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减贫效应对比研究

罗莹，姚增福

（西华师范大学 a.管理学院，b.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其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产业扶贫方式占整个扶贫总任务的17%到20%[1]。2020年后，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将围绕缩小相对贫困，最终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目标。然而，乡村旅游能否持续发挥减贫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已有文献对此关注仍较有限。科学评估不同发展模式减贫成效，有利于各地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完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进而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劲动力。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结论大概有三种，即旅游发展能减缓贫困[2]、旅游不利于减贫[3]及旅游与减贫无关[4]。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学界对衡量旅游减贫成效所选择的研究尺度与旅游发展模式存在差异[5]。在宏观尺度，学界主要以某一国家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数据评估减贫成效。如徐淑红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发展呈U 型关系[6]。但也有学者提出区域经济增长并不代表贫困人口真正获益[7]。此后学界将研究视角转向农户微观尺度，实证旅游发展能增加农民就业机会[8-9]、提高个人收入及改善生活状况[10]。

在旅游发展模式上，学界普遍认为穷人从旅游发展中的获益程度，与旅游发展模式有关[11-12]。如李瑛等以秦巴山区为例，发现“景区带村”模式下农户旅游经济效率很大程度取决于景区经营状况[13]。刘祎等以安徽省19 个贫困县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发现“多元主体协同”型发展模式减贫效果最好[12]。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基于农户微观层面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主要以脱贫攻坚为研究背景，较多考察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
此外，现有研究较少对乡村旅游不同发展模式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各发展模式的减贫效应有何差异没有进行有效回答。故本文对四川省六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对比三种发展模式下农户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感知差异；
并以2020 年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为参照标准，将其与三种模式人均旅游年收入中位数进行对比，从宏观层面判别不同模式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
最后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减贫成效进行对比，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评估乡村旅游减贫效应，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具体步骤如下[14]：

1.构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及层次结构模型。a=(a1,a2,a3,…,an)，n为一级指标（准则层）；
anj为an有j个二级指标（方案层）。根据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各层次进行两两对比形成判断矩阵。

2.根据判断矩阵结果A，利用“向量归一化法”计算权重。将矩阵的列向量归一化，得到A*，再对其每行求和并归一化得到权重WAn，最后将判断矩阵A与WAn相乘得到特征向量AWAn。

3.一致性检验。先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然后计算矩阵的一致性。其中，RI值通过查表获取。若CR＜0.1，表示判断矩阵A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得到的权重值具有准确性。否则需要重新建立判断矩阵直至达到满意的一致性为止。

4.同理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权重Wnj。

5.由案例地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二级评价指标采用Likert5 级量表形式，将评价集论域设为V={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五个等级，为规避评价集因极端最大值和最小值所造成的误差，因此取评价集中位数[15]，即V={0 .5,1.5,2.5,3.5,4.5} 。首先将评价结果构成频数统计表，并归一化得到各二级指标的评价矩阵Rnj。其次，将评价矩阵Rnj与其对应的二级指标权重相乘得到二级指标评价向量。

6.将二级指标评价向量与评价集V相乘，得到各一级指标评价结果An。

7.计算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最终得分F，并根据Likert5 级计分和评价集模糊综合矩阵隶属度最大原则得出减贫等级[16]。

（二）研究区域

以四川省作为研究区，其原因在于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内陆，地貌东西差异大，地形复杂多样，这就决定了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同时考虑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将2020年四川省各市州GDP分为高中低三等，分别从中选取宜宾市、内江市、巴中市作为分层抽样的样本，并在每个分层样本中随机选取两个村，共选择六个村作为研究案例。并参考已有文献做法，按照乡村旅游开发主要依托的资源类型不同[17]，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式：（1）产业带动型，该模式凭借产业发展形成经济优势和吸引力开展乡村旅游活动；
（2）自然风光型，其借助当地乡村良好的绿色生态资源和乡野美景发展乡村旅游；
（3）景区依托型，依托乡村附近的旅游景区，借助其良好的游客量和区位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本文根据以上六个村的发展模式，将春风村、大屋村划分为产业带动型，兴松村、方山雁村为自然风光型，双流村、大营村为景区依托型，以便对比研究不同发展模式下农户对乡村旅游减贫的感知差异和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

（三）数据来源

农户数据均由问卷调查获取，调研人员于2021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7 日对研究区域进行调研。由于农户识字率普遍较低，调研采用调研人员向农户口述问卷题项并记录其答案的方式进行，确保了问卷有效率为100%。由于调研村外流人口均超过一半，老人留守现象突出，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因此采用逐户走访的抽样方式。本次调研共获取产业带动型190 份，自然风光型162 份，景区依托型126份，共计478份问卷。

