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东 王建新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在共御外侮的行动中从自发逐渐走向自觉，历史大潮激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密切关注和高涨热忱。我国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学界先驱们直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华文明复兴问题，结合西部多元文化汇聚成中华文明整体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对中华文明深远内涵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作用进行了交叉学科论证。他们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提出吸收优秀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诸多重要思考。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经典论述构成当今学界相关讨论的学术史基础，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实践有重要参考价值。
2022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1)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8期。。即要正确理解中国，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当今学界对中华文明探讨广泛，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特征、内容、价值及其与世界文明的相互关联性等诸多方面。(2)严文明：《求索文明源：严文明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张光直、李汉漠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李济：《古代中国文明》，《考古》1996年第8期；
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何星亮：《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等。作为一个文明体系，中华文明涵括天道人文、和合伦理、集体主义和理性大同的精神价值，以及中国古今的制度文化和民间物质文化。(3)王延中：《费孝通多元格局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
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
易中天：《中华文明的根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巫新华、韩子勇：《昆仑、天山与天命的文化一致性》，《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马戎：《中华文明基本特质与不同文明的平等共处》，《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
吴根友：《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彭兆荣：《“文明对话”中的几个关键词》，《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
于铭松：《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等。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包容性和吸纳力，形成了内部多元一体、且与外部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相处之道。(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
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郭湛、刘洪志：《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叶朗：《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以上观点和表述源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觉醒阶段学界的论述，特别是该时期西部研究中关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5)在早期西部边疆研究先驱学者们的论述中，“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都用于表述一个超越于各民族地方文化传统的、发挥整合中华民族整体作用的宏大文化体系，两个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似。的讨论内容。
近代以降，基于“天下观”的中华整体秩序遭到西方冲击，国内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掀起挖掘民族文化、振兴中华的启蒙浪潮。抗战时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与侵略，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讨论达到高潮。其中，为整合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各种观点，厘清中华文明的内外部关系，学界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一批学者立足历史经验和西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深入解析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并就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径和实践提出独特见解。他们的观点和学术实践为中华文明与中华各地方文化、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认识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拟对这些有关中华文明论的学术观点及论述进行梳理，(6)对近代学者关于中华文明思想进行总结研究的的学者有赵兵、杨思信、高翠连等学者(参见赵兵：《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谱系(1895—1945)》，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杨思信：《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高翠连：《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他们的探讨都着眼于抽象的中国精神文化的讨论，较少有关于中华文明内部多元文化关系的关照。