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您的当前位置: 老骥秘书网 > 范文大全 > 公文范文 > “一带一路”倡议何以奏响生命质量凯歌?——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何以奏响生命质量凯歌?——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视角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3-11-23 09:36:02 推荐访问: 凯歌 奏响 沿线

高 杨,王寿彭,陆 姣

1.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3.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更依赖劳动力投入,这使得由疾病和伤残所决定的健康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目前学界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探讨多采用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但该指标对“质”的考察相对欠缺。不同于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1)健康预期寿命通常指0岁健康预期寿命。是指居民出生后保持完全健康状态尚能存活的期望年数,结合了人力资本的“量”与“质”,能更有效地衡量生命质量和公共卫生系统效率[1]。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能够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劳动,且具备更高的单位劳动力和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使得国家拥有更高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2]。国家健康人力资本的增加势必能够进一步缓解庞大的医疗保健服务和老年照料需求[3]。因此,提高健康预期寿命是发展中国家壮大实体经济、缓解社会医疗负担,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必行之策。然而,如图1所示,尽管在2005—2019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从58.117 岁上升至61.571岁,但发达国家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也从67.985岁提高至70.066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曲线近似平行延伸。可见,由于受到收入、医疗、教育、冲突等方面的掣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并无明显改善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亟待提高。因此,本文将提高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作为研究重点,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奏响生命质量凯歌提出相应的改善举措。

图1 2005—2019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注:数据来自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http://ghdx.healthdata.org/。其中,发达国家样本数为35,发展中国家样本数为157。

“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倡议”)是中国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完善全球治理从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交出的彰显大国责任的重要答卷。在“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指引下,倡议充分尊重沿线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立足沿线国资源禀赋,促使中国在科技、人文、经贸、生态等多领域与沿线国建立合作,并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提高世界人口的健康寿命,缩小国家和地区间的人口健康寿命差距”,力图从多角度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积弊。如图2所示,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相比于其他国家,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呈现出更为快速的上升趋势。这仅是一种巧合,还是表明倡议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倡议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其作用路径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助于从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生命质量改善的角度明晰倡议的实施效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驳斥“一带一路”质疑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倡议对沿线国基础设施、对外贸易与交流、和平维护、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减贫等方面的影响,鲜有研究基于宏观数据,以倡议推行为背景,对健康预期寿命展开量化评估。

图2 2005—2019年沿线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注:数据来自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http://ghdx.healthdata.org/。其中,沿线发展中国家样本数为65,其他国家样本数为127。

综上,本文以倡议推行作为外生冲击,结合世界银行(WDI)、全球疾病负担项目(GBD)及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整理的114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单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倡议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较为系统地识别了倡议与沿线国生命质量改善的因果关系,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的经济价值视角,本文从改善人力资本视角切入,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边界,为推动其建设、纠正舆论导向偏差、消除部分国家对倡议的疑虑给出了新的直接证据。第二,尝试从收入增长效应、医疗改善效应、冲突抑制效应、污染防治效应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解释倡议提高健康预期寿命的传导机制,分析了倡议潜在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打开倡议影响沿线国健康预期寿命的“黑匣子”。

本文与现有探讨倡议对沿线国影响的文献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背景下,倡议给沿线国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带来了明显的改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缓解了沿线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以“授人以渔”的方式促进了沿线国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倡议对沿线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1)基础设施改善。沿线国为响应倡议会做出适应性政策调整,以充分发挥援助与投资对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随着沿线国所接受的中国援助力度、投资水平的提高,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4]。(2)对外贸易与交流水平的提高。严兵等[5]发现,倡议通过在沿线国建设合作区和产业园区,强化了沿线国多边贸易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沿线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实现了多赢[6]。(3)和平维护。李嘉楠等[7]指出,倡议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就业率,通过提高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减少了沿线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促进沿线国和平与政治稳定,也显著抑制了恐怖主义导致的资本外逃[8]。(4)环境污染改善。Liu等[9]认为,中国对沿线国投资的同时,带来了清洁技术与环境管理理念,对沿线国环境治理产生了外溢效应,促使沿线国本土企业为污染治理与环境管理而采用先进的技术与体系[10],提升了沿线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降低了沿线国污染排放强度。(5)产业结构升级。姚星等[11]指出,倡议提高了沿线国间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了产业融合互动的经济圈,促进了沿线国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了沿线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12],显著推动了沿线国产业结构升级。

