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对全球及中国区域电子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全球与中国区域(含深圳)的CGE模型系统

董婉璐 李慧娟 杨 军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2.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北京 100732；
3.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RCEP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作为亚太地区覆盖范围广、自由化程度高的区域性贸易合作组织，RCEP协议的落成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1月，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旨在通过高质量实施RCEP，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将把握RCEP发展机遇与各地方发展战略紧密对接，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2022年6月，深圳市商务局、深圳海关等多部门联合签署《共建深圳RCEP服务中心合作备忘录》，深圳RCEP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以进一步提升深圳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优势，畅通区域国际循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出，在RCEP已经生效的背景下，如何将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与地方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用好规则，在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带动国内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是全面落实RCEP承诺和规则的关键。

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香港和内地的纽带和桥梁，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肩负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在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2021年，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30664.85亿元，占广东省的24.66%、全国的2.68%；
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1338.59亿元，占全国的2.51%，其中电子产业的产值占到深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是全国电子产业的重镇之一。此外，深圳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2021年度深圳的进口和出口金额分别达到16172.16亿元和19263.41亿元，分别占全国总进口和总出口的9.31%和8.86%。因此，极有必要在区域层面分析RCEP对深圳和其他区域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电子产业发展的影响，对于促进深圳及其他区域更好地利用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处理好内外“双循环”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RCEP承诺逐步实施过程中，定量分析其在产业和区域等层面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内发达地区和先进产业的“溢出”效应，对国家区域和产业等发展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选择电子产业作为代表，选择深圳这一电子产业重镇作为切入点，采用全球和区域结合的综合性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分析体系，评价RCEP对于电子产业在国家间和国内区域间的综合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基于2017年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深圳统计年鉴等数据构建包含深圳市、广东省其他地区以及其他省份在内的中国的多区域CGE模型，并运用全球-区域CGE模型链接的方法，将包含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GTAP-GVC模型与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ERM模型相链接，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综合测算RCEP对中国、其他国家，以及中国不同区域(包含深圳)的系统性经济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本研究扩展了现有RCEP经济影响分析的研究视角，使用了全球一般均衡模型中内置价值链分析方法的研究框架，将价值链的思想真正嵌入CGE建模思想之中，为RCEP的经济影响研究补充了价值链分析视角。第二，本研究深化了现有RCEP经济和产业影响研究在区域层面的精细程度，基于统计数据在地域精细度上进一步细分，得到包含深圳市、广东其他地区以及其他省份在内的区域CGE模型和数据库，从而使分析RCEP在城市层面的经济影响和溢出效应成为可能。第三，本研究完善了国家模型和区域模型链接的方式方法，采用进出口量变化传导机制作为链接途径，将全球和区域CGE模型进行链接，保证了全球-区域模型模拟结果的一致性，使综合分析RCEP在多空间尺度上的经济和产业影响成为可能。第四，本研究扩展了现有RCEP经济和产业影响的分析框架，不仅分析RCEP对电子产业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影响，更深入分析深圳在电子产业上对国内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为畅通内外 “双循环”和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虽然学界已经对RCEP的经济影响评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测算，但在RCEP对中国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方面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定量分析也仅达到经济区的层面，缺乏在更精细的地域层面上的精确定量分析。

RCEP对产业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全产业链及单独产业中的农业和纺织服装制造业的影响分析，对电子产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认为，RCEP的建立将细化与延展区域贸易链、重组和优化区域产业链、推动RCEP区域价值链内向化发展，助推区域价值链重构(欧定余、易佳慧，2021)[1]。在优化产业链的同时，还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重塑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李冬新、杨延龙，2021)[2]，形成从澳大利亚等边缘分工参与国获取原材料等初级投入品，向东盟欠发达国家转移中低技术零部件产业，与日韩等前沿技术参与国加强中高技术零部件生产合作，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终高附加值最终品的“承高启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陆菁等，2021)[3]。从产业角度来看，RCEP生效在促进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的同时，将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陈雨生，2022[4]；
冯宗宪、李诚，2022[5])。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将鼓励成员间形成区域供应链，进而提升区域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Lu，2019)[6]。中国与RCEP成员国服务业互补性强，RCEP签订将持续加强区域内服务贸易联系，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杜方鑫、支宇鹏，2021[7]；
邱斌等，2022[8])。

