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星
突发事件种类繁多，事发环境差异悬殊，应对之策千差万别，应对效果更有天壤之别，似乎很难通过案例分析来寻求一般规律。加之案例分析法固有的“软肋”即对特殊案例的分析能否推出一般规律，在应急管理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鉴于此，笔者带领研究团队一直倡导“过程-结构”分析式的应急管理案例研究。(1)童星：《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的“过程-结构”分析》，《学海》，2017年第3期。使用“过程-结构”分析式案例研究的前提和难点就在于构建理论模型，解析事件发生和应对过程的结构。结合本研究团队的以往工作实践，在此探讨构建理论模型、解析过程结构的方法。
风险灾害危机演化及在对它的应急管理过程中，参与主体众多，影响因素错综复杂；
其实几乎在所有领域，研究者都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需要按照某些标准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异中求同，分门别类，化繁为简。按照某个标准一分为二，好像过于简单；
按照某些外部特征分为一系列并列的类别，似乎又流于形式，难得要领；
而按照某两个标准一交叉，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类，往往会产生喜人的效果。学术史上就有许多运用这种“两维四分”法获得成功的典范。
1637年，法国大学者笛卡尔(1596—1650)发明了直角坐标系，他用呈直角相交的一条横坐标和一条纵坐标将整个平面划分为四个象限，从而将代数学中的数、方程与几何学中的点、线一一对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为现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类似，在社会科学界则有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提出了理想类型分析框架。他以非理性和理性、低级和高级这两个维度，将人的所有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习惯型行为(低级非理性)、情绪型行为(高级非理性)、工具理性行为(低级理性)、价值理性行为(高级理性)。经济学能够很好地揭示人们的工具理性行为，但无力解释人们的其他行为。
此后，由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工商管理学科，也用“两维四分”法进行一系列的类型学研究。比如，在对企业形象的研究中，以知名度、美誉度两个维度，将所有的企业划分为“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知名度低美誉度”“低知名度高美誉度”“低知名度低美誉度”四种类型；
又如，在对领导行为的研究中，以关注工作效率和关注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将所有的领导行为划分为四大类，并由此概括出自“高关注工作效率、低关注人际关系”起，经“高关注工作效率、高关注人际关系”，再经“低关注工作效率、高关注人际关系”，到“低关注工作效率、低关注人际关系”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有意思的是，在对领导行为做“两维四分”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1964年，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进一步对关注工作效率和关注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做更细致的量化分析，按照不同量级分别赋予0-10分，提出“管理方格”理论，终因含“九九八十一”个方格而流于烦琐，中看不中用。最后还是将所有的领导行为归结为5种类型：贫乏式领导(1.1型)、俱乐部式领导(1.9型)、专制式领导(9.1型)、理想式领导(9.9型)和小市民式领导(5.5型)。其中前四种分别是四个象限的典型代表，最后一种则对应着直角坐标系的原点,这也反衬出“两维四分”的普适管用。
在对人们所有行为进行研究的社会学中也有同样的例证。如默顿(1910—2003)以组织“目标-规范”“成功-失败”两个维度，将人们的行为划分为“遵从”(以符合规范的行为实现组织目标)、“仪式主义”(以符合规范的行为却未能实现组织目标)、“失范”或“革新”(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实现组织目标)、“隐退”或“反叛”(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且未能实现组织目标)四大类。值得提及的是，默顿的研究在第三第四两类中又各自细化出两种亚类型：在“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实现组织目标”这个类别中，如果其行为后来被修改了的组织规范所吸纳，就是“革新”，即带来了组织规范的创新，否则仍是组织所持续反对的“失范”；
在“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且未能实现组织目标”这个类别中，如果提出全新的组织目标，就是“反叛”，否则就是“隐退”。默顿之所以做这种细化，乃是因为组织目标一经设定往往长期稳定，而组织认可的行为规范则会与时俱进，变动性较大。行为规范一旦变动，那么对失范行为的负面评价也会转变为褒奖式的“革新”；
一旦以提出全新的组织目标来否定既有的组织目标，那么消极的“隐退”就成了积极的“反叛”，必然遭到组织的围剿。
在应急管理研究中，我们也自觉地用两维四分法构建了一些分析框架进行类型学研究。比如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如图1所示，按照有没有人组织策划、参与者有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两个维度，将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大类，分别研究它们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化过程，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所需条件，设计应对它们的不同策略。(2)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5期。
图1 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
又如在对风险评估的研究中，如图2所示，按照风险是内在的还是外溢的、风险演化依据的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将所有的风险划分为“内在的依据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经济风险、“内在的依据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技术风险、“外溢的依据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环境风险、“外溢的依据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稳定风险，从而概括出经济风险评价、技术安全评估(简称安评)、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社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的不同特征，梳理出它们各自所遵循的原则和所使用的方法。(3)张乐、童星：《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图2 待评估风险的类型分析
再如在对邻避设施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中，如图3所示，按照不确定性高低和预期损失大小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四类：污染类(高预期损失-低不确定性)、风险集聚类(高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心理不悦类(低预期损失-低不确定性)、污名化类(低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4)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图3 邻避式设施的类型分析