与此同时,本文还与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紧密相关。健康预期寿命弥补了“平均预期寿命”的不足,综合考虑了疾病和残疾状况导致的非完全健康状态,能够同时反映生命的数量与质量[1]。现有研究分别测算了无伤残健康预期寿命、自评健康预期寿命、无抑郁健康预期寿命等。进一步地,GBD依据更加详细的伤残权重测算了世界各国不同年龄的健康调整预期寿命[13],这为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相关健康预期寿命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张颖熙等[2]基于GBD数据,发现一国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有助于促进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于该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亦有部分文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Huang等[14]指出,健康预期寿命不仅与个体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个体所处社会阶层以及所在区域人口密度、医疗保健供应有着密切关联。

尽管上述文献对于深入洞察倡议与健康预期寿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现有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尚有待完善。首先,有关倡议的研究尚未从健康人力资本视角对其生命质量改善效应进行全面评析,探讨其能否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其次,现有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主要聚焦测算,鲜有文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因素进行因果识别与机制检验。

(一)收入增长效应

倡议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援助、企业绿地投资、教育援助三条路径得以实现。在基础设施援助方面,倡议加大了中国对沿线国的基础设施援助,给其带来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短期内能够为当地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大量工作岗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口集聚和消费水平提高能够提升、带动周边服务业的发展,这进一步提供了第三产业工作岗位,改善沿线国的就业可及性并带动就业率的上升,从而提高沿线国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7],并为高端产业生产环节的转移奠定环境基础[12],从而使沿线国居民通过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提高收入。

在企业绿地投资方面,倡议促使沿线国对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制进行一定的改革和优化[15],吸引企业增加对沿线国的绿地新建投资,提高沿线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带动相关配套服务业投资的流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沿线国就业率从而提高居民收入[4]。同时,活跃的企业跨国投资使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程度得以提升,利于促成与沿线国企业的技术合作,提升沿线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16],从而使沿线国居民通过产业升级提高收入。

在教育援助方面,倡议提高了中国对沿线国的教育援助水平,使其教育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得以缓解[15]。沿线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获得更高收入。

倡议的收入增长效应有助于提高沿线国居民生活水平,降低营养不良等问题带来的疾病风险。同时,倡议的收入增长效应使沿线国居民有预算“敢看病”,可以负担更高技术水平的医疗服务,进行合理的疾病预防及医治[17],从而使健康预期寿命得以提高。

(二)医疗改善效应

倡议的医疗改善效应主要通过健康与医疗援助来实现。中国通过援建医院、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等方式支持沿线国“康复助医”等项目,不仅可增加其就诊机构数量,提高医疗可及性,也有助于改善沿线国医疗基础设施条件,优化医疗就诊水平[18]。

倡议的医疗改善效应使沿线国居民实现了“病有所医”,使部分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倡议的医疗改善效应能够避免就诊延误,使沿线国居民疾病得到及时、准确的医治,减少带病生存的情况,从而使健康预期寿命得以提高[19]。

(三)冲突抑制效应

倡议的冲突抑制效应通过基础设施援助和企业绿地投资得以实现。如前文所述,中国基础设施援助和企业绿地投资为沿线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使沿线国男性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家庭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破除了因生计所迫而参加冲突暴乱的因果循环,使其暴乱行为边际收益降低,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显著抑制了冲突的发生[7]。

倡议的冲突抑制效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减少沿线国动荡、冲突次数,降低当地反政府武装活动的频率,从而减少因战乱而导致的居民死亡、残疾和疾病等健康损失,相对延长居民健康生存时长;
同时,其所带来的相对和平的环境,改善了当地居民基本食物和营养的供给,并保障了医疗与教育服务的提供,从而使健康预期寿命得以提高[20]。

