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李冬蕾, 梁惠娥,2

(1.江南大学 a.设计学院; b.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2.无锡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明代的江南地区是纺织品的重要织造地和对外输出地,这里所指江南地区为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1]。此时以苏州、松江等为代表的市镇兴起,商贾密布,人们崇尚个性、追求物质和生活品位,有“奢靡为天下最”之说,加之当地发达的手工业,“簪冠之盛敌天下三分之一”[2],这些金银、玉等材质的头饰成为奢靡风气的代表。目前多认为江南地区的服饰风俗在明代中晚期呈现奢靡之势,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多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奢侈风俗与服饰僭越归结于市镇的兴起、商贾繁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因素,致使江南地区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竞奢风俗提供了物质基础[3],以及明代中晚期中央集权对江南地区控制的松动和地方官绅势力的涌动等[4]。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资料的爬梳,以服饰中最能彰显社会等级和礼制的头饰为研究对象,发现明代江南地区的奢靡之风并非一以贯之,不同空间和时间上呈现俭与奢更迭甚至矛盾之态,其背后是社会经济与文化风俗习惯复杂交织的结果。

关于奢靡的界定,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认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本文将重点讨论明代江南地区方志中所记载的,日常生活、婚、丧、冠礼等人生礼仪活动中追求或穿戴超越自身经济能力或逾越身份地位的,以头饰为代表的服饰。对方志中头饰风俗的研究有利于理解服饰在社会风俗演变中的历史参与,为如何认识和研究此类文本中的服饰,以及明代江南地区的服饰风俗溯源提供参考。

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明辨礼制和个人体现身份个性的重要服饰品,头饰可看作一种突出的社会标识,是一个地区奢靡与否的侧面写照。通过对方志的梳理分析,发现头饰的奢靡风俗存在入奢时间上的些许差异和矛盾记载,以及部分地区俭朴与奢靡反复更迭的现象。

1.1 由俭入奢:头饰从朴雅到侈靡

明代方志所记载的江南地区头饰由俭入奢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饰”由俭入奢,头饰在装饰材质和元素上从俭朴到奢侈的逐渐显露;以及“礼”由俭入奢,从明初的遵循礼制逐渐发展为明末的尊卑无别和贵贱混淆。

明朝伊始,明太祖厉行节俭,抵制奢靡之风。对士人、士庶及其妻子的头饰有严格规定,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士人戴四方平定巾;士庶首饰钏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6]。江南地区的服饰在明初一度归于俭朴,民间服饰用料节约,婚服也无贵重材质装饰。崇祯松江府志载:“天顺景泰以前,男子窄袖短躬衫,裾幅甚狭,虽士人亦然,妇女平髻宽衫,制极朴。”[7]至崇祯年间(公元1627—1644年),男子所用六合一统帽和平定四方巾增加了彩线和玉质装饰,妇女的发型和头饰由原来的“平髻”逐渐衍生出众多花样并以龙凤做装饰[7],华亭人范镰认为此时松江府的奢淫之风已无返璞的机会[8]。可见江南地区发展至明代末期,奢侈之风已较为盛行,由俭入奢的时间范围大致集中在天顺、成化和正德年间[9]。

明代江南地区奢靡之风的另一种表现是越礼,虽朝廷对臣民僭越礼制的行为有严厉的惩处规定,但这些禁令在江南地区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民众对礼制的逾越现象愈发严重。以常州府为例,明朝初期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10]。明朝永乐时期(公元1402—1424年),象征男子成年的重要仪式之冠礼,已成为普通民众乃至身份低微的优伶等竞相逾越的闹剧,至明代末期,冠礼曾一度废止[11]。松江府在崇祯年间,不论是女子节日装饰中所戴的金珠翡翠还是家隶、走卒等所戴儒巾,都打破了原有的等级界限,对传统的伦理规范造成了冲击[7]。方志中还引用了《大明会典》中关于士庶妻子的首饰规定,希望以此禁奢靡、明礼制,且后期的方志多重述前期“旧志”中的现象,凸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头饰风俗在“饰”与“礼”方面由俭到奢的对比。

