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超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2023 年2 月2 日下午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王恩涌先生去世的消息，着实感到突然和哀伤。待到晚上讣告出来，地理学群内尽是缅怀王先生的短信和言语，可见王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学术影响之大。作为文化地理大家和杰出的地理教育家，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已有公论，也得到了公认。其实，王先生不是“狭义的”文化地理学家，他对政治地理以及整体地理学都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他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有自然地理的专业背景，加之终生对地理学事业的热爱与坚守，持续不懈的钻研，使他对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有非常独到和精准的认识，他将这些认识和判断经常付诸社会现实和地方进行验证，由此形成了他对地理学作为一门“通古博今、经世致用”的学科的工作方法论，所以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理学大家。他不是我们现在时代以影响因子、刊物级别和论文篇数等标准评判下的学者。若不是他生活的时代所限，以先生的天赋、勤勉和对学术的执着与热爱，他在学术上的影响会更为深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在人生最富创造力的青年和中年时期，他就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学者一样，无法在学术上有更多建树。但改革开放前后，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他，出于对地理学的热爱和浓厚的使命感，重新焕发学术生命力，创建北大地理学并持续进行人文地理学的探索，开辟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研究的新方向。正是因此，他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体现出人文与自然、世界与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有机结合，这也许是他经历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打下的烙印。时代和社会塑造着包括学者在内的每个人，明智的学者也会透过个人的际遇思考国家、世界、文化或文明发展的大问题与大方向，王先生无疑是带着这个问题进行持续的学术研究的，他的研究也常常跨越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学科边界。所以，虽然当时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学是一个小众的学科，却是一门大学问。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仍然如此：自然与社会如何协调，世界的格局和方向是什么，人类文明的出路何在，这是王先生及我们时代依然面对的三大问题。我们悼念先生，也许最好的方式是继承先生的遗志，继续思考和回答这些先生毕生致力的大问题。
王先生在地理教育事业上贡献了毕生力量，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学界不同代际的很多人都得到过王先生的帮助和扶持，很多学者已经撰写了纪念的文章感谢并怀念王先生，除了王先生的学生，文化地理、旅游地理的同仁以及北大的同事都纷纷撰文缅怀先生，由此可见先生的人品与学术感召力。王先生可说是人如其名，“恩涌”一名我冒昧地揣度来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核心是一个“义”字。王先生是贯彻了这一个“义”字的，对家国与文化、学术和学科、学生和同行，他都充满了情义。他确实是恩泽学林的，大家对他的纷纷爱戴和由衷感谢，何尝不是另一种涌泉相报。纪念和学习王先生，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这种“义”绵延和传承下去。
我也是王先生照拂过的后辈学人之一。虽然疫情阻隔已有好几年没有亲见先生，但回忆起与先生的交往，往事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我读硕士和博士期间，仅是通过读王先生的著作得知其大名，真正面对面接触王先生是2008年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那时我所住的中关新园与他所住的中关园很近，且因为我的博士论文也涉及文化地理，所以，我就将博士论文呈送先生请他指正。原以为他不一定关心或没时间细看我这名不见经传之人的文章，不料隔天他打来电话约我专门到他家里谈论文，使我有些受宠若惊。作为资深教授，他当时的居住条件其实并不好，但狭小的房间内都是书和各种图册、报纸等，很多都被他用笔划过，包括我那本博士论文，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落座后他并未客套，直接与我谈起论文以及延伸出来的其他问题。在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文化与地理的关系及其对国家、区域发展的影响，他有持续数十年的思考和研究，也积累了很丰富的素材。他结合自身的经历阐发地理学的综合性，使我茅塞顿开。他是博闻强识、融会贯通且又了解实际的地理学家，当他运用渊博的地理学知识和思想分析现实问题与地方发展时，犹如庖丁解牛，脉络清晰。他并未因退休就安心地颐养天年，而是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探究问题。和我这样的年轻人交流，他不是以权威的姿态，而是非常平易近人，给我如沐春风之感。我工作后有一次去他的新家看他，进门后他二话没说，摊开一本世界地图集就谈了起来。岁月并没有减弱他对学术的热情，他还是当年或者多年前的先生。他对学术的热爱一直持续到90多岁，这是最打动和感染我的。
随着与王先生交往次数的增多，我逐渐体会到先生不仅是世事洞明的学术大家，也是富有人情味的师长。为答谢他指导论文，我邀请他到家中吃个便饭，他欣然答应。闲聊时我们提起甘肃很偏远的两个小县城，他竟然对其历史地理也很熟悉，让我们大为惊讶。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副活地图，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强，但其时他已是82岁了。过两天我们收到了他回赠的小礼物，深切感受到他待人的温暖和平等。我们也并非在所有学术问题上都持一致观点，但他对不熟悉的学术问题和人物，都是尽可能查阅资料和询问相关人士力求弄懂，或是做到包容。比如，他感觉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他所接触的传统地理学大不一样，他很关心这一流派，详细询问过唐晓峰老师，也问过我的观点。我当时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回答不清楚，但是他不耻下问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促使我学习新知。
当看到哔哩哔哩上王先生讲课的视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仿佛先生没有故去，心中顿时百感交集。王先生不仅对我是关心、照顾和支持的，而且他对很多同学、同仁也是如此。他80多岁时还请同学们到他家中义务为他们授课，并准备零食相待。我想很多同学也像我一样，不仅从王先生那里得到知识的滋养，也感受到了师长儒雅温暖和平等待人的人格魅力，这是最为难得的也是我们最难忘怀的。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和人格力量，是通过我们切身感受见到和得到的，也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奋进的力量。
在我离开北京赴南京工作之时，我向他道别，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托我带给他的一位朋友其实也是他曾经的学生，语气谦和地向他问好并请他关照我，我深受感动。因为我并非他的学生，他却给予了这样热心的帮助。我知道他在研习书法，所以特向他求字一副作为对我的勉励。他慨然应允了，过几天让我去取。纸上写的是那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知道我当时思考甚勤但知识底蕴尚需加强的特点，所以，这句话虽然普通却很有针对性，为我所珍视。他写了好几副，挑了一张最满意的给我，足见其对这一件小事的郑重。现在，睹物思人，斯人已逝，但情义永在。先生的恩义是我们难以忘怀的，也常促使我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继续学习、保留、传承和延续先生的这种非常难得的热爱、平等、谦逊和宽容的精神与品质，那么，先生也就没有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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