(四)污染防治效应

倡议的污染防治效应主要通过企业绿地投资得以实现。中国对沿线国的企业绿地投资项目多为环境友好型项目,且参与投资的企业通常资质较高,具备成熟的绿色生产技术及内部环保体系。项目落地的同时,企业绿地投资也对沿线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使沿线国本土企业引入绿色生产技术与环保经验,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推动沿线国清洁生产与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从源头上进行污染治理,从而改善沿线国环境污染状况[10]。

一方面,倡议的污染防治效应减轻了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了部分相关慢性病的发病率,从而缓解了慢性病对沿线国居民健康的影响;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改善对慢性病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从而使健康预期寿命得以提高。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倡议能够提高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

H2: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作用主要通过收入增长、医疗改善、冲突抑制、污染防治四条路径得以实现。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有效捕捉倡议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净效应,本文选取沿线发展中国家作为处理组,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对照组,构建如下双重差分(DID)模型:

Yit=α+βdidit+δXit+ηit+λit+εit

(1)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
didit是双重差分法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倡议推行后时间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β为其估计系数,表示倡议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政策效果;
Xit表示影响健康预期寿命并随i和t变动的控制变量,δ为其估计系数;
η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λi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it表示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健康预期寿命(Yit)。由于健康调整预期寿命使用了更加细分的伤残权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人口健康现状,并具有良好的国际可比性,故本文选取健康调整预期寿命表征国家健康预期寿命水平。

解释变量:“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交互项didit(didit=asci×postt)。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于2013年提出,因此本文定义倡议自2014年开始推行。asci为倡议实施组别虚拟变量,postt为时间虚拟变量。若样本国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则asci=1,否则为0;
当t≥2014时,postt=1,否则为0。

控制变量。借鉴李嘉楠等[7,21]的通行做法,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国家实际农业产值增量(iac)、人均生产总值(gpc)反映;
教育水平,以每万人初中等教育教师数(npst)控制;
社会治安,以每万人被故意谋杀数(ih)体现。

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检验涉及收入增长效应、医疗改善效应、冲突抑制效应和污染防治效应。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长率(nip)是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基期是否处于增长趋势的重要指标,其上升能够合理反映收入增长效应。每千人医师数(nop)是反映国家基本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增长可充分体现医疗改善效应。每年冲突发生次数(noc)直接反映了国家冲突水平,其变化能够充分反映冲突抑制效应。PM2.5水平(pm)囊括了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相关污染物在空气中的进一步化学反应,其降低是污染防治效应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长率、每千人医师数、每年冲突发生次数、PM2.5水平。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首先,本文采用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将研究区间确定为2005—2019年的原因在于:一是倡议在2014年于国家层面正式推行,15年的样本期间可以较好地观察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性;
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2005年以后,可以更完整地体现投资所形成的收入增长效应[22];
三是本文所探讨的健康预期寿命相关数据仅更新至2019年。

其次,文中涉及的研究数据来源于GBD、WDI、UCDP三个数据库。健康预期寿命数据来自GBD;
人均生产总值、国家实际农业产值增量、每万人初中等教育教师数、每万人被故意谋杀数、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长率、每千人医师数、PM2.5水平数据来自WDI;
每年冲突发生次数来自UCDP。本文对连续多年缺失数据的国家样本予以剔除,而对于某些年份的缺失值,则采用拟合法与插值法进行估算和补充。同时,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对所有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此外,为降低异方差,本文对部分连续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最终获得114个国家的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基准回归