在关于地方政府应急能力评估的研究中，如图4所示，我们发现，解读政府能力有两种视角，一是绝对视角，即将自己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二是相对视角，即适应环境的能力；
同时，政府应急能力又是政府能力之一种，它需要有政府一般能力的支撑，于是应急能力又有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的区分。把这二者一交叉，就有了政府应急能力的四种理想类型。(5)张海波、童星：《应急能力评估的理论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4期。其中，“绝对-现实”能力，表征为“一案三制”的建立健全程度；
“相对-现实”能力，表征为针对特定风险的应急功能设置的数量与质量；
“绝对-潜在”能力，表征为财政能力或应急物资的生产能力；
“相对-潜在”能力，则以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或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上的财政投入为表征。
图4 政府应急能力的类型分析
此外，在关于应急响应中疏散转移群众的研究中，如图5所示，也可以按照有无上级命令、有无疏散转移行动这两个维度，建立“两维四分”类型分析框架。(6)陶鹏、童星：《中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模式——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图5 应急疏散行为的类型分析
当然，在做类型学研究时，必须立足于研究对象自身的实际及其特征，而不能刻意地硬往“两维四分”的模子里套。比如上述默顿对人们行为的分类研究中，在做了“两维四分”以后，又对其中的两类分别做了进一步的“亚类型”分析；
再如“管理方格理论”将处于原点位置的“小市民式领导”和四个象限并列，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如果说“两维四分”的类型学研究是将空间中并存的诸多研究对象纳入“直角坐标系”予以分门别类研究的话，那么从时间维度就可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演进的过程予以考察，揭示其变化发展的特质与规律。应急管理学界历来有重视过程论研究的传统。斯蒂文·芬克(Steven Fink)运用医学术语将危机过程比拟成以下四个阶段：征兆期(prodromal)、暴发期(breakout or acute)、延续期(chronic)、痊愈期(resolution)，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7)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提出了危机管理的“4R”模型：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
(8)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金瑛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伊凡·米托夫(Ian Mitroff)则将危机管理划分为5个阶段：信号识别、探测和预防、损失控制、恢复、学习。(9)Ian I. Mitroff,“Crises as ill-structured mes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6(2004).
不仅应急管理学界如此，应急管理实务主管部门也是如此。在美国，1979年成立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就将应急管理循环确定为减缓、准备、响应、恢复等四个阶段；
2001年“911”事件后，又在最前端增加了“预防”阶段。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也将应急管理的全过程概括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等四个阶段。
我们继承了应急管理学界与实务主管部门这种重视过程论研究的传统，通过将社会科学视角的“风险”、工程技术视角的“灾害”、管理学视角的“危机”和应急管理实务视角的“突发事件”等核心概念予以整合，如图6所示，提出了“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演化的解释框架。(10)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按照这一解释框架，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是前后相继的连续演化过程：突发事件就是灾害，它们都是原先潜在风险的暴发，所有的危机也都是由灾害(突发事件)发展而来的；
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会暴发为灾害(突发事件)，也并非所有的灾害(突发事件)都会演化为危机，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
图6 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演化连续统
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如图7所示，相应地，我们又提出了“风险治理-灾害救援(应急处突)-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应对体系。(11)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图7 应急管理全过程应对体系
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国家安全法》。从此，应急管理不再被简单地认定为对突发事件的被动应对，而被视为公共安全治理，其本质在于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原先应急管理领域的工作往往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前难以规划，事后又难以评价；
当把应急管理视为公共安全治理以后，就可以对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事前进行规划，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效果事后进行评价，以在客观上改善公共安全状况，在主观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这样一来，如图8所示，上述应急管理全过程应对体系就可以细化为公共安全治理模型。(12)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的演化历程与当前趋势》，《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年第6期。
图8 公共安全治理三阶段九环节
尽管应急管理的端口应当前移、收官应当后延，但既然是应“急”管理，那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前移和后延，因此它包括三个关键环节：突发事件没有发生时的“准备”，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响应”，一旦实现消除突发事件消极后果、“恢复”原先秩序的目标，应急管理阶段即告结束。危机管理阶段旨在从管理者的角度找到出问题的根源，从而挖掉“病根”，铲除“土壤”，防止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它也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认真的“调查”，找出导致问题的原因，包括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直接原因和非直接原因,等等；