余祖华、林超民等学者(参见余祖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林超民：《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虽然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到了部分学者和理论家关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认同之间关系的论述，但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总结。摘选部分代表性学者的学术作品，分析凸显其经典论述的观点、内容、特点及理论借鉴意义，助力推进相关学科史研究及其当代价值的挖掘利用。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处于传统文化体系解体、文化失序的状态，国内出现“尊孔复古”、“全盘西化”等纷繁多样的文化方案及其实践。(7)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59页；
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1卷1期(1913)等文献。何为中华文明，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与中国多元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已成为中华文明探索的重点。20世纪初，中国西部各民族因文化隔阂等原因而出现关系紧张，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文化差异制造分裂中国话语。此时，国民党当局采取漠视边疆的态度，加重了边疆危机与民族危机。在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动下，一些学界先驱投身西部边疆地区开展中华文明探索，思考中华文明的内涵以及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全面抗战时期，随着东部国土的大片沦陷，大批知识分子避居后方，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新探索。
历史学家顾颉刚基于对中国古代上古史材料的反思，较早将中华文明的探索放置在历史研究中。其成长经历深受民俗文化熏陶和古代经典教育影响，养成对古代历史典籍的审慎态度以及以民俗为材料研究上古史的学术取向。(8)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北平：朴社，1926年，第1—102页。经过对古代上古史料的比对，他提出中国古代的上古历史记述实际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于不同时期相互叠加的产物。(9)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读书杂志》第9期(1923)。即通过上古史的创作，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建构。在古史辨的讨论中，顾颉刚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建立于一元起源上，(10)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1—2期(1924)。由此生发出“中华各族文化共同参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朦胧认识。
20世纪30年代我国边疆危机严重之际，为抵抗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话语，顾颉刚主持建立禹贡学会，将古史辨的方法应用到边疆历史地理研究，试图澄清中华民族史的实质。(11)谭其骧：《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
顾颉刚：《编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抗战时期，顾颉刚留居西部，深入甘青等地考察。(1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1933—1937)，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8—1942)，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在国难与内忧的双重刺激下，他结合西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象，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借助文化差异分裂中国的活动，他提出中华民族建立在不同文化上，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是同国之民而非过同样生活的人的观点。(1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 1939年2月13日第1版。结合西北史地考察经验，他指出，依文化分类，中国至少存在汉文化、藏文化和回文化等文化集团，它们之间相互牵连、关系紧密且无明显界限。文化的力量可以超越种族界限而联成一体，形成不可分解的集团。(1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 1939年2月13日第1版。即中国文化分两大类。一类是过日子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超越民族界限，将中华民族连成一体的中国文明。
顾颉刚从中国民族史的历史经验中又总结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15)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 1939年2月13日第1版。。他指出，古代少数民族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中国人，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混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并不断发展。(1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 1939年2月13日第1版。也就是说，中国内部存在一个吸收异质文化而形成的整体文明，且中国有以文明整合不同人群的传统。他指出，前者是多元起源，后者是跨越多元逐渐形成的整体文化。
顾颉刚在思考中华文明命题的同时，鼓励西北青年留意搜集西北民俗材料，致力西北民族史与民族文化的研究。(17)李得贤：《顾颉刚先生与西北》，《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李文实生长在文化多元的河湟地区，其成长经历受混合文化浸染。(18)李得贤：《青海杂话(二则)：化隆种种》，《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4期(1941)；