式(1)的估计结果见表2。为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识别出倡议净效应,第(1)~(5)列控制变量的纳入数量逐次增加。结果显示,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产生显著的正效应,意味着倡议的确能够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假设H1得证。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控制变量中,人均生产总值、国家实际农业产值增量、每万人初中等教育教师数、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每万人被故意谋杀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一方面,农业发展、经济增长、教育改善使得健康预期寿命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公共治安水平的提高对健康预期寿命起到了改善作用,这与李嘉楠等[7,21]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二)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揭示了倡议对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正向影响,但这一结果存在重要前提,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在倡议推行之前的健康预期寿命变化趋势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致。因此,本文为了对平行趋势进行探讨并检验倡议的动态效果,在此将倡议前4年至后5年共10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其中Pre4、Pre3、Pre2、Pre1分别表示倡议推行前4年、前3年、前2年和前1年虚拟变量;
Cur表示倡议推行当年虚拟变量;
Post1、Post2、Post3、Post4、Post5分别为倡议推行后1年、后2年、后3年、后4年和后5年虚拟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2014年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倡议推行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拥有相同趋势的假设。倡议推行后的第3年,虚拟变量估计系数才呈正向显著,这意味着倡议提高健康预期寿命是一个长期过程,具有时滞性,在短期内提高作用不显著。但是推行后的第5年估计系数转为不显著,这说明要进一步巩固倡议成效,对现有的援助、投资措施进行强化建设,注重政策的进一步推行。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从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干扰政策影响、删除试点当年的样本观测值、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更改“一带一路”国家认定方法、排除双向影响的干扰7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1)安慰剂检验一:假定倡议推行于2014年之前。首先将倡议推行时间设定在2014年之前的某个时期,然后截取2005—2014年的数据对式(1)进行估计,分析“伪”倡议是否仍然能够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如果“伪”倡议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就意味着基准回归的结论中混淆了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从2006年开始,每3年设定一个倡议“伪”推行年份,分别将倡议推行时间假定为2006、2009和2012年。由表4可知,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因此不可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结论的干扰得以排除。

表4 安慰剂检验结果

(2)安慰剂检验二:随机抽取处理组。本文从样本中随机抽取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置换检验,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所造成的干扰。具体的,本文随机产生一组沿线发展中国家样本,从而构建一个虚拟变量ψ。由于“伪”处理组为随机生成,因此该有误的估计变量将不会对健康预期寿命产生影响,即ψ=0。反之,如果ψ的估计系数显著偏离0,则表明模型设定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同时,为避免小概率事件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重复1 000次上述过程进行回归。ψ的分布如图4所示,ψ分布在0的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而真实处理组的估计系数明显异于“伪”处理组的估计系数,证得健康预期寿命所受正向影响是由于倡议推行所导致,而非其他随机因素。

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1 000次随机模拟)

2. 排除其他干扰政策的影响

在倡议推行的同时,中国为进一步推动开放、拓展合作深度,亦实施了其他多项政策,如2009年的《中巴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D1)、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D2)、2012年的“东欧16+1”多边合作体系(D3)。由于上述政策的推行,中国与巴基斯坦、东盟10国以及东欧16国(2)包含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与倡议所发起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内容上有极高的重复性。为排除上述政策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借鉴孙天阳等[23]的研究,将上述政策纳入式(3)进行回归。表5第(1)列结果显示,对上述政策进行控制后,估计系数略有下降,但仍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Yit=α+β1didit+β2D1it+β3D2it+β4D3it+

δXit+ηit+λit+εit

(3)

3. 删除试点当年的样本观测值

本文的倡议推行节点为2014年,但倡议在2013年9月已提出,沿线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或已受影响。因此,本文将沿线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的观测值剔除。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原有结论。

4. 更换被解释变量

平均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之差被称为健康差距,下文以Hd表示。若差值逐渐变大,则表明带病生存期逐渐延长、健康生存期相对缩短,即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放缓。借鉴张颖熙等[2]的研究,本文采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差距Hd替换表2中的Y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第(3)列的结果显示,倡议对健康差距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5. PSM-DID方法

为弱化倡议的选择偏差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进行估计。为避免匹配后的样本量损失,采用邻近一对一匹配。PSM-DID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5第(4)列,系数的大小、显著性以及作用方向均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吻合,即前文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6. 更改“一带一路”国家认定方法

本文以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作为加入倡议的标准来对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划分。由于沿线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时点存在差异,因此在式(4)中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签订相关合作文件当年及以后的年份取1,其他年份取0。基于式(4)的回归结果如表5第(5)列所示,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Yit=α+β1didit+δXit+ηit+λit+φrt+εit

(4)

7. 排除双向影响的干扰

在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为了排除上述反向因果关系的干扰,本文将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由表5第(6)列结果可知,估计系数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即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内生性处理

