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山，余国全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2.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4111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间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存在什么关系？在诸多充分肯定第二个“答案”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成果中，也有个别成果开始探讨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关联性[3]。本文试图从历史底气、理论根据、实践意义等方面，对两个“答案”进行比较说明，从多维角度说明第二个“答案”对第一个“答案”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以及其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两个“答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且表明“已经找到”或“找到了”，充满了对历史认识的自信以及按照历史规律办事的底气。
就“第一个答案”的历史底气来说，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民国之后军阀黑暗统治有过切身的经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集权专制、贪腐横行作过深入的批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和苏俄政权反对官僚主义，推行廉洁政治，实行工农检查和政权监察制度等有着详尽的了解。党独立领导革命后，在全国局部地区执政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发展人民民主，依靠群众监督，并将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建设廉洁政治”的经验。如在中央苏区，各级工农检察部下设控告局，基层单位设立控告箱，方便群众有效参与对干部的监督；
建立突击队、轻骑队、群众法庭等机构，调查、检举、揭发贪污腐败分子；
在《红色中华》等中央机关刊物开辟了“铁帚”“铁锤”“突击队”等专栏，通过群众监督帮助苏维埃政权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列为重要内容，并强调对群众监督必须认真负责地、实事求是地切实查明，公平处理。正是这些包括群众监督在内的民主举措，保证了根据地政府的清明廉洁，“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延安“十个没有”便是当时廉洁之风的生动写照。
二是问者的历史认知和忧虑。黄炎培青少年时期饱读经书、乡试中举，对中国历史分合治乱、循环往复现象熟稔于胸。他目睹了清王朝腐朽堕落，亲历过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身处国民党反动集团独裁统治之中。他追随过孙中山反清、倒袁，倡导践行教育救国，鄙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奉“理必求真，事必求是；
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为座右铭。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并经过5天延安实地访问考察，且与毛泽东数次促膝谈心后，提出了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则表明他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的担忧；
二则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深切认识；
三则体现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期望，但又心怀忧虑之情。
三是答者的历史认识和结论。毛泽东幼习孔孟之书，少年时期就以探求社会和中国的“本源”为目的，涉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西方“新学”的著述。1918年来京后，在广泛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他开始了“主义”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他年少时就熟习乡村生活，中学时参加过湖南新军，组织过学生运动，与地方军阀政权进行过直面斗争。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他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领导过工人罢工斗争，参加领导过国共合作，从事过农民运动，创建革命军队并指挥作战、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在全面抗战期间逐渐被认同并确立为党的最高领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个人思考，艰辛的底层生活阅历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毛泽东能够给出问者完全满意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在这里，“民主”新路方式具体表现为人民监督，人民参与，二者相辅相成。
就“第二个答案”的历史底气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全国范围内执政以来“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谓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在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标准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解决的自身问题依次是建党初期使党成为“群众党”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问题、全面抗战中后期的如何解决党内矛盾问题、解放战争期间的加强纪律建设问题。在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始终以“三大优良作风”“两大优良传统”和加强纪律性严格要求党员、党员干部。针对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先后开展了全党全军范围内整风运动(1950年6月)、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全党范围内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9月)，等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先后开展了整党活动(1983年冬)、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1989年6月)、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年11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年1月)、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年9月)、创先争优活动(2010年4月)，等等。这些活动以正面教育为主，因为党认为在党的建设上正在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6]。
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卓著成效。尽管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党一直致力于从严治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2]。针对这些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理念，从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在顶层设计方面，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在基层实践方面，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在攻坚克难方面，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2]。
三是提出者习近平总书记不但饱读史籍，生活、工作经历丰富，而且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思维，善于从大历史观出发观察、思考、分析问题。他认为：其一，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7]。人们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寻求心理的慰藉，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加砥砺前行的勇气和智慧。其二，珍爱、尊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8]“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其三，党员干部要把党的历史当成最好的教科书，而要深入了解党史，就必须把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伟大历程，置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180多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的更宏阔的历史长河中思考、省悟，才能达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目的。
正因为有党百年“自我革命”的不断探索，有党在全国范围内70多年执政和从严治党管党的历史积淀，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历史思维和大历史观视野的指导下，党才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和国家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与“第一个答案”相比，“第二个答案”因其实践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宽、问题更加复杂、难度更大，所以历史底气更加凝练厚重。
无论是“第一个答案”，还是“第二个答案”，都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可循。这些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主权”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加强群众监督，谨防公共权力异化，建立廉洁政府，建设清廉政治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思想。
