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农民”与“拒绝农民”——家世观照下赵树理创作之得失

李超杰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受作家自述(1)1950年赵树理在北京曾对苏联外交官费德林说及身世，“少年时代是在跟可怕的贫穷作斗争中渡过的”。参见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页。和挚友王春、史纪言(2)王春曾对赵树理的出身做过这样一番介绍：“赵树理是山西沁水县人。他的家庭，并不是吹鼓手，而是一个贫农家庭……总而言之，他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儿子。”参见陈为人：《赵树理之“驴说”》，《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史纪言在《汾水呜咽泪流长——回忆赵树理同志》中亦提到：“一九二五年夏天，青年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我同班。这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子弟，他们入校时带的行李、用具，大多用家里的车、马送来。赵树理的行李，是他自己用扁担挑来的。因为他的家庭是比较贫寒的，是贫农。”参见史纪言：《汾水呜咽泪流长——回忆赵树理同志》，见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页。所写回忆文章影响，赵树理出身寒门似乎成了铁定事实。但关于赵家经济状况，赵树理之子赵二湖有过不一样的说法：

其实我家不是太穷，再穷还有十六亩地。你去过尉迟(赵树理的故乡尉迟村)没有？我家那房子(赵树理故居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四周都是由两层的砖瓦楼房围起)，就不是一般人家能盖起的。我爷爷是做买卖的。算是村子里有办法的人家。我爷爷能识字看书，还会算卦，在北方的农村里，大部分是文盲。他已经是另类了。(3)陈为人：《赵树理之“驴说”》，《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赵玉琴在《我的哥哥赵树理》中也提到：

那时，我家有地十六亩，住房还算宽裕，下中农的经济生活水平。爷爷年青时跟随一位老乡，在河南一家杂货铺里当小伙计。(4)赵玉琴口述, 杜如湘整理：《我的哥哥赵树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沁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沁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95年，第97页。

六口人，十六亩地，两层楼房围起的独立院落，加之赵中正还能读书识字办私塾，可以推断赵家不是富户，可光景绝不算差。但需注意，赵氏并非一个蒸蒸日上的家族，而是一路在走下坡，特别是到了赵和清这代，已然尝到了穷困滋味。在父亲赵中正去世后，赵和清认为家中接连两位老人过世是神鬼作祟不祥之兆，就请神婆、和尚诵经拜忏，虔修法事，善后超度。他把家中积蓄耗尽还不够，又以自家十六亩地为抵押，贷四百高利贷。赵中正临终前叮嘱儿子，一定要把孙子赵树理培养成才，哪怕典房卖地也在所不惜。赵和清谨记老父遗愿，又以高利贷的形式向本村一富户借了三块现洋作为学费，连同儿子一块送到塾师赵遇奇老先生手中(5)参见田澍中：《文魂·赵树理在沁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从此，赵家家道衰落，从自给自足沦落到靠借贷维持生计。这些境遇对赵树理会产生怎样的心理态势，又会对话语实践造成何种影响，这一话题具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穷人之命如草芥，这句话在赵树理的妹妹身上得到应验。1981年，二进尉迟村采访的李士德得知赵树理二妹赵玉琴在村里寄居，就连夜登门请教并做了详细笔录。现摘录赵树理三个妹妹的生平遭遇如下：

二姐赵树义，是解放后哥哥给她起的名，小名叫“玉华”。属猪的。农历2月16日生。她也是9岁那年腊月订婚。婆家在阳城县岩家庄，女婿叫冯如健。邻居都替她惋惜道：挺精灵个小闺女，怎么找那样个女婿，穷的用酸枣树枝堵街门，还满头秃疮，一脸麻子。可有什么法呢？年关逼债，父母急着用彩礼钱抵债，就顾不得那些了。她17岁成婚，1970年9月25日脑溢血故去。

妹妹小名“赵小往”。属猴的。农历腊月初7生。小时候生天花，脸上落几个麻子，9岁那年腊月与本县秦庄的李兴友订婚，收彩礼40块银元。她14岁结婚，24岁那年农历5月23日因难产而死。

我。属蛇的。农历7月13日生。解放后上速成识字班哥哥给我起名“赵玉琴”，小名叫“翠华”。我因为从小没有认真缠足，订婚较晚。16岁那年3月，家里典出去的房子快到期了，过期不赎，房权就归人家了。为了凑足1百元赎金，父母忙着给我找婆家。(6)李士德：《夜深灯下叙旧事——赵玉琴忆赵树理》，见《赵树理忆念录》，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年，第8页。