李得贤：《青海年节风俗记略：化隆》，《边疆》第2卷第3—4期(1937)。在顾颉刚的影响下，他结合自身经验，对中华文明整体性进行了分析。他注意到中国境内虽存在不同文化，但这些有差异的文化“早已混合为一”。(19)李文实：《汉以前之匈奴：两汉经略匈奴纪》，《西北通讯》第5期(1947)。即中国存在一个混合不同文化的整体中华文明。李文实以西北地区不同民族交融混合的历史为材料，回溯了中华文明混合为一的历史过程，强调中华文明整体由中国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而成。(20)李文实：《汉以前之匈奴：两汉经略匈奴纪》，《西北通讯》第5期(1947)。另一位从事西北研究的学者杨天惠也在西北地区的文化事实基础上，得出中华文明是一个复合文明的结论。(21)杨天惠：《新疆民族之今昔》，《蒙藏月报》第7卷第4期(1937)；
杨天惠：《西域文明与中国》，《蒙藏月报》第7卷第5期(1937)。
抗战时期，旅居西部的人类学家于式玉则通过实地调查，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整体与其各部分间的关系。她在深入甘南藏区调研后，发现汉藏文化均有其可改进处以及两种文化间的互通。(22)于式玉：《拉不楞寺祈祷大会的布施》，《学思》第2卷第7期(1942)；
于式玉：《普陀·五台·峨眉:蒙藏佛徒对三山的信仰》，《风土什志》第1卷第2—3期(1940)。她创新性地利用实证主义方法，类比有机体分析了这一现象。她认为中华民族因对地理历史的局部适应而产生了多样的文化型类，只有局部丰富，有机功能才能显著；
也只有整体大同，局部功能之间才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并实现分工合作的配合，不致畸形发展。(23)于式玉：《边疆工作经验谈》，《学思》第2卷第1期(1942)。她既肯定了各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必然性，以此说明中国整体文化的丰富多彩；
又从功能互补角度说明了各民族文化与整体文化协调一致，辩证发展以保障整体文化机能的健康运转。
二十世纪上半期西部学术实践中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文明整合不同人群的文明国家。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互动交融而共创的多元复合文明，这一文明体系早已为中华民族所共享。中华文明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多元文化是整体中华文明得以丰富的基础，多元文化间功能互补，促进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中华文明整体保障了局部文化功能间的有机分工。学界先驱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发现了中华文明伟大且丰富的内在机理。这些讨论从侧面印证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4)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民族》2021年第8期。的中华文化理论。
20世纪初中国边疆危机加重之际，国人逐渐注重开发和巩固边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社会对边疆地区的关注。在开发西部边疆的呼声中，一些学者注意到西部各地的文化差异性和文化相对落后性。在整合内地与边疆、开发边疆以消除外患的需求下，西部文化现状刺激学界对整体中华文明的特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期使这些特征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孙绳武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边政本科，长期关注西北边疆教育，提出“培植边才”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25)孙绳武：《批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孙绳武所陈具有见地应留备采择》，《教育公报》第3卷第11期(1916)；
《会员介绍》，《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学报》第2期(1936)；
孙绳武：《训勉学生立志到西北去》，《月华》第4卷第14期(1932)。他主张通过中华文化的教育，使边疆地区产生对内的向心力。(26)孙绳武：《新疆教育刍议》，《教育公报》第3卷第11期(1916)。同时，他反对文化专制，提倡文化平等自由，曾参与反对袁世凯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抗议活动。(27)孙绳武：《从念纪马相伯先生回忆到信教自由会》，《回教论坛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39)。他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探索，深受其中华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立场影响。抗战时期，他多次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宗教文化对中国信教群众的蛊惑阴谋，并阐发了中国文化的本质。(28)孙绳武：《写给回教大众半月刊：在伊斯兰教反侵略祈祷大会上演讲词》，《回教大众》第1期(1938)。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华民族中在黄河流域的一枝，得到了最适宜的天然环境，所以文化的进步也最快，当时文化的中心称之为‘中国’，四周是诸夏，而后是蛮夷。”(29)孙绳武：《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回民言论半月刊：重庆版》第1卷第12期(1939)。受其成长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影响，他又认识到“中国文化具备大陆文化的一切优点，对于外来文化接受的性能极强，所以它的本身能愈充实”，以中华民族宗教的外来起源和本土流传作为例证论述了他的观点。(30)孙绳武：《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回民言论半月刊：重庆版》第1卷第12期(1939)。由此可知，孙绳武认为中华文明存在一种有文化程度差异的文明秩序，这一秩序的中心则代表进步的文明。同时，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包的文明特点，能吸收众多文化优点。
