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婕,李明辉,叶 超
(南京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93)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房地产、子公司股权等非流动资产对外出售的现象日益普遍。出售非增值性或低盈利水平的资产可以帮助公司达到优化配置资源、突出主营业务等经营目标,但是,在实务中,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却常常暗藏“玄机”。2016 年,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ST 宁通B”(股票代码:200468,简称为“宁通信B”)发布公告,称其计划出售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两套重点小学学区房。这两处房产在公司持有的12年间增值率高达1 651.68%,该项交易若成功实施,足以弥补公司超过2 000万元的亏损,令舆论感叹“忙活一辈子,不如整套房”。2019年,同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ST 海马”(股票代码:000572,简称为“海马汽车”)在汽车主业经营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接连出售344套旗下房产和2家子公司,终于在当年实现了0.85亿元的净利润,成功保住壳资源。更有甚者,地产上市公司“阳光股份”(股票代码:000608)在2015和2017年两次通过转让子公司股权实现“扭亏为盈”,其中,仅2017年通过出售股权获取的投资收益就高达4.84亿元。根据WIND 资讯的数据,在2018年,有127家A 股上市公司资产出售收益对净利润的贡献度大于100%;在2013～2017年期间,此类公司分别有118、100、98、100 和109家,资产出售交易频率之高、获利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在实务中,公司可以控制资产出售交易的时间,以调节确认资产出售损益的会计期间,从而将财务业绩向着特定的盈余目标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操纵资产出售价格,以实现大额“资产处置损益”。实际上,会计损益畸高的资产出售行为以及在敏感时点发生的资产出售行为,往往与盈余操纵或不当关联交易等机会主义行为相联系。
从本质上讲,基于盈余操纵目的的资产出售,即资产出售操控活动,是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一种手段[1]。对于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这3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文献已经就审计师的反应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其会导致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2-5]、差异化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6]、出具非标审计意见[3-4]、更换审计团队[2]甚至提出辞聘[7]。然而,对于资产出售操控活动,现有文献的关注程度却不够。尽管Greiner等[8]在研究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时,将资产出售操控活动融入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计算指标中,但其并未单独讨论资产出售操控活动对审计师决策的作用。那么,审计师会如何应对客户的资产出售操控活动? 进一步,审计师是否能够识别出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中所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或财务风险,并据此调整其审计决策?事实上,迷惑性和隐蔽性是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特征,将真实盈余管理区别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较为困难的[9],对于资产出售而言也是如此。上市公司出售自有资产,既可能是盈余操纵行为,也可能是基于突出主业等目的而进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因此,审计师是否会对客户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做出反应,并据此调整其审计决策,是一个需要检验的实证问题。审计师应对客户风险的策略包括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定价、调整客户接受以及辞聘等多个方面,而当客户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风险超过了审计师可接受的程度时,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就成为审计师控制风险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从审计意见的角度考察审计师决策,讨论审计师是否会通过更多地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来应对客户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
如果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交易不能带来超额损益,则很难说其与盈余管理或者利益输送相关;但如果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损益明显超出了正常水平,则往往是盈余操纵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标志。因此,本文借鉴文献[1,8,10]中的方法计算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利用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师非标审计意见出具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这说明,审计师高度关注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并通过审计意见决策的调整来应对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风险。为了探究审计师对不同客户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反应是否具有异质性,分别在不同程度盈余操纵嫌疑、不同盈利能力以及不同市场竞争地位的样本中,检验了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从盈余质量、未来经营业绩和业绩波动性的角度,考察了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以及经营发展状况的影响,以分析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影响审计意见决策的机制路径。此外,本文分别考察了资产出售形成的超额收益与超额损失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并发现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公司通过资产出售获得了超额收益的情况。
本文的贡献在于:
(1) 从资产出售的角度拓展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师决策影响的文献。在传统的3类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之外,本文从异常资产出售的角度讨论了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决策的关系,发现审计师会将资产出售操控这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风险反映在其审计决策中,从而丰富了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反应的文献。
(2) 从异常资产出售这一特定风险因素出发,丰富了审计师对客户风险行为感知与应对的文献。本文发现,审计师更可能对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较高的公司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表明审计师将公司异常的资产出售行为视为一项风险因素,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审计师应对客户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决策。
(3) 从独立审计的角度拓展了中国背景下公司资产出售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通过考察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意见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上市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行为是审计意见决策的相关影响因素,从而从审计的角度丰富了对资产出售经济后果的理解。此外,通过考察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公司盈余质量、未来经营业绩以及业绩波动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意见决策产生影响的可能机理。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司资产出售行为动因以及经济后果的研究,二是围绕客户特别风险对审计意见决策影响开展的研究。