除三姊妹为替家中抵债仓促结婚，置身其间的赵树理亦深受家境衰败之苦。他在私塾学习时，没有多余的钱粮给大同学“进贡”，为此遭到他们的凌辱欺压。第三年庄稼歉收，家中生计艰难，赵树理只能辍学回家放牛。后来，赵和清在邻居劝说下决定送儿子到榼山高小念书，以求博取一条出路。因家境窘困，赵树理上学的行李东拼西凑才好不容易备齐，被褥面子也是邻居吕老汉花了几个铜板买下关公神像换下来的旧袍交由赵母王金莲浆洗干净改制而成。据赵玉琴回忆：

到榼山高小上学那天，本村同学吕学正家吃的是羊肉包子，吕学章家吃的是猪肉拉面，唯独我们家吃的是小米干饭。上路时，那两家都雇工护送，骑上马，驮着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启程，我哥哥却自己挑着行李卷儿，默默地跟在人家的后尾。在学校中，他们也常奚落哥哥的穷酸贫寒。(7)李士德：《夜深灯下叙旧事——赵玉琴忆赵树理》，见《赵树理忆念录》，第10页。

但这一切并未消磨赵树理奋斗的锐气，他从高小毕业后，为贴补家庭决计去当教员，因不会巴结乡绅一年之后就被辞退，后到长治考取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但学费仍是一大难题。赵广源听家中老人谈起，父亲“赴长治，没有路费，便靠说书、瞧病赚钱做盘缠。实际上是个要饭的”(8)李士德：《龙门一夕谈——赵广源忆赵树理》，见《赵树理忆念录》，第13页。。

除了自身在苦难中走过一遭，赵树理亦亲眼目睹诸多乡邻因穷丧命。作家自述一看到新食堂的地基就回忆起村里的好多故人：有自己的本家喜贵哥，“当年因为没有地种，在安泽县种山地，没有结过婚就死到那里了”；
有类似阿Q的各轮哥，“青年时期要算当地的劳动英雄，后来也因为没有好地种，坏地产量太少，无心受苦，改学梁上君子，结果被族里人打了个半死埋了”；
有同父亲年岁相仿的吕拴成、吕随成两兄弟，“这两位，除了住的房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产业。那位老拴成伯伯是伤寒病死的……随成叔也和我那位喜贵哥一样，没有结过婚，被一块中了蛇毒的死牛肉给吃死了”；
有食堂南边一户冯姓人家，“父子两代都没有一垄地。孩子名叫福归，我称哥哥，也是在外讨饭被饿死的”；
有福归哥屋后的吕家四兄弟，“他们都会木工，但只有几亩很坏的地。在我的家乡一带，当工匠差不多是副业，完全靠它生活是困难的。他们四位，只有老四在三十岁以后才结了婚，三位当哥哥的都没有结过婚”；
还有河南遭了水灾逃荒到村里的人，他们的住所是“两孔古石窑，连门窗都没有”(9)赵树理：《新食堂里忆故人》，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时隔多年，作家忆起往事仍觉历历在目，“这些熟悉的善良的面孔，东逃西散，死的死，亡的亡，大多数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10)赵树理：《新食堂里忆故人》，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8页。。

严酷的生存现实使得底层农民在其生产生活中，“对物质功利须臾不可离之的特性，历来有深切体验，‘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憋得猴上杆’‘有钱一条龙，无钱一条虫’‘有钱王八大三辈，无钱爷爷矮三分’”(11)贺宾：《民间伦理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家道中落又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加上触目所及遍是啼饥号寒的穷人，赵树理对这一群体产生了共情。因为对穷人生活的诸多不易太过了解，赵树理才想尽可能地帮他们维护权益，从其对待夏景婚事的态度即可见一斑。据梅娘回忆，1952年，她和赵树理同在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房东的独生子参军七年杳无音讯，估计已为国捐躯，她就想根据《婚姻法》帮助房东儿媳办理离婚手续开始新的生活。当她去征求老赵意见时，却发现对方猛然收起了笑容(12)参见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396页。。梅娘显然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替同胞委屈，赵树理考虑的却是帮助儿媳等于拆了这个需要帮手的家，年迈的老两口就会落入无人照管的境地，何况，像房东儿媳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不能说梅娘替夏景争取个人幸福不对，但她显然没顾念到这份自由背后所负载的沉痛代价。长久与农民打交道的赵树理深知，对一些经济窘迫的农家而言，能娶到一个媳妇相当不易。学者傅建成做过调查：

