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文/ 李雅琳 杜玉 胡士萍 陈小玉 窦雪

长时间以来，城镇化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措并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相关问题仍迫在眉睫。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

对于现有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发现，王桂新[1]等以上海为例，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认为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2]等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次设定为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维度，采用综合指标法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处于中市民化阶段；
王腊芳[3]等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视角，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标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长沙市农民工总体市民化水平已达46.9%的“半”市民化状态等等。

总体而言，现阶段很多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但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有研究还存在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和影响因素选择不完善、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研究较少、省会研究区域少、实证研究较为缺乏等不足之处。基于此，本研究将基于合肥市的调研数据，定量研究代际差异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完善相关理论，寻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对策，解决民生问题。

本研究团队于2022 年1 月在合肥市两大汽车站和两大高铁站为调研地点进行调研，通过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来往的乘客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民工基本特征、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三个部分，调查内容包括新老农民工的个人、家庭基本情况、外出务工情况，并对调查对象进行了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测量，考察了社会融合与社会认同状况。共发放问卷300 份，其中有效数据256 份，有效率达85.33%。

1.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1）模型构建

模糊数学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处理模糊现象，能有效避免主观性带来的影响，被广泛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福利衡量中。因此采用模糊评价法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

a.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隶属函数

指标变量一般分为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等3 种类型，分别设定不同的隶属函数。

b．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隶属度后，应确定初级指标的权重，权重确定应保证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权重。获得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后，可计算各市民化子集的隶属度。

我们选取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心理条件这三个指标作为判断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市民化水平的变量说明

（2）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测量结果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研究测度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结合其包含的各项功能性活动隶属度可以看出：第一，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经济市民化、社会市民化和心理市民化三方面的总体隶属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基于合肥市所调查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不高。第二，就各指标值来看，大部分指标值在20%-30%附近波动，但在职业类型、城市生活满意度、工作地满意度、城市户口意愿这四方面的隶属度较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隶属度均处于40%以上，新老两代农民工亲友情况的隶属度更是达到了70%与66%，说明新老两代农民工和亲友之间的人际交往是较强的，城镇社会关系网络也在日益完善。第三，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经济市民化”的三方面隶属度相差无几，但在消费状况这一方面相差较大，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比新一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高了9.9%，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好的消费意识，而新一代农民工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有着超前消费的习惯。

1.变量选择

本文研究包括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社会融合理论、马斯洛需求理论、新城镇化理论的指导，选取个人及家庭、工作、经济及社会特征这四类变量，假设其均会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这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选取 18个二级指标作为自变量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体变量如表 2 所示：

2.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测度得出的总模糊指数的分级结果表示市民化水平，具体分级结果如表 3 所示，由于有序Logistic 模型不需假设变量之间存在多元正态分布，且所假设的随机效用分布形式更适合效用最大化时的分布选择。因此，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 模型。由回归结果可知，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数量、子女数量、合同签订、生活消费感知、参加职业培训的次数和社会歧视感知等8 个因素均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数量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次数这两个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有正向的推动作用，随着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数量的增加和参加培训次数的增加，农民工会积累更多的技能，资历、经验也得到相应的积累，这对他们的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有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合同的签订这一因素对总体农民工市民化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这是因为签订劳动合同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进行。除此之外生活消费感知、抚养子女数量、商品房价格感知等因素都会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表 2 市民化影响因素的变量说明

表 3 变量Y 的分布

基于上述，本次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本次调研选取的样本数据总体市民化水平不高，新老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差异不显著；
2.职业资格证书、合同签订情况、生活消费等变量均对总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子女数量、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变量对总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负向影响；
3.职业资格证书、生活消费等变量对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赡养老人数量、社会歧视等变量对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负向影响；
4.参加职业培训次数、合同签订情况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工作地点、子女教育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负向影响。鉴于此，要提高合肥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增加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以提升整体就业质量。第二，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政策体系。政府建立农民工公寓，只准出租，不准出售，鼓励企业建立合法集体房屋；
其次将农民工纳入当地住房保障体系，对其开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最后增加对农民工的住房补贴，单位负责，政府分担，农民工自行租赁住房。第三，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认同。政府和社会应更多的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及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更有利的城市生存和发展条件。同时，农民工应树立正确的市民观念，适应并遵循现代市民行为方式和规章制度，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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