当前关于RCEP对高科技产业影响的研究，多从全球角度与全行业一同进行对比分析，较少单独对高科技产业影响进行刻画，且RCEP建立是否对中国的电子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亦尚未有定论。部分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完全累积等条款,会降低原产地规则对电气和机械制造等敏感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的抑制作用，进而RCEP建立将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布局结构(孙玉红等，2022)[9]，发挥产业园区优势提升机电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的价值链优势，为我国构建高质量双循环产业链提供保障(王娟娟，2022)[10]。但也有学者认为，RCEP可能增加中国和日韩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上的竞争。由于中国与RCEP国家的竞争与互补关系，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贸易规模增长速度或慢于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魏景赋、阴艺轩，2022)[11]。中日韩在计算机、电子和电子设备以及未分类的机械和设备领域存在长期竞争关系，日韩的进出口限制或将制约区域价值链稳定形成或升级(刘文，2021)[12]。

而在RCEP对中国区域的影响评估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在大区域或者省级层面进行了一定的测算，缺乏更精细区域上的深入研究。有研究显示，RCEP的建立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截然不同，劳动力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区域转移，将加速“孔雀东南飞”的转移浪潮(张恪渝、周玲玲，2021)[13]。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而言，RCEP有助其在更广阔区域内优化配置资源要素，以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确立优势地位，但同时对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形成较大竞争压力，加剧其面临的来自“远亲近邻”的双重挤压(李世泽等，2022)[14]。对粤港澳地区来说，RCEP的相关规定更加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各国要素合作生产的现实需求，降低了企业实际操作中利用原产地原则的成本与程序性障碍，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参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提供机遇(马飒、张二震，2021)[15]。对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而言，RCEP生效有助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开拓新兴市场，在仓储经营设备升级及境外经销推广等方面都会得到技术支持。但RCEP对知识产权的严格规定，无疑对跨境电商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张百珍，2021)[16]。

整体来看，现有对RCEP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分析普遍认识到了其带来的优势和挑战，也开展了部分产业分析，但定量研究仍然十分不足，特别是在全球-中国区域等层面的系统评价极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全球和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相链接的分析框架，通过在模型方法上的一系列创新，定量测算RCEP在全球-国家-中国省级(包含深圳)等三层面的经济影响。

本研究选取电子产业作为研究重点，有必要首先对本研究涉及的电子产业的范围界定进行说明。本研究在描述统计和模型模拟中用到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投入产出表、深圳统计年鉴、UN COMTRADE数据库、OECD ICIO数据以及GTAP数据库。而本文定义的“电子产业”在各个数据中的产业对应如下：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电子产业”的对应部门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在深圳统计年鉴中，“电子产业”的对应部门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在OECD ICIO数据中，“电子产业”的对应部门为“计算机、电子设备和光学仪器制造业”；
而在GTAP数据库以及以GTAP产业分类查询的UN COMTRADE数据库中，“电子产业”的对应部门为“计算机、电子设备和光学仪器制造业”。在上述定义之下，各个数据来源中的“电子产业”的定义基本都与ISIC Rev.4之下的产业代码26相对应，因此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链接。在测算RCEP对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尤其是对电子产业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电子产业的国际价值链状况以及中国和深圳在电子产业的相关产品(以下简称“电子产品”)方面的国际贸易状况进行梳理，以明晰我国电子产业上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和侧重点。

(一)国家层面

从进出口贸易角度看，电子产品是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之间的主要的贸易产品。如表1所示，以当年价计算，2020年，中国的电子产品总出口金额为6933.36亿美元，占中国货物总出口的27.04%；
中国的电子产品总进口金额为5053.47亿美元，占中国货物总进口的26.14%。其中，中国对RCEP的电子产品出口金额达到1667.68亿美元，占中国电子产品总出口的24.05%，占中国对RCEP货物出口总金额的24.15%；
自RCEP的电子产品进口金额达到2660.76亿美元，占中国电子产品总进口的52.65%，占中国自RCEP货物进口总金额的34.46%。分国别看，在RCEP成员国之中，在贸易金额方面，东盟是中国在电子产品上的最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金额为904.86亿美元，进口金额为1205.39亿美元，在RCEP成员国中的比重超过50%。此外，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在电子产品上的贸易金额也占据较大比重，尤其在进口方面，分别占中国电子产品进口的10.45%和18.29%。