著名农学家唐启宇素有大中华主义情怀，在学生时期即发表《我之大中华主义》一文，表达其重视大陆边疆和海洋边疆的开发，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观点。(31)唐启宇：《我之大中华主义》，《沪江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16)。后致力于改良农业生产力和改进土地制度的事业，倡导在边疆地区推进农业生产以实现边疆开发。(32)《农界人名录：唐启宇》，《农业周报》第3卷第1期(1934)。唐启宇结合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提出中华民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他指出，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阶段，黄河流域从狩猎畜牧生计中发展出更进步的农业生产，嗣后，东南、西北和东北等地也发展出先进的农业生产。(33)唐启宇：《中华民族之伟大与土地之利用》，《农业周报》第4卷第1期(1935)。即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其实质是进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碧笙是一位关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学者，出于对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和中国整体发展的关注，他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和消费水平等经济因素关联起来。(34)参见碧笙：《国际情势与西北》，《西北春秋》第4期(1934)；
碧笙：《银公司与西北建设》，《西北春秋》第8期(1934)；
碧笙：《平沈平绥铁路联运问题》，《西北春秋》第10期(1934)等文献。他指出，古代中华文明的中心经历过从中原到东南的转移过程，近代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华文明的中心有转移到西北的可能。(35)碧笙：《西北建设的两个体系(上)：陕甘与晋绥》，《西北春秋》第5期(1934)。可见，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心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论，不同时期先进生产力的地理分布导致中华文明中心变动。由上述学者的论述可知，中华文明的本质即是进步的生产力。
马次伯致力于沟通中华民族不同文化的工作。(36)马次伯，云南大理人，回族，常年生活在新疆，从事新闻事业，曾关注中华民族研究。参见马次伯：《回教与回族辩》，《新西北》第3卷第3期(1940)；
《回族文化促进总会举行理监事改选大会马国义马次伯当选正副理事长》，《新疆日报》1946年8月12 日第3版等文献。在长期跨文化生活体验与研究中，他发现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文化间存在相同的内涵。(37)马次伯：《回教精神与儒家思想》，《清真铎报》新33期(1947)。他提出中华文明是“两个以上的族，经过相当时间的合作，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进步的共同的文化，来支配共同的生活”(38)马次伯：《回教与回族辨》。的观点，并认为“ 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有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传统怀抱，使狭隘的意识不能存在”(39)马次伯：《中华民族开拓西北之伟绩》，《西北通讯》第2卷第2期(1948)。。即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是用来指导中华民族生活的进步性特征，此特征形成于各族人民长期合作过程中。
黎琴南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黎琴南早年受中共委派，前往苏联及德国学习农业经济学，归国后致力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40)郭鹏：《汉中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028—2029页。他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史研究后指出，“西北农牧人群的斗争和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41)黎琴南：《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之史的考察》，《青年中国季刊》第2卷第1期(1940)。即中华各民族间的互动促进中华文明进步性特征的形成。他还强调，在西北各族群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参与中华文明生成的范围越来越广，直至将西亚、欧洲的文化与东方的文化相融合后才演进为现在的中华文明。(42)黎琴南：《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之史的考察》，《青年中国季刊》第2卷第1期(1940)。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进步性均产生自中华民族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中。寿昌则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文明进步性的形成。他以唐代的中华文明为例，论证了这一观点。(43)寿昌：《春雷：西北的文艺复兴运动》，《新西北》第2卷第3—4期(1940)。
综上所述，西北学术研究的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存在将中华民族连接为一体的文明秩序，文明的中心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力。中华文明具有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怀抱，对外来文化有极强的吸收力，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西亚、欧洲等地的文化均融入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带来了中华文明的繁荣。中华文明一方面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中，促成自身的繁荣；
另一方面以追求进步的态度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并将先进的文化扩展向周边地区。以上讨论突破了“文明冲突论”的“窠臼”，避免了西方民族国家思维的文化闭关主义影响，证明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民族危机。在“抗战和建国”的号召中，大批避居西部的学者针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在战时和战后均展开中华文明发展的探索。一些学者意识到，中国旧有文化体系已不足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无法指导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45)廖楷陶：《中华民族之文化建设》，《军党月刊》1944年元旦专号。更有学者认为，“复兴民族，归根结底，就是要什么样的文化，并怎样利用文化、创造文化的问题。”(46)李安宅：《民族创造性的培养》，《学生生活》新第2卷第20期(1937)。即在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需求下，中国急需发展新的中华文明。
