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区建成环境对邻里交往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广州市51个典型住区实证

王何王，张春阳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而是一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都要处于完好的状态”[1，2]，社交、人际关系或与社会环境取得和谐关系的能力是社会适应的关键组成，在Frank归纳的对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为”路径中，社交行为被纳为三大行为之一[3]，而邻里交往是住区邻居间的日常生活联系行为和重要社交活动。首先，“邻里”被认为是社区中更为细小的、更强调亲密关系的有机单元[4]，其特征本质在于人们毗邻而居所形成的社会关联与互动，进而满足各种生产、生活、心理的需求[5]；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体制、城市化进程、虚拟网络技术及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邻里关系有淡漠化并带来系列社会和健康问题倾向[6]；
而邻里交往作为体现邻里关系表征现象和触发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重要和常见行为，其良好状态被证明可使居民获得功利性和情感性的社会支持[7，8]，给居民的社区归属感[9]、幸福感[10]等带来正向效应，在邻里关系日益淡漠、居民身心健康诉求日趋迫切背景下，如何促进居民的邻里交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城市规划角度，考虑复杂的现实背景下，物质空间层面与邻里交往活动各指标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规划能够做什么的研究亟待开展。

国际上，以北美、欧洲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重点关注住区密度、用地混合度、路网密度和公共交通设施可达性等对社会交往及更深入的人际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住区密度对增加结识新朋友的机会和社交频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咖啡馆、餐厅、酒吧和社区中心的增加对结识新朋友的机会表现出总体积极效应[11-13]；
挪威的研究则发现更高密集和混合的土地使用会带来更多的社交机会，能更好的结交新朋友，即便邻里关系比较薄弱[12，13]；
意大利证据表明更高的住区密度和公交设施可达性能够增加四处走动和积极社交的几率；
但英国的研究却认为用地混合度、住区密度、路网可达性等对社会互动、社交网络等无显著作用或影响微弱[14]。在国内，上海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路网与公交站点可达性与邻里融洽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用地混合度与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
北京的研究发现商业设施数量、住区密度与交往频率和类型无关，道路密度、设施和公园可达性与交往频率和类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15]；
最新的广州研究发现，相比治理、社会和经济属性因素，物质空间属性对包含凝聚力在内的邻里关系作用最强，虽该研究主要关注更综合邻里关系结果，但其为物质空间因素在相关研究中所起的关键地位的提供了重要依据。

既有研究的机制分析中，西方研究重点关注紧凑型（compact）邻里和扩展型（sprawled）邻里交往的影响差异，一般认为以高居住密度、用地混合度为特点的紧凑型邻里能够有助于拉近人们的空间距离[12，13]，为居民供给交际场所[11-13]或促进人们进行更多的走动活动[16]进而出现更多的交往机会；
同时，高质量的建筑环境一直被认为对城市环境中的社会活动和行为具有积极影响[14]；
更微观的原理性解释机制可回溯到杨·盖尔（Jan Gehl）研究中，他认为认为被动式接触、偶然式接触等低强度接触是一切发展其它形式交往的起点，适宜的质量、小尺度、具有领域感的空间、慢交通等能够促进居民的社交活动[17]。国内的机制分析有关注场所环境质量层面，如上海的研究分析认为高密度和用地混合度会增加社区拥挤和噪杂程度进而抑制居民的交往意愿[15]，也有研究探讨高品质的街道空间环境对社交活动的促进作用[18，19]。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相关空间环境对交往行为的机制分析总体上相对丰富和完善，带来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在空间环境作用于行为影响健康的路径下[3]，国外对空间环境触发和如何触发交往行为的部分关注度较高，而国内研究往往侧重于将交往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去解释满意度、幸福感、归属感等心理健康状态或邻里关系结果。

