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方言表达主观量的几种形式

朱 红，袁俊芳

乐山方言表达主观量的几种形式

朱 红1，袁俊芳2

(1. 渤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2.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主观量是量范畴中的次级分类，是表示说话人主观态度的量。乐山方言中，表达主观量的形式主要有叠音量词，量词的重叠形式及包含“打”或“把”的特殊结构。叠音量词主要表示主观大量；
量词的重叠式中，借用容器名称的量词重叠式及其变式可在主观大量范围内区分出不同量级；
“A是A的”和ABAB形式都表达主观满意量；
含“把”的结构表示主观小量；
含“打”的结构表示主观大量。这些形式中，表“小量”的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常带“儿”尾，以进一步强调量“小”的语义特征。

乐山方言；
主观量；
重叠形式；
特殊结构

在传统西方语言学理论中，语法范畴与构形法相联系，与词法和句法无关，但从无形态变化的语言来看，并非不存在类同一般构形法语法范畴的事实[1]5。高名凯曾在《语法理论》中指出，语法学可以划分为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2]。汉语作为典型的无形态变化的语言，其同类语法意义是通过词法和句法来展现的，语法范畴作为语法意义的类聚，自然意味着可以出现于句法或跨构形法与句法两个领域而存在的情况[1]6。因此，汉语中也存在打破传统语法范畴观念的广义的语法范畴。

“量”是客观世界中事物、事件、性状等“量”的因素和各种量化处理的工具与方式集合而成的认知范畴。客观世界的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中，形成语言世界的量范畴[3]30。“主观量”是含有说话人主观评价的量，主要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4]。学界对主观量的分类有所不同，李宇明将主观量分为异态型主观量、直赋型主观量、夸张型主观量、感染型主观量，讨论了主观量的来源[3]112。齐春红另辟蹊径，分析主观评价自身的量级及说话人的确认量、诧异量、推断量等，以此分出主观疑惑量、主观估价量、接近主观量以及主观大量四大类[5]。此外，罗荣华（2011）、陈淑梅（2007）分别从表达方式以及方言视角探讨了汉语主观量问题。后续研究多基于已有分类讨论主观量的各种标记和构式。本文以乐山方言中表量的重叠形式及特殊结构为研究对象，呈现乐山方言中的主观大量、主观小量以及主观满意量。本文注音参考赖先刚（2000）的《乐山方言》、李东穗（2017）的《四川乐山方音系统研究》的语音体系。研究语料部分来源于《乐山方言》，邓英树、张一舟（2010）的《四川方言词汇研究》以及梁德曼（1985）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部分为作者田野调查所得。

乐山方言属西南官话—西蜀片—岷赤小片，除语音保留入声外，方言中对量范畴的表达也很有特色。乐山方言中表量的重叠形式，包括叠音量词、量词的重叠式，还包括数量短语的重叠以及同语式变式“A是A（儿）的”，这些形式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

（一）叠音量词

我们将量词重叠前的形式称为基式，叠音量词的基式并不作计量单位使用，只有经重叠后与数词“一”结合，形成数量短语，才能负载计量事物的功能。乐山方言中的叠音量词主要有：

（1）一窖窖[kau13kau13]

自己把衣裳洗了，我还有事情要干。（还有一堆事情要做）

（2）一党党[taŋ42taŋ42]

那人是走哪个屋头去的？（那群人是去谁家里的）

“一窖窖”是对事物的计量，“一党党”则主要修饰人，这两个叠音量词的基式在乐山方言中都不作量词使用，且数词只能是“一”。“一窖窖”可以替换成“一拉[pha55na55]”，表示数量多且乱，这里的“量”是主观大量，说话人认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多、杂乱无章，含不耐烦的态度。“一党党”表达的也是主观大量，指量多而不整齐，实际上听话人不一定认可说话人对量的主观评价。如：