有学者主张，中华文明的发展要以现代化为目标，倡导中华文化的发展要合乎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以现代理性促进个体与整体之调和与发展。(47)廖楷陶：《中华民族之文化建设》。《西北魂》期刊创刊词指出，中华文明需要在独立自主的精神下积极赶上世界文明，做到“苟为适应于现实需要之文化，虽古必存，苟为违背于现时需要之文化，虽今不取”(48)《创刊词》，《西北魂》1941年第1期。。即符合现代需要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应以此为原则进行文化的取舍。针对文化发展中的全盘西化声音，有学者提出“应审慎对待西方文化，既要学习科学的方法又要认清西方文明的弊端，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本位文化”的观点。(49)庞敏修：《怎样提高西北各省的文化水准》，《西北论衡》第9卷第3期(1941)。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结合实地调查经验和相关文化理论，对中华文明发展问题提出见解。
马长寿早年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关注中国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事业。在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他对孙末楠等著名社会学家的民俗学和社会制度研究发生兴趣。(50)孙本文：《孙末楠的学说及其对于社会学的贡献》，《社会学刊》1卷1期(1929)。孙末楠关于“民俗起于人类满足需要的努力”、“社会的生命就存在于创造民俗和应用民俗”的论断，其影响不但见于马长寿关于花甲生藏等民俗的研究中，也见于其对中华民族文化制度的分析与讨论中。(51)孙本文：《孙末楠的学说及其对于社会学的贡献》；
马长寿：《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
马长寿：《社会的民主》，《中国社会学学训》第4期(1947)。抗战爆发之际，马长寿参加南京中央博物院的西南民族考察。在深入藏彝诸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后，他发现康藏地区礼仪和刑罚所施加对象的差异体现了同族相亲、异族相仇原则，而凉山社会中的战争与奴隶制也体现了同样的原则，他认为这些文化是不进步的表现。(52)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
马长寿：《凉山夷区的社会建设》，《边疆通讯》第4卷第8—9期(1947)。这些现象促使他对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些文化原则既不利于生存，也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53)马长寿：《论民族社会的性质》，《社会学刊》第6卷合刊(1948)。因此，他提议采取“同化”的方式对这些文化进行改造，但他强调，他所提倡的同化并不是汉化。(54)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第6卷第2期(1947)。
结合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建设需要，马长寿提出整合中华文化、创造“同化的文化”的三个理由。首先他认为“中国是被压迫的弱国。弱的汉族与小的蒙、满、回、藏、罗、苗、瑶、掸诸族需要同化之后，相互提携，共同复兴中华民族”；
其次，文化不同不利于民主政治实行，同化符合民主的精神，因为“民主的宪法，它保障人权只问你是否中国人”(55)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第6卷第2期(1947)。；
最后，民族群体的文化对于人性基本需要并非必需，而同化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传统。(56)马长寿：《论民族社会的性质》，《社会学刊》第6卷合刊(1948)。
受社会学家古斯蒂的影响，马长寿重视制度建设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古斯蒂认为，社会是一个功能的实体，不是实物的实体，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57)马长寿：《古斯蒂的社会学派》，《东方杂志》第33卷第20期(1936)。他将社会生活的单位分为社区、制度和社团三部分，并认为除社区外，社会制度与社团均独立于个人之外，人们可自由加入和脱离之。(58)马长寿：《古斯蒂的社会学派》，《东方杂志》第33卷第20期(1936)。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马长寿主张建立统一的文物制度，制定一个国族文化的标准模式，对各民族的文化重新估定，从中选出符合该模式的文化作为我国的新文化。(59)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第6卷第2期(1947)。
马长寿为文化评估设计了具体标准：一是进步的原则，即看一种文化是否能增进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而考虑是否保留；
二是民主的原则，将不利于民主的文化制度废除；
三是适应的原则，饮食习惯、交通方式和宗教等能适应各地环境且不妨害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保留而不必强使同化；
四是理性的原则，即对各民族生活中合乎科学和理性的文化加以提倡，对反科学、神秘主义的文化加以淘汰或改革替代；
五是轻重的原则，即对于各民族文化中有关社会秩序、社会制度、民众健康和政治经济的文化事项首要改革，而对有关私人生活领域、习俗习惯、装饰、宗教礼俗等方面的次要文化因素则缓慢改革或任其自然消亡；
六是多数的原则，是在遵循前几条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改革成本的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非强迫少数服从于多数。(60)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即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在尊重文化规律的前提下发展中国文化，促成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发展满足现代需要。
还有学者认为，应注重发展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特征。顾颉刚强调，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任何文化都不能“执一端而罢全体”(61)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即中华文明的发展应博采众多文化之长。马鹤天则更具体地提出，要将西北人民所代表的我国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与东南地区出现的新文化相调和并普及到全国。(62)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之前途》，《西北问题》第1卷第3期(1935)。他所讲的新文化即来自于海外的现代文化，即中华文明的发展应有吸收海外优秀文化的胸怀。汪昭声指出，“边疆是各族各教文化的交流地，是新文化的摇床。”(63)汪昭声：《边疆问题之再认识》，《三民主义半月刊》第3卷第12期(1943)。他主张利用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流机制，实现中华文明的新发展。