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背景下高校课程溢出效应的内涵、形态与表征

张邦伟

(1.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济宁学院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山东 曲阜 273155)

在高校课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课程建设水平差异和差距,高校之间的课程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亦体现不同。优质高校通过课程输出,学校价值、影响力等得到提升,课程建设的外部性得到彰显。与此同时,假如高校课程溢出收益没有有效转化,或者国家对高校课程溢出缺乏有效的补偿政策,将会影响高校课程投入的持续性、高校社会影响力发挥、高校教师课程建设的积极性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辐射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准确认识高校课程溢出效应的内涵、形态和表征。

溢出的词面意义指的是液体充满某个容器而流出,在经济学中,溢出被用于解释活动的外部效应,用来描述一个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福利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既不需要付报酬也不会得到补偿,这部分利益或者损害是游离于市场价格之外的[1]。早期对溢出效应的关注主要源于对经济活动外部性的研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概念并将其与溢出性等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认为,在市场交易中没有被包含的额外成本与收益即为溢出效应。形象地来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的“蝴蝶效应”就是溢出效应的生动描述,“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2]。

我国学术界关注教育溢出问题的历史并不长。在中国知网以“教育”和“溢出效应”作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截止到2022年8月底,共有37篇论文,第一篇发表于2008年,研究的是中国公共教育财政的溢出效应问题[3]。其他关于溢出效应的教育研究关注的主题呈现多样化特点,比如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4]、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5]、学校教育质量对房产价格的溢出效应[6]等,但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系统、持续的研究较少。教育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活动,其具有鲜明的溢出性特征,但教育长期被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活动,公共教育机构对其外部性的内部转化需求不迫切,可能会导致溢出性得不到持续、深入的研究。但从私立教育机构,特别是私立教辅机构的法律诉讼来看,近年来因课件、授课视频被无授权使用导致的法律纠纷逐渐增多,课程的版权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但课程的版权归属、权益分配等尚需深入探讨。

绩效考核是当下的热点。绩效主义统摄力加大增强,无论是讲授管理学理论的专家,还是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主,甚至医院、大学等各式机构的各级管理者,都把“绩效”这个词挂在嘴边[7]。为强化高等教育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起了教育事业单位绩效分类考核体系,高校纷纷聚焦考核指标办学,办学的成本效益意识陡然提升,其经营意识、创业型大学理念逐渐获得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研究其活动的溢出效应,对探索增加收入、压缩办学成本尤为重要。对于高校而言,假如其教育活动存在溢出效应的话,是否可以将这种外部性向内部性转化,从而提高收益,提升其资金充裕度。实际上,高校主动开放课堂,向周边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成人教育学生甚至社会人员开放,通过学分互认或者学分银行等形式提供学分认证并获取收入,这在一些高校聚集区已实现。上海西南片区高校1994年8月成立联合办学机构,推进课程互选,成员高校之间的跨校修读、“跨校第二专业”深受学生欢迎[8],比如上海中医药大学2022级跨校应用中医学专业录取西南片区其他高校学生79名,东华大学则面向西南片区高校开放辅修第二专业报名,招生计划数达到将近1000人。这种模式给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实际上为高校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输出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价值,累积了校友资源,这都体现了办学的溢出效应。对于政府而言,假如教育活动存在溢出效应的话,能否通过政策带动、资源补偿等举措主动放大这种溢出效应,让高校更加凸显公益属性,让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上更多惠及办学所在地。我国很多地方在尝试打破高校隶属关系的藩篱,积极拓展校城融合,发挥大学文化的辐射引领作用,以其特有的超越性、超前性和开放性,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鲜明的伦理指向和道德功能[9],这就是校地双方充分利用教育溢出效应来提升城市的发展品质。此外,对通过搭便车、利用其他高校优质在线课程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校而言,这也可能会导致弱势高校的空心化,其教师可能会慢慢变成其他高校优质课程的辅导教师。

高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使命是通过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履行来实现的[10],而其核心使命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同样服务于人才培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个性化、灵活化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诉求。为提升办学综合实力,高校通过竞争性手段来获取办学资源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加。对于高水平大学而言,通过将课程溢出收益内部化,无疑将增加办学收入,提升学校办学效益。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可以汲取高水平大学的课程溢出,降低办学成本。由此可以看出,溢出效应与高等教育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随着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课程溢出的规模不断扩大,这种溢出效应必然会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源于溢出效应的研究多聚焦具体领域,导致从理论视角来系统分析其具体形态的研究比较缺乏。在早期经济学溢出研究中,主要关注三重溢出形态:一是负溢出,主要是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溢出;二是正溢出,主要是指因知识与技术创新导致的溢出;三是指区域经济增长导致的溢出。分析近年关于溢出效应的文献,研究较多的溢出效应包括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文化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等。课程是高校提供教学服务的主要渠道和重要载体,高校人才培养使命的转变和实现,必须依托课程的改革与创新[11]。鉴于高校课程的特殊性,本研究将从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文化溢出效应来分析溢出效应的具体形态。