1.1.1公司资产出售行为动因以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对于公司资产出售行为的动因,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有效配置假说”认为,资产出售实现了公司资产的优化配置,增加了出售方的股东财富[11];“经营集中度假说”则强调处置无关的资产可以使核心业务更有效率[12];“融资假说”认为,管理层会在财务杠杆较高、经营业绩较差或其他途径融资成本较高时,为了低成本融资而销售资产[13]。Bartov[14]则发现,美国上市公司会基于避免盈余下滑或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的动机而出售固定资产。换言之,资产出售可以成为公司盈余操控的有效手段,本文称之为资产出售行为动因的“盈余管理假说”。基于中国背景的研究也发现,公司会通过出售资产来实现避免亏损[6,10,15]、避免利润下滑[10,15]或平滑盈余[10,16]的目的,处置资产已经成为中国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操控利润的一种主要手段[17]。Kruse[18]研究了业绩不佳公司资产出售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发现其与高行业增长率、低负债能力、高管非常规变更以及业绩下滑前的收购行为显著正相关。
关于资产出售行为的经济后果,已有文献较多关注了投资者对资产出售事件的反应。Alexander等[19]发现,资产出售交易伴随着股票市场上正的超额回报,后续研究则分析了资产出售动机[20]以及所获收入用途[13]等因素对投资者反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一项资产出售交易以经营战略调整为动机时,其市场反应是积极的;反之,基于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或美化报表目的的资产出售交易则造成了消极的市场反应;当资产出售收益支付给了债权人或股东而非留存于公司内部时,其市场反应也是正面的。此外,有学者发现了资产出售行为对公司业绩[21]以及投资效率[22]的负面影响。可见,资产出售可能对公司的财务与经营状况产生作用,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投资者之外的主体会如何看待和应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
1.1.2客户特别风险对审计意见决策影响的研究
现有文献从如下方面研究了客户特别风险对审计师意见决策的影响:
(1) 客户盈余管理风险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现有文献以盈余恰好达标(包括被特别处理或暂停交易的阈值以及股权再融资的业绩要求)[23-24]、非经常性损益规模[25]、应计盈余管理程度[26-29]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3-4]等指标对盈余管理风险进行度量,探讨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意见决策的关系,但结论不尽相同:有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风险会显著增加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3-4,26,28];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关联[27,29]。
(2) 客户的其他风险因素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随着对审计意见决策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文献关注的客户风险特征也日益复杂和细致。研究表明,大额资产减值损失[30]等特定的财务报表项目会显著增加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倾向,年报风险提示[31]以及年报文本信息语调[32]等表外信息也会显著影响审计意见类型。此外,公司关联交易[33]、未决诉讼[34]、风险承担水平[35]、并购业绩承诺[36]、对外担保[37]以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38-39]等交易或事项的风险也会导致审计师出具更加严格的审计意见。可见,中国审计师对客户账户层面或交易层面的特别风险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并通过审计意见决策的调整进行风险应对。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可以成为其实施盈余操控的手段。然而,现有文献并未讨论对财务报告质量具有鉴证职责的审计师会如何应对客户的资产出售行为。事实上,审计师的决策受到多种客户特别风险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客户特定账户与交易层面上的风险因素被越来越多地发现,但是审计意见决策会否受到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仍然有待进一步厘清。那么,作为一项高风险性的交易活动以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手段,审计师是否会关注客户公司资产出售行为的风险,并通过审计意见决策进行风险应对? 根据对主流期刊的检索,尚未发现有文献讨论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就上市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试图从资产出售操控的角度讨论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进而从新的视角提供客户特别风险因素影响审计意见决策的经验证据,同时丰富对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出售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
理论上,并非所有的资产出售行为都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甄别上市公司特定资产出售行为的动机是较为困难的。为此,本文计算出上市公司的年度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并讨论其与审计意见决策的关系。现有研究表明,异常的经营活动会同时提高客户的经营风险和审计师面临的风险[7],那么,对于客户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所反映的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审计师是否会通过审计意见决策的调整进行风险应对? 诚然,正常的资产出售行为可能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风险。但如前所述,当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较高时,其资产出售行为往往与盈余管理、关联交易等机会主义行为相联系,这会提高审计师的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师通过更谨慎地出具审计意见等手段进行风险应对。
(1) 上市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可能意味着较高的盈余操纵风险。首先,基于中国背景的文献支持了资产出售行为动机的盈余管理假说[10,15-16],资产出售甚至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操控利润的一种主要手段[17],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资产出售损益会扭曲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使企业的报告盈余与真实盈余产生系统性差异,从而提高潜在的财务报告错报风险,导致审计师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和声誉风险增加。这样,审计师就会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以降低自身承担的法律责任[38]。其次,管理层容易利用异常资产出售实施损害财报信息质量的不当行为,例如,在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利用向关联方不恰当的高价出售资产,“创造”利润,这更加容易引致监管部门的关注与调查。此外,公司通过资产出售实施盈余管理的成本往往较高,如果审计师发现了这一行为,他们有理由怀疑公司在进行资产出售操控之前已经采用了其他的盈余管理方式。而且,公司还可能将资产出售操控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配合使用,即把出售资产形成的非经常性损益报告为经常性损益,以增加公司的核心收入或者核心利润,这进一步加剧了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所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最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还会影响审计师对管理层诚信与财务报告未发现错报的评价。真实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的决策会让审计师质疑客户管理层的诚信度及其财务报告的可靠性[7],导致由管理层道德瑕疵造成的固有风险增加[3],从而迫使审计师降低检查风险的最大可接受水平[8],进而增加了财务报告重大错报被发现的可能,导致审计师对客户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门槛提高[40]。综上所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中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管理层诚信与财务报告质量的怀疑会导致审计师提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