陈力认为“吾人生长在今日之中国，实一世界人”，他提议利用边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在边疆造成世界性的人类文化。(64)陈力：《新疆之地略价值》，《现代(南京)》第2期(1947)。他提倡利用边疆的对外连接作用，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特征。苏北海则主张，在边疆打造世界文化中心，并以天下一家的思想和努力与全世界共同建立文化合作的秩序。(65)苏北海：《新疆精神》，《瀚海潮》第2卷第2—3期(1948)。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者提出将一体化、现代化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相结合的中华文明发展路径。他们建议建立文物制度，设立文化评估标准，创造满足国家民族整合与时代发展两方面需要的国族文化，使中华文明独立自主地在自身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发展。此外，应发挥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以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传统，与全世界共同建立平等的文化新秩序。以上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路径，避免将中国置于社会达尔文主义(66)〔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影响下的西方中心的文明阶序中。其论述内容与新时代中华文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发展目标以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9页；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分别向“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7月11日第1版。的文明态度高度契合。
抗战时期，一批学者抱定“学术救国”的理想前往西部边疆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和社会实践，旨在研究边疆社会问题、致力于边疆社会发展。其间，一些学者发现边疆文化的封闭落后状态难以抵御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不足以承担地方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他们立足地方文化研究，积极探索边疆文化的特征及其可改进之处，努力使整体中华文明作用于边疆地方文化发展，并尝试使边疆文化发展的实践反作用于中华文明发展。一些学者主张促进中华民族全体对中华文明的共知共享，使全国人民形成正确的中华文明观。顾颉刚认为，有必要对全体国民进行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的教育普及。他倡导用平等的眼光编写反映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中国通史，以激发共同民族情感，并将这部历史广为流传。(68)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同时，他还建议，对全体国民进行民族文化的普及教育，使普通大众知道我国没有纯粹的民族与文化，只有融合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69)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即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的历史经验为材料，唤起中华民族内部的共情。通过对中华文明的宣传，化解地方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文化观，使中国各民族产生对中华文明整体的认同。此外，他还建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推进民族文化交流工作，以加强民众对中华共同文化的了解和认同。(70)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主张对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留意提倡”，搜集材料，设立博物馆，对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事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表彰和推广，以推动内地与边疆人民的互动交融。(71)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马长寿也认同推广优秀民族文化的做法，他建议发动民族文化运动，将符合国族标准文化模式的文化进行推广和实践。(72)马长寿：《人类学在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即以选拔和宣传国内优秀文化的办法创制整体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推广机制。有的学者建议设立新文化中心，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推广。庞敏修认为，应将兰州打造为全国新兴文化的中心，从文化中心产生新的文化，引领文化潮流。(73)庞敏修：《怎样提高西北各省的文化水准》。苏北海则主张，将新疆打造成面向世界的文化中心，广泛吸收西洋文化、亚洲文化等文化，创建面向世界并影响人类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74)苏北海：《新疆精神》。即他们主张以新设立的文化中心为基础，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各种优秀文化，发展世界主义的新人类文明。并通过文化中心的辐射作用，将中华文明向世界不同地区推广。
一些人类学家提议，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改进地方文化、发展中华文明。出于文化制度建立的思考，马长寿倡导将人类学的办法运用到边疆社会文化发展中。(75)马长寿：《人类学在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他提议边政人员要考察地方文化对当地人的实在价值和当地人对这些文化的态度，用进步的原则指导地方文化发展。(76)马长寿：《少数民族问题》。他强调边政人员要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对文化变革要有耐心，不能使改革妨害边民的生活，要用科学的方法因势利导地指导地方文化的变革。(77)马长寿：《人类学在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
李安宅早年就读燕京大学社会服务研究班，求学期间深受步济时、哈特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燕大组织的社会服务运动。(78)王川：《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藏学研究所，2018年，第16页；