整体而言，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已证实建成环境对居民交往活动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在不同的建设背景下二者的具体关系和显著性存差异。同时，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某几项特定的建成环境要素，对解释变量的系统性考虑不足；
而我国各地建设背景差异大，相关实证研究仍非常有限，对要素的影响机制探索也有待完善。基于此，本文对广州51个典型住区的进行了邻里交往相关的问卷调研，并建立个体和住区层级多层回归模型，研究住区建成环境与居民邻里交往相关活动的关联。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和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明确广州典型住区居民邻里交往相关活动是否与住区建成环境差异相关，哪些建成环境要素在复杂现实背景下能产生独立且稳健影响；
第二，这些建成环境的主要影响机制可能是怎样的；
第三，对城市规划的空间干预有什么启发。

1.1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基于研究目的，本次研究选择了广州51个典型住区作为研究对象，所选住区要求体现广州住区发展的主脉络或重要关联脉络，是广州城市肌理重要构成。于2021年7月-12月期间开展进入各个住区的问卷收集工作，共发放1258份问卷，回收1188份问卷，最终筛选有效问卷979份，有效回收率为82.41%。问卷内容包括居民个体特征与社会属性指标、邻里交往活动相关指标，详见表1。住区区位见图1。

图1 典型住区分布区位图

在解释变量方面，与以往研究仅选定重点关注空间要素不同，本次研究先系统性的梳理了“中观”层面的空间指标[20]，既包含已有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也含对我国住区空间形态重要指标的凝练，分为用地与业态、交通与街道、绿色空间和住区主要空间形态4类指标[20]，并以住区为中心向外扩展500m和1000m半径范围分别建立模型采集对应指标数据。此外，是否为混合住区、是否为开放住区是国内外研究邻里关系的重要关注内容，是住区层面的社会属性特征，本文也尝试纳入模型（表1）。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邻里交往的测度并无统一的标准，国内相关研究通常通过邻里互动[15，21]，邻里互助[9，21]或邻里熟悉[21]、融洽[2]等衡量邻里交往水平，具体测度内容包括日常交流方式种类、频率、对住区人际关系的评价等；
国外的测度内容通常涉及结实新朋友的机会、互动或交往频率、亲密关系[12，22，23]，这些要素往往不仅仅针对邻里范围，也对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进行评估。本文聚焦邻里之间（住区内居民）的交往联系行为，同时，由于亲密关系的测度难以排除亲戚、同学关系等非建成环境因素主导的变量干扰，不予考虑，最终，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居民自身的邻里互动和对邻里的人际交往评价内容，具体包括日常交往形式多样性、频率和评价。

在控制变量方面，研究通常纳入个体和社会经济属性变量，通常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时长、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2，9，12-16，21-23]，同时，参考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研究中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干扰方法，本文加入了对交往的热爱程度变量（表1）。

表1 变量测度一览

2.2 模型的设计与设定

首先，本次研究变量指标涉及个体和住区2个层面，数据存在嵌套结构，经多层线性模型零模型（NULL MODEL）检验，因变量邻里交往多样性、频率和评价的组内相关系数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值分别为0.18、0.21和0.1，皆大于0.059[24]，仅用传统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运算可能会低估真实标准误差[2]，所以最终结果有必要采用多层次模型或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第二，已有研究更多的选取少量项的重点关注建成环境变量纳入模型，故可以直接使用多层线性模型，但本次研究对指标进行了系统性纳入，解释变量数量较多，不宜直接纳入多层线性模型，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因此在进行多层线性模型之前，需要对解释变量进行有效筛选，本次研究进行了2重预筛，第一重是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剔除与邻里交往水平相关性不显著的解释变量；
第二重是将第一重保留的解释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步进法进行运算，最终将仍然与因变量存p值≤0.1水平的解释变量纳入多层线性模型（图2）。

图2 模型过程设计与公式

2.1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通过居民邻里交往多样性、频率、评价值与住区建成环境变量等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发现：住区规模、地铁站数量（500m）、公园数量等9项指标与邻里交往多样性无关，住区规模、用地混合度（500）、路网密度等11项指标与交往频率无关，用地混合度（500）、主次干路密度、其他道路密度（500）等9项指标与交往评价无关。以上p值＞0.1的指标均被剔除出下一步运算。（受篇幅所限，未具体列表）

