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渊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1]。这些论断鲜明地阐释了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时代境遇和重要的工作遵循。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视域下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赓续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治理伟大实践经验的客观要求。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承担着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客观上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和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基于此，科学探寻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本质内蕴，有针对性地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困境，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建设方略，推进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确保了党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迅猛推进，特别是乡村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各种社会力量的崛起，日益成为影响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变量”[2]。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有效协同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探索构建良性互动的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显得尤为迫切。
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学界主要从治理内容、治理理念、治理机制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内容上，刘华等学者从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服务型组织、廉政等方面进行了探讨[3]；
章兴鸣等学者从政党治理的角度提出应侧重从党的自身建设抓起，注意处理内部关系、强化自身凝聚力和组织动员力等[4]；
张志丹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治理能力建设是最根本的实践活动[5]；
朱卫卿指出，基层党组织将多元主体组织起来不仅是现代乡村社会有效运转的方式，而且是基层党组织实现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工具[6]。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理念上，刘序明指出，坚持依法治理、讲究成本与效率、增强透明性、积极回应以及注重民主协商等[7]；
严俊等学者指出，从治理权威民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过程制度化、治理结果公益化等进行研究[8]。李辉指出，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加强党组织和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升，加快营造多元包容与合意共生的治理空间[9]。相关学者针对基层党组织治理理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较为笼统，缺乏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实际的建设性理念。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机制层面，陈秀红指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不仅具有社会建构的意义，更具有通过政治建构“嵌入”社会建构以实现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深层意蕴[10]；
吴春宝认为，基层治理要从培育责任意识、优化责任制度结构和引导责任行为等角度入手，使容错机制有效运转起来[11]；
高松等学者认为，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过程中要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治理机制、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等[12]；
岳奎等学者认为，部分农村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机制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13]。
学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有研究更多从重要性、理念和机制等宏观层面进行了学理分析，阐释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要素。但从研究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来看，相关方面仍需进一步拓展。从研究视域而言，有些学者是从宏观切入，阐释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和重要意义，忽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内生要素等。从研究对象而言，有些学者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两者混淆阐释，未能科学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自身的关键内核等。从研究路径上，有些学者从理论层面阐释，针对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现实场域和实践指向等方面探究不足。
总体而言，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需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架构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下，内含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自我提升之中，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既要站在“重构国家与社会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14]的宏大视域探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更要站在“通过党员和农民在具体实践场域中的紧密互动，用党员的先进性去影响带动农民，从而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和行为逻辑”[15]的现实场域中来分析，努力实现“党建与乡村治理的互构耦合，推进党建与乡村治理的互促互融”[16]，进而有序打造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一种契合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内部性变革和外部环境变化的“系统整合力”。具体而言，“系统整合力”分为四个圈层，党的领导是最核心的第一圈层，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人民立场的内生要求和现实指向，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内核。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居于中间地位的第二圈层，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良善”追求。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数字治理力为第三圈层，其实质是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的外在驱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引领”“创新”的内在能力建设。第四圈层为创新治理力，主要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载体等。简言之，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内核，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发挥主体协同、制度机制、文化铸魂、数字乡村和创新引领等综合效应的一种系统整合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主要是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数字治理力、创新治理力”为能力内核，遵循“‘三治’融合+智慧治理+创新治理”为内生逻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协同治理力”主要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不同利益主体的“自治”过程，强调自我协同引领，进而实现“自治”目标；
“规约治理力”更多强调的是“法治”要求，以法律、法规为总体框架，通过规章制度、乡规民约等实现外部约束；
“文化治理力”强调通过“铸魂” 建设，实现村民思想道德水平提升，实现“德治”追求；
“数字治理力”则是基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态势下基层智慧治理的现代化考量；
“创新治理力”是融通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部过程的理念要求，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现实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一种“系统整合力”，分为“四个圈层”，各个圈层之间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多元互动的循环系统，同时保持对外界的张力和开放，特别是最外部圈层的“创新治理力”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开放和吸纳的要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1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自我协同、法治约束、文化引领、数字平台和创新思维等方面的建设，持续提升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进而引领推进农村社会各项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一些农村仍然存在生产方式变迁、居住形态改变、多元力量进入等各类复杂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独特而又全新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既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协同治理能力有创新性工作的要求，又事关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夯实等。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以协同治理能力提升为重点，持续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积极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有序进入，激发各种利益主体的“自治”意识和“协同”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协同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因此，“持续强化共同价值，提升社会整合力度，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群众的价值认同”[18]，全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协同治理力显得尤为迫切。