表1 2020年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间的电子产品贸易

而在价值链角度，我们借鉴Wang等(2017)[17]等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核算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21年公布的1995-2018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数据(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ICIO)，对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中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进行了价值链分解分析。将部门的增加值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贸易、简单GVC和复杂GVC四个部分。其中，纯国内生产指用于生产被本国市场吸收的最终品(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增加值；
传统贸易指最终品贸易中增加值；
简单GVC是在中间品出口后，被当地用于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在贸易上体现为一次性跨境出口或进口；
复杂GVC在贸易上体现为中间品两次及以上跨境出口或进口。从GVC的流向上划分，可分前向分解和后向分解，从增加值生产的角度看则为前向分解，从增加值需求的角度看则为后向分解。基于此，可构建前向和后向价值链参与度指标，即GVC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可进一步划分为简单和复杂)，以衡量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参与程度。由于前后向参与度都计算的是当年的价值链活动拉动的增加值在整体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因此不涉及年份之间的价格折算。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中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主要由国际贸易拉动，国内增加值的占比相对较小。如表2所示，在增加值生产视角的前向分解下，在2018年，中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中国内直接消费拉动的增加值仅占38.16%，而国际贸易拉动的增加值增长占61.84%，其中传统贸易拉动占比为32.53%，价值链活动的占比为29.31%，可以看出，基于生产角度，在国际贸易中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对电子产业价值链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持平，且简单GVC和复杂GVC的重要程度也基本一致。而在最终品需求拉动的后向分解下，在2018年，国内增加值和传统贸易占比分别为29.71%和33.38%，而价值链活动占比为36.91%，其中简单GVC和复杂GVC占比分别为10.01%和26.90%。可以看出，基于消费角度，对于我国的电子产业来说，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GVC活动对于增加值的拉动更为明显，这也反映出我国在电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下游地位。

表2 中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的前后向分解 单位：%

我们将拉动电子产业增加值的简单GVC和复杂GVC的国别来源进行进一步区分，可以看出，其他RCEP成员国在前向分解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在后向分解中具有更加显著的重要性。如表2所示，以2018年为例，在前向分解下，其他RCEP成员国在简单GVC和复杂GVC中分别占比17.29%和11.29%，其中，东盟和日本占比相对更大，尤其东盟所占比重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而在后向分解下，其他RCEP成员国在简单GVC和复杂GVC中分别占比53.08%和40.54%，其中日本和韩国占比显著更大，这说明中国的电子产业显著位于其他RCEP成员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产业链下方，仍有很大的攀升空间。

(二)区域层面

电子产业一直是深圳工业结构中的主导部门。在生产角度，如图1所示，以2020年不变价计算，2010-2020年间，深圳电子产业的产值不断增长，从10315.40亿元提高到23614.92亿元，在深圳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55%以上，2020年达到61.40%。这说明电子产业产出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深圳的工业发展和经济水平，进而对全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图1 2010年-2020年深圳电子产业的产值及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数据来源：2011-2021年历年深圳统计年鉴。

电子产品也是深圳国际贸易的重要产品。在贸易角度，由于2020年海关数据仅汇报到8月份，我们基于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当年价计算，2019年深圳在电子产品上的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达到8553.50亿元和9504.51亿元，分别占深圳货物总出口和总进口的51.21%和72.76%。这说明电子产品进出口的变化将极大影响深圳的国际贸易规模。而在全国范围内，深圳的电子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电子产品出口和进口的18.55%和29.01%，这体现出深圳作为电子产业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的电子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流通。

本研究运用全球-地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链接的方法，综合分析RCEP对中国、RCEP成员国家以及深圳地区的经济影响。

主要的模拟步骤包括：第一步，在标准GTAP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链核算的扩展，得到GTAP-GVC模型；
第二步，将全球模型GTAP-GVC与区域模型TERM进行链接；
第三步，分别将GTAP模型数据库与TERM模型数据库进行产业和区域层面的加总，引入模型系统；
第四步，计算冲击，即RCEP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上的削减带来的在关税等值上的具体冲击，并引入模型系统；
第五步，设定模型系统的闭合条件，引入模型系统；
第六步，展开全球模型GTAP-GVC与区域模型TERM的共同模拟求解，得到模拟结果。