(一)高校课程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指世界先进技术拥有者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在信息技术的催化下,高校课程所包含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加速迭代。从现代教育技术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走到今天,按照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大致经过了4个发展阶段,即1.0版本的传统教学,2.0版本的电化教育,3.0版本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和教育信息化,与工业制造4.0相对应的4.0版本的智慧教育[12]。每次教育技术的迭代并不是全面推进的,往往是由技术更新的“尝鲜者”发动的。当部分高校尝试新的教育技术提升自身课程建设水平的同时,也扮演着“示范”效应角色,推动其他高校积极开展课程改革。当然这种“示范”效应并不会自然发生,偶有高校处于较保守和封闭的办学状态时,这种外溢就较难发生,也影响着高等教育整体课程建设水平的提升。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办了大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发布的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我国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789个;同时诸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先后获批[13],并取得了不俗的办学成绩。这些机构和办学项目的实践也发挥着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着国内高校开展课程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高校课程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从而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教师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的关键要素。我国高校之间人力资本差距巨大,优秀教师的争夺一直是高校竞争的焦点之一。人力资本强的高校其课程建设整体水平一般较高,当然,地方院校也在个别课程建设点上具有突出的人力资本优势。2003 年至2010年,为切实推进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中开展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共组织建设了3909门国家精品课程,750余所高校教师参与了课程建设。2012年,教育部将原国家精品课程择优改造升级为精品资源共享课并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具体承担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的建设、应用与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爱课程”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应运而生。2018年,教育部认定首批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9年,来自全国的801门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0年,我国高校课程进入一流课程建设时代,教育部推出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5118门,包括1875门线上一流课程、728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463门线下一流课程、868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184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分析教育部推出的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一流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由名校名师来主持建设的,另外很多教师也通过承担课程建设任务成长为名师。课程名师通过学术报告、专题培训等形式引领其他高校的课程建设,课程建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近年,政府、学会、教育培训机构举办的各类课程改革教师培训项目层出不穷,甚至成为教育培训机构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各机构纷纷聘请名师办讲座、开沙龙、做分享。人力资本溢出还具有空间效应,人力资本的集聚对某一区域课程建设的整体水平具有提升作用。我国很多大学城或者大学集聚区都通过相互开放课程、开设跨校辅修第二专业、设置微专业、举办交流平台等形式,放大人力资本的溢出空间效应。

(三)高校课程的文化溢出效应

高校人才培养是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协同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立德树人一直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14]。从世界高等教育史来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高等教育界的共同价值追求。纽曼提出“博雅教育”,认为高等教育要“调教其性情,培养其道德,增强其心智”[15]。洪堡强调教育要履行“修身”理想,学习务必脱离工具理性的羁绊,而驶向价值理性[16]。缘起于《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实践[17],都是这种价值理性的生动阐述与实践。高校课程从显性和隐形视角都发挥着价值理性塑造的作用。高校课程自带价值塑造成分,否认、放任课程价值塑造的功能就意味着放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

高校课程的价值理性传递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课程内容内含的学科价值、课程内容体现的国家价值和课程内容附带的学校价值。任何课程都会基于其学科性,传递其独特的价值,比如医学类课程传递“仁心仁术”的医德,教育类课程传递“有教无类”的师德,工程类课程要求传递“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经管类课程要求传递“诚信守诺”的营商准则,这成为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高校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同时,通过彰显学科价值,强化课程思政建设,会放大课程文化的溢出效应。在教育实践中,很多一线教师和修读学生在看到名家名师都在为“站稳”讲台而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勇攀学术高峰时,这种学科价值对后学是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引领力的。

课程内容体现国家价值也是其功能的应有之义。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由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8]。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付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课程学习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知识的传授,也包含国家价值的传播与内化。同时,中国高校课程的国际化,也在同步溢出中国智慧、中国故事和中国价值。基于这样的思考,推动中国高校和中国课程的“走出去”战略,是讲述中国故事最生动的实践。

课程教学同时传播学校价值。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高校的每门课程都深刻烙印学校价值和教师风格,每门优质课程也都是对学校价值最好的宣传。文学大师沈从文参加燕京大学国文班入学考试,因基础差面试时一问三不知,结果被拒之门外。沈从文利用北京大学自由旁听政策,修读中文系、历史系、日语系的课程,结识并与冯至、黎锦明、陈翔鹤等切磋交流,为走向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础。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氛围,在其课程的充分开放中得到了体现,实际上这也放大着北京大学独特的文化价值。高校能否开设出更多高质量的、有特色的课程,应是体现高校综合办学实力的关键指标。现在很多高校通过“校园开放日”“暑期学校”来选拔学生,实际上也是通过安排自己的一流学者参与授课、研讨来吸引优秀学生报考。

