除了经济上的限制，还有心理上不想过早的给子女造成负担。正如岛上的一位环卫工人告诉笔者：
“反正像我这样的你合适了我就给你干着，不合适我就再不干了。这也是孩子不让干，说是都这么大岁数了。但是闲着干么你说，闲着我还难受，我去年七月中旬下来了，在家站半个多月，管哪都疼。闲不下来，再我就说能动就不能站站（闲玩），得干点活。老婆子不能干活，觉着我的体格还行，觉得不干点活也不怎么太好。其实孩子也不是指望你这两个钱，老婆子的意思是尽量少（给孩子压力、麻烦孩子）。孩子挣得也不多，也是不太好的工作。这不寻思要是挣两个花不了给闺女也还能填补点，说实在的我这么大岁数出来这些年，咱也不会也不说花很多的钱，就有两个就够了，这干到死也不吃好点的，也不穿个好的，觉着还行，不能站站（闲玩）。”④
虽然新岛民流动到岛上后采取的是定居策略，并且有许多人都已经居住了一二十年，但他们在岛上仍以“他者”，即岛外人自居，并不认为自己是岛上的一份子，难以与原住民一样形成对岛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在《族群与边界》中写到，“尽管人员通过边界在不断流动，边界仍然得以维持。换句话说，绝对的族群区分并不是依赖于流动性、接触和信息的缺失，而是必须包括排斥与包含的社会化过程，借此，尽管在个人生活史的过程中个体参与和成员资格在不断地变化，互不相关的类别却保存下来。”[8]也就是说，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原住民与新岛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地互动、交往，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是永续存在的，只不过此边界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动的。
由于身份的建构通常意义上与地方认同密切相关。L 岛对外开放后新岛民的迁入亦经历了一个身份重塑的过程，他们舍弃原来的身份，建构自己的岛民身份以适应当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塑造自己的岛民身份将有助于获得原住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可，也可以增强自己的地方认同。“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地方认同反映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不仅对居民满意度和游客忠诚度产生影响，还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而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9]当然，新岛民毕竟是后期介入的群体，难以形成如原住民一样的地方认同。原住民对L岛具有强烈的情感依托，虽然老一辈的原住民并不是在该岛上出生，但从年轻时期便生活于此，对L岛具有浓烈的情感依赖。并且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迁入该岛时便将户口一同迁入，而中国人对户籍制度格外看重，认为自己的户口在哪自己就是哪里人，那是他们的家，更是他们的根。
新岛民迁入L 岛后，与原住民一同生活、交往，努力塑造自己的岛民身份以融入原住民群体。在与原住民交往、互动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岛民身份是否真的能获得原住民群体的认同，其中增强自己的地方认同是融入地方的关键。“塑造地方认同的动力来自交往记忆，其深层根基却是文化记忆。”[10]原住民群体与新岛民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交流彼此的文化，塑造共同的交往记忆。但这种交往记忆是在后天且有意地形成，深究其共同的文化记忆却是交之甚少，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依恋各自的地方文化。从笔者与一位新岛民的对话中可以得到验证：
问：爷爷，您是这个岛上的居民吗？
答：不是，我是外面农村来打工的。
问：那您在这边住吗？
答：嗯啊。
问：您在这住了大约多久了呀？
答：我住的年数多，我是农村的，家又没有地，我来差不多有20 年了吧。
……
问：那如果这边工作不做了以后，您打算回家住吗？
答：对啊，那就回老家了。老婆子一直急着来家，我说那不行我就不干活了，回老家。老家也是这种房子，那都是新房，这个房子都是老房。我们结婚的时候才盖的房子，不行就回老家住。⑤
尽管有许多新岛民在L 岛居住已有一二十年之久，但当这个地方不再能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时，他们的第一选择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体现了他们对L 岛的功利性选择以及对故土的地方依恋。新岛民在与原住民的交往互动中一直努力塑造自己的岛民身份，但其实这种身份塑造只是一种表演的过程。他们深知自己难以真正融入一个关系紧密且抱团的新群体，所以他们便营造一种努力融入的假象，而这只是一种营生的需要。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互动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拟剧论”，他把社会生活当作一个巨大的舞台，认为在角色的表演上有前台与后台之分，表演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角色：表演者、观众与局外人。表演者可以在前台与后台之间随意走动，观众只能局限在前台区域，而局外人却被排除在前后台之外。[11]在新岛民与原住民的互动过程中，新岛民是作为表演者、原住民是作为观众。新岛民努力塑造的岛民身份是他们的前台表演，而私下的生活空间则是他们的后台区域。就像笔者每次询问新岛民是否为岛民时，他们的回答皆是否定的答案。游客作为局外人既不参与他们的交往活动，也不进入他们的“私人空间”，被排除在前后台之外。当文化根基分属于不同的体系，身份重构变得困难且成为一种表演。显然，新、老岛民正是如此，他们难以成为一个具有相同身份的群体，更难以形成对岛民群体的认同。