(2)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可以为审计师提供有关客户财务风险的增量信息。异常资产出售收益畸高既有可能是公司通过资产出售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也可能是公司在财务困境中为了融资等目的而被迫处置资产的表现。在实际中,这两种情况经常同时存在,因此,在盈余管理风险之外,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还可能帮助审计师发现公司融资能力较差、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堪忧等问题。在识别真实盈余管理等行为时,审计师所采取的初步程序能够同时识别出客户的财务困境迹象[8],那么,当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更高时,审计师就会实施更加详细、严格的审计程序,也就更可能发现客户潜在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因素。企业多数的经营风险最终会转化为财务报告方面的重大怀疑风险,而且较高的财务风险还会提高客户经营失败的可能性,进而使得审计师遭受损失[41],因此,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中所蕴含的高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会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企业发生了“变卖家当”“涸泽而渔”式的资产出售,还会引发审计师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怀疑,从而提高对其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属于非标审计意见的一种)的可能。
(3) 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可能导致公司承担不必要的成本,甚至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公司价值受到损害。Kim 等[7]认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与业绩不利,因为它改变了公司正常的经营状态,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并牺牲了公司价值,而异常的资产出售也可能有这种作用:一方面,出售资产的获利方式难以持续,企业会在无资产可卖时发生负向的业绩波动,而较高的盈余波动性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并伴随着较高的破产风险水平和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机会主义的资产出售行为偏离了企业既定的战略方针,导致公司错误地出售不应被处置的长期资产[42],从而被迫承担这些资产未来盈利价值的机会成本。研究表明,资产出售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作用[21],而糟糕的经营业绩对企业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可能需要审计师来“买单”[7],客户经济状况在未来发生恶化的可能性是审计师考虑的一项重要风险因素。面临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反映出的客户经营风险,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成为审计师进行风险应对的一种途径。
综上所述,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可能蕴含着较高的盈余操纵风险以及财务与经营风险,并可能对企业未来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使管理层的诚信受到怀疑,在极端情况下还会让审计师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审计师可能会更多地对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较高的客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因此,本文预期,在总体上,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1:
H1其他条件相同时,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越大,审计师越可能对其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审计师会关注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反映了客户的盈余管理风险,并反映出或者加剧了客户公司的财务风险以及经营风险,也就是说,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风险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资产出售交易的动机及其反映出的客户风险水平。因此,考察资产出售公司的特征有助于甄别异常资产出售行为的性质以及风险,进而理解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调整行为。为此,本文从资产出售公司的特征入手,考察其盈余操纵嫌疑、盈利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地位是否会影响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
异常资产出售行为造成的盈余管理风险是导致审计风险提高的重要原因,那么,审计师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产生于其盈余管理行为? 作为一项真实的经营决策,企业很容易美化其出售资产的动机,因此,要甄别客户出售资产的动机,需要结合公司层面的盈余操纵风险进行考量。Kim 等[7]提出,审计师尤其关注客户通过异常、激进的经营决策来达到或超过盈余阈值的行为。当公司具有较大的盈余操纵嫌疑时,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就更可能是盈余管理行为的体现,所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也更高,即公司的盈余操纵嫌疑可以帮助审计师评估客户资产出售行为是否具有较高的盈余管理风险。此外,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还可能会增加公司利用资产出售实施不当利益输送行为的可能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审计师的风险。为了降低审计风险,面对高盈余操纵风险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审计师会更严格地出具审计意见;相反,在盈余操纵嫌疑较低的公司中,由于公司事前的盈余管理动机较弱,故其通过资产出售来操纵盈余的可能性也较小。此时,即使公司发生了较高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也可能是出自其正常经营需要,而不是盈余管理动机产生的结果。这样,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中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就比较小,审计师因盈余操纵风险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也相对较弱。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
H2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盈余操纵嫌疑会强化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之间的正向关系。
通常企业机会主义的资产出售行为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盈利要求,那么,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会如何影响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关系? 一方面,当公司盈利状况欠佳时,会更倾向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43],所以低盈利能力公司发生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师而言更为可疑,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更高,这会促使审计师出具更多的非标审计意见报告。相反,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实施会计舞弊的可能性较小[23],审计风险也较低[44],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给审计师带来的增量风险较为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另一方面,客户盈利能力反映了审计师因客户资不抵债并最终破产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45]。面临同等程度的异常资产出售风险,盈利能力强的客户不太可能陷入财务困境或遭受经营失败,从而缓解了审计师对其破产风险的担忧。而且,由于不容易陷入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中,盈利能力强的客户也不太可能收到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综上所述,在客户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强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蕴含的机会主义倾向较弱,企业整体的财务风险也较为可控,此时客户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应该较弱,故提出假说3:
H3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盈利能力会弱化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之间的正向关系。