晋察冀根据地所属北岳区的河北房山县，在20年代后期，农家议婚时，“男家必出洋若干，或布帛、首饰等，女家始承诺，曰财礼”。河北井陉县，“议婚时，女家即择郎婿，又索聘礼，少者数十元，多者二三百元”。再如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太岳区的山西沁源县，“凡非巨富之家，议婚必论财”。所属冀南区的山东临清县，“女选择婿，则主张资产”。所属太行区的河南武陟县，“贫家议婚多索聘金数十百千不等”。(13)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对农村的富户来说聘礼也许不足为虑，但贫寒之家因无力负担彩礼而无法娶妻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山西临晋县，“一些农家因财礼过重，以致‘贫者不能贷，每至愆期’”，还有晋冀鲁豫根据地太岳区所辖的山西屯留县，“30年代中期，论财之风极盛，‘农民的老婆死之时，多半无力续娶，只好当鳏夫，而极贫的农民，根本上也就无力为儿完婚’”(14)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赵树理对此相当清楚，在他的家乡尉迟村因财力有限而无法娶妻生子的邻居就有不少。因他太过了解农家娶妻之艰难，尤其对穷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才会担心一旦众多女性效仿夏景离婚再嫁，就意味着许多家庭将要分崩离析。

坠入穷人堆里的赵树理能下意识地和广大农民做到同心，七、八年的流浪生涯更让他深觉这一群体生存空间太过逼仄，所以他发誓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作。“农民本位”作为一种深层心理“掌控”了赵树理的创作思想，投射到叙事当中。

首先，基于对农民家庭完整性的维护，在文本中尽可能地规避离婚。查阅抗日时期根据地的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在1941至1943年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婚姻问题的条例，如《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和《妨害婚姻治罪法》等。“《婚姻法》的颁布是为了改变女性的传统命运，是为了寻求女性人格的独立和地位的平等。”(15)申燕：《1949-1966年“社会主义戏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2页。这些法令在保障结婚自由的同时也强调离婚自由，“夫妻感情意志根本不和，无法继续同居者，任何一方都可向边区司法机关请求离婚”(16)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针对夫妻离婚事项边区政府也做了规定，其中提到如果一方存在“虐待他方者”“以恶意遗弃他方者”“图谋陷害他方者”，另一方皆可请求离婚(17)参见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随着新的婚姻法令的施行，许多妇女开始挣脱不合理婚姻的束缚(18)据傅建成统计：“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所属平山县10个月内就有353件离婚案发生。其中18岁至25岁的妇女提出的离婚案占80%。太行区左权县一个区在1943年上半年的26对离婚案中，主动提出解除婚姻的，也是‘青年妇女占绝大多数’。离婚原因大都是‘感情不和，女方不堪虐待’。”参见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此时正在边区参与实际工作的赵树理对政府制定的婚姻政策并不陌生，加上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女性遭受的磨难也知之甚详：(一)家庭地位极其低下。据左漠野同志回忆，老赵“常说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山西他们老家那儿，别人来访，问：‘家里有人吗？’女人在屋里，若无男人，便答：‘没有。’只有她们在茅房里(厕所)，男人要进去，她们才说：有人。”(19)李士德：《左漠野同志采访录》，见《赵树理忆念录》，第73页。(二)交际圈子非常狭小。西方学者柯鲁克等曾以十里店作为实地考察对象，对北方农村女性群体作过研究，其中指出：“一旦结婚，她们的社会生活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里，范围再大一点，也只不过和左右邻里两三家妇女相接触。甚至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妇女们之间的关系通常也是不和的，因为有一个传统的不良风气就是严厉的婆婆总是凌驾于儿媳之上。”(20)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三)女性生命面临威胁。例如有报道：