2.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在SPSS中分为500m范围和1000m范围用步进法进行回归模型运算，两个范围模型的拟合度最小为0.105，最大为0.246，表示相关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变化情况对应百分比， P=0.000＜0.05，说明回归模型显著，VIF值为1-2，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经步进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算后，对邻里交往多样性产生显著作用的解释变量由19项缩减为7项，对邻里交往频率产生显著作用的解释变量由15项缩减为6项，对邻里交往评价产生显著作用的解释变量由17项缩减为6项。总的来说，住区绿化率、地铁站密度值的与对邻里交往相关指标呈显著或一定正相关关系，而住宅高度、典型组团公共空间面积与高宽比、容积率、公园数量与规模、用地混合度与之呈显著或一定负相关关系（表2）。

2.3 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本次研究中，邻里交往多样性、评价的运算共构建了7个模型（含空模型），邻里交往频率的运算构建了5个模型（是否为混合住区、是否为开放性住区变量无需纳入），A、B用以表示不同研究半径的模型代号，A1、B1模型为考察仅涉个体层次变量的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A2、B2模型为非随机斜率模型，A3、B3则为在A2、B2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是否为混合住区、开放住区指标进行观察的模型。对比多元回归模型，部分自变量的作用不再显著或回归系数降低，说明在考虑模型的嵌套结构后，“假阳性”自变量得以剔除且相关性结果得到更精确的描述。

2.3.1 绿化率、组团高宽比和用地混合度对交往多样性存显著影响

在个人层面，各模型中均可观察到年龄、居住时长和对交往的热爱程度与多样性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与多样性存显著负相关关系，而性别只在A1模型中与多样性存弱相关关系，加入住区层级变量后，其相关性不再显著。在住区层面，住区绿化率的提升对多样性的提高有显著积极作用，容积率、典型组团空间高宽比与用地混合度的增加则与多样性呈显著或一定负相关关系,当我们加入住区的开放性和混合型描述变量时，用地混合度（500m）影响不再显著（表3）。

表3 邻里交往多样性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2.3.2容积率、高宽比、地铁站密度对邻里交往频率存显著或一定影响

在个人层面，各模型中均可观察到年龄、居住时长和对交往的热爱程度与交往频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与频率存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住区层面，容积率、典型组团空间高宽比、公园数量（500m）与频率存显著负相关关系，地铁站密度（500m）与频率存一定正相关关系，本模型无需再加入描述住区的开放性和混合型变量（表4）。

表4 邻里交往频率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2.3.3 住宅高度、用地混合度对交往评价存显著或一定影响

在个人层面，各模型中，居住时长、对交往的热爱程度与邻里交往评价呈现出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与评价存显著负相关关系，男性对交往的评价整体高于女性；
在住区层面，A2模型中主要住宅高度与邻里交往评价存一定负相关关系，当加入描述住区的混合型变量后，主要住宅高度的影响更加显著，同时发现用地混合度（1000m）对评价存一定负相关关系（表5）。

表5 邻里交往评价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个体特征的影响机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从模型结果来看，女性对邻里交往评价整体低于男性；
高学历人群的邻里交往多样性、频率和评价都显著降低；
居住时长的增加对各项因变量都有积极作用，年龄的增加则对交往频率的存积极作用，这与交往方式差异、对环境的熟悉程度、归属感等有关；
在考虑对交往的热爱程度，排除自选择机制的干扰后，依然可以发现建成环境对邻里交往水平的显著影响，表明物质空间环境的影响是独立且稳健的。