高校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组织系统,当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遭遇时,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就成为一种趋势与必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优化和转变高校的运营模式、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即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高校价值主张和战略方向的有意转变+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19]。我国也出台了系列政策加速教育的信息化建设,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22年教育部启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成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并成功上线运行。法国实施“数字化校园”和“法国数字大学”战略[20],德国提出了推动数字转型的“学校4.0”战略[21],美国教育信息化已走进“技术赋能”的全面发展阶段[22]。在风起云涌的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下,高校课程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从2013年起,欧洲连续召开“欧洲MOOC 利益相关者峰会”,2017 年欧洲Future Learn、FUN、Openup Ed、Miríada X 和Edu Open五大MOOC平台共同成立欧洲MOOC 联盟,推动课程数字化转型[23]。美国作为在线教育的先行者,其慕课平台已孵化出各类微专业和学位项目,慕课支撑的人才培养质量逐渐获得认同。在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之下,高校课程溢出效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课程溢出效应的加速化

课程数字化是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基本层面,也是高校教学数字化的基础[24]。在数字化的加持下,课程的技术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文化溢出都有加速化的迹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课程数字化不断迭代。在高校课程讲授“黑板+板书”的时代,课程教学技术的革新只能通过纸媒、研讨和培训等形式得到传播,受众面狭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井喷式发展的背景下,在线课程、混合式课程、虚拟仿真课程、“克隆班”同步异地课程蓬勃发展[25],全国高校都非常便利地体验或者参与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课程授课,这为全国高校学习课程技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课程数字化极大加速了课程技术的溢出。数字化背景下,特别是疫情期间,全国知名的课程专家通过线上形式分享课程改革经验,指导课程改革,地方高校教师与之前遥不可及的专家线上交流,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也在加速。课程文化随着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的加速也在快速传播。例如清华大学凡举办教师板书比赛必成网上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手写录取通知书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这些教育教学文化通过数字化载体传递着高校的精神气质。

(二)课程溢出效应下的版权意识淡漠

在纸媒时代,课程溢出效应不明显,高校课程的主要受益者是校内学生,其他通过旁听来汲取溢出收益的人群非常有限。在课程数字化时代则不一样,一门课程学习的人数会轻松突破千级、万级甚至百万级,这是传统课程授课教师不敢想象的事情。例如清华大学杨芳、张文霞主讲的《生活英语听说》,从2019年到2022年9月免费开课,选课人数达到109万多人,课程的受益人群非常大。此类情况在国内知名课程平台不胜枚举,课程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巨大。那么,假如要把课程溢出收益内部化,受益人应该是谁呢? 厘清这个问题,关键的就是如何解决课程版权归属,然而目前国内现有的研究中仍然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分析[26]。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处理数字化课程的教学合理使用和授权使用的关系,实现版权保护与促进教学的统一。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很多高校并没有给予清晰的治理框架,当遇到溢出收益巨大化时可能会出现学校、教师和平台的法律纠纷。

(三)课程溢出的空间效应放大化

课程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特点。有研究指出,高校资源配置对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人口流动空间传导路径下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溢出效应更倾向于在地理近邻地区传递[27]。通过数字化课程建设,高校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加强课程技术、课程团队和课程文化的交流,线上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突破了空间距离的限制。布兰登·巴斯蒂德在《福布斯》预言:未来的职场新人不是念完大学去找工作,而是找个帮你获得学历的工作——学位和职场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依托数字技术的虚拟大学会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类型,甚至实体高校会成为未来虚拟大学的一个节点,大学集聚的正向效应将可能减弱。未来大学虚拟空间的集聚效应可能会超越地理空间的集聚效应,需要研究者关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高校设址问题。

高校课程溢出效应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清晰界定其内涵,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形态,透视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的特征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需要继续研究高校课程溢出的机制、功能和实践路向问题,以便更好发挥溢出效应的正向作用,带动溢出高校和受溢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猜你喜欢办学效应数字化铀对大型溞的急性毒性效应核科学与工程(2021年4期)2022-01-12在晋招生部分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梳理山西教育·招考(2021年10期)2021-12-26在晋招生部分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梳理山西教育·招考(2021年8期)2021-12-17家纺业亟待数字化赋能纺织科学研究(2021年6期)2021-07-15懒马效应今日农业(2020年19期)2020-12-14高中数学“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实践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9-10中外合作办学在晋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山西教育·招考(2019年10期)2019-09-10网络平台补短板 办学质量稳提升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6期)2019-05-28高中数学“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实践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5-28应变效应及其应用中学物理·高中(2016年12期)2017-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