（四）评价指标体系

Sen 的多维贫困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基本可行能力决定的，其包括免受疾病、抵御饥饿、应对风险等基本能力，若人类可行能力被剥夺，则属于贫困范畴[18]87-92。此后，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贫困指数（HPI）、多维贫困指数（MPI）相继被提出并运用到贫困测量中[19]，但仍未涵盖权利、社会等体现个体内生发展能力的指标[19-20]。虽然我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但农村地区仍存在精神贫困、能力贫困等多维度贫困[21]。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体现内生发展能力的贫困指标，以评价旅游发展对农户减贫的作用效果。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基础，为我国新时代农村发展指明方向。首先，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时间和程度上存在递进关系，消除绝对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振兴是农村贫困治理的深化。其次，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5 个方面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促进农村充分发展，推动农户形成长期稳定减贫的内生动力[19]。因此，将乡村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融入旅游减贫测量中。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并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对已有相关文献的评价指标进行梳理[12,19,22]，并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对部分指标进行修改、完善，最终设置30 个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测量指标。由于部分指标为反向陈述，因此采用反向计分方式，其感知值越低则表示减贫效应越好。此外，问卷还包括农户人口学特征等基本信息；
通过询问“您的家庭以前是否从政府领取过生活补贴”“您的家庭以前是否被评为贫困户”来判断脱贫前是否为贫困户。

乡村旅游不同发展模式男女比例无明显差异，如表1 所示。从年龄结构来看，产业带动型、景区依托型、自然风光型在30 岁及以下人群分别占各类调查总人数的3.68%、2.38%、4.93%，青壮年外流情况严重；
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这也是因缺乏人才而致贫的原因之一。从收入来看，发展乡村旅游后家庭年收入均较发展前有大幅度提升，但并不能据此判定收入增加均来自旅游业。从旅游年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发展乡村旅游能对农户增收产生部分效果；
但由于发展模式及家庭原始资本等差异，导致减贫成效不同。这也证实了Saayan[11]所提到的穷人从旅游业中的获益程度，依赖于旅游开发模式。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分析采用SPSS26.0 及Excel 软件。首先，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便指标构建更加合理。其次，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确保调研结果的可靠性。最后，对比分析三种模式下农户的减贫感知及其对减缓相对贫困贡献率的差异。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基于478 份问卷，运用SPSS26.0 软件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感知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选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保留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同时将因子对应的指标数少于2 等标准作为删除指标的依据提取公因子。经过几轮萃取，删减了7个原始指标，并对剩余指标重新分析。

23 个指标调查数据的KMO 值为0.783，Bartlett’s 值为 5 040.533，p= 0.000，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最终分析出由23个指标构成的8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21%，能较好反映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根据相应指标测度的内容，对公因子进行命名（见表2）。

表2 农户对减贫效应因子分析结果及权重

（二）不同发展模式收入来源变化

乡村旅游发展前，三种模式样本家庭以务农和外出务工的生计方式为主。发展乡村旅游后，产业带动型、自然风光型下的外出务工人数分别减少6.30%、8.10%，农家乐经营分别增长4.21%和10.50%；
而景区依托型外出务工人数相较于乡村旅游发展前增加了1.60%，其原因可能是受COVID - 19 影响，景区旅游人次大幅下降，导致依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旅游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当地农户则较多采取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在家经营农家乐或就近就业的生计方式，因此外出务工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对部分外出人员起到回流迁移的作用，同时也再次证明农户从旅游业中的获益程度与发展模式有关[11]。

（三）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减贫效应农户感知分析

信度是指量表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常用Cronbach’s α 系数表示。若α＞ 0.7，则信度高；
若0.35 ＜α≤ 0.7，表示信度在可接受范围；
若α≤0.35，则信度低，不被接受[12]。本量表计算得出α值为0.817，说明研究结果可信。

1.产业兴旺感知分析

对产业兴旺维度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9.177、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产业兴旺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从综合效应感知值上看得分均较低，产业带动型得分最高（2.164）、自然风光型次之（2.012）、景区依托型得分最低（1.929）。表明将乡村旅游作为助农增收的产业方式其经济效益还有待提高。