3.1 住区周边建成环境变量的作用机制

3.1.1 用地混合度、公园数量的提升会吸引居民活动向外分散，内部交往相应弱化

本次研究发现用地混合度与邻里交往多样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国外研究结果存差异，美国、挪威、新加坡等研究均发现了用地混合度与交往相关行为存正相关关系[11-13，23]，这种差异与地域建设背景及因变量的测度内涵不同有关，在建设背景方面，国外相关研究往往是对比相关设施较缺乏住区，发现拥有有限设施（如咖啡馆、酒店和酒吧等）的住区社交活动发生更积极，因有限设施有利于吸引居民在少量空间集中从而促进社交发生；
在因变量的测度方面，上述研究往往考虑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不囿于邻里之间的交往，因此进入各类“交际”场所后，交往水平的提升就具必然性了。在国内研究中，上海研究发现了土地利用多样性的增加与邻里交往融洽度存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研究认为土地多样性的提升会增加社区拥挤和噪杂程度进而抑制居民的交往意愿[2]。在本次研究中，首先，研究样本的各类服务设施建设基数大，同时，用地混合度以用地作为计算单位，用地本身一般拥有较大规模、较丰富的业态数量和一定特色吸引，对比有限设施，一方面它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吸引居民离开住区前往活动、住区内部活动时间的相对降低，另一方面会使居民活动的目的地和轨迹分散，相遇的机会减少，进一步交往的可能减弱，交往多样性或强度随之降低。然后，公园数量对交往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公园是对居民外出活动具有重要吸引力的场所，随着住区周边公园的增加，居民前往活动的意愿提升、对应在住区内活动时间减少，而公园本身面积尺度相对住区内的公共空间更大大、外部人员较多，使用者领域感和安全感降低、邻里相遇机会减少，进而降低了居民邻里交往频率和评价（图3）。最后，当我们将是否为开放住区纳入考虑时，会发现用地混合度对交往评价的影响变为负相关关系，这印证了上文提到上海关于用地混合度影响机制的推断，但该机制在开放性住区才被观察到发生显著作用。总的来说，用地混合度的提升，使得住区外部对居民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增加，吸引居民更多的走出住区，活动外溢，邻居在相对更分散、面积更大、陌生和噪杂的场所环境中，相遇几率减少，交往意愿降低；
同时，在考虑是否为开放住区后，用地混合度带来的人员噪杂等负面环境作用会给邻里的交往评价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图3 混合度、公园数量对邻里交往水平作用解析

3.1.2 地铁站密度与通往路径共同作用，对居民的时空相遇概率有一定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多关注地铁站对通勤或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较少论证地铁站对邻里交往活动的作用，本次研究发现地铁站密度与邻里交往频率呈一定正相关关系，并具必然性。实际上，与已有研究中高关注度的各类商业设施相比，地铁站更具备在相同的时间段将人流集中到一定空间的能力，地铁站数量有限，目的地集中，居民、尤其是上班族在前往地铁站的过程中存在时间和路线重叠度高的特点，会增加居民相遇的机会进而使得交往频率提升。但是并非所有类型住区都符合这一趋势，本次住区样本总的传统型住区居民交往频率随着地铁站密度（1000m）的增加而减少的，因为该类住区周边地铁站数量最多，且支路、巷路密度高，随着目的地和路径的分散，反而减少了居民的相遇机会，这也使得从包含所有住区的模型来看，地铁站密度对居民交往频率的作用较为有限。总的来说，地铁站密度对居民是否能在相同时空相遇有一定调节作用，当地铁站总量和通向路径较为有限时，地铁站数量的提升会提高了居民相遇的概率，进而对交往频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图4）。

图4 地铁站密度对邻里交往水平作用解析

3.2 住区内部空间形态指标变量的作用机制

3.2.1 绿化率、组团高宽比带来的户外空间品质提升，能有效促进邻里交往活动的发生

相比其他的住区空间形态指标，绿化率和组团高宽比对邻里交往活动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住区绿色开放空间是居民日常见面与交流最主要的生活空间[25]，其通过改善小微气候、疗养身心、吸污减噪等吸引和促进邻里活动与交流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较多的证明[26]；
另一方面，本次研究中发现，随着绿化率提高，住区整体呈现公共空间更充足、设施更完善等特点，进而促进了交往多样性增加。而典型组团空间是居民离家最近最便捷可达的户外公共空间，一方面高宽比值可直接影响居民的心理感受，随着高宽比值大于1会越来越有紧迫感[27]，另一方面它可改变组团空间小微气候，影响居民的热舒适度，进而作用于居民的活动意愿，但是此次高宽比结论亦不能排除存以下偶然性存在，因高宽比高且邻里交往频率低的住区样本中相当比例集中在滨江东住区，该类住区规模过小，居民出住区活动是常态，这弱化了邻里之间的交往，而这一结果并非高宽比所直接带来的。