太行区《新华日报》报道，左权县两个月内连续残害妇女案六件。其中，受虐被打致死两名，被勒死一名，饿死一名，被干部集体打死一名，因被逐上吊自杀一名。又据《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5日报道，孟祥英的家乡涉县仅一年，虐杀妇女案有16起：“小东村李东元打死其妻冯巧爱，因为‘借过邻家玩钱’，两人在路上吵起来，使用石头，活活打死。曹水沙纳不好鞋底，被婆婆毒打，上吊自杀。招岗村张金顺，因为一顿熬菜，打得老婆张改兰白天上了吊。其他如申浮鱼因坏了一把蒲扇，江景仙因打死一只小鸡，在男人的打骂下，白白丧命。”(21)赵瑞锁：《月满西楼：赵树理作品中的沁河风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即便如此，赵树理对妇女离婚依然态度暧昧。作家知晓穷人组建家庭的不易，更明白妇女对一户农家正常运转的重要意义，所以从维护农民家庭完整的角度考虑，他在文本创作中有意识地规避女性离婚。以小说《孟祥英翻身》为例。赵树理当年采访孟祥英的初衷并不是看重她的生产垦荒英雄身份，而是想从中挖掘出妇女翻身解放的材料。但他发现，面对孟祥英的哭诉，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婚。一方面，婆婆和丈夫施加在她身上的虐待着实太过残忍(22)据孟祥英讲述：“婆婆对我太狠，非打即骂，整天刁难人。5月天，我没有单衣服换，穿着红棉袄割麦，累得我浑身冒汗，像水洗一般，回家还不给饭吃。梅妮和他妈一个鼻孔出气，不拿我当人待，婆婆在一边‘烧火’，他就往死里打我。有1次，竟用镰刀把我脑袋刨个血窟窿，谁也不说句公道话。……”参见李士德：《太行山麓忆华年——孟祥英同志采访录》，见《赵树理忆念录》，第109页。，另一方面，根据地的婚姻政策为她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离婚的方式换取翻身解放是一件情理之中且相当快意的事情。但在“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农村古训面前，赵树理采取的策略却是绕开无法解决的家庭矛盾，让孟祥英投身生产劳动的大潮。一度被作家搁置一边的生产度荒在家庭关系即将破裂时，一转成为女性翻身解放的支点。这就导致孟祥英所谓的“出头”并不是“建立在对包括反对婆婆、提倡放脚等一系列经典‘妇女解放’行为的坚持上的，而恰恰是落实在看起来似乎与‘妇女解放’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的从事生产劳动上的”(23)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赵树理实则规避了婆媳、夫妇间的斗争，将孟祥英从私我家庭推向公共领域，借助生存度荒这一集体劳动实现社会指认的翻身。但劳动所肯定的女性价值在家庭问题的解决上真的能起到作用吗？赵树理在自我/社会指认能否等同的问题上显然也遭遇了困境。仔细观察《孟祥英翻身》的章节设置，前八节都在讲述婆婆和丈夫对孟祥英的欺侮，第九节是将孟祥英推向“广场”，最后一节仓促收束全文。从受辱到翻身，比例极度失衡的背后，或许是因赵树理知晓离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现实生活中的孟祥英确实和丈夫梅妮离了婚，后来嫁给了牛兰生，过着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

其次，尊重穷人对实利的重视，理解他们对未来的展望很近。翟学伟指出，“依照关系理论，解放人类式的改善催生的是制度、公平与机会均等上的问题，并且是长效性的；
而解放自己式的改善是优势性的、优先性的、现实性的改善，是当下的”(24)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7页。。前一种解放固然伟大，但后一种解放更为切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求生一直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只有先使自身摆脱物质窘迫的威胁，他们才有精力投入精神启蒙、国家建设等现代性征程。但广大农民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中基本处于遮蔽状态，幸运的是，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被出身农村且在家道中落后饱经辛酸的赵树理注意到了。杜黎均说起老赵从山西平顺县西沟公社川底村深入生活回来后，激动地谈及下乡收获，“中国农民是最老实的，也是最讲实际的。搞农业合作化，只要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真正得到好处，他们就会拥护，就会齐心拧成一股绳，为集体出力”(25)杜黎均：《美好的记忆——怀念赵树理同志》，见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显而易见，赵树理号准了农民的脉搏，作家并未居高临下地加以嘲讽，而是抱持着同情的理解。