从单指标感知值上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认同度不高，其原因是城市能为青年农户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及更多发展机会，使其不局限于农作物种植；
同时，城市公共产品更加完善，能享有较好的教育、医疗等服务，因此导致得分均较低。此外，因大部分旅游者来自本市，过夜游较少，旅游产品层次较低且参与度不强，以及部分旅游者习惯于自带干粮较少在旅游地消费，导致“游客在本村花的钱越来越多”“游客在本村停留时间越来越长”得分也较低。

2.生活富裕感知分析

对生活富裕维度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30.36、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生活富裕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从综合效应感知值看，产业带动型得分最高（2.592），景区依托型得分最低（2.191）。产业带动型通过让农户参与茶叶、李子种植，又因茶叶和李子不需每天管理，农户可以同时兼业，待采摘时再将茶叶及李子向游客及收购人员销售，使其从旅游业中获益，拓宽了收入渠道，家庭收入增加。同时，乡村旅游的游客大部分是城镇人口，其往往对当地农副产品有一定偏好。因此，旅游发展也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理论上，由于景区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因此需要较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服务，这就为农户到景区就业提供机会。然而，景区依托型中“乡村旅游增加了您的就业机会”得分最低（1.900）。据调研情况，景区存在工资低且淡季不雇工的情况，这就导致景区依托型的农户普遍选择外出就业。此外，受疫情等影响，景区游客骤减，导致“农产品比以前更好卖了”得分也最低（1.845）。

表4 不同发展模式下生活富裕的效应感知

3.乡风文明感知分析

对乡风文明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9.548、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乡风文明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此维度下，三种发展模式综合效应感知值均较高，说明当地农户认可旅游发展促进其素质及邻里关系提升。

表5 不同发展模式下乡风文明的效应感知

4.治理有效感知分析

对治理有效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22.475、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治理有效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各发展模式的综合效应感知值均高于3。表明三种发展模式均重视培养当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协调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落实到位。

表6 不同发展模式下治理有效的效应感知

5.消极效应感知分析

消极效应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6.873、p= 0.001，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消极效应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从综合效应感知值看，景区依托型得分最高（1.813），自然风光型次之（1.585），产业带动型得分最低（1.494）。这说明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虽然获得了经济效益，但不可避免地也要承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负效应。其主要原因是每逢节假日，景区往往是旅游的热门地点，其客流量骤增导致道路交通拥挤，进而引发农户对此认同度较高。

表7 不同发展模式下消极效应感知

6.能力提升感知分析

对能力提升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53.112、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能力提升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表8 显示，农户对“接受过政府开展旅游方面的培训”及“旅游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的认可度较低。其原因可能是村内主要对60 岁以下的农户开展旅游培训，而此三种模式的中青年外流严重，因此接受过培训的农户有限，进而导致感知值较低；
此外，村内部分中青年不愿意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更倾向于在镇上或市里以打零工的生计方式谋生。因此三种模式此维度得分较低。

表8 不同发展模式下能力提升效应感知

7.生态宜居感知分析

对生态宜居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5.125、p= 0.024，说明其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生态宜居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三种模式不论是“旅游改善了本村的卫生条件”还是“旅游提高了环境保护意识”都得到村民们的较高认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

表9 不同发展模式生态宜居效应感知

8.关联效应感知分析

对关联效应的样本观测值进行方差检验得到F值为143.626、p= 0.000，说明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不同发展模式下关联效应感知值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带动型得分最高，尤其是在“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促进了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方面。其原因在于通过发展产业种植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多种收入渠道，地方经济也得到提升；
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并投入到旅游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
此外，果蔬采摘等农事活动增加了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较高的参与度及满意度导致游客量增加，从而形成循环经济。相反，自然风光型各项单指标感知值得分均最低。这表明将自然风光作为旅游产品发展乡村旅游不能较好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进而导致游客增长量不明显、对地方经济贡献度较低、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未有效发挥。

“来本村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各类模式中感知值均较低。普遍存在刚发展乡村旅游时游客量较大，农家乐日接待量可达上百人。但近几年乡村旅游“遍地开花”，到案例区的旅游者有所下降。加之目的地距市区较远，除自驾游外，其余游客需从市乘车到县城再辗转到村。旅游交通便捷度低以及游客较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交通上，导致三种模式此指标得分偏低。

9.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总体减贫效应

基于农户主观感知得出产业带动型乡村旅游总体减贫效应值为2.932；
景区依托型值为2.713；
自然风光型值为2.668。根据Likert5级计分，其减贫效应等级处于2.500（一般）与3.500（同意/满意）之间，最终根据评价集模糊综合矩阵隶属度最大原则[16]，减贫等级评价中落在“一般”这一等级的数值最大，因此三种发展模式总体减贫处于一般水平。但据以上分析，产业带动型能有效实现农户旅游兼业，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仍能将茶叶、水果进行销售，确保了农户收入稳定，值得推广。