相对于低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而言,高市场竞争地位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所反映出的资产出售交易可能具有较为健康的动机和较为良好的后果,从而降低审计师对其风险水平的评估。从资产出售的动机来看,低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经营风险较高,现金流与利润的不确定性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企业盈利目标,市场竞争地位较低的公司更可能实施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46],导致审计师对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投入更多的努力进行审查,从而更容易发现相关的重大错报;与之相反,较高的市场竞争地位意味着主营业务的比较优势,那么,公司在盈利目标的完成上就会较少依赖于资产出售等非经常性业务。因此,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蕴含的盈余操纵倾向就相对较小。此外,对于弱势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而言,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也更容易被审计师解读为其财务与经营能力的一种消极信号,例如,公司可能因产品销路不畅的原因而处置长期资产,此时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体现了前期失败的投资决策。从资产出售的后果来看,高竞争地位的公司在资产出售交易谈判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更可能在资产出售交易中占据主动,即使需要通过出售资产达成盈余管理或融资等目标,它们所花费的成本也会相对较低,从而不至于严重损害公司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当客户的市场竞争地位较高时,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更可能基于正常的经营动机;即便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其资产出售行为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负面后果也会相对较轻。而且,由于公司整体的经营风险较低、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较强,公司不太可能因资产出售而导致经济状况的恶化甚至濒临破产,故审计师在发表审计意见时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因此,提出假说4:
H4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会弱化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异常资产出售损益(Abgain),由如下两种方法计算得到:
(1) 经行业年度中位数调整的资产出售损益(Abgain1)。借鉴王福胜等[10]的研究,以非流动资产出售损益的金额除以期初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得到资产出售损益,再以资产出售损益减去其对应行业年度的中位数,得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第1个度量指标Abgain1。其中,非流动资产出售损益的金额来自财务报表附注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 参考文献[1]中的模型,使用残差法估计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Abgain2 和Abgain3)。文献[1]中对公司正常的资产出售损益分行业、分年度进行估计,以实际的资产出售损益减去正常值,即得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其估计正常资产出售损益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GainA t为当期资产出售损益金额,符号为正表示收益,为负则表示损失;A t-1为期初总资产;MVt为公司市值的自然对数;Q t为托宾Q值;INTt为公司的内部资金,是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当期研发费用与当期计提的折旧与摊销费用之和;ASalest为当期出售长期资产的收入;ISalest为当期出售长期投资的收入。
由于中国公司未单独披露长期资产出售收入(ASalest)和长期投资出售收入(ISalest),故采用如下两种方法对式(1)进行调整:一是删除式(1)方程右边的ASalest/A t-1和ISalest/A t-1两项;二是使用现金流量表中“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CFSalest)与期初总资产(A t-1)的比值来代替ASalest/A t-1和ISalest/A t-1两项。此外,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研发费用数据很不完整,故使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加当期计提的折旧与摊销费用计算内部资金(INTt)。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计算公式为:
分别对式(2)、(3)分行业、分年度进行回归,估计出正常的资产出售损益水平,再以实际的资产出售损益减去估计出的正常值,即得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另两个衡量指标Abgain2和Abgain3。
本文中涉及的调节变量包括盈余操纵嫌疑、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地位,具体定义如下:
(1) 盈余操纵嫌疑的度量。由如下方法定义盈余操纵嫌疑公司:首先,“扭亏”是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之一[17],那么,当公司预期在正常经营下无法实现盈利时,就可能利用非经常性的手段来扭转亏损。本文关注的重点是资产出售行为,借鉴王福胜等[10]的研究,本文界定的第1种高盈余操纵嫌疑为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利润为负,即净利润减去资产出售损益的值为负。其次,已有研究认为,盈余管理会使得盈余指标刚好“达标”,因为当目标达到后,再向上调利润只会带来成本而不会带来收益[23],所以另两类盈余操纵嫌疑分别为“当年报告微利”和“当年盈利微增”。具体而言,当企业本年度的ROA 介于[0,1%)时,认为其报告了微利;当企业本期ROA 相比上期的增长幅度处于[0,1%)时,认为其盈利微增。只要企业的盈利状况符合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利润为负、当年报告微利或当年盈利微增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就定义其具有较高的盈余操纵嫌疑,衡量盈余操纵嫌疑的指标EMRisk=1;若3种情况都不符合,则EMRisk=0。
(2) 盈利能力的度量。在检验假说3时,以公司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资产报酬率衡量其盈利能力,其中,
然后,根据RROA 的取值情况定义变量HighRROA:当样本的RROA 处于该行业年度的中位数以上时,HighRROA 取值为1,表示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否则取值为0,表示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3) 市场竞争地位的度量。以高勒纳指数(HighPCM)衡量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借鉴Peress[47]的做法,
当样本的PCM 处于该行业年度的中位数以上时,HighPCM 取值为1,表示企业的市场竞争地较高;否则取值为0,表示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较低。
采用Logit模型考察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其收到的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即
式中:MAOt为当期非标审计意见。若公司当年收到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审计意见类型(MAO)取值为0;若公司当年收到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则非标审计意见(MAO)取值为1。Abgain表示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3个衡量指标Abgain1～Abgain3。
参照以往文献[48-49],本文控制了如下可能影响非标审计意见的因素:①资产规模(Size)。大公司往往经营更加稳定,内控体系更加完善[50],抗风险能力更强[23]。因此,本文控制资产规模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负。②资产负债率(LEV)。用于衡量公司的财务风险。高杠杆的公司更可能收到非标审计意见[23]。因此,本文预期LEV 的系数为正。③流动比率(CATA)。流动比率高表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但也有可能反映出企业拥有较多变现能力差的流动资产,因而流动比率高或低,财务风险都有可能较高。因此,本文控制流动比率的影响,但不对其系数符号做出预期。④资产报酬率(ROA)。用于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反映了审计师因客户资不抵债并最终破产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45],且业绩差的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43],从而具有较高的审计风险;相反,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实施会计舞弊的可能性较小[23],审计风险较低[44]。因此,本文预测ROA 的系数为负。⑤当期报告亏损(Loss)。在客户公司发生亏损的年度,审计师的诉讼风险也会提高[51]。因此,本文预期Loss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正相关,即其系数符号为正。⑥应收账款比重(REC)和存货比重(INV)。用于控制客户额外的风险与业务复杂度[33]。基于针对中国数据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故不对其系数符号做出确定的预测。