(一)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的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GTAP模型及最新的第10版GTAP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价值链核算体系，建立GTAP-GVC模型分析框架，以分析RCEP建立带来的经济和产业影响以及对价值链体系的冲击。GTAP模型是美国普渡大学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家、多部门的CGE模型，其通过构建单个国家(地区)生产、消费、政府支出等子模型，再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子模型连接成一个多国和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和评估政策等各类因素对一国或多国的宏观经济以及产业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将Wang等(2017)[17]的价值链核算方法运用到GTAP分析框架之中，将增加值贸易角度转变为增加值收入角度，明确增加值的来源与去向以及价值链体系的变化。具体的方法为将原GTAP标准模型中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消费主体的进口品需求变量进行进口来源上的CES形式的扩展，并补充完善相应的弹性系数。以产业的进口需求为例，GTAP标准模型中的产业进口需求以qfmijs表示，代表s国j产业对进口品i的需求，我们加入一层CES嵌套关系，以描述产业进口需求可以根据进口价格在各个进口来源国r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以实现进口成本的最小化，公式形式如下：

其中，qfmsirjs代表s国j产业对来自r国的进口品i的需求，amsirs代表运输边际，pfmsirjs代表s国j产业进口r国的进口品i的价格，pfmijs代表s国j产业进口所使用进口品i的加权平均价格，ESUBNfijs代表阿明顿弹性。居民和政府的进口需求也进行了类似的扩展。相应地，我们也对GTAP10数据库做了改进和扩展，以适应现有GTAP-GVC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年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中各国中间品和最终品占其产出份额及流向信息，对GTAP 10数据库中商品的流向进行划分，明确国家间的商品流向与分配情况，并对数据库中的进口份额进行了同比例调整，保证划分流向的进口总额与数据库原始数值一致。从方法创新的角度，本文采用的GTAP数据库转化为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的科学方法改进了Antimiani等(2018)[18]方法中不能完全追溯贸易成本的缺陷，修正了各国贸易利益所得核算上的错误；
同时，本研究基于KWW理论方法开发了GEMPACK版本的GVCs分解程序，使其成为GTAP_GVCs模型的扩展模块，可以快速准确分析政策变化对世界各国的GVCs活动影响。

本研究选用的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是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of Policy Studies, Cops)的TERM模型(The Enormous Regional Model，TERM)。TERM模型采用自下而上(Bottom-Up)结构， 具有产业和地区容易细化、数据库构建方便、求解速度快等优点，将每个区域视为单独的经济体通过区域间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实现区域间经济活动的有机连接，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得到广泛应用。为适应本研究需要，我们在采用201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标准的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数据库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深圳的统计数据将广东省进行进一步的区域划分，分为深圳和广东其他地区两个部分，并对数据库的平衡性进行了检验和完善。

(二)模型链接

本文将改进的全球CGE模型(GTAP-GVC)与区域CGE模型(Term)相链接，以综合分析RCEP对中国、其他RCEP成员国以及深圳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影响。两个模型通过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作为桥梁实现链接。首先，将RCEP建立带来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削减作为冲击，引入改进的全球均衡模型GTAP-GVC模型，模拟出RCEP的经济影响，得到中国在各个产品上的进口和出口变化百分比。其次，将模拟结果中RCEP对中国的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作为新的冲击，输入到区域模型TERM之中，从而模拟出RCEP对中国的宏观和产业影响以及各产业进出口数量的变化。由于两个模型同时采用新古典假设作为建模理论依据，中国部分的数据库均基于投入产出表等统计数据建立，因此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结构刻画也一致，且我们在关键参数上也保证两个模型取值一致，因此这种链接方式可以保证模拟结果和共同均衡的可靠性。TERM模型的在宏观和进出口上的数量变化结果与GTAP-GVC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判断GTAP-GVC模型和TERM模型差值小于设定得很小的阈值，这也说明在这种模型体系和链接方法之下，我们能够真实反映政策冲击带来的全球和区域影响，两个模型的模拟结果在方向和幅度上基本一致、更加真实可信。