投射到叙事当中，赵树理除却在翻身、改造题材中保留农民注重实利的性格特质，在爱情题材中亦有所显露。以《三里湾》中的爱情描写为例，如此感性的情节却被作家讲得理性至极。赵树理为此曾做过解释：“农村的青年人很忙，即便是自由恋爱，也没有时间去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他们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周末。不要说逛公园、上舞厅，就连个林荫街道也没有呀。”(26)赵树理：《关于〈三里湾〉的爱情描写》，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86页。但《三里湾》中的爱情之所以显得理智有余而感性不足，并不是因为作家没让年轻人拉着手跳“快三步”，而是因为催化青年恋爱的并非情感上的契合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赵树理在自述中虽未曾提及，但在讲述几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时还是将农村实用、物质的婚姻观作为叙事逻辑。以马有翼、范灵芝、王玉生这一组感情纠葛为例：范灵芝最初之所以考虑跟马有翼在一起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在心里打了一番主意：“三里湾上过中学的男青年，只有一个有翼还没有结婚；
因为村里的交通不便，又和从前的男同学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只好把希望放在有翼身上。”(27)赵树理：《三里湾》，见《赵树理文集》(第1卷)，第208页。由之可见，范灵芝对马有翼的感情本就存在“骑墙”态度，一旦此人的懦弱让其无法容忍，再加上对方那位“常有理”的妈妈，她就会毅然决然地放弃这个人选。从决定离开马有翼，到考虑一圈确定玉生是最佳人选，再到主动找玉生表白成就好事，女主角还未尝到失恋的苦涩就很快“移情别恋”。同样，马有翼在遭遇灵芝拒绝后立马向玉梅求婚，也是农村青年非常实际的感情观，“拣到篮里的都是菜”，万不可“竹篮打水一场空”。作家没有赋予人物面对爱情时“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决心，而是审时度势、仔细权衡，虽少了些浪漫却多了份真实。发生在农村场域的爱情故事本就没有太多风花雪月，须知农村男女谈婚论嫁时对聘礼、陪嫁的重视在赵树理笔下还未展开。

再次，重视穷人的人格尊严，理解他们精神改造的艰难。赵树理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直言不愿套用苏联作品的写法，“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28)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263页。。他还以农村干部为例，指出他们在入党之前长期过的是小农经济的生活，仅凭入社之后的三四年时间不可能彻底克服思想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作家之所以拒绝给农民强行戴上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帽”，是因他深知在农民那里物质上的翻身和精神上的质变同步发生的概率极低。农民在得到切实的物质利益后会发自内心地感激恩人，然后爱屋及乌地对革命产生好感，但他们的政治觉悟不会在一夕之间拔高，而是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社会学家柯鲁克曾记载这样一个历史细节：

一位老农对罗林讲的：“以前，我一寸土地也没有，我所有的地块都是干部给的。他们是好干部，关心老百姓。”罗林回答：“你们应当首先感谢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是毛主席教导你们怎样翻身的。”但是这位老人坚持说干部都是好人。(29)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一些作家描绘的农民在精神改造之后产生了“共产”觉悟，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低。据史料载，当时华北大部分地区为了争取战争胜利，分区和县政府的干部就想方设法发动那些尚未翻身的农民，开展了一场“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场景：

中农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并且，注意在人前不吃白面，而只吃糙小米和玉米。有一个新中农，因为害怕有一天自己的驴子会被“斗争”走，就把驴子卖掉，而用自己的肩膀往地里背粪。别的中农则很少往自己的地里施肥，担心土地早晚会被收走分给贫户。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30)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第13-14页。

要知道，许多新中农也是通过土改翻身才摆脱了贫穷，他们的田产、牲畜等也是从地主、富农处斗争来的。可以享受斗争果实却不愿成为斗争对象，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农民的革命觉悟或许就是如此。另外，贫农在翻身富裕之后也可能重走之前斗争对象的老路，在这点上傅高林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在八路军到来之前，此人一贫如洗，后随着八路军的到来，他翻了身，也娶了媳妇，灾荒年间还从一个挨饿的贫农那里买了一个儿子：

傅高林在政治、经济上都发了迹，先后当过农会主席和村长。这时，他对在自己不得志时娶的妻子越来越不满。于是，他又找了个使他中意和配得上他的女人，尽管这女人已结婚了。……为了从牵线做媒的勾当中谋取私利，傅高林专打那些对婚姻不满的夫妻的主意，一有机会就挑拨离间。然后，他就向女方提出，他可以利用他的职权安排离婚，只要她和他介绍的单身汉结婚就行。(31)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第155-156页。

