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愿意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综述

杨 戬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阳 550000)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致使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供给能力降低。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供给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下降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基于我国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但劳动参与率低下的背景，分析并总结影响劳动供给的因素，对全面深入研究劳动供给关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劳动供给是指劳动主体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愿意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该概念主要强调劳动主体的“愿意且能够”，所以重点在于“愿意”二字。愿意可分为主动愿意与被动愿意，主动愿意主要为工资、工作强度及资产等，被动愿意主要为健康、生育、压力等。在劳动供给大概念下，影响劳动供给的传统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等。本研究对被动愿意下，即健康、人工智能、转移支付以及生育等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进行梳理，以掌握相关学术动态，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指导借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健康才可以更好地参与劳动供给。身体或者环境不适，不能进行有效的劳务工作，会导致劳动供给能力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翁凝等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疾病冲击对农村家庭非患病成员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在疾病冲击下，农村劳动力供给显著降低，并提出多层次疾病照料服务产业体系这一政策设想[1]。朱超等以微观、宏观两个层面，从人口老龄化视角研究了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在健康冲击下，个人劳动参与率会降低，而地区性健康冲击会降低地区劳动供给规模和质量[2]。同样视角下，曹荣荣等对中老年劳动供给进行了研究，发现健康与劳动供给是具有交互作用的，适当延长劳动供给时间能促进劳动者的健康[3]。农民工作为体力劳动供给的主体，研究对其供给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缓解部分劳动供给不足的压力。邓睿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农民工务工权益政策的可及性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可靠的务工健康权益保障能促进当地农民工的劳动供给[4]。张兴祥等从子女健康角度研究父母劳动力供给，研究结论与上述观点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子女健康对父母劳动供给能力的冲击会基于性别的不同有所差异，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子女生病一方面会减少母亲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则会增加父亲的劳动供给[5]。在大健康概念下，赵红军、杨艳等人利用不同数据及方法通过研究发现空气污染能显著抑制劳动供给[6-7]。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比较多，人工智能与各个学科均可以进行交合研究，但研究人工智能与劳动供给关系的文献比较少，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刘骏、杨俊凯等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抵消部分劳动力短缺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人工智能可部分代替劳动力，进而减少劳动供给[8-9]。另一种观点：高春明等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短期内会减少劳动力需求，从而减少劳动供给[10]。在长期的资本作用下，人工智能会推动生产规模扩大，从而形成就业创造效应，导致劳动需求大，相关产业的劳动供给增加。

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或企业无偿支付给个人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也可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如父母对子女的支付、保险的风险共担，都可以称之为转移支付。学者对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财政相关学科的影响。转移支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主要分国家税收与个人所得转移支付两个层面。刘蓉、叶菁菁、冯楠等学者先后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所用方法和数据有所不同，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税改会显著提高中老年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但不会整体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时长，且不会缩小收入差距[11-13]。个人所得转移支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刘奥龙研究认为，养老保险的统筹政策降低了农业人口的劳动供给[14]。景鹏等通过建立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国有资产转让养老保险对劳动长期供给的影响[15]。刘子兰等人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了养老保险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养老保险会降低劳动供给[16]。另一方面，李江一等另辟蹊径，研究了父母向子女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父母个人转移支付金额提高1%，子女的年劳动供给率会下降0.025 4%[17]。学者们研究转移支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研究，研究群体比较单一，且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中老年人劳动供给主要受养老保险与子女经济状况的影响。上述研究对劳动群体中最活跃的因素，即有关转移支付对中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很少，建议可从中老年储蓄对中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这一方向展开研究。

在劳动供给理论中，影响劳动供给最核心的因素是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对人口数量与结构影响最大的是生育政策与生育偏好，所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及相应对策的研究离不开生育这个热门话题。学者们主要从人口性别、生育政策变更与养育数量三个方面开展研究。

4.1 人口性别的影响

李梦华等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子女教育阶段，养育男孩的父母比养育女孩的父母更能增加劳动供给；
在子女社会工作阶段，子女性别差异对父母劳动供给无影响；
在子女适婚阶段，“助儿买房”会再次增加养男孩父母的劳动供给，儿子的婚姻支出高于女儿[18]。在此基础上，“丁克”家庭的出现、“彩礼”的废除与结婚年龄的延后对父母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

4.2 生育政策变更的影响

在研究生育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学术成果中，盛亦男等认为二孩政策的放开会降低女性就业规模与就业质量，降低其劳动供给[19]。王丽莉等沿用代际交叠模型进行研究，认为生育政策放开后延迟退休政策会降低生育欲望，从而减少劳动供给[20]。前者研究的是劳动供给质量，后者研究的是劳动供给数量。

4.3 养育数量的影响

在生育数量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中，张川川认为，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越少，但对农村女性无显著影响。儿女跟随父母居住，可以有效降低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21]。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子女数量是限制女性劳动供给的一大因素，而农村一般三代甚至四代同堂，不存在城镇子女照料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城镇托儿所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释放城镇女性的劳动力。在对女性劳动供给研究中，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劳动供给越多，也就是说，在高学历女性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晚婚甚至不婚在短期内确实能弥补一部分劳动力短缺，但是对长期的劳动供给是不利的。

学者们已从健康、人工智能、转移支付与生育等角度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深入研究了被动愿意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对当今社会现象做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也提出了很多宝贵且具有实操性的建议。当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不仅只有上述这些因素，还有如城镇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因文献过少而未做大类梳理，但城镇与农村由于基础建设、生活环境、福利水平等差异，对劳动供给欲望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城镇化与劳动供给的研究有待深入。在对健康因素的研究中，健康概念过于庞大且难以区分，可以从影响健康的某个小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环境恢复前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由噪声污染引起睡眠质量变差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等等。在研究转移支付中，研究对象多是老年人与子女，而当今劳动参与率降低是主要问题，可以从老年人储蓄对中年人劳动供给影响这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生育角度的研究文献较多，多是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以从育儿保障、产假、托儿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完善上述某一方面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从源头解决劳动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在未来的研究中，因各地环境、习俗、生活方式的不同，可以进行更细化的研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适合某一地区提高劳动供给能力的建议，挖掘潜在劳动力，以提高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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