3.2.2 容积率相关性结果是多项空间变量的综合作用

容积率与邻里交往频率存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交往多样性存弱负相关关系，其影响机制则相对复杂。容积率本身是一项综合型空间变量，涉及住区规模、密度（包括人口密度）、高度、空间形态等方面内容，已有研究对该组关系发生的机制缺乏解析。本次研究选取了容积率高、交往频率高，容积率低、交往频率低的典型住区样本，然后将容积率进行了拆解分析：首先，通过查阅贝壳网数据，计算了住区单位人口密度，未发现该值与交往频率存显著相关关系；
然后，我们发现在住宅主要高度方面，交往频率高的住区样本皆小于11层、主要集中在4~6、7~11层之间，这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在一定楼高内，邻居总量较少，辨识起来更容易、相遇几率也更高、且居民会认为居民关系更熟悉（本次研究发现主要住宅高度与交往评价存一定负相关关系），邻居交流的欲望也相对高；
第三，在住区密度方面，大部分交往频率高的住区的密度明显高于交往频率低的住区，其户外空间形态也有从条状向面状转变的趋势，而条状空间相对有限、更有利于邻里遇见和交流。如仅从以上单项指标来考虑与交往水平的关系，其覆盖范围或指标差异有限，不能体现出显著性，但以容积率的形式综合反映时就能体现其显著作用了，整体而言，高邻里交往水平的住区容积率一般不超过3（图5）。

图5 容积率对邻里交往水平作用解析

整体而言，本次研究发现在目前广州的建设背景下，住区外部活动空间和场所的丰富性、吸引力和品质的提高会一定程度降低邻里交往水平，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逆也不应抑制的作用，但规划依然可以从以下层面发挥作用促进邻里交往的提升：

4.1 “对冲”：以居民需要为依据供给住区内具有吸引力的场所和设施

虽然不应抑制外部功能与设施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完善住区内部功能与设施，吸引居民更多的在社区内部活动。本次研究虽然未具体区分内外设施对邻里交往水平的影响，但从用地混合度的影响机制可以看出具有吸引力的活动空间和场所能够影响居民的活动轨迹和目的地进而对邻里交往活动产生作用，而根据本次调研统计，19%的居民对娱乐设施、15%的居民对文体设施、13%的居民对老年活动设施表达了不满与需求，住区内部可重点完善上述设施，使居民留在住区内部活动时间增加，进而增加相遇和交流的机会（图6）。

图6 不能满足居民需要设施占比

4.2 “引流”：以居民轨迹为线索营造住区外部重点路径或线性空间

从地铁站点和容积率对交往的影响解析中我们观察到了有限的“线性”空间对居民邻里交往有促进作用，规划可尝试通过对连接中小学教育设施、地铁站、公园和其它重要服务设施等路径进行梳理和重点打造，建设空间品质高的步行串联环或轴，吸引居民汇聚，增加居民在小而舒适的空间中“自然的相遇”机会，进而达到提升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

4.3 “提质”：以居民感受为准绳提质住区内部空间

本次研究发现住区的绿化率、容积率、典型组团高宽比的影响机制指向能够给居民带来的舒适和人性化的感官体验，就能给邻里交往活动带来正向促进，从具体指标来看，绿化率在我们的研究区间整体呈现越高邻里交往多样性越丰富的趋势，而高邻里交往水平的住区容积率一般不超过3，典型组团高宽比集中在1~2的区间，主要住宅高度集中在4~6层和7~11层之间。在进行相关规划编制时，上述数据可作为促进邻里交往水平的需要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提出要求。

图、表来源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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