1.2 从过侈到朴雅:俭与奢的反复与矛盾

除上述风俗的俭与奢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的单一线性关系外,在部分方志的记载中,明代江南地区风俗还表现出俭与奢反复更迭的状态。以经济繁盛的苏州府为例(表1),明代初期即洪武时期有“多奢少俭”的记载,正德年间“精饮食,鲜衣服”;至嘉靖,昆山县虽有恒产却“不俭不奢”,常熟县“复崇侈尚靡”;隆庆时期,为婚丧嫁娶,不惜倾产、贷金;但到了礼崩乐坏的崇祯时期,冠服却呈现朴雅之风。可见明代的苏州府,社会风俗反复更移,俭与奢并非一成不变,也可窥见在明代晚期江南地区的奢靡大潮中依然有“风俗朴雅”的例子。再如丹徒县(属镇江府),在万历时期(1620—1627年)风俗“土风质而厚,士风淳而直”[12]。以此记载来看,在明代江南地区风俗由俭入奢的趋势之中,依然存在区域间的风俗差异,部分地区并未沿着这一单一维度演变,并显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区域内风俗的不确定性。

表1 苏州府方志中俭与奢更迭的记载Tab.1 Records of frugality and extravagance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uzhou

然而,仅以方志记载来看明代江南地区的风俗,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之外,还存在关于头饰风俗的一些矛盾的记载。如明代嘉靖太仓州志记载该地已不再奢侈僭越,在冠礼、婚丧等民俗仪式中皆遵循礼制[18],但当时太仓州的嘉定县却在婚俗中馈赠昂贵珍异之物,“男女婚姻馈遗,多致远方珍异之物,金珠纨绮,照耀里闾”[19]。当时的湖州府也可见类似情形,嘉靖湖州府志中对安吉的记载为“以质朴简约为主,稍有古风”[2],但嘉靖安吉州志却载该地在婚丧嫁娶时论财越礼[20]。

此外,关于风俗由俭入奢的时间,不同的方志中也存有冲突,如松江府志中记载当地自正德年间(1505—1521年)由俭入奢。但松江府的上海县和华亭县中风俗记载却与此不同,正德华亭县志“旧志云:习俗奢靡”[21],可见华亭在正德以前风俗即“奢”。上海县在弘治年间(1487—1505年)也崇奢僭越,弘治上海志载:“然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22]这些矛盾记载涉及方志中风俗的时间界定和地域特征等问题,葛小寒曾针对明代“未见旧志”这一方志撰修过程中的矛盾现象,考证了在“明人学风空疏”“旧志保存困难”等原因之外,方志撰修者为了突出个人政绩而有意忽视前人修志工作这一重要影响因素[23]。故方志在撰修、保存、重修等环节,受到了众多人为因素的干预,成为明代江南地区方志中矛盾现象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的梳理分析,认为这些矛盾现象还受到区域发展差异和方志功能的影响。

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财富激增,“家多富饶而文物颇盛,人皆以京畿首县称之”[24]。当时的苏州府手工艺人云集,手工制造业兴盛:“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25]但历代的重农抑商思想,加之明初厉行节俭的政策,使江南地区的富商大贾饱受打击甚至迫害,商业社会财富的快速流动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不免使人产生朝不保夕的紧迫感和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由此刺激了社会中的奢侈消费。至明朝中晚期,朝廷禁奢之令松动,使江南地区的竞奢炫富之风愈演愈烈。礼制松动和混乱中的自我彰显,服饰的奢华是个人最直接的身份飞跃,头饰也成为其中最醒目的工具。

2.1 求奢与追新的彼消此长

江南地区的头饰风俗从简朴到奢华,从慕礼到僭越的转变,其背后的动因除物质兴盛适逢政治松动之外是复杂而多面的。且头饰的变化并非“奢靡”这一种表象,若“奢”触动了朝廷敏感的神经而将其载入地方志书,成为这一时期的“恶俗”或官方抨击的现象,那么头饰的“新”及由此产生的服饰时尚,相较对“奢”的关注中,成为容易令人忽视的一环。