二是精准的“问责”，针对调查的结果，既对相关责任人问责，也对非人为因素和非直接原因问责；
三是科学的“改进”。至于早期的风险治理阶段，也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风险“识别”，识别概率大的乃至“灰犀牛”式的风险依靠经验，识别概率小的乃至“黑天鹅”式的风险则依靠想象；
二是风险“评估”，对识别出来的风险运用各种科学方法予以评估；
三是针对风险评估的结果，分别采用“消”(消除)、“减”(减轻)、“防”(预防)、“缓”(缓解)等不同的治理措施。上述三个阶段九个环节，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广义应急管理全过程。
“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本身的演化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包含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在内的广义应急管理也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按照控制论的观点，自然就分为开环和闭环两种，区分的标志就在于有无反馈机制。如图9所示，没有反馈机制的是开环控制系统，效率低，准确度也低；
有反馈机制的则是闭环控制系统，效率高，准确度也高。这种开环和闭环的区分，贯穿于整个广义应急管理全过程。仅以风险治理中对风险问题的确定而言，就可以区分为开环的“命令-控制型”管理结构和闭环的“适应型”管理结构。(13)童星：《以网络型治理应对系统性风险》，《工程研究》，2015年第2期。
图9 风险治理的开环与闭环管理结构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之首。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不仅将矛盾分析法运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构建了由一系列“正-反-合”命题构成的从绝对观念生成整个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即运用了辩证法；
另一方面又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从头至尾贯穿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其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就揭示了商品具有的四对内在矛盾，即“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
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在形式则是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矛盾。在《资本论》全书的末尾，即第三卷第七篇中，在揭露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之后，马克思还是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以往各种剥削制度的进步的一面：“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926页。当然，资本主义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以其特有的历史洞察力，深刻阐明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新社会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
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所以，列宁评价道：“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8)《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7页。
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也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不仅专门写了一本哲学著作《矛盾论》，而且运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难题。例如，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1938年)，国内截然相反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各行其道，毛泽东则独辟蹊径，撰写了《论持久战》。他从分析中日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入手，指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中日双方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因而“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将“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1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438、439、440、447、452页。后来，中日双方的战事演进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分析和预测。
既然对立统一规律具有客观普遍性，那么对立统一互动的矛盾分析法在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中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任何风险灾害危机，都是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致灾因子作为危险源，乃是引发风险灾害危机的源头；
承灾体之所以成为承灾体，就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脆弱性，即暴露在危险源面前且无力应对，从而遭到损失和伤害。二者缺一就构不成“风险-灾害-危机”，应急管理就是分析和解决二者矛盾，探寻并保障安全的过程。而对安全的研究，又有科技工程和人文社科两种不同的视角，它们又是对立统一的：前者从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探寻和保障“安全”(safety)，后者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探寻和保障“安全”(security)。对于致灾因子危险源的认知和分类，科技工程研究日益技术化、实证化，人文社科研究日益叙事化、构建化，二者越来越分道扬镳；
但这两种研究又在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地图制作、风险评估深化、应急预案优化等方面合作互补。对于承灾体脆弱性的认知和分类，科技工程研究关注“技术-工程-自然”要素，形成了“风险-危险”模型，人文社科研究关注“结构-功能-制度-文化”要素，形成了“压力-释放”模型，二者迥异；
但它们在脆弱性的指标化和量化，以及脆弱性区域制图等方面也取得共识，做出各自有益的贡献。而作为对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对立、统一、互动关系予以概括的“韧性”概念则具有综合性，从防灾减灾角度来讲，它反映了“人、家庭、社区、城市乃至国家面对周期性突发事件时，以减低长期易损性和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方式，来抵御、适应灾害的冲击和影响并予以恢复的能力”。(20)童星：《“灾害”研究的四个关键观念——多学科透视下的公共政策意涵》，《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现在有些关于社区韧性或城市韧性的研究和测量，抛开致灾因子，将韧性视为承灾体自身内在的一种属性，这恐怕就走进了研究的误区。