a：才人朝高头去了。（刚刚那群人往上边去了）

b：劳末就几个，还。（明明只有几个人，哪里是“一群”）

可见，听话人并不认为人多。“一窖窖”与之类似。例：

a：自己把衣裳洗了，我还有事情要干。（还有一堆事情要做）

b：你要去搞啥子？（你要做什么）

a：我还要晒铺盖，拖地，还要给你六娘拿豆子上去。（晒被子，拖地，给你阿姨送一些黄豆过去）

b：这有好多点事嘛。（意在表达“事情不多”的看法）

在对话中，听话人往往会询问“‘一窖窖’事情”包含的具体事件，待说话人细数后，听话人进一步表达量少的主观认知和不在乎的态度。

（二）量词的AA式重叠

量词的AA式重叠同普通话的量词重叠式类似，可以是物量词，也可以是动量词。如：

（1）我拿到的[kai42kai42]都烂了。（拿到手的每一个都是坏的）

（2）[xa13xa13]都记不住要带身份证去。（每次都记不住要带身份证）

“块块”“下下”的重叠是在基式基础上增加“遍指”的意义，具有周遍性，引申出说话人对量的主观态度，是主观大量[6]45。多数情况下，AA式一般是名词，表示带有基式空间特征的事物，如“条”具有长度特征，“条条”则泛指所有条状物，例句中的“块块”也可表示块状物。

从基式的专用和借用角度看，这些AA式重叠形式中，既有专用单音节量词的重叠，也有借用名词重叠后作量词的情况，且常和系数词“一”组合，表示一个整体的量的概念，其中绝大多数是物量词，也有少量时间量词。如：

（1）堆堆[tei55tei55]：你那桌子上的东西不收捡好嘛。（指“你应该将桌上的东西收拾好”）

（2）一抱抱[pau13pau13]：你咋个换了衣裳下来？（你怎么换洗了一堆衣服）

（3）盆盆[phən21phən55]：给她弄了泡爪爪，这回要吃安逸。（做了很大一盆泡凤爪，可以吃个够）

（4）颗颗儿[kho42kho42]：你就买了这几哦？（只买了这一点儿吗）

（5）撮撮儿[tshʊ33tshʊ33]：给我撮包谷面过来。（给我拿点玉米面过来）

（6）下下儿[xa13xa13]：再过又要弄饭了。（再过会儿又该做饭了）

重叠具有强调意味，重叠前，基式若表达量大的意思，则重叠后表示主观大量，如“一堆堆”“一抱抱”，“一盆盆”等；
基式表达量少，则重叠后表示主观小量，如“一层层儿”“一撮撮儿”“一下下儿”等，且这些表主观小量的重叠式必须加“儿”尾，凸显“小单位”的特点。“一堆堆”“一抱抱”等表示主观大量的形式一般不用“儿”尾，但“盆盆”“桶桶[thoŋ42thoŋ42]”等借用容器名的形式，量是通过容器的“满”和“不满”来体现，基式AA表示主观大量，加“儿”尾后主观大量稍有削减，是趋向于心理预设的主观大量。如：

（7）去接水来把屋头抹得下。（去接一桶水来擦下屋里的东西）

（8）两筒豆子弄了豆花儿。（两竹筒量的黄豆做了一大盆/一盆豆花）

句（7）中，“一桶桶”是主观大量，加“儿”尾后，是在这个大量基础上的“可少量”，也是满足说话人心理预设的量。句（8）中同理，“一盆盆儿”是“一盆盆”主观大量的削减，趋于满足量，以“盆盆”为代表，借用数学符号表达此类主观量的变动结果：

最小心理预设量≤一盆盆儿→一盆盆＜……

由此类表达形式可见，主观大量是具有范围和一定量级的。张婷婷、陈昌来在《“搭把手”类轻量表达构式》中提出“低标性需求”，指能保证动作完成的最小量度值，是施动者认知中能够达到自我满足的最低限额，体现的是叙述者“只要满足最小心理预设即可”的心理特征[7]。在此参考对动作轻量表达的“最小心理预设量”来描述乐山方言中说话人对这类主观大量形式的选择，即主观大量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的下限就是“最小心理预设”，“一盆盆儿”尽管较之“一盆盆”有量的减少，但仍旧满足“最小心理预设”，趋近于“一盆盆”的量，是主观大量，而“一盆盆”不一定是主观大量的上限，前后都可加修饰词来加强主观大量的程度，如“一盆盆多”或是“多大一盆盆”。