可以看出，驱使傅高林行动的是个人利益。在斗争地主时他是积极分子，和农民站在同一阵营，但随着私欲不断膨胀，他和本该为之服务的对象对立起来。

与农民整日泡在一起的赵树理显然了解他们思想上的痼疾，但他不像鲁迅面对无知庸众时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像有的作家对底层农民“多温婉少讥刺、多悲悯少愤懑”(32)杨剑龙：《论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江汉论坛》2021年第6期。，而是发自内心地予以体谅。以小说《“锻炼锻炼”》为例，作家看似以符合时代主流政治意识的声音对偷奸耍滑、嚣张跋扈的“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分子展开批判，但他真的只是为了揶揄女性吗？在接下来的描写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隐藏在暗处的暧昧声音：队里组织妇女拾花，参照以往的经验，为了防止偷花的毛病，杨小四宣布了几条纪律，结果“小腿疼”“吃不饱”等人正好撞到了枪口上。大家明知道她俩对队里的安排会错了意，但都想和她们“开开玩笑”，队长张太和更是有点幸灾乐祸，阻止高秀兰要去提醒她们的打算。紧接着镜头就转到了杨小四等年轻干部当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要四个偷花贼特别是“小腿疼”老实坦白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杨小四等人在“整治”这位落后妇女时，不是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教育，而是“开开玩笑”“请君入瓮”，继而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以成功实施暴力监控和强制改造。这样一来，表层文本被隐藏文本颠覆，惹人生厌的“小腿疼”似乎变得有点可怜，被人称赞的杨小四却显得蛮横霸道，肯定的突然被否定了，否定的突然被肯定了，作家创作的真实意图浮出水面。没有人生来落后，赵树理知道“小腿疼”们的过往，所以分外理解她们的现在。被强行编码的这群女性即便身上携带的落后思想不能瞬间根除，赵树理仍拒绝将之视作阶级敌人施以惩戒。

家道中落陷入穷境的经历让赵树理获得了知悉这一群体真实处境和内心隐秘的机会，他将“为了农民”视作信仰，但有时又被自己的狂热情绪弄得走向了极端。一是极力规劝亲人回乡务农。赵广建谈及高中毕业后自己想留在北京，但父亲“坚持动员我到农村做个普通农民，如果要留在北京，就在服务行业里当个售货员或是理发员”(33)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见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赵树理于1957年亲自将女儿送回家乡，此时距离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还有十多年时间。对待儿子亦是如此，据原志清回忆，大约是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赵树理在潘永福的陪同下前来拜访，期间谈到儿子的工作问题：

赵树理同志不是来为儿子走后门的。恰恰相反，他是来劝说我不要提拔赵虎同志担任我区所属夏河村村长。赵树理同志讲了赵虎年纪小、能力差，文化水平低，没有工作经验……等等。总之，他是不让提拔他儿子当村长的。赵树理同志再三劝说我让赵虎多搞几年一般干部，多干一些基层工作，好好锻炼，锻炼。(34)原志清：《回忆赵树理同志》，见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229页。

赵树理对自己的外甥也提同样要求。王海宇回忆，有一年冬天舅舅回沁水看戏，妈妈就跟他商量：“孩子初中毕业跟你走吧，让孩子也当个作家。”结果舅舅笑着说：“作家也是当的？初中毕业还是考高中，念罢书回家种地。把地种好了，把农村里的事写出来就是小说。”(35)李士德：《王海宇采访录》，见《赵树理忆念录》，第157页。1963年，王海宇参军之后才敢同舅舅通上第一封信，就是担心他不同意自己当兵，硬拉自己回乡种地。他这样想并非多虑，兄长王兴家就是被舅舅强行留在尉迟村的。当年县里的工厂到村里招工，王兴家经过层层选拔被录取了，这是他走出农村千载难逢的机会。孰料被赵树理知道后，他态度强硬地要求外甥不要去工厂上班，留下来为发展村里的农业生产出力，说：“尉迟村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不错了，也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都跑出去当工人，谁来种粮食？城市人吃什么？”(36)言行一：《咱村的赵树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赵树理此番言行，完全出于对农村、农民的一片赤诚，但将青年希望留在城市发展视为轻视体力劳动、贪图个人名利，这种想法不免有些偏激。二是将“农业专家”远置于作家身份之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写农村的作家当中，赵树理可能是唯一一位视“农业专家”远高于作家身份的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未将写作当作职业追求。写作于他而言大概只是诸多工种中的一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他承载、传布、声张农民心声的工具而已。对父亲知之甚深的赵二湖说道：