我们对常态应急管理和非常态应急管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遵循了矛盾分析法。早在构建“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之初，我国就确立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又先后经历了由各级政府综合部门(办公厅、室)应急办统管，到应急部、卫健委、公安部分别主管不同类型公共突发事件的专业化管理，再到政府联防联控、社会群防群控的举国体制应对新冠疫情等三个阶段。依据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出，尽管相对于政府日常的常态管理而言，所有的应急管理都属于非常态管理，但应急管理本身也可以再划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2018年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后，我国从总体上讲，实施的是常态应急管理，2020年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则采用了非常态应急管理。常态应急管理依托科层制的政府架构，坚持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适用于发生概率较高、破坏性后果一般的公共突发事件；
非常态应急管理则不拘于科层制的政府架构，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的原则，适用于发生概率极低、破坏性后果又极大的公共突发事件。(21)童星：《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常态应急管理与非常态应急管理，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会也需要相互转化。政府究竟实施何种管理形式，采用何种管理体制，又如何在它们之间及时切换、无缝衔接，完全取决于“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辩证演化的客观进程。
通常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不同程度能动性的“主体”，且其数量众多。古语曰：三人为众。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增加了一个人，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复杂多了。夫妻两人之间出现了“第三者”，立即引出许多人间悲喜剧；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列卿“分晋”，开启了烽火连绵的战国时代；
西汉末年，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强割据，进入了魏蜀吴“三国演义”。从“二”跨到“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页。这就引出了敌我友三方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2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597页。就是分别处理友我关系、敌我关系、我我关系的基本经验。
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有了“三国演义”式的叙事方式。其中，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分析框架显然是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领域中，分别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的运行遵循行政逻辑，以“权力”为中心；
企业的运行遵循市场逻辑，以“资本”为中心；
社会组织的运行遵循自治逻辑，以“人”为中心。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中，出现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与社会(营利机构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种种不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包括合作与竞争、补台与掣肘、自律与他律,等等；
加上国家领域里政府并非铁板一块，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同一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市场领域里千千万万的企业之间更是有着令人眼花缭乱、大大超出常人想象力的关系，诸如竞争、合作、共生、依附、参股、控股、兼并、并购、委托代理、法人代表与实际控制人，等等，不一而足；
社会领域里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之间利益不一、认知不同、偏好各异、亲疏有别。在这个三元分析框架中，登场的人物、发生的事件、讲述的故事，其生动、精彩的程度远非《三国演义》所能相比。
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运用在福利领域的研究中，就产生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用在治理领域的研究中，就产生了“多元合作治理”理论。同样，它也可以用到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中。比如有学者将社会状态分为常态、应急态、转换态三种，相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常态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急态，转换态的本质体现了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转换态的治理，既区别于常态中的平常心“治未病”方法，也不同于应急态中的集中力量“下猛药”方法，而需要兼用这两种方法之所长，综合施策。(24)刘一弘、高小平：《风险社会的第三种治理形态——“转换态”的存在方式与政府应对》，《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我们在应急管理研究中就常采用“三国演义”式的叙事方式。例如，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反复碰到涉及政府、企业老板、员工之间的三角关系，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之间的三角关系，政府、执法人员、老百姓之间的三角关系，等等。以政府、企业老板、员工的关系为例，如图10所示。(25)童星：《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4期。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经过近两百年自然历史过程的演进，形成了稳定的“政府-老板-员工”的“三角结构”(如图10右)；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了“政府-企业-员工”的“直线结构”(如图10左)；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招商引资、企业改制等一系列变迁，演化成“政府-老板-员工”的“不完全三角结构”(如图10中)。运用这一模型，可以解释清楚不同国家之间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政府、企业老板、员工之间的关系。
图10 政府、企业老板、员工相互关系
又如，通过对案例梳理可以发现，邻避冲突事件中各行动者行动逻辑实际上是被“价值-理性-权力”之链的交互作用所推动，如图11所示。行动者秉持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某一事件的定性；
作为理性人，行动者会进行理性权衡，理性权衡的外在表现正是行动者不同策略的运用；