规约治理是一种基于法律、法规总体框架之下运用规章制度、村规民约等进行农村社会治理的外部“约束”。当前，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宗族势力影响较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风俗习惯较为独特；
加之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农村地区存在较为特殊的民族习惯或生活习惯等复杂问题。在此境况之下，一方面，基层党组织需要增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将具体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办事；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也要客观分析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功能。这种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强调的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规范要求”和“外部制约”。
文化治理体现为一种治理理念、思维范式和内部体验的综合。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时期形成的乡村文化体系开始转型，“乡村的公共性逐渐淡化，而私人性的特点愈发明显”[19]。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其治理理念和群众体悟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当前部分农村地区乡村传统的宗族文化、乡贤文化等日渐式微，农村道德文化建设不足；
有效激发在城市和农村来回奔走的“两栖式农民”等不同主体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客观上需要基层党组织做好文化引领和指导帮扶，通过“文化重建”凝心聚力，通过文化培育和道德教化，进而找到广大农民群体助推乡村振兴的文化依附和精神旨归。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需要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水平。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推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应用普及，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敏锐把握现代信息技术，以智慧治理为追求，积极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深度融合。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特色产品的推介需求，基层党组织需要“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20]，获取新经验、寻求新模式，找到新路径，建设数字乡村，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187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中，需要切实关照各类相关利益群体，找准各个利益群体自身的现实关切。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与工作推进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为此，“一方面要强调人民群众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还要承认他们之间在利益上存在冲突和矛盾”[22]。
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重视自身的创新意识、精神状态、治理理念、能力提升等相关方面，同时也需要培养提升农村其他社会主体的创新意识。另外，在治理机制创新上，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从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进而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其新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提纲》言约旨远，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不同的理解路径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但有些解释尚存一定的争议。仅就尚有争议的解释而言，我们将学者们对“第二条”的解释归纳为四种，即检验方法论、真理概念构成论、“大写的真理”论和回应怀疑论。这四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哪种更为合理呢？我们依次进行考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层面论述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表明，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协同联动和示范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各项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的综合治理水平。基于此，笔者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为参照选取了三个行政村党支部的治理情况进行分析(1)本文选取的3个行政村分别为四川省的2个行政村(经济状况较好的行政村简称为四川A村、经济状况一般的欠发达民族地区的行政村简称四川B村)，以及江西省经济较好的1个行政村(简称为江西C村)。，同时选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剖析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自我协同、规约治理、文化引领、数字乡村以及创新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速变迁，农村经济社会随之快速转型，农村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村社会逐步由“改革前的行政性社会整合，再到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历史性变革”[23]，一些农村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应运而生。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其他社会主体协同推进社会治理方面参差不齐，村级党组织作为“动力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够、村级其他组织协同作用发挥不足。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呈现区域差异化。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成效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必然呈正相关。如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四川B村，整体经济状况较差，但是该村村民参加村党支部组织的会议与活动积极性更强；
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四川A村村民参加村党支部组织的会议与活动积极性却不够。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区域的行政村村民参加村党支部组织的各类活动的比例差达到了30个百分点，由此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地位地区差异化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在调研中发现，相关行政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多按照传统路径去推动乡村建设，缺乏先进治理理念和服务意识。四川A村和江西C村作为经济较为发达区域的共性问题是村委干部及在村党员年龄较大，在工作推进中较为保守，未能建立相应的创新机制等；
村里的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年轻党员发展不足；
四川B村作为欠发达民族地区配备了“90后”党支部书记，加大了党员发展宣传，但当地的经济基础、民族特点等因素制约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在调研中还发现，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先进性、纯洁性不足等问题，进而导致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话语权减少、领导地位弱化和协同引领的权威性消减。
三是农村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机制建立不够。在调研中发现，四川A村和江西C村的社会组织虽有一定发展，但发展的整体状况仍需进一步加强。如四川A村的农村合作组织采取的是“高校+地方+人才+技术”的模式，该村养牛合作社、养蜂合作社等项目颇见成效，采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进行公司化经营、品牌化生产。但该村合作社最大的困境在于当地基层党组织未能有效协助培养后备人才以及协助产品推销等，无法避免项目出现“人走而散”现象。由此可见，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亟待加强自我提升的“自治”追求，改变当前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为村民自治性组织、农村合作组织、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共治的模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快速改变。“传统价值规范的约束力不断下降，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断裂，农民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彼此间的关联性弱化，对党组织的依赖程度也大为降低，随之带来认同感的下降。”[2]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逐利性促使部分农民更为注重个人经济利益的获取。结合相关区域的调研可知，部分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缺乏有效的方式载体，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规约治理力和文化治理力需要加强。