⑦成长性(Growth)。由于受到未来任意投资支出的影响,审计师不易对高成长性的公司实施监督,从而这类公司伴随着较高的审计风险,但是公司高速增长也可能是财务与经营状况的积极信号。因此,本文不预期其系数符号。⑧产权性质(SOE)。产权性质会影响组织的代理成本和风险[41]。国有企业在面临财务困境时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其特定的所有者结构和代理关系,实施盈余操纵的动机相对较弱[52]。因此,本文预期SOE的系数为负。⑨股权集中度(CR1)。一方面,大股东的存在能够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大股东有动机和能力实施会计舞弊,侵占小股东利益,形成“隧道效应”。因此,本文控制CR1的影响,但不预测其系数符号。⑩上市时间(Age)。公司在耗尽IPO 所筹集的资金后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上市时间短的公司较不容易收到非标审计意见[50]。因此,本文预期Age的系数符号为正。○1可操控性应计(Absda)。应计盈余管理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发表非标审计意见是审计师降低风险的一种途径[28]。因此,本文预期Absda的系数符号为正。○12事务所规模(Big4)。Chen等[52]发现,中国的“大所”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但Firth等[53]则认为,“大所”审计质量的优越性仅存在于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发达国家。因此,本文控制Big4 的作用,但不预期其系数符号。○13上期审计意见(LMAO)。审计意见有延续上期的趋势[34,50],因此,在研究本期审计意见时,需要控制上期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预期其系数为正。此外,式(4)还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为了检验假说2～假说4,分别以公司的盈余操纵嫌疑、盈利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地位为分组依据,并在不同的组别中对式(4)重新进行回归,以检验在客户公司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不同的财务与经营状况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非流动资产出售损益的报告要求来看,在2007～2013年的年报期间,企业仅需在“营业外支出”下单独报告非流动资产出售损失的金额,而无需单独报告非流动资产出售收益的金额。自2014年年报起,企业开始同时报告非流动资产出售利得及损失金额,但是长期股权投资与投资性房地产等的出售损益等并不体现在上述项目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损益计入投资收益,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损益计入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2017年,会计准则对资产出售损益的列报要求再次发生变更,部分在营业外支出中核算的内容被归集到利润表中的线上项目“资产处置收益”中,成为营业利润的组成部分。可见,财务报表表内数据难以反映资产出售损益的全貌,且其列报规则变化频繁,不利于数据口径的统一。
2007年,证监会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7年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在内的15项非经常性损益,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损益,从而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各类非流动资产的处置形成的会计损益。2008年,证监会进一步将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扩展至21项,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披露口径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文以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异常资产出售损益。
考虑到资产出售损益数据的可得性以及财务数据口径的统一性,在计算有关变量时选取了2007～2018年的数据,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了2008～2018年的数据。其中,证监会行业分类数据来自CSMAR 数据库,公司产权性质数据来自CCER 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使用Stata15.1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以减小极端值的影响。
样本筛选过程如表2所示。初始样本有27 892个,在剔除了539个金融行业样本、2 037个上市当年的样本和3 427个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21 889个观测值用于回归分析。
表2 样本筛选过程
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3中Panel A 可见,MAO 的均值为0.035,表明约有3.5%的公司年度在当期收到了非标审计意见;LMAO 的均值为0.031,表明在上年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样本约有3.1%。Abgain1～Abgain3 的中位数分别为0、-0.002 和-0.001,均值分别为0.003、-0.000和-0.000,中位数和均值的绝对值都较小,这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估计方法有关,并与现有文献结果接近[10]。在控制变量方面,可操控性应计(Absda)的中位数为0.040,均值为0.059。事务所规模(Big4)的均值为0.058,表示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占比5.8%。
表3中Panel B按照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分组进行了差异性检验。由表3可知,相对于取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而言,收到非标审计意见公司的Abgain1 和Abgain2 均值都显著较大,但Abgain3的均值在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各控制变量的均值都具有显著差异,表明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和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多项特征上具有明显区别。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给出了本文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表4可见,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各衡量指标与非标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并不一致:Abgain1与MAO 的Pearson 系数(0.083)、Abgain2 与MAO的Pearson系数(0.016)以及Abgain1 与MAO 的Spearman系数(0.019)在5%或更高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但Abgain2 与 MAO 的Spearman 系数(-0.071)以 及Abgain3 与MAO 的Spearman 系数(-0.06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Abgain3与MAO 的Pearson 系数(-0.001)则不显著。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造成的。
表4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3个衡量指标互相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最小的为Abgain1 和 Abgain3之间的Spearman 系数(0.431),最大的为Abgain1 和Abgain2 之间的Pearson系数(0.941),表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各指标相关性较强,但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自变量中,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的为流动比率(CATA)与资产负债率(LEV)之间的Spearman系数(-0.769),小于通常认为的临界值0.8。并且,模型中所有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5,表明本文的回归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3.1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
表5给出了式(4)的检验结果。由表5可见,在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后,Abgain1～Abgain3均在1%的水平上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显著正相关,这与本文假说1的预期一致。该结果表明,审计师的确会将客户公司通过资产出售交易获取非正常损益的行为视为一项风险。相应地,他们会通过提高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来应对这种风险。