价值理念对立在理性的调节下是否会演变为现实冲突，还受到行动者权力运作的制约。这里的权力不仅指政府的威权，也包含了与之对应的其他公民的权利。权力运作决定着抗争或者反制措施是否发动、何时发动？相应地，权力和权利之间的消长关系也影响着行动者的理性权衡与策略转换。单一行动者的“价值-理性-权力”链条并不能左右整个“邻避式”抗争走向纵深化，如表1所示，两个及以上行动者表现出的行动策略的联合与分化，在权力制约与权力平衡诉求的作用下，“邻避”抗争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冲突烈度，又存在着沟通与妥协的张力。(26)张乐、童星：《价值、理性与权力：“邻避式抗争”的实践逻辑——基于一个核电站备选厂址的案例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图11 “价值-理性-权力”之链
表1 邻避冲突中行动者的行动逻辑
《论语》中的《述而》篇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反，即类推。由此而来的成语“举一反三”，就是比喻善于类比，触类旁通。由于类比是由已知推导出未知，因而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日常生活中人们较为熟悉的现象和常识来比喻研究中的新发现。如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模型。他把西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称为“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则呈“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27)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另一种类比则是借用其他起步较早、发展得较为充分的学科成果，来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创建新的学科。如社会学的诞生就是如此。实证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建者孔德(1798—1857)，借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的实证学科物理学，企图创建“社会物理学”，后来才改称“社会学”；
还模仿物理学中“静力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将其研究成果称为“社会静力学”，模仿物理学中“动力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变迁，将其研究成果称为“社会动力学”。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建者斯宾塞(1820—1903)，则比照当时较为成熟的生物学，提出了“社会有机论”，用生物有机体比附社会有机体。
应急管理是一个要素众多、过程复杂的体系，“一案三制”就是对这一体系的一种概括，“全灾种、全周期、多主体”也是对这一体系的一种概括。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发展很不平衡，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差异很大。联想类比一下，自然界中的彗星与此很相似，各个部分的质量密度、光亮程度都极其悬殊，“慧核”部分体积极小，却集中了整个彗星99.9%以上的质量，亮度也极高；
而“彗尾”部分则反之，体积极大，质量极小，亮度极低。有鉴于此，如图12所示，可以建构我国应急管理的“彗星结构”模型。(28)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图12 彗星
应急管理的结构包含了但不局限于“一案三制”。依视野广阔尺度从大到小排列，在社会变迁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社会风险治理这三者的关系；
在治理转型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政府机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包括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政府组织与相对于企业而言的非营利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功能和相互关系；
在政府架构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横向的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部门关系，以及临时应急机构(指挥部)与常设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政策体系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刚性、效力高、相对稳定的法律法规和弹性、效力相对低、易于随情势变化而调整的应急预案之间的关系；
在运行机制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应急管理循环中“预防”“减缓”“准备”“响应”“恢复”等各阶段的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上述五种结构中，后三种基本雷同于“一案三制”，(29)政府架构尺度上的结构相当于应急管理体制，政策体系尺度上的结构相当于应急管理预案和法制，运行机制尺度上的结构则相当于应急管理机制。前两种则超越了“一案三制”。
基于这样的结构分析，如图13所示，我们发现：(1)社会变迁尺度上的应急管理，治理转型尺度上的政府应急管理，政府架构尺度上的综合应急管理，政策体系尺度上的应急预案，运行机制尺度上的救援与处置均超前发展，相当于“慧核”，而救援与处置又是“彗核”中最突出的部分。(2)社会变迁尺度上的公共危机治理和社会风险治理，治理转型尺度上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架构尺度上的分灾种管理(含减灾、安监、疾控、食安等)，政策体系尺度上的应急法制，运行机制尺度上的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均发展滞后，相当于“彗尾”。(3)彗星具有两个显著的物理特征，一是速度反差，彗核运行速度越快，彗尾拉得越长，彗尾就越滞后于彗核；
二是亮度反差，彗核越“高亮”，彗尾就越显得“灰暗”，越容易被忽视。以彗星的这两个物理特征类比中国应急管理“彗星”结构的政策效应，非常准确形象。
图13 应急管理的“彗星结构”
值得指出的是，类比作为论证方式是有严重缺陷的，其结论带有或然性，并不具备必然性。《吕氏春秋》中既提出了“类固相召”，即同类事物可以相推；
又提出了“类固不必可推知”，就是说鉴于事物联系的复杂性，类推出的结果不一定可靠。对于前者，该书的《应同》篇阐述道：“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洼水，水流湿；
均薪施火，火就燥；
山云草芥，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对于后者，该书的《别类》篇则强调：“物多类然而不然。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食之则益寿。……物固不必，安可推也。”类比所依据的类，往往只是现象神似却没有触及本质。但是，类比法仍然不失为启迪人们思维探索的有效工具，它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有利于发现、发明、创造。科学史上许多假说的提出都是得益于类比法，然后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和逻辑论证，方才成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所以，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我珍视类比胜过任何别的东西，它是我最可信赖的老师，它能揭示自然界的秘密。”(30)转引自《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6页。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