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精神文化活动不足。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党组织未能推出相应文化载体和平台，未能有效结合群众需要进行文化建设。部分村民平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基本上是以看手机短视频等为主，缺乏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例如，四川B村村民闲暇看手机短视频等的比例占28.57%，四川A村的村民闲暇看手机短视频等的比例占57.5%。调研团队询问村民“是否需要村党支部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或学习培训”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四川A村村民选择“非常希望”的比例占27.5%，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四川B村村民选择“非常希望”的比例占36.61%。由此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文化治理方面的任务更为迫切。
建设“数字乡村”，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基层治理融合路径创新等，取决于乡村建设中的人才问题。通过调研访谈同时结合其他区域情况综合分析发现，人才短板是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的瓶颈所在。
一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员干部的能力培训提升不足。在调研中发现，在村党支部书记的能力培训提升方面，不同地区呈现倒挂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村党员干部参加培训的次数少于欠发达地区的村党员干部。在调研中发现，四川A村和江西C村村民认为，村党组织具有领导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仅占30%；
四川B村村民认为，村党组织具有领导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占比为41.59%。另外在访谈中得知，基层党员干部普遍认为，人才不足导致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普遍提出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有利于村级党组织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等；
个别党支部书记提出，基层党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时要有“纠错机制”和提高“奖励力度”，这样才会持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创新精神。
二是留守农民的知识文化素养无法适应数字乡村和智慧乡村建设需要。在调研中发现，三个行政村中的村民外出务工较多，特别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青壮年普遍在外务工，留守农民年龄较大，大部分缺乏基本的网络素养和宣传推介的能力，农村的特色农产品无法有效通过新媒体、新技术等进行推送。在访谈中得知，三个行政村囿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约以及相关区域的民族特征等，不同区域的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认知差异较大，部分区域农民不了解相关术语，更不明白其具体价值。由此可见，国家推进数字乡村或智慧乡村建设需要分类推进、精细开展，不能笼统全面铺开。
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需要着眼于国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架构，聚焦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期待，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引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此，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为内核，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三治’+智慧+创新”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协同社会多元主体创新推进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全面增强自身的初心使命意识。坚持人民至上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遵循。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立足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自觉，落脚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主题，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命，加大基层党组织自身的革命性锻造，在治理主体上进行精神振奋和形象重塑，努力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一支具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在建设路径上，既要从思想上“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从具体工作中认真“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1]，更要从制度设计上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1]。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意识和整体形象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责任，从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进行全局思考和系统培育，并以此作为一个重要工程进行全面建设，这是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协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前提。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协同治理力提升需要加大多元治理主体培育，强化“自治”意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第一主体，需要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避免社会分化。建立健全社会规则规范等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需求[24]。从建设理念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行政机构不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独唱者”，既要注重对相关治理主体的培育，又要注重从外出务工人员等优秀群体中进行政治吸纳，更要注重对不同社会团体进行组织整合。“党建引领缔造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25]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依托党建引领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紧密围绕党建引领这一内生指向，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的整合功能，推进不同利益主体的自我协同和自我培育，形成协同联动的“自动链接”，提升协同联动意识。从具体建设路径上，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的系统培育，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自我整合、统筹谋划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的聚合效应；
另一方面要在统筹多种社会力量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价值诉求，构建农村基层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机制，协同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规约治理力建设，需要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法治”意识，有效构建激励保护和惩戒约束基层党员干部的相关制度机制。一方面，从激励保护制度机制层面着手，建立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待遇和相关保障的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选拔制度，把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拔规范纳入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之中。通过有效路径选拔出政治素质硬、群众口碑好、综合能力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这种选拔导向也是一种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彰显。另一方面，从惩戒约束机制着手，从严惩治侵占和漠视群众利益的农村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构建一套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注重从制度设计上有效应对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腐败问题。同时统筹协同多元治理主体，依托农民自身“集体”约束，强化法律法规、乡规民约的约束效应，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形成基层监督的合力，引领建设务实廉洁的基层治理环境。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治理力建设，需要增强“德治”意识，加强文化引领和氛围营造。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治理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文化建设融入，紧密结合本地文化风俗等，创新性地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治理力。一方面，有效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资料和宣传媒介，借助国家重大节假日开展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和信任，增强基层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另一方面，着力加强乡土文化重建，加大对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强调道德教化，着力提升广大村民的文化层次和道德水平。尤其需要加大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不断加大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以此为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治理力打下坚实基础。