(三)产业和地区加总

在全球模型部分，我们将GTAP10数据库在地域层面加总为7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产业层面加总为12个产业部门，分别为农业、自然资源开采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产业、电气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服务业。在区域模型部分，我们将中国多区域模型数据库加总为6个区域，分别为深圳、广东其他地区、其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产业层面加总为与全球模型同样的12个产业部门。(1)限于篇幅，具体加总方案未予显示。

(四)模拟方案设定

为模拟RCEP建成的效果，在分析RCEP具体条款的基础上，本研究的模拟方案设定包括了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两个方面。

在关税削减的模拟方案设定方面，我们依据RCEP各成员国协定文本的关税承诺表、以HS6位代码上的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值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在各个加总产业上的各成员国在RCEP完全生效之后的最终关税水平，并以此与现行双边关税的差距作为冲击，引入模型模拟。

在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的模拟方案设定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RCEP在提高海关法律法规公开透明水平、简化海关程序、明确裁定制度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而显著降低通关时间和贸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赵旸，2022[19]；
王珉，2021[20]；
刘俊华，2022[21])。但是由于缺乏对通关时间降低幅度的可量化的条款规定，我们需要基于RCEP条款文本和各成员国现有的通关时间进行合理假设。RCEP协定文本第四章“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第十一条“货物放行”中议定，在协定生效五年内，货物应尽可能在货物抵达和提交必要信息后 48 小时内放行，易腐货物应尽可能在6小时之内放行。而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的平均进口时间分别为48小时、43小时、7小时、43小时、26小时和98小时。因此，综合考虑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和进口时间压缩潜力，我们假设RCEP各成员国的进口通关时间将下降50%，作为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冲击。事实上，2022年RCEP生效以来，我国海南、惠州、威海口岸的进口时间已经降低为37.71小时(2)海口海关上半年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93份[EB/OL].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07-05/9796206.shtml.、24小时(3)魏桥. 广东 粤力全开，经贸合作路更宽[N]. 国际商报,2022-09-14.和23.04小时(4)威海市口岸通关时间为全省平均时间的一半[EB/OL].http://www.weihai.gov.cn/art/2022/8/22/art_95544_2948684.html.，这说明我们的假设并未高估RCEP在降低进口时间上的影响，相对合理可信。我们根据Minor和Tsigas(2008)[22]计算的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日均时间成本关税等值，乘以各成员国下降的进口天数，得到在贸易便利化上的具体冲击值，引入模型模拟。

在闭合选择上，本研究模拟RCEP建立的长期效应。长期内由于一国经济达到稳态，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故在国家层面上，就业总量不变，但实际工资可以发生改变；
相反，长期而言资本存量可以发生相应变化，资本回报率不变。而在区域层面，劳动力受区域间实际工资的异质性影响能够实现跨区域跨产业自由流动，最终达到均衡状态；
部门资本存量可以进行调整并实现更新配置。

我们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宏观影响和产业影响两个角度，分别对RCEP对成员国及中国区域的经济影响以及对电子产业的影响进行展示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对模拟结果的汇报和分析中，实际GDP、进口、出口、调入、调出等变量均为实际变化，不包括相对价格变动；
福利水平单位为亿美元，也是剔除价格波动、以不变价格衡量的福利变化；
而GVC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变化，与前述描述统计部分相同，也衡量的是当年的价值链活动拉动的增加值在整体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也不涉及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

(一)国家层面

1.宏观经济影响

RCEP的建成将显著提高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如表3所示，RCEP建成之后，中国的实际GDP将提高0.95%，出口和进口将分别提高5.94%和7.31%。这主要是由于RCEP的建成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进而降低了进口和出口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和产出增加会增加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要素价格中土地价格、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分别提高1.37%、1.15%和1.13%。资本价格略有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下降导致的，但下降幅度相对有限。

表3 RCEP建成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单位：%

其他RCEP成员国的经济和福利水平也普遍提高。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实际GDP分别提高1.49%、3.04%、4.67%、1.37%和2.27%。进出口也显著提高，尤其是东盟增长最为显著，出口和进口分别提高10.80%和11.73%。福利水平也显著提高。这说明，RCEP对成员国的经济普遍有积极的拉动作用，能够有效扩大区域内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