表5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当期报告亏损(Loss)、上市时间(Age)、可操控性应计(Absda)以及上期审计意见(LMAO)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倾向显著正相关,资产规模(Size)、资产报酬率(ROA)、应收账款比重(REC)、存货比重(INV)、产权性质(SOE)和股权集中度(CR1)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倾向显著负相关。CR1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体现了大股东对第1类代理问题的缓解作用,并与尚兆燕等[48]的结果一致。事务所规模(Big4)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四大”的审计质量不存在明显的优越性,或者是选择“四大”事务所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较高,故与其他事务所客户相比没有获得更多的非标审计意见。
4.3.2异质性检验:不同程度盈余操纵嫌疑的影响 为探讨公司盈余操纵嫌疑对Abgain与MAO关系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低盈余操纵嫌疑”与“高盈余操纵嫌疑”两组,并分别检验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左3列可见,当公司盈余操纵嫌疑较小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系数都不显著;由表6右3列可见,当公司盈余操纵嫌疑较大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6的检验结果表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具有高盈余操纵嫌疑的公司样本中,而在盈余操纵嫌疑较小的样本中,两者没有显著关联。进一步说明,盈余操纵嫌疑提高了非标审计意见对客户异常资产出售风险的敏感性,与本文假说2的预期一致。其原因在于,当发生资产出售交易的公司处于高盈余管理风险的状况时,资产出售行为更可能是公司采取的盈余管理手段,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蕴含的盈余操纵风险更高,感知到该风险的审计师在审计意见决策中反映出了这一风险因素。在盈余管理倾向较弱的公司中,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审计师可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因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而更多地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这也反映出资产出售的盈余操纵风险是审计师评估及应对资产出售行为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表6 不同程度盈余操纵嫌疑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4.3.3异质性检验:不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公司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资产报酬率(RROA)是否位于其所在行业年度的中位数以上,本文将样本分为“高盈利能力”与“低盈利能力”两组,并检验当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同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作用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左3列可知,当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弱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表7右3列可知,当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强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系数都不显著。即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年度中。这些结果符合本文假说3的预期,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弱化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风险应对行为:当客户盈利能力较弱时,不仅资产出售的盈余操纵风险更高,公司在出售资产后的财务状况也更加不确定,所以审计师会将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视为高风险的标志,并提高对这些客户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
表7 不同盈利能力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4.3.4异质性检验:不同市场竞争地位的影响 表8给出了在不同的公司市场竞争地位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由表8可见,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显著正向影响仅在低市场竞争地位样本中存在,而在高市场竞争地位样本中,两者没有显著关联。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说4的预期,表明审计师在评估客户资产出售损益蕴含的风险时,会考量其在产品市场的表现。对于那些在产品市场表现优异的客户,审计师更加相信他们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资产出售决策,并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与资产出售相关的成本与风险,因而不会轻易地对他们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8 不同市场竞争地位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由假说2～假说4的检验结果可见,从审计师的角度而言,客户的高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并不是“动辄得咎”,只有当客户自身风险较高或能力较弱,导致其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时,审计师才会以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方式进行风险应对。
前文研究表明,审计师会对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较高的客户更多地出具非标审计意见,那么,审计师究竟为什么会对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做出反应? 本文认为,审计师之所以在审计意见决策中考虑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既在于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可能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低盈余质量密切相关,还在于其可能伴随着较高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甚至对公司的未来财务与经营状况产生消极影响。为此,本文考察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公司盈余质量、未来经营业绩以及业绩波动性的影响,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影响审计意见决策的机制路径。
4.4.1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通过控制资产出售的时机与规模来取得超额收益,经营者可以实现特定的业绩目标,同时,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资产出售行为可能会对公司盈余信息的真实度与可信度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盈余质量下降。这样,公司异常资产出售行为所导致的盈余质量风险就被体现在了异常资产出售收益中。研究表明,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更有可能确认资产出售收益[10,16],且资产出售收益的报告有助于公司实现“扭亏为盈”或实现盈余增长[10,15]。本文以可操控性应计(Absda)衡量公司的盈余质量,考察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当期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控制了可操控性应计的相关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见,Abgain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会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而较低的盈余质量会增加会计信息的“噪音”,是审计师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盈余质量的损害是其导致审计师更多出具非标意见的一项重要机制。
表9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盈余质量的回归结果
4.4.2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资产出售行为偏离了企业既定的战略方针,导致公司出售不应被处置的长期资产,从而被迫承担这些资产未来盈利价值的机会成本,过多的资产出售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作用。为此,本文以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下期资产报酬率(FRROA)为因变量,实证检验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关系,结果如表10所示。