哈特、李安宅：《校外教育》，《燕大周刊》第107期(1926)。抗战期间，李安宅深入甘南藏族社会进行考察之际，生发在该地实践社会教育的想法，以期使边疆教育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国社会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79)李安宅：《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第2期(1942)。李安宅结合早年所接受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服务思想，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中华文明发展实践的系统建议。
受哈蒲浩社会形态学的影响，李安宅认为，社会发展中自由与交互关系的发展应伴随效能和范围的扩大而增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80)李安宅：《哈蒲浩底社会思想》，《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他将这一理念运用于关于文明发展的探索中，提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在兼顾范围扩大与现代化实现的同时，也应给予国内不同文化发展的自由，积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有机关系。他指出，这一发展的实践应站在大一统的立场上，借助比较文化学的办法，先给予国内不同文化以一定地位，然后寻求将其融会贯通。(81)李安宅：《宗教与边疆建设》，《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9—10期，第13、13页。他以此理念诠释了中国不同宗教“信仰是体，方式是用”的关系，倡导通过“充实其体，权变其用”的方式发挥不同文化对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作用。(82)李安宅：《宗教与边疆建设》，《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9—10期，第13、13页。同时，他认为应承认国内存在不同文化种类，向不同传统生计文化区域输入近代生产技术，提高各地生产价值，实现全国生产发展中边疆与内地间的区域分工。(83)李安宅：《论边疆建设在区域分工》，《文化先锋》第2卷第8期(1943)。
此外，李安宅还注重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建议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的方式促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他指出，“各处都需要个别教育，以使每个细胞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需要统一教育……不要忘了全国一致的中心思想。”(84)李安宅：《回教与回族》，《学思》第3卷第5期(1943年)。“要用区域分工的物质基础以及语言宗教等人文基础，使整个教育对物变为生产教育，对人变为公民教育”(85)李安宅：《谈边疆教育》，《边疆通讯》第4卷第2期(1947)，第2页。即应通过学校教育，将现代社会所需的公民意识、个人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生产知识等现代性文化向群众传播。社会教育方面，李安宅则建议各地组建由当地的专家和外来的专业人士共同构成的专家团队，设立民众服务馆和巡回服务队，对民众进行各种问题的指导和先进文化的推广，同时发现地方优秀文化以备推广。(86)李安宅：《论西北藏区应用创化教育》。李安宅建议通过这种创化教育，使边疆文化实践作用于国内教育及中华文明的发展。(87)李安宅：《论西北藏区应用创化教育》。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实践首先应对中华民族全体进行中华文明观的普及教育，使中华民族成员认同中华文明；
并通过设立博物馆、开展民族文化运动、设立新文化中心等手段选拔和宣传国内优秀文化，充实新的整体中华文明，使新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所共知共享。他们建议理顺中华文明与地方文化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采用教育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将科学知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文化进行宣传，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在整体层面建立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推广机制，在地方层面建立中华文明的实践与创新机制，将二者相结合，并广泛吸收全球优秀文化，将中华文明发展成为具有世界主义的新人类文明。以上观点与新时代“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8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的新要求具有相通的实践价值。
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西部地区的先驱学者们围绕中华文明的学术讨论，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分裂活动的影响下，对中华文明整体及其内外部文化关系进行的全面反思，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径和实践的理论探索。其学术探索告诉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具有以文明整合国家的传统；
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复合文明；
它具有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优秀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和追求进步、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功用性特征。他们所倡导的中华文明论突破了西方民族国家对内消除文化差异、对外塑造文化边界的民族国家文化思维，(89)〔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9—69页。尝试从中华文明本身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他们关于制定文物制度发展新中华文明、打造文明中心发展具有世界主义的中华文明等论述具有学术前瞻性，对理解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思考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一致性等学术话题均具重要学理意义，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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