加大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力提升的内在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数字治理力建设，首先，在于提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治理素养。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是“关键少数”，广大农民群体是协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主体”，提升“关键少数”和“实施主体”的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和智慧治理素养决定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成效，这也是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力的关键。其次，需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整合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借助乡村振兴的历史契机，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加大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协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程；
加强在基础交通建设、农业数据收集、基本物流建设上进行前期布局，逐渐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再次，需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嫁接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能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树立战略发展思维，瞄准农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寻求产业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有效对接，通过数字乡村建设的“物质载体”实现乡村产业嫁接，找到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依托。
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力提升需要激发农民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群体等多元利益主体协力合作的结果。因此，只有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以农村特色产品推介为依托，把数字乡村建设立足于农民的自身需要之上，才能形成农村数字治理合力。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平台，聚合多元利益主体的内生需求，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合力。以农村特色产品推介为载体，吸引互联网电商企业加速下沉向乡镇布局，加大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整合；
以农民创业增收为牵引，促进广大农民顺势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数字化改造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着力培养和提升农村党员领导干部的宣传推广意识。部分农村党员领导干部对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方面敏锐性不够，在农村自身特色产品推介过程中缺乏数字化意识。因此，只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村党员领导干部的数字乡村建设意识和智慧治理意识，引领带动广大农民走上农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道路，才能有效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力的提升。
在人力资本匮乏的较多农村，加大“引智借智”工作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治理力不足的可行路径。“引智”和“借智”，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寻求外部人才支持。目前部分农村的农民年龄普遍偏大，当这批农民不能再继续耕作的时候，我国较多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将可能面临劳动力危机。基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国家需要站在乡村振兴的全局视域下，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从政策上进行一定倾斜，切实按照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基础建设一体化的思路，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教育、医疗等基础保障方面的投入力度。只有城乡差距缩小、农村产业发展时，外部人才才能持续进入。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好驻村第一书记或党建指导员的作用，重点安排优秀选调生到村级组织进行挂职锻炼。通过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优秀选调生的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有效整合农村各类资源，积极探索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同时，产业发展较好的乡镇农村更要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以产业吸引人才、以待遇吸引人才、以事业吸引人才，只有人才聚集、人心凝聚，才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治理力。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治理力需要加强农村现有党员干部的能力培训。面对新时代党和国家治理新要求与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快速转变的新境况，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武装，采取有力举措及时转变农村党员干部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等，通过理论提升指导客观实践，不断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社会治理水平。在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的基础上，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农村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研修紧密结合，持续加大农村党员干部的实践研修力度。“建设高质量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是塑造好的基层党组织的基础条件，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保障。”[26]只有通过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实践研修，才能有效促使他们把掌握的理论转变为乡村治理的现实行动。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亟待从制度上进行安排，周期性地选派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前往乡村振兴示范点或农村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先进区域等进行学习培训，积极拓展广大农村党员领导干部的眼界和见识。只有理论上不断加强、实践上不断积累、经验上不断总结，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治理力才会不断提升。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之下，在广大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期和乡村振兴发力期的“衔接过渡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动力主体”，承担着艰巨繁重的基层治理任务。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要求和能力需要的现实回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现实状态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应然状态、职责使命和外在压力的综合需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客观上需要真实呈现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只有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有效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真正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三治’+智慧+创新”为内在逻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即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内核，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意识，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内生要求，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创新治理意识，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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