你认真看他的讲话，他对写作有看法，他说，中国的作家太多了，要这么多作家干什么？……有一次去开会，他在软卧上碰见了王震，和王震谈的完全是农垦方面的事。他还向王震提出，离开作协，到农垦局去，去搞农业。他还和李四光做过一次伴，两人谈了一路地质方面的事，他的兴趣好像完全不在创作上。(37)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可以说，赵树理是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但我们在钦佩他对农民的殷殷深情之余，不免为其花费过多时间在农事活动而未能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感到惋惜。

对农民强烈的共情使得赵树理成为言说他们心声的喉舌，但在某些时候这也演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从晋城被批斗回来后，赵树理对一位前来探望的年轻人谈起自己十几年来“有意识地保持农民意识”：“到过我家的朋友都知道，不管谁来了，我都是用家乡饭招待，两张烙饼，一碗菜。在我家里，连四个样式相同的碟子都没有，筷子也是长短不齐的。”(38)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然而在“有意识”的背后，实则意味着一种精神负担。赵二湖说起一件小事，他们全家跟着父亲进城之后，“许多写农村的作家的家庭装饰和爱好从审美角度上讲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戏称是这派祖师爷的赵家却一如既往，这与贫穷无关，“在北京时，我家后院有个小储藏室，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别人送给他的字画和各种礼品，有海南的珊瑚树，漂亮的矿石标本，还有齐白石的画，但都乱堆在那里，没有摆出来”(39)赵二湖：《我的父亲赵树理》，《民族文汇》2006年第12期。。除了家庭装饰，农民情结招致的精神负担甚至导致文化上的执拗。赵树理在作家协会的文艺整风活动中作过自我检讨，提及在太行山区时他和王春等人以太行新华书店为基地，“把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的文艺刊物中语言跟我们相近的作品出了几个选集，其余欧化一些的文和诗一律不予出版”(40)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81页。。到北京后，这种“小宗派”情绪进一步发展，但赵树理真的观念如此狭隘，眼里容不得其他文艺形式吗？笔者以为不然。针对赵树理独尊上党梆子，对其他剧种吹毛求疵的做法，严文井认为，“不过是在表明他属于另一‘教派’而已”(41)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75页。。

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他将为农民写作奉为毕生志愿，为此不惜与欧化文学拉开距离，甚至有意抵制知识分子话语。客观评之，赵树理对农民深至心髓的感情令人肃然，但他有时又显得过分偏爱，以至自己也沾染上了个体农民的偏狭习气，在文学创作上不免显得有些固执。

这种固执体现在叙事当中，赵树理有意识地规避新文化传统，反而对民间文化过分倚重。走出尉迟村的赵树理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以至于登上文坛之后，在许多问题上仍隐现着农民式的执拗、焦虑甚至幼稚。与新文化传统明里暗里地较量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据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一炮打响之后，汇聚在太行山区的“一些自命清高的文化人，仍然反对、歧视赵树理，给他的工作带来一些障碍”(42)李士德：《暮色苍茫念手足——杨献珍同志忆赵树理》，见《赵树理忆念录》，第67页。。赵树理对那群知识分子精英揶揄他是“庙会作家”“快板诗人”的事情心知肚明，也以风趣的口吻起而回击。但将自己的作品比作乡村野夫唱的山歌野调，还是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一方面“农民本位”是一直以来的信仰所在，另一方面也为了证明自身实力，赵树理产生了与新文化传统一较高低的想法。尤其是进京之后发生的“东西总布胡同之争”，让赵树理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鄙夷和欺压，促使他愈加排斥新文学形式转而完全倚重民间资源。孙犁也看出了这点，“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43)孙犁：《谈赵树理》，见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35页。。既然把民间资源当作同新文化宣战的得力工具，那他在创作中有意规避新文学传统，极力向大众文艺形式靠拢也在意料之中。

但完全倚重民间资源、过分迁就农民口味的结果就是文学叙事上的枯索呆板。以叙述语言为例，赵树理摒弃欧化语法的长篇大论，喜欢用短语结构来经济传神地写人绘事，但这种话语风格一旦使用过频就成了死板机械的说书套话，丧失了灵动飘逸之感。另外，在《登记》《李有才板话》《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赵树理将传统“清官戏”的戏码换个出场背景重演一遍，故事情节设置的单一、人物命运归宿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柯兰的《洋铁桶的故事》，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以及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新英雄传奇”小说，要比赵树理的小说受众范围更广。这与赵树理作品中的“山药蛋”味太重，大众无法从中得到新奇、刺激的阅读享受有密切关系。赵树理的偏执使其作品留下了遗憾，如果他不排斥自己早期写作《悔》《白马的故事》的欧化文体，而是与民间文化资源相互调和，使个人艺术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更大。