崇祯松江府志中对当时的服饰变化有较大篇幅的记载(表2)[7],分为“服饰之变”“履袜之变”“组绣之变”“染色之变”等类别,其变化除服饰上玉、翠、金珠等点缀外,更多地体现在服饰形制、色彩和材质上的新颖和丰富,强调形制上的细微改良及由“粗”到“精”的细节转变。如绣线的细化、女子服饰中袖子和衣领边缘的变化、面料品种的增加及面料染色的丰富,这些服饰及其他纺织品的变化,向人们呈现了一派服饰物质资料逐渐富足,市民生活逐步丰富多彩的景象。这一时期国家意志主导的社会风尚走向没落,政治上的低位者成为时尚的主导者[26]。求奢僭越的风气之中,也涌动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新的向往。

表2 崇祯松江府志中关于服饰变化的记载Tab.2 Records of costume changes in Songjiang Prefecture Chroniclesduring the Chongzhen Period (1628-1644)

此时的头饰也产生了多样的款式,名目和花样繁多,所用材料各异。顾起元记载江宁府服饰在明朝隆庆、万历以前(公元1566年前)“尤为朴谨,官戴忠靖冠,士戴方巾而已”,至万历,士大夫所戴冠有了繁多的款式和材质,如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27]。朝鲜人崔傅也记载了江南人服装面料和帽子种类的丰富:“江南人皆穿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五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25]

女子头饰的大小、宽窄、发型的高低等变化更为丰富,且难以用俭或奢的标准衡量,只有快速变化之中的喜新厌旧。顾起元感叹当时女子发髻、头饰的变化之快“未有见之不掩口者”“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27]。由此可见,求奢或为追新的一种形式,在追新求异的过程之中,俭与奢已然成为一种风格选择。

2.2 模仿与僭越的奢靡流风

明代物质繁盛的江南地区,贫富差距现象较为明显,且奢侈僭越及求新之风与财富地位紧密相连。崇祯乌程县志载:“罗绮富贵家,纵容仆隶亦僭巾履,新巧屡更,珍错争奇。”[28]范濂也认为富贵之家是奢侈风气的倡导者:“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8]这些富贵之家率先将经济能力通过鲜衣华服体现出来,并对家中仆人的衣着僭越行为持纵容态度。威廉·汤普逊认为,极端的富有将引起羡慕和模仿,并以这种方式把富有者的恶行传播给社会上其余的人或者在他们当中造成其他罪恶[29]。商贾豪门等富贵之家的奢侈僭越行为最先影响其女眷、仆役、邻里,这些人作为奢侈消费的见证者,开始模仿上层社会的装扮,不顾朝廷禁令,弃俭尚奢,挑战传统的服饰等级制度,并最终在社会成为一时之大潮流。叶梦珠称:“得之者不以为潜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30]这种风气也令无力跟风的贫寒之家陷入窘境,例如婚礼馈遗珍异之物的习俗,使得不能支付如此高额财物的家庭无法完成约定俗成的礼数[19]。

此外,江南地区至明朝中后期呈现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之态,部分地区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民风古朴,抵制了奢靡之风的蔓延。如湖州府“其民足于鱼稻莲蒲之利,寡求而不争”,乌程县“为东南淳邑,民务本”[2]。可见富裕阶层的奢靡僭越行为推动和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使富者纷纷效仿并愈演愈烈,并给贫者造成了巨大经济压力,但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服饰的奢侈之风并未全然普及。由此反映出江南地区经济条件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风俗习惯,进而造成了衣冠的多样形态。

3.1 方志功能对风俗记载之影响

探究方志中所记载的头饰,自然离不开方志这一特殊的载体。作为国家典籍中重要类别的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其修撰工作严谨而精细,资料来源包括公文档册、金石碑刻、诗文集、信札、笔记等[31],且有专人负责查证核实、辨疑正误[32],所以进入方志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又使方志的记载具有原始性[31],其中涉及的疆域沿革、名迹物产等部分,成为地域研究的重要资料,部分方志中也记载了江南地区奢靡风俗的成因。