由表10可知,Abgain与FRROA 具有显著的负向关联。而且,未列示的结果显示,当以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未来2期以及未来3期资产报酬率作为因变量时,Abgain1～Abgain3 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绝对值逐年减小。换言之,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至少会对公司未来3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削弱)。而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盈利能力是审计师需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业绩差的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43],经营业绩越差,审计师面临的风险越高[45];另一方面,根据审计的保险假说,当客户盈利能力较差时,审计师更可能因客户的破产而承担责任[45]。因此,异常资产出售所导致的公司业绩下降会给审计师造成额外的风险,从而导致审计师在审计意见决策中更为谨慎。
表10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未来经营业绩的回归结果
4.4.3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业绩波动性的影响 在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作用的同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还可能会增加公司的业绩波动性:一方面,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往往体现了非经营动机的资产出售行为,导致有用资产的流失,而有用资产的流失会增加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致使业绩波动性提高;另一方面,对于通过资产出售实施盈余管理(包括利用关联方高价收购公司资产)而取得异常资产出售收益的公司而言,由于可供出售的资产有限,且这种行为容易引发相关部门的调查,导致通过出售资产获利的方式很难持续,造成业绩的高低波动。本文以企业扣除资产出售损益后的资产报酬率(RROA)在当年以及未来两年的标准差衡量业绩波动性,考察了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企业业绩波动性(EV)的影响,表11给出了这一结果。由表11可见,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业绩波动性显著正相关。公司业绩的波动反映了企业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变化,从而增加了审计师面临的不确定性[54],这会促使他们实施更加严格的审计程序,并增大发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审计师更多地出具非标意见。
表11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业绩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既包括资产出售交易取得的超额收益,也包括其产生的超额损失。异常资产出售收益(Abgain>0)意味着资产出售损益高于正常水平,这可能是公司采取资产出售交易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结果,或者是企业在财务困境中出于融资目的被迫出售资产的表现;相反,异常资产出售损失(Abgain<0)意味着公司通过资产出售行为获取的会计损益低于正常水平,这可能与向下的盈余操控行为有关,也存在因现金流枯竭而不得不“贱卖”资产的可能性。那么,不同方向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作用是否会有所不同?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分别考察异常资产出售收益与异常资产出售损失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盈余操纵嫌疑、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
4.5.1不同方向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 本节采用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绝对值Abs Abgain作为解释变量,以便于解释回归的系数方向。分别考察异常资产出售收益以及异常资产出售损失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不同方向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
由表12左3列可知,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由表12 右3 列可知,异常资产出售损失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当公司没有从资产出售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时,审计师可能不会改变其审计意见决策;只有当公司通过资产出售取得了超额收益时,审计师才会更多地对其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①基于盈余管理目的的资产出售更可能体现为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当公司仅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无法达到短期利润目标时,出售资产是其快速取得会计收益的一种手段,这就会形成资产出售收益,因而畸高的资产出售收益会引发审计师的关注,提高审计师对客户风险的评估;相反,如果公司具有向下操控盈余的动机,他们更可能采用账面处理等手段来实现平滑盈余、隐藏利润的目的,而选择“贱卖”固定资产来调低利润的可能是很小的,因为这样做需要很高的成本。②在实际中,公司在财务困境中为了短期融资而低价变卖资产、进而形成较大资产出售损失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正常情况下,公司不会希望以降低当期利润的代价获取现金,即使需要以处置资产的形式进行融资,也会优先实施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出售交易。因此,这种极端情形对于大样本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可能较弱。
4.5.2在不同方向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中进行异质性检验 接下来,分别在不同盈余操纵嫌疑、盈利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样本中,实证检验了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3～表15所示。
表13 异常资产出售收益样本中盈余操纵嫌疑的影响
表14 异常资产出售收益样本中盈利能力的影响
表15 异常资产出售收益样本中市场竞争地位的影响
由表13可以看出,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仅在高盈余操纵嫌疑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低盈余操纵嫌疑样本中不显著。这说明,审计师会在高盈余操纵嫌疑客户发生畸高的资产出售收益时做出较强的反应,出具更多的非标审计意见。未列示的结果表明,无论公司盈余操纵嫌疑如何,异常资产出售损失都不会对其收到的审计意见造成显著影响。由表14、15可以看出,异常资产出售收益的回归系数仅在低盈利能力样本以及低市场竞争地位的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高盈利能力样本以及高市场竞争地位的样本中不显著。可见,低盈利能力以及低市场竞争地位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具有更高的风险,审计师会将该项风险反映在其审计意见决策中,而强盈利能力或强市场竞争地位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收益则不足以显著影响审计师发布的审计意见类型。未列示的检验结果表明,当公司发生了异常资产出售损失时,无论其盈利能力或市场竞争地位如何,Abgain的系数都不显著。
4.6.1内生性问题的考虑 理论上,公司当年的资产出售决策不太可能受到其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实证检验不太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但是,本文的实证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例如,如果某些不易观测的公司风险因素同时对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和审计意见决策造成影响,就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为此,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影响。
(1)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式(4)中加入公司个体固定效应,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6所示。由表16可知,Abgai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了随公司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在表16中,回归样本量较主检验大幅减少,这是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对于那些审计意见类型在样本期间始终保持不变的公司无法做出估计。