（四）不同发展模式减缓相对贫困成效分析

为对比宏观层面评估减贫成效与微观感知层面的研究结果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划定相对贫困线的标准[23]，将2020 年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00%（7 964.50元）作为参照标准，从宏观层面评估三种模式人均旅游年收入对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需说明的是，从2013 年起国家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代居民人均收入。因此，本文将两者视为一致[24]。

结果显示（表11）自然风光型对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最高（78.10%），产业带动型次之（58.30%），景区依托型贡献率最低（9.40%）。其原因在于总体上自然风光型中参与户较少，贫困户参与率更低（表1）。较少的竞争以及非贫困户拥有较好的物质及社会资本，其以农家乐经营、交通运输等方式参与到旅游业，导致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集中在此类农户，进而从宏观层面的研究结果呈现出自然风光型发展模式对缩小相对贫困效果最好，但其实际掩盖了贫困户的获益情况，这一结论也与周歆红[7]保持一致。

表11 不同发展模式减缓相对贫困对比

（一）结论

本研究为探讨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减贫成效是否存在差异，首先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指标进行设计，其次对比分析不同发展模式农户的减贫感知差异。最后，将乡村旅游人均年收入中位数与四川省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00%进行对比，从宏观层面判别不同发展模式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农户微观视角，总体减贫效应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带动型（2.932）、景区依托型（2.713）、自然风光型（2.668），三种模式减贫成效处于一般水平。但产业带动型通过调动农户参与茶叶、果蔬种植，并由当地村委统一将农产品打造为旅游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使农户间接参与到旅游发展中。由于茶叶、果蔬不需要农户每天耕作，因此农户可以同时兼业。待收获季节，再将农产品向旅游者销售从而获得旅游收益；
而物质资源丰富的农户除种植茶叶外，还利用自身优势以农家乐经营等方式直接参与乡村旅游获得旅游收入。相较于景区依托型和自然风光型，其经营状况受外部影响较低，即使在突发疫情导致游客量骤减的情况下，农户也能将农产品向收购人员销售确保其经济来源；
同时因能满足游客体验采摘等活动，增强其参与度，使乡村旅游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自然景观。而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较大程度依赖旅游景区的旅游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旅游者出行受阻，导致依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村落旅游收入较低。自然风光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大量依托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旅游产品缺乏吸引力，无法满足旅游者个性化的旅游需求。据以上分析，产业带动型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2.从宏观视角，自然风光型对减缓相对贫困的贡献率最高（78.10%），产业带动型次之（58.30%），景区依托型贡献率最低（9.40%）。总体上，因自然风光型参与户较少，贫困户参与率更低（表3），导致竞争者较少。非贫困户利用其物质及社会资本等优势，以农家乐经营、交通运输等方式参与到旅游业中，导致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流向此类农户，进而研究结果呈现出自然风光型发展模式减缓相对贫困贡献率最高的情况，但其实际掩盖了贫困户参与旅游发展的真实获益情况。同时也论证了本研究基于农户感知视角评价不同发展模式减贫效应的合理性。

表3 不同发展模式下产业兴旺效应感知

3.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减贫成效对比可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户评价旅游发展成效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医疗便捷度等同样受到农户关注。即摆脱绝对贫困后，农户对旅游发展成效的评价从经济单一维度向多维层面转变。

（二）对策

本研究对不同发展模式减贫效应的感知差异进行分析，基于研究结果，为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以下建议。

1.政府部门要充分挖掘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优势资源，根据不同模式的利弊，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乡村旅游。由研究结果可知，三种发展模式减贫成效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在深度剖析本地优势资源与游客需求的基础上，对农业、土地、生态保护等多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合理选择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利于旅游发展的科学性。

2.继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旅游业与当地产业有机结合以延长旅游产业链。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年收入对多数农户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高于20.00%，说明旅游发展具有减贫成效。因此，应不断推出特色新颖、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进而延长其旅游时间及提高重游率，最终实现农户旅游收入提升；
同时要着力解决城市公交与乡村旅游目的地“最后一公里”问题[25]，开通乡村旅游公交专线，提升旅游交通便捷性，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3.定期关注农户的受益情况、了解农户对旅游发展的多维需求，有利于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发挥其主人翁精神，使之真正融入乡村振兴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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