“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10]其中的“物”和“风”尤指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近代以前的江南地区,农业的变化是整个经济变化的基础[33]。而农业生产需要自然生态环境的密切配合,因此,明代方志中多将江南地区的经商逐利与奢侈僭越归结为自然条件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经济形态。如“濒海之人习水以趋利”[21];“其东地沃而侈,其民浮,其西地险而瘠,其民鄙”[20]。而在奢侈僭越的外化表现中,服饰中最引人注目的头饰异动,可见一斑,方志中多选择以头饰奢侈和僭越的记载,体现当时的民风民俗。

那么在如此“纪实”的方志中,为何存在头饰风俗记载的矛盾现象？对方志功能的探寻可为此提供一种解释。方志记载了一地之风俗史迹,并作为国家典籍将这些资料公布和传播,是中央朝廷了解地方的一扇窗口和共同地域内人们文化认同的符号。“存史、资政、教化”是方志的六字功能,种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使方志历来主张扬善隐恶,如在人物传记中,明代的修志者开始运用褒贬笔法[34]。故方志中在记述江南地区奢靡风气之前通常有较多的褒奖和肯定,更多地侧重于江南地区好学、知礼、孝敬等优良品德,服饰风气也受到方志功能的影响而强调衣着朴雅和遵循礼制。

3.2 编撰思想与功能隐扬之变动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方志编撰主要由地方士绅合力完成,府志中的风俗卷是对社会风习的记录和描述,也是地方乡贤对地域理想构建和社会秩序治理的主观表达,受到官方话语体系和传统伦理认知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凸显地方官员治理功绩的方式[35]。士绅希望通过编纂地方志,传纲常伦理,化一地风尚,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从而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36]。所以方志中对社会良好风气的记载与肯定,一方面彰显了地方官的政绩,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教化民众的功能。

江南地区的服饰崇奢僭越之风有悖明代倡导的节俭之气,且商贾工艺之道也与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因而自然成为“隐”与“贬”的部分。如对于务农者和经商者,方志中的褒贬之意较为明显:“德清,田之民知尚礼义,东鄙之市,其民多务逐末。”[37]这些优良风气的对立面,在方志修撰中,或酌情隐去,或委婉表述,如对经商逐末等现象,部分方志中的记载隐晦或轻描淡写。弘治江阴县志记载了当时的“商风”:“士人多重农而务本,逐末者稀,每往衡州、长沙、南阳、川巴等处收买棉花、豆炭、麻饼等物而已。”对于该地服饰的艳丽繁华景象,则概括为“衣冠萃止,儒术为盛”[38]。由此主观因素的干预,对其中头饰风俗记载的矛盾与疏漏之处也便不难理解。

从方志的记载来看,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呈现时间上由俭到奢的趋势、部分地区俭与奢的反复更迭之态及俭与奢记载的矛盾现象。头饰作为整体衣着的关键配饰和个人身份的直观体现,反映出明代江南地区繁盛经济之下服饰求新异、慕奢侈和越礼制的风气。从头饰的材质、形制、名称等差异及冠礼的兴废之间,也可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与服装风尚紧密关联并相互影响。这背后是明代江南地区发展不平衡中显现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衣着观念等因素的阶层躁动与地区差异,并使得方志中所见江南地区头饰风尚在“俭”与“奢”的维度上呈现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态势。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体现和倡导的统治阶级意志,令服饰的“追新”潮流助推了“求奢”之风,方志的扬善隐恶与教化功能又使得这些头饰风气的记载隐晦而矛盾。

《丝绸》官网下载

中国知网下载

猜你喜欢江南地区头饰风俗改革开放以来苗族头饰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回顾玩具世界(2022年3期)2022-09-20太平风俗美电影评介(2022年4期)2022-08-08炫彩头饰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19年11期)2019-12-18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时尚消费状况艺苑(2017年1期)2017-03-29《红楼风俗谭》民俗研究(2017年2期)2017-03-22论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及其社会意蕴出版科学(2016年5期)2016-11-10国内外清明节风俗大不同神州民俗(2016年5期)2016-11-10跟踪导练（四）4时代英语·高一(2016年4期)2016-09-21头饰类恐龙小溪流（画刊）(2016年5期)2016-05-14江南地区传统木构建筑半榫节点受力性能研究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1期)2016-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