表16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2) 使用工具变量法。选取如下两个指标作为异常资产出售损益(Abgain)的工具变量:第1个指标为债务担保能力(Tang),以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55]。企业的有形资产占比越高,债务担保能力越强,越容易从银行等融资渠道获取资金,就会减少基于融资动机发生的资产出售行为。因此,预期企业的债务担保能力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呈负向关系。第2个指标为企业生命周期(Life)。借鉴现金流组合法[56],依据所对应的现金流属性,将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见表17),并对应将Life赋值为0、1和2。在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其经营策略也不尽相同,进而导致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大小不同:在成长期,企业大量购置非流动资产以扩张生产能力,较少发生大规模的资产出售;在成熟期,企业放缓扩张速度,出于调整经营业务重点或整合资源的需要,可能会处置盈利水平不高的资产;在衰退期,尤其当经营萎缩或陷入财务困境时,企业更倾向于抛售非流动资产、增加流动资产的比重,以增强财务灵活性。综上所述,本文预期,企业生命周期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从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角度分析,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固定资产占比或企业生命周期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
表17 企业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现金流特征组合
利用Tang和Life作为Abgain的工具变量,对式(4)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第1和第2阶段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18和表19所示。
由表18 可知,与预期一致,固定资产占比(Tang)与Abgain1～Abgain3均呈显著负向关系,企业生命周期(Life)则与之呈显著正向关系。各模型中,Sanderson-Windmeijer卡方(SW Chi2)均显著为正,F统计量均大于10,初步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由表19可知,在工具变量第2阶段回归中,Abgain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与MAO 显著正相关。而且,未列示的检验结果拒绝了所选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这说明,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下是稳健的。
表18 工具变量第1阶段回归结果
表19 工具变量第2阶段回归结果
4.6.2改变非标审计意见的衡量方式 本部分检验以不同的指标对非标审计意见进行衡量。第1种方法是以原始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度量非标审计意见。具体而言,公司当年的财务报告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时,Opinion=0;收到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时,Opinion=1;收到保留意见时,Opinion=2;收到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时,Opinion=3。然后,以Opinion作为式(4)的因变量,对其进行有序逻辑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0所示。第2种方法是采用审计报告激进度(ARAgg)对非标审计意见进行度量。借鉴Gul等[57]的思路,将MAO 设置为因变量,将Size、LEV、CATA、ROA、Loss、REC、INV和Age设置为自变量,分年度估计出审计师预期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再计算该倾向与实际审计意见(MAO)之间的差值,即为ARAgg。ARAgg的取值越大,表示审计意见决策越不谨慎。然后,将ARAgg作为式(4)的因变量,对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0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原始审计意见类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20的结果显示,当以Opinion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时,Abgain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主检验的结果一致。由表21的结果显示,Abgain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越大时,审计报告激进度越低,审计意见决策越谨慎,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上述结果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非标审计意见的不同度量方法而言是稳健的。
表21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与审计报告激进度的回归结果
利用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检验了公司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倾向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 上市公司的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这表明,总体而言,审计师会将异常资产出售行为视为风险的标志且积极应对,并未将其视为公司突出主营业务、降低经营风险的正常决策。而且,在中国,发布非标审计意见可能会让审计师承担客户流失的后果,上市公司取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仍然发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审计意见而言是决策相关的。这说明,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对于审计师而言蕴含着较高的风险。
(2) 对于不同的客户公司,审计师对其异常资产出售损益的反应有所不同。实证结果发现,异常资产出售损益对非标审计意见的作用仅存在于那些盈余操纵嫌疑较大、盈利能力较弱以及市场竞争地位较低的公司中。这说明,在评估客户的异常资产出售风险时,审计师不仅会关注异常资产出售损益,还会考虑出售公司在会计信息质量、财务状况以及经营状况等方面的特征,并做出差异化的应对。这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资产出售行为都是消极或危险的,从理论上讲,只有基于机会主义动因的资产出售行为才会导致审计风险的提高和非标审计意见的增加。
(3) 异常资产出售损益会损害公司的盈余质量、降低其未来经营业绩并提高业绩波动性。这表明,异常资产出售行为会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削弱其盈利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对公司经营产生真实的成本。对于审计师而言,客户的会计信息质量、盈利能力以及业绩平稳性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异常资产出售行为影响审计意见决策的机制路径。
(4) 异常资产出售收益会显著提高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倾向,而异常资产出售损失则没有这一作用。该结果表明,通过出售资产形成的超额收益与超额损失具有不同的风险性质:相较于超额损失,超额收益更可能是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并不能说明出售资产形成的超额损失不存在风险,只是就审计师而言,其风险没有达到显著影响审计意见决策的程度。
上述结论说明,通过更为谨慎地出具审计意见,审计师能够为防范与限制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发挥作用。近年来,除了审计师之外,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也在通过出台相关规定、发布问询函件的手段不断规范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减少机会主义资产出售的发生,本文的研究表明,审计师正在与这些主体形成外部监督合力,共同对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资产出售行为进行“纠偏”。
本文对于监管部门监督上市公司的资产出售交易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机会主义资产出售活动会引发一系列消极的经济后果,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公司资产出售交易的事前审核,甄别其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是否出于正常的经营动机,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资产出售交易中的投机行为。
(2) 监管部门应该追踪公司资产出售交易的会计后果,对于资产出售损益明显偏离行业整体水平、背离公司实际经营状态、与特定盈余目标的实现相关等情况,监管部门应该予以重视并要求公司做出说明。
(3) 与审计师相比,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很可能在资产出售交易相关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资产出售交易的信息披露要求,如在临时公告中完善对公司财务与经营状况、资产出售交易动机以及商业合理性的说明,在年报中披露资产出售损益对公司当年利润的影响程度等,以便于利益相关者能够谨慎评估和有效应对公司资产出售行为中可能蕴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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