对原住民和新岛民来说，他们在L 岛旅游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接受一个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原住民需要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跳出来，与日益增加的游客和新岛民进行文化交流。当L 岛从一个军事基地发展为旅游景区，其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居民的生活状态。居民由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转变为务工者，个体从业者以及依靠政府的政策补贴，即退休金生活。L 岛居民的农业用地自1985 年被管委会征收后，其居民户口便从农业性质转变为非农业性质，50 岁退休后即可领取退休金。据笔者了解，L 岛居民退休金补贴并不高，且要面对交通、就医不便的困境。但他们仍愿意住在岛上，笔者愿意将他们的这种情结归因为对故土的依恋。“Cuba等认为地方依恋是个体与特殊场所的重要连结，即地方感是环境与情境互动产生的反应，因个人记忆和内在情感频复互动关联，进而与场域资源的功能性及归属感产生依恋态度和行为。”[12]地方依恋强调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是对某地的归属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正如他们自己所说：
“我就一直住在岛上，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⑥
“依俺儿就是叫我出去住，我不愿出去，我就愿意在这个岛上，这个小破屋我还没住够。”⑦
“这是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特别有感情嘛，时不时就回来看一看，找找从前的影子。我们这都是都有感情了的，对这座岛，小时候住的地方，上山搂草，下山赶海，真有感情啊。”⑧
新岛民则要跳出原来的“舒适圈”，舍弃自己的社会网络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各种社会资源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社会网络联结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而每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通过这张网，个人可以借助他人的帮助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它将个体与他人频繁互动中产生的相互理解、信任和支持等心理与情感视为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资源。”[13]一位新岛民就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而获取的工作资源：
“打扫卫生那时候我那年是俺那个官儿找我，找我去干。问我多大岁数，我说51，他说哎呀能干几年。”⑨
当新岛民从原来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跳脱出来，就意味着他们难以再利用原有的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本，并且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而岛民身份的不被认同、难以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以及对故土的依恋致使他们自己也不认同自己的岛民身份，更别说形成对地方的认同。由此区分出“原住民”与“新岛民”两种身份。“根据三个要素来分析认同是有用的：称谓、认同的主观经验以及认同的客观表述。”[14]“新岛民”一词只是作为一种名称，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自己的岛民身份，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外来人。正如郭伟和在《“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中通过研究本地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群体和外来的打工经商群体等几类群体，发现“不同群体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但是他们之间也是通过一些细微的生活风格、品味、话语符号等，来区分他们之间的群体身份，形成了一种区隔化了的社区内在生活结构。各个群体都在自己构建的群体身份内，利用他们的各类资本，形成各类实践策略，来谋取生计。”[15]就像笔者在访谈时可以通过L 岛居民的语言来辨别他们是否是“岛民”：
“我们都是这个岛的老居民了，这里好多都是新来的居民，我回来都不认识他们，这些人都是外地的，东北的啊、河南河北的，包括来上班的，全都是，你看他们这些，哎呀，全是外地的。”⑩
两种身份的区分造成了岛民间有形的交往、无形的边界。除了在岛上开超市及渔家乐的新岛民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与原住民互动、交往之外，剩下的大部分从事园林、清洁等工作的新岛民皆是早出晚归且几乎全年无休息时间，因此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原住民进行互动交融。时间的不重合性造就了大部分新、老岛民的割裂，新岛民难以融入原住民的生活，原住民也难以接受新岛民的突然涌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虽然新、老岛民之间存在心理上的隔阂，但他们行为上却是十分相融的。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会看到新岛民与原住民一起在大树下乘凉，欢声笑语。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友善的，甚至是非常和谐的，只是二者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难以消除。“如果自我是首要的，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关系的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二，是次要的。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于建立联系。”[16]对于原住民，保持自我的岛民身份极有意义，这意味着只有他们享有这个海岛社会特有的文化，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是与“他者”身份的一种区分。笔者在访谈原住民时，他们称于20 世纪60年代迁入的岛民为“L岛人”，称后期流动到岛上工作的岛民为“外地人”。这种称呼上的差异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抗拒，当笔者访问原住民是否是岛上居民在从事物业工作时，一位原住民是这样说的：