中国对于倡议合作国的选择存在非随机性,即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故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加以解决。借鉴金刚等[4]的研究,选取沿线发展中国家首都与北京的地理距离对数值以构造工具变量。交通欠发达的情况下,地理距离是决定对外贸易路线的重要因素。“一带”与“一路”分别承袭了历史上汉朝时张骞出使西域及明朝时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因此倡议较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延续,且当今沿线国家与历史上张骞、郑和当时途径的国家存在高度重合,满足相关性;
同时,已有的地理、历史事实不会对当前的健康预期寿命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又由于沿线发展中国家首都与北京的地理距离对数值为截面数据,不可直接用于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借鉴孙传旺等[24]的研究,采用沿线发展中国家首都与北京的地理距离对数值(GHB)与时间虚拟变量(postt)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和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由表6可知,GHB×post对倡议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地理距离与倡议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表6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由表7可知,Kleibergen-Paap rk Wald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下的临界值,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对应的ρ值小于0.01,排除识别不足问题;
HansenJ统计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证实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倡议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依然存在显著的提高作用,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7 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根据基准回归可知,倡议有效提高了健康预期寿命。为进一步验证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从收入增长、医疗改善、冲突抑制和污染防治四个方面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3)为证实表8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2S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与表8基本吻合。。第(1)列结果显示,倡议对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为0.326,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倡议有效提升了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长率。而人均国民净收入的提高可缓解营养不良、提供就诊物质保障[17],故倡议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提高健康预期寿命。第(2)列结果显示,倡议对每千人床位数的估计系数为0.043,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倡议通过增加当地医疗资源总数,能够提高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而当地居民每千人床位数的增加能够改善医疗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居民医疗可及性[18],故倡议可通过医疗改善效应提高健康预期寿命。第(3)列结果显示,倡议对每年冲突发生次数的估计系数为-1.071,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倡议有效减少了每年冲突发生次数。而每年冲突发生次数的降低,能够有效减少因暴乱、冲突所导致的残疾、死亡情况[20],因此倡议可通过冲突抑制效应提高健康预期寿命。第(4)列结果显示,倡议对PM2.5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268,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倡议显著提高了PM2.5水平。原因可能在于,倡议使得沿线发展中国家涌现了大量工业企业,伴随工业生产的增加,能源消耗不断上升,使其付出了工业起步阶段难以避免的环境代价。而PM2.5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恶化慢性病发病情况,对健康预期寿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倡议不能通过污染防治效应提高健康预期寿命。

表8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考虑到不同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对倡议效果在多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讨论可能的异质性因素对倡议的健康人力资本改善作用造成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宋弘等[22]的研究,根据WDI数据库的定义分类,将沿线发展中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li)”“下中等收入国家(ml)”“上中等收入国家(mh)”三组样本,同时对样本组间差异性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验证,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组间差异性检验的经验概率均小于 0.1,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存在。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获取的援助额度通常相对较高,因而医疗改善、冲突抑制、污染防治等效应相对较强。同时,倡议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实际需求和资源禀赋特征更为契合,带动劳动力充分就业所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更为显著。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倡议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倡议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均有显著改善作用。同时,第(1)~(3)列倡议的估计系数逐渐减小,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边际作用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

表9 异质性检验结果

(二)距离远近程度

引力模型理论与冰山运输成本理论均表明,地理距离对基础设施、教育、健康与医疗等援助以及企业对外投资有着重要影响。两国的地理距离较近,两国间的政治、经贸往来更为便利,援助额度以及跨国投资数额也会相应增加;
反之,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跨国投资运营与援助的成本会相应增大,援助额度及跨国直接投资数额则会相应缩减。因此,本文借鉴吕越等[25]的做法,将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按照地理距离做进一步划分,把与中国存在陆地接壤、海域相邻的发展中国家定义为邻近国家,其他为非邻近国家。

本文设置“是否为邻近国家”虚拟变量(in),若样本国为邻近国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同时,设置“是否为邻近国家”虚拟变量与倡议的交互项,进行估计,结果见表9第(4)列。“是否为邻近国家”虚拟变量与倡议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倡议对邻近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作用强于非邻近国家。