2.对电子产业的影响

在国家层面，RCEP的建成对中国、韩国和东盟的电子产业产出提高和贸易扩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日本和澳新的电子产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图2所示，RCEP建成之后，中国、韩国和东盟的电子产业产出分别提高5.30%、6.11%和7.87%，出口分别提高11.26%、9.25%和12.31%，进口分别提高8.32%、8.25%和10.99%。日本的电子产业虽然进出口尤其是进口规模也有普遍增加，但产出下降1.8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电子产业产出也有所下降，但本身生产规模较小，影响也相对有限。整体来看，电子产业是RCEP国家普遍的优势产业，成员国之间在电子产业上下游各个产品上各具生产优势。RCEP通过降低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显著提高了成员国在电子产业上的贸易规模，这对扩大区域内在电子产业上的合作、提高区域整体生产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图2 RCEP建成对各成员国电子产业的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而在价值链角度， RCEP建立之后，各成员国的电子产业价值链分解中，价值链活动的拉动作用显著提高，前向和后向的价值链参与度都普遍有所增长，且复杂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增长相对明显。如表4所示，在基于生产的前向分解上，中国的纯国内生产和传统贸易所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将下降3.01%和0.58%，而基于价值链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将提高3.59%，其中简单GVC活动占比下降0.07%、复杂GVC活动占比增加3.66%；
而在基于消费角度的后向分解上，中国的纯国内生产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同样有所下降，而传统贸易的占比略微提高，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价值链活动的占比则显著提高。这说明RCEP的建立将促使中国的电子产业生产链条更深刻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在复杂价值链活动上的参与程度显著增强。同样，在其他RCEP成员国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以前向分解的结果为例，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电子产业增加值中由复杂GVC活动创造的占比分别提高2.23%、2.80%、4.49%、2.25%和0.47%，普遍高于其简单价值链参与度的增加程度，这说明成员国在电子产业上的深层合作得以加深加强。综合起来，RCEP建成之后，成员国在电子产业上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价值链活动更为活跃，更大程度地提高了其在电子产业增加值增长上的贡献度。这说明RCEP带来的经贸合作增强是深层次的合作，具有充分的、深层次的溢出效应，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地重塑和壮大区域电子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

表4 RCEP建成对各成员国电子产业的价值链分解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单位：%

(二)区域层面

1.宏观经济影响

RCEP的建立将促使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扩大，对深圳的积极影响幅度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由于RCEP的建成降低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进而降低了进口和出口成本，进而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扩大了经济规模，因此全国各个地区经济均有增长。模拟结果显示，RCEP建成之后，深圳实际GDP将提高1.73%；
出口和进口分别提高5.45%和9.51%。这说明作为东部省市中的重点口岸之一，深圳将在RCEP建成之后进一步发挥其优势、更多更充分地享受RCEP建成带来的福利。

分地区来看，RCEP对东部地区经济和贸易的拉动作用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主要是由于RCEP的关税削减直接扩大了进口和出口，而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参与国际贸易规模更大、更为频繁，受到的积极影响也相对较大。除深圳增长显著之外，广东其他地区和其他东部地区的实际GDP将分别提高1.28%和0.84%。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实际GDP则将分别提高0.64%、0.73%和0.55%；
其进出口规模虽然也有所提高，但增长幅度与东部地区相比略小。

同时，也应该看到，RCEP的建成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国内贸易，加深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我国内循环的不断扩大和畅通发展。如表5所示，RCEP建成之后，我国各个地区的调入和调出规模普遍有所扩大，这说明RCEP的建成不仅可以促进各地区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的扩展，也可以有效地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内循环的均衡平稳壮大。其中，深圳的调入和调出将分别提高2.22%和1.53%，提高幅度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这一方面是由于深圳本身与其他省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圳在建成RCEP之后经济和国际贸易规模增长显著。