“有的是外面招的。我们都退休了，退休了谁去干啊，都是去外面招扫卫生的，扫厕所，修理花草的。大部分都是从外面招人来扫大街的，岛上卫生特别好。”⑪
从原住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即使是生活在岛上很多年的新岛民，对他们来说也是属于外面的人，从语言上就区分了二者的身份。“由于传统的‘惯性’和强大的社区‘内源性力量’，在面对外来因素冲击时，会唤起社区的‘自觉意识’，民众本能地从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上形成‘我群’和‘他群’的‘边界意识’，一方面着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对‘非我族类’的外来人表现出‘排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17]原住民心理上的抗拒造成了新岛民的难以融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便导致对自己身份的质疑。由此，新岛民皆以“他者”，即外来者自居。即使在岛上已居住许久，他们仍是不认同自己的岛民身份。
即使是现在居住在岛上的原住民也并非是世世代代长居于此，为何他们如此认同自己的岛民身份，而新岛民却只是称呼上的“新岛民”，并不认同自己的岛民身份。最终归因于滨海旅游的发展，家乡依恋的存续以及社会融入的困境。原住民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迁入伴随着的是户籍的改变，而新岛民因多种原因发生的流动只是暂时的生存策略，当L 岛不再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实在的物质帮助时，“落叶归根”便会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清楚地知道流入到L 岛生活只是一种生存的“跳板”，由此，身份的差异便显现出来。在大部分原住民皆流出岛外的情况下，其余留居岛上的原住民之间便更惺惺相惜，珍惜且看重自己的岛民身份。新、老岛民各自的生活情境造就了他们相互间并不认同彼此的身份，“自我”与“他者”区分显著。“到今天为止，身份认同已不单单是个理论概念了，它还象征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实，以及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生活的某种愿景。”[18]身份认同已然成为当今社会中一种实实在在的社区认同、地域认同甚至民族认同。消除两种身份岛民之间的认同隔阂，对促进L 岛健康、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有利于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L 岛在旅游业的刺激下已愈发商业化，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新岛民皆看到了旅游发展的“商机”，在村里大肆开办渔家乐和提供小型住宿。当然，这不乏是一种社会转型中的积极调适，但也确实是使原本质朴的村庄变成了商业街的形式。并且随着大量的原住民迁出与大量的新岛民流入，我们也需要思考，当L 岛上最后的一些原住民也迁居岛外，这个岛最终是否会衍变为一个承载流动人口的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到来，对于东道主是把“双刃剑”。随着旅游活动的深入开展，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交流的增加，旅游既可以强化东道主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同样也可以弱化东道主居民的文化认同感。”[19]旅游化、商品化的刺激已然开始慢慢消解原有的海岛文化。因此，如何留住原住民，使岛民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承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
注释：
①访谈对象：D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②访谈对象：D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③访谈对象：C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④访谈对象：QM；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3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⑤访谈对象：QM；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3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⑥访谈对象：S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0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⑦访谈对象：D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⑧访谈对象：C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⑨访谈对象：QM；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3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⑩访谈对象：CW；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⑪访谈对象：SM；
访谈时间：2021 年7 月20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威海市L 岛东村。
推荐阅读文章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