(三)高低风险经济体

高风险所伴随的不确定性是阻碍绿地投资以及国家各项援助的关键因素,对投资与援助额度具有负面效应,影响到收入增长效应、医疗改善效应、冲突抑制效应、污染防治效应的效果,从而使得倡议对不同风险水平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存在区别[26]。因此,参考Conconi等[26]的研究,本文使用风险评级国别数据(ICRG),以政府稳定性和投资风险性两个指标对样本进行划分,进一步考察倡议效果在不同风险经济体的差异。

基于不同风险程度的样本,本文设置“是否为政治高风险国家”虚拟变量(4)以各国政府稳定性指标是否处于中位数以上作为划分标准,高于中位数为高风险国家,低于中位数为低风险国家。(hp),若样本国为政治高风险国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同理,设置“是否为投资高风险国家”虚拟变量(5)以各国投资风险性指标是否处于中位数以上作为划分标准,高于中位数为高风险国家,低于中位数为低风险国家。(he),取值同前,估计结果见表9第(5)(6)列。“是否为政治高风险国家”虚拟变量与倡议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是否为投资高风险国家”虚拟变量与倡议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倡议对政治高风险国家、投资高风险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作用分别弱于政治低风险国家、投资低风险国家。

发展中国家多存在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发展受阻的困境,“一带一路”倡议使其所面临的部分发展问题得以缓解。本文以2014年倡议推行为研究对象,从收入增长、医疗改善、冲突抑制、污染防治四个角度对倡议影响健康预期寿命的机制进行刻画,以探讨倡议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相关结论如下:第一,倡议显著提高了健康预期寿命且具有长期性,这一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后仍然成立,但倡议的改善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健康预期寿命提高通过收入增长、医疗改善和冲突抑制三条路径得以实现。第三,提高效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远近、政治和投资风险程度紧密相关。随着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边际提升作用逐渐减弱;
在邻近发展中国家、政治和投资低风险发展中国家,倡议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注重倡议的持续性推进。倡议提高健康预期寿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存在时滞。因此,当前倡议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仍未达到最优水平。中国需进一步坚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持续推进倡议,多维度推广相关倡议项目,增强倡议项目建设后期的持续性,并进一步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多方位创造合作契机,拓展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新空间,兑现倡议提高沿线发展中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最大潜在作用。

第二,提高倡议项目的合作质量。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援助项目、教育援助项目、医疗援助项目以及企业绿地投资,提高项目运营水准,从而使收入增长效应、医疗改善效应和冲突抑制效应稳定发挥作用;
推进与沿线发展中国家新型产业合作,避免粗放式发展,使沿线国发展与环境保护达成平衡,促成污染防治效应,减轻倡议推行过程中污染对健康预期寿命提高所形成的阻碍。

第三,因地制宜展开倡议合作。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积极搭建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平台,并配以相应政策,形成向上的经济发展合力,在缩小其与他国经济差距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提高居民健康预期寿命,实现经济水平与国民健康的双重跨越。就地理距离远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配以更大的政策优惠,放宽部分规定及准入条件;
同时,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缓解远距离所带来的时间层面上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与中国的合作水平。就风险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积极防控投资风险与政治危机,建立更多的合作对接机制,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与中国缔造政治互信与经贸友好关系,营造稳定与包容的投资与营商环境,最大程度地引入中国援助与投资,充分发挥倡议的健康人力资本改善效应。

猜你喜欢倡议预期寿命人类寿命极限应在120~150岁之间中老年保健(2021年8期)2021-12-02浙江向全行业发起廉洁自律倡议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年9期)2021-11-23仓鼠的寿命知多少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20年3期)2020-02-12马烈光养生之悟 自静其心延寿命华人时刊(2018年17期)2018-12-07保护一半倡议: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和实践生态文明新时代(2018年2期)2018-03-21A Dialogue about Innovation in Global Economy Governance in Chongqing重庆与世界(2017年11期)2017-12-05发起携手共赢合作倡议石油化工建设(2017年5期)2017-08-15人类正常寿命为175岁奥秘(2017年12期)2017-07-04分析师一致预期股市动态分析(2016年23期)2016-12-27分析师一致预期股市动态分析(2016年4期)2016-09-29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