“第一个答案”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主权、群众监督、廉洁政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在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黑格尔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温斯坦莱等人相关论述，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斗争中产生的。他们认为：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0]41。另一方面，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设中，权力为人民所有，人民是政权的“主人”，政权机关中工作人员是“公仆”，要谨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1]现象再次发生。他们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罢免制、限薪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中，针对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强调全体苏维埃成员必须实际参加管理，公职人员必须参加第一线的实际群众斗争，并起带头作用。对挡“在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之间出现的一堵墙”的官僚主义，列宁提出要采取教育、警告、行政撤职、开除党籍、法庭审判等措施予以消除。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行为，他提出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人民选举、监督和罢免，尤其是群众的监督权利)、提高文化水平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等方法来克服这些现象。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人民主权和廉洁政治建设思想。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是“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方面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另一方面，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鉴于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特别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总是反复告诫全党干部，“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2]。尽管这期间不同的阶段党的话语系统中“人民”这一概念内涵、外延有所变化，但以占社会人口多数的劳动者(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成员构成从未改变，“人民主权”思想中的“人民”就是他们。他们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党领导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这些公职人员必须由人民选择，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如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或者官僚主义十足、不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都会遭到党规党纪的严厉制裁，重则予以法律追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中国形成了“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大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人口构成；
又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人民”指的就是他们(与之相对的“敌人”指的是违法犯罪分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1982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尽管此后该部宪法修正过5次，但这些体现“人民主权”、群众监督精神的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人民主权”的认识产生了动摇(1)如2004年12月一些学者、专家就建议去掉“人民法院”名字中的“人民”两字(廖卫华：《专家建议人民法院改名法院》，《新京报》2004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最高法：决不同意将“人民法院”中的“人民”二字去掉》，《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早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习近平同志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两个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再次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4]35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阐述国体性质、人民主权观念，在党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什么是人民？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民”首先表现为有些有肉，有感情有性格的个人；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剧中人、剧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定位，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不能淡化”[15]。正因为如此，公共权力的行使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对那些忽视或者故意对抗群众监督的行为，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16]
“第二个答案”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理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主线，是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联系在一起思考党的建设、党的领导与党的事业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性问题。早在共产主义政党建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者“一时一刻也不要受到民主派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丧失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信念”[17]，并在组织、制度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必须遵守盟员的7项条件，否则“即行开除”；
另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者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0]41。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践中，一方面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不能将它与整个阶级混为一谈；
在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党是最高的组织形式，居于领导核心地位；
党必须走在本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群众的前列。另一方面，强调“使党易于把那些不能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已经完全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党员清除出去”[18]。当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同纯洁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9]。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一方面坚持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
另一方面，针对党的阶级(工人阶级)基础先天性薄弱的实际，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约束，坚持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坚持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进而使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20]。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强调党的先进性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时，通过经常化的教育和党内斗争以及不断的整党整风运动方式，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并树立雷锋等优秀党员的榜样供全党学习、效仿——“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2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因应时代变革，在总结和研究历史经验、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在放眼世界政党政治版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要求。同时，党章通过有机统一的八项“义务”、八项“权利”的规条，具体化、规范化了党员个体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并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及时对其内容进行调整，且以此为指导作了实操性的党规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基本理论为指导，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14]8-9，并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从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看，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要经验的总结，其基本内容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22]。“党的自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根本目的要引领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党的自我革命”基本特征表现为：全面性，“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是全党，“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23]11-12；
重点性，抓住关键少数，“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23]246；
实效性，各级党委(党组)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书记是抓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勇于执纪问责；
关键性，在治党从严，而且要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23]12；
持久性，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2]。从党的“初心”“使命”看，从一百多年来党的奋斗历史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成就看，党确实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中国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又一答案。