表5 RCEP建成对中国各区域的宏观经济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单位：%

2.对电子产业的影响

在区域层面，RCEP的建立将普遍提高我国各地区在电子产业上的产出水平和贸易规模。电子产业是深圳规模最大、最具优势的制造业部门，其产出和进出口规模扩大都十分显著，优势产业部门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如表6所示，RCEP建成之后，深圳在电子产业上的产出提高7.01%。同时，广东其他地区、其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电子产业上的产出也普遍提高，分别提高7.01%、6.95%、5.51%、5.05%、5.61%和3.22%。各地区电子产业产出的提高，是本地需求提高、进出口增长和调入调出增加三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表7所示，受此影响，即使是没有相对优势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电子产业都有显著增长。这说明，RCEP不仅显著扩大了各个区域在电子产业上的国际贸易规模，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间的调入调出增长，增强了国内各区域在电子产业链内部的流通与合作。

表6 RCEP建成对国内各区域电子产业的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单位：%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深圳地区对国内其他地区在电子产业上的拉动作用，我们计算了在RCEP影响下国内各个区域在电子产业上国内贸易流向的变化。RCEP建立之后，国内各区域之间在电子产业上的调入和调出规模普遍增加，尤其是深圳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调入调出规模显著扩大。如表7所示，深圳对广东其他地区、其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电子产业上的调出分别提高8.50%、4.58%、3.82%、4.88%和0.45%，而深圳自国内各地区在电子产业上的调入则普遍提高8%左右。这说明，作为我国在电子产业生产和贸易上的重镇，深圳在RCEP建成之后可以更大发挥其在电子产业上的主导作用和国际国内影响力，通过生产规模、国际贸易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三个层面上的普遍增长强势带动国内各个区域在电子产业上的发展和壮大。

表7 RCEP建成对国内各区域间电子产业产品流向的影响(相对基准情景) 单位：%

(一)研究结论

在宏观层面，RCEP的建成将显著提高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也将促使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扩大，对深圳的积极影响幅度超过全国其他地区。RCEP的建成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国内贸易，加深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我国内循环的不断扩大和畅通发展。

在产业层面，在国家层面，RCEP的建成对中国、韩国和东盟的电子产业产出提高和贸易扩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日本和澳新的电子产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成员国在电子产业上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价值链活动更为活跃，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地重塑和壮大区域电子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RCEP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各区域间的调入调出增长，增强了国内各区域在电子产业链内部的流通与合作。深圳将充分利用RCEP的发展机遇，通过生产规模、国际贸易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三个层面上的普遍增长强势带动国内各个区域在电子产业上的发展和壮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抓住RCEP带来的开放和便利条件，扩大区域内的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RCEP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潜力，在电子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层面上扩展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深入合作，增强区域产业链的韧性和凝聚力。RCEP国家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对货物、服务、投资、人员流动等领域的放宽促进了区域内各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运用金融工具和产业政策，大力吸引具有高端技术的国际龙头企业来中国发展，通过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补齐短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分工协作中争取主导地位，为产品价值链在大区域范围内重构营造良好的外部分工协作环境，为整体企业价值链重构奠定坚实基础，稳固在高端制造业上的重要性和话语权。

第二，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落实政策，将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与地方的发展和升级相结合，因地制宜用好规则，在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带动国内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电子产业生产能力的总体提高。像深圳等高技术产业生产基础好、同时也是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和贸易枢纽的地区，更应该认真研究能够扩大和深化合作的补充条款，尤其是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服务业开放的条款，并与我国其他开放政策进行联通和对接，更好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更有效地发挥RCEP的作用，也进一步为RCEP未签订条款的完善献言献策，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稳定运行。

第三，在深刻理解RCEP新规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在政府层面进行推动和引导，提高以电子产业企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对RCEP新规则的理解和运用能力。RCEP协议的降税规则复杂，商品税则匹配基数大，原产地规则专业性强，协定内容为法律文本，给企业的理解与应用增加了难度。同时，企业获取自由贸易协定信息的渠道有限，缺少实操层面的理解，可由政府主导加强推广与操作，将各项优惠措施大范围地运用到实际贸易活动中。因此，RCEP规则的运用需要政府给予推广和支持，更广泛和深入地开展培训，帮助企业获取相关信息、提高运用能力。同时，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治理和服务水平，减少企业运用RCEP新规则过程中的行政障碍，促进电子产业企业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RCEP规则、扩大国际市场、拓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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