（三）数量短语的ABAB式重叠

在乐山方言中，数词短语重叠后形成的ABAB结构可以表示主观满意量。主观满意量在《鄂东方言量词重叠与主观量》中表示说话人主观认为重叠式表示的量是令人满意的[6]44。如：

（1）你地抬嘛。（你可以一次性拿两根凳子）

（2）就地买。（一次性买五块钱的量）

（3）这回次开始地拿给她。（从这次起每次给她三百块）

“两根两根地抬”指一次抬两根（如凳子），“五块五块地买”表示对某个有长期需求的物品的购置方式，一次买五块钱的量或者一次买五个，此二例为数量短语重叠的常见表现形式。“三百三百地拿给她”指的是一次只给三百，此处省略量词“块”。ABAB式主要作指宾状语，对某一数量整体进行“适量多次”的切分，这个“适量”就是说话人的主观满意量。

（四）同语式变式“A是A（儿）的”

“A是A（儿）的”和陈淑梅对鄂东方言主观量研究时提及的“A数A儿的”类似，具有周遍义，也表示每一量的完整性[6]44。其中的“儿”在口语中是可有可无的成分，与说话人的习惯有关。如：

（1）那菜秧秧还安逸，。（菜苗长势喜人，比较匀称）

（2）看人家的豆子巴适，。（别人家种的黄豆更好，大个且饱满）

“根是根（儿）的”表示“每一根”秧苗都长得匀称，“颗是颗的”意为豆子饱满、完整，前一个“根”或“颗”表示对所描述对象的单个计量，部分也包含外形特征，而后一个“根”或“颗”表达的则是包含说话人主观态度的言外之意，即“完整”义，显然“完整量”是让说话人满意的量，因此整体结构呈现的主观满意量中，主观态度主要由后一个A来体现。“A是A（儿）的”结构的主体实质是汉语普通话中的同语式“X是X”，即主语和表语为同一词语的压缩性判断句[8]。前后的X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前一个X表示单个事物，后X表示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且依赖语境，表强调等。

乐山方言的“A是A（儿）的”可视作“X是X”演变而来的变式，同语式变式作为开放性结构，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量词可以独立承担前后A位置上的职能，但这种结构并不是乐山方言中的特殊情况，就语义而言相当于汉语普通话中“数量短语+是+数量短语”省略数词的形式。与普通话中的同语式相似，乐山方言中的同语式变式也依赖于具体语境，一般出现在说话人将自己当前拥有的某物与过去同一时期的情况或是他人所有同类物品相比较的互动语境中。

此外，在功能方面，“A是A（儿）的”前后两个A在形式上重复，“是”执行的是判断动词的功能，增加了提示焦点在后一个A上的强调意味。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对话场景中的固定结构，说话人所强调的主观满意量是基于比较的具有事实依据的量，“A是A（儿）的”包含的主观性和“满意事物”的真实状态并不冲突，量的事实是客观的，主观的是说话人的喜好态度，该结构强调的是这两部分的整体内容。

乐山方言中表示主观量的特殊结构有两种，含助词“把”的结构表示主观小量，含助词“打”的结构表示主观大量。

（一）含“把”的表量结构

乐山方言中含“把”的表量结构比较复杂，可以是“一M+把儿”，或是“一M把儿两M”，（M之前的“一”可省略）二者都表主观小量，“把”表示接近“一”的程度。如：

（1）明天中午可能有桌把人。（明天中午可能有一桌人）

（2）我上街去割了米把篷布。（我去街上买了大约一米的篷布）

（3）他一年才回来回把两回。（他一年才回来一两次）

（4）块钱的东西想要好好的质量嘛。（表示物品质量一般，符合一两百块钱的价格）

“桌把儿人”，表示人数接近一桌，“米把儿”接近一米，“回把儿两回”即一两回，“百把两百”是一百到两百之间，小于等于两百。“把”前面的量词只能是单音节的，“把”后可加“儿”尾，如“桌把人”也可以说“桌把儿人”，尤其是表示长度的量词和“把”组合时必须加“儿”，没有“米把”或是“米把棚布”的情况，只用“米把儿”“尺把儿”等结构，“儿”尾在此的作用是凸显量小。这些主观小量都有一个心理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则为“多”，说话人在表达时可能会对主观小量加以限制。如：