赵树理的家世出身使得他对农民与土地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有着切身体会。中国农民视土地如生命的集体心理加上亲友因失去土地断绝生路的人生经历，极大程度促使赵树理在创作时将土地当作人物、故事发生转变的“中枢”：《田寡妇看瓜》中秋生因土改分到田地而不再小偷小摸，《福贵》中福贵因埋葬母亲把四亩好地赔了进去沦为流氓，《求雨》中村里老人不再迷信龙王而认为是因修渠解决了土地干旱……但他只看到土地养育人的一面，却忽视了土地也在束缚着人。乡土中国的农民流动性缺乏，人身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44)参见郑品芳、李佑新：《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制度改革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村庄在成为自洽共同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新鲜事物的萌芽。从太行山的土壤里长大的赵树理，深陷农民与土地间过分胶着的关系而无法自拔，所以才会不留情面地驳斥青年想要脱离土地的做法。坦率地说，赵树理基于个人信仰，在别人为进城欢呼雀跃时他却做出反方向的选择，“肯定含有更高层面的伦理正确性和历史合理性”(45)李洁非：《“老赵”的进城与离城》，《钟山》2008年第1期。，但将之用于要求他人就有点不太讲理，乃至把青年希望去城市发展理解为热衷“爬高”，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更显得有些狭隘愚昧。

感情上对乡土的沉溺眷恋潜伏进叙事实践，作家严厉批评回乡参与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沉迷写作，奉劝其不要有离开农村的非分之想。《互作鉴定》中，赵树理开篇就将刘正置于被批判的位置，但他写给李书记的信里虽不乏抱怨之言，可生产队的队员对他有所排挤也是事实。主人公自己大概都没想到一封表露个人想法的信件竟然与造谣、犯罪牵扯在一起，作家将之定义成性质极端恶劣之举的背后也折射出作家个人的情感取向。赵树理写作此文是1962年，当时农村已聚集太多的劳动力，加之乡镇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村的一部分劳动力必须转移到农业以外的领域”(46)董大中：《你不知道的赵树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0页。。以此论之，刘正想要脱离土地的束缚去外面寻找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当做法。然而，赵树理却给予了彻底否定,可能与他当时坚决相信农村可以现代化有关，以至于希望农民世代匍匐在土地之上。如果说《互作鉴定》中的问题青年刘正尚有“改邪归正”的机会，到了1964年的《卖烟叶》，不安心务农的贾鸿年则被处理成敌我矛盾，甚至堕入了违法犯罪之路，丧失了迷途知返的可能性。经过考证，《卖烟叶》的创作背景有二：一是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倡议要培养作家队伍中的新生力量，赵树理针对青年写作的“专业”与“业余”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
二是具体到当时的农村现实，贾鸿年们之所以成为问题青年有其特定生成机制，关于此点张高领有过具体论述。但是，赵树理把缺乏劳动与品行有暇等同起来，将文学青年改写成失足子弟，这种激进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洞悉青年内心隐秘，给出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为了农民”的信仰之下出现“拒绝农民”的悖论，也最终导致其“农村知青想象可能性的‘终结’”(47)张高领：《“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鲍曼说过，“当一个人不能确信自身的归属时就会想到身份”(48)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87页。。赵树理在进退两难之际想起了自己世代务农的祖辈，想起了尉迟村的父老乡亲，于是他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坚定地站在了农民这边。不出意外地，他不仅从主流中游离下来，也注定了日后悲剧的结局。在那段难熬的岁月，赵树理用发颤的声音告诉崔巍：“我最怕农村人也说我是‘黑帮’，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49)崔巍：《赤子拳拳心》，见杨占平、赵奎元编：《新世纪赵树理研究：钩沉考证》，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1页。这颗拳拳赤子心是多么深沉，多么博大，多么令人敬畏！赵树理的人格魅力和创作实践也许能成为一座灯塔为后来者指引方向，在此意义上，当今学界重新审视、重新估价赵树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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