在理论形态上，“第二个答案”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实践相结合的结论，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论。“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倡导的党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针的重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4]，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孔夫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或者被打上了“封建主义”烙印，遭到空前批判，或者被当成落后文明的象征，遭遇遗弃。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之相结合的主张。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文献内容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以《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为例，其中仅2013年的相关论述摘编中被引用过的中国古典就有《列子》《商君书》《申鉴》《打鬼》《四哀诗》《东观汉记》《尚书》《坛经》《老子》《兰亭集序》《论语》《杂兴八首》《后汉书》《己亥杂诗》《小窗幽记》《荀子》《涅槃经》《仿连珠》《增广贤文》《史记》《孟子》《左传》《周易》等篇。
总之，从理论依据看，一是两个“答案”都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具体情况作了完善、发展，以至创新。二是“第一个答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恪守坚持；
“第二个答案”虽然最近才提出，但有深厚的理论发展根据，只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还没有将其上升到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道加以认识。三是“第二个答案”有更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如上所述，“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都有历史底气支撑，都有理论源流可循，但在实践效果的体现上并不完全相同。在当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发展人民民主，坚持人民监督，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行党的“自我革命”，二者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相辅相成，治党愈严，“自我革命”力度愈大，人民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越高，效果就越明显。当然，人民监督必须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目标，按照法律规范来进行，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否则，就会出现无序状态，甚至适得其反。
就“第一个答案”而言，它基于党领导的局部地区执政实践经验，基于党对未来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理想，基于对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的信任、团结。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坦诚。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保证长期执政地位，本着“赶考”的谨慎，防止历史周期率效应再现，极其重视“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诸如建立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人民信访制度，以及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诸如“三反”运动)。这些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并成为党的八大经验之谈和新中国10年的经验总结[25]，但是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找到了一条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新方法，即实行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民主”发展到极致，表面上看似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起着监督作用，但它的无序性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和混乱。改革开放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条件，“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告别历史舞台,群众监督工作重新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民主监督确定为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6]；
二是积极推进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便于群众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27]；
三是不断推进群众监督反馈和保障机制，让人民群众及时、充分了解被监督事项的进展和动态，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保护监督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怕麻烦”而不愿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监督工作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侵犯群众的监督权利，而与群众监督相关的追究、奖励、督办配套制度通常只是一个笼统的主张和设想，没有进行明确的分解细化，致使群众监督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再则群众监督与党内监督等其他形式的监督之间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配合协调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实践中，坚持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尤其是在改进和推行巡视监督制度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28]，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他还特别强调：“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4]67在制度创新方面，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等。这些都为实现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保证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有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实践效果方面，党的十八大之后的5年间，中央巡视组受理信访159万件，与干部群众谈话5.3万人次[29]。“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设立曝光平台、手机随手拍和微信一键通，织密群众监督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30]。党的十九大之后的5年间，中纪委“强化巡视监督联系群众纽带功能，把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拓宽群众反映诉求、参与监督渠道，各级巡视巡察机构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424.6万件次”“中央巡视组与干部群众谈话5.8万人次，发现问题1.6万个，移交一批问题线索”[31]。
事实说明，党内监督只有辅之以群众监督这一外部力量才能深入开展，消除盲区、死角，发挥其应有效力；
群众监督只有与党内监督紧密配合，才能有序、有效进行，发挥其威力。
就“第二个答案”而言，一是对党的建设来说，它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个历史阶段因内容、要求不同而各呈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而“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基本方式方法要求，又是其精神勇气的集中体现——“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勇气和方式方法，党才取得了“自我革命”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工作整体推进方面，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其二，在工作“抓手”方面，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其三，在工作“突破口”方面，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2]。
二是就当下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完善“第二个答案”，要求全党做到：其一，在政治上，通过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而“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其二，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从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其三，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用好问责利器，从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其四，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等，从而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其五，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从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其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而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其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从而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
综上所述，两个“答案”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而作出的科学分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定式发展轨迹的认识；
都是在对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回应的实践基础上，对“三大规律”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都会对当前和今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和推动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都会在从各自的角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然，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完成党的庄严使命看，“第二个答案”更为直接。“第一个答案”的力量和效果，还需经由“第二个答案”来体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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