（5）最多就。（最多一米）

这是在主观小量范围内对长度的限制，存在说话人的“最高心理预设”，所有的主观小量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成都方言中有类似结构可以用“一M把”和“一M把两M”表示主观小量，M位置与乐山方言大致相同，可以为量词或不为“十”的位数词。此外，成都方言还存在“一M把M”的形式，这里的M则只能是量词。例如：

（6）喝个，不得醉的[9]74。（喝一两杯酒不会醉的）

乐山方言的“一M把”常带“儿”尾，同时不使用“一M把M”的形式，相同语境中用“一M把两M”的形式来表达主观小量，例句中成都方言的“杯把杯”在乐山方言中应为“杯把儿两杯”。张一舟认为，M相同时，“一M把M”的用法所表主观量少的意思最强，“一M把”次之，“一M把两M”最弱[9]74。可见，乐山方言在表达主观小量方面更倾向用“儿”来加强主观小量的程度。

（二）含“打”的表量结构

包含“打[ta42]”的表量结构和含“把”的表量结构对立，是乐山方言中典型的主观大量结构，主要是“A+打+X”的形式。在这一构式中，A位置既可以是单音节的量词，也可以是两、三、四……十等系数词，或是百、千、万、亿等位数词，但X位置的内容受限，与A位置的用词有关，如：

（1）人家上回还给你提了核桃来。(别人上次还给你拿了一斤核桃）

（2）光整药就去了。（拿药花了一百块钱）

（3）你舅娘屋头要来喃，就有人。（如果你舅妈一家人会来，就有一整桌人）

（4）我明天还要弄人的菜。（我明天还得做两桌人的菜）

（5）不买，屋头还有。（不买这个，家里还有两箱）

句（1）（2）（3）是典型的“A打A”结构，表示主观大量，如“斤打斤”是足够一斤，“桌打桌”是足够一桌，“百打百”是足够一百，前一个A的位置省略了系数词“一”。X的位置也可以是数量短语，如句（4）“桌打两桌”，但若进入A位置的是非“一”的系数词，则“打”后的结构必须是“A+量词”的数量短语，如句（5）“两打两箱”。

若A位置为位数词，则进入X的成分比较灵活，可与A相同，如“百打百”，也可以是复合数词，如“百打两百”，或是位数词连用，如“百打百万”。位数词变化首先会影响客观量的大小，在含“打”结构中又带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是主观大量。“百打百”类结构在部分语境中基本等同于“位数词重叠+子”的结构，即“百百子”，类似用法“千打千”—“千千子”“万打万”—“万万子”“亿打亿”—“亿亿子”，都是主观大量，只是“位数词重叠+子”的形式涵盖的范围更广，它与“位数词+打+位数词”可视作包含和被包含关系。

整体上看，乐山方言中主观量的语言表达形式丰富，地域特征明显，叠音量词、量词的重叠式、数量短语重叠以及同语式变式都可以表示主观量。部分表达形式可见于邻近的成都方言，但在具体使用中仍存在细节上的差别，如含“把”的表量结构中，成都方言有“一M把M”“一M把”“一M把两M”三种形式，表主观量少的程度依次递减，乐山方言则只有“一M把儿”“一M把两儿M”两种形式，但主观量少的程度可通过“儿”的使用加强。从表量的重叠形式，以及含“打”或“把”的特殊结构的主观量分析可见，乐山方言对量的表达形式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大小存在着明显的区分。从整体上看，乐山方言主观小量的各表达形式多倾向于使用“儿”，以进一步强调小量的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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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916/j.issn1674-327x.2023.01.015

H172.3

A

1674-327X (2023)01-0056-04

2022-10-13

朱红(1973-)，女(满族)，辽宁凤城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叶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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