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多主体绿色施肥行为决策研究*

张 梅，易川琪，腾 云

（1.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6；
2.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6）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产业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政策重心也有所调整。推行绿色施肥是恢复受损耕地地力、优化种植业生态效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15年起，我国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多部施肥调控政策。《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积极推动各生产主体进行减量化、有机化生产。《关于做好2021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通知》强调针对耕地状况科学制定施肥方案，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我国施肥调控政策对化肥减量增效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对各农业经营主体绿色施肥行为的刺激效果有待加强[1]。从宏观层面看，自2015年各专项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化肥平均施用强度从每公顷445.7kg减少到379.5kg①数据来源：《2020年我国农业化肥产业分析报告——产业竞争格局与未来动向研究》，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提升至40.2%，化肥过量施用、利用率低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小规模农户绿色生产意识较为薄弱、资金压力大，在施用有机配方肥方面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的矛盾现象[2]。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配肥技术重要推广主体，则受到技术人员专业水平和资产专用性的约束，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积极性不高。

针对当前施肥调控政策并未有效引导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这一问题，学者们给出如下两方面解释。

（1）单一政策刺激效果不佳：化肥面源污染整治有着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3]，农户缺乏主动减量控污动机[4]，需要政策调动。然而，地方政府普遍实行单项减量政策，忽视了不同政策的差异和互补关系，难以全面调节农户施肥行为[5,6]。例如，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认知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7]，且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形成化肥减量自我执行机制[8]。

（2）政策涉及到的各行为主体存在利益冲突：根据传统博弈论，各主体诉求不同[9]，如追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政府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农户存在矛盾，单一政策无法有效化解[10,11]。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探寻减量政策对各主体施肥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但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将是否实施某一类政策作为主要变量，未将政策标准以及多种政策叠加效应纳入考虑；
对承接政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任务、满足农户有机生产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重视不足，这一关键主体的缺失将严重阻碍化肥减量增效进程；
博弈主体将根据成本收益的变动不断调整自身策略，而传统博弈论忽视了这一动态过程，相关研究静态设置政策参数[12-15]，缺乏不同政策水平下各主体策略变动过程的清晰描述。

鉴于此，文章尝试从如下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为构建高效的化肥减量增效政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撑：第一，科学划分不同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明确各类工具对绿色施肥行为的引导机理；
第二，以重视群体策略均衡的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16,17]，分析政府、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动态博弈关系和三方策略组合的均衡稳定性，探寻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内生动力；
第三，使用matlab2016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得出不同水平政策工具组合对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

相比于感知生态效益，感知经济效益对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18]，而绿色施肥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进行有机生产的农户、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难以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缺乏主动控污减量动机。要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必须应用综合性的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来调节各主体经济效益[19]，引导绿色施肥行为。

政策工具指在既定制度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为解决特定问题而采取具体手段的集合[20]，每一类政策工具由同属性的多项条款集合而成[21,22]。根据当前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开展情况①政策内容来源：中央及各级政府《关于做好2021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通知》，按照政策施加影响的途径将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分为如下3类[23]：一是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多指带有自愿参与性质的诱导手段[24]，包括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活动、创建耕地质量和施肥技术等信息的咨询渠道；
二是激励型政策工具，指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刺激手段，包括向农户发放25%～30%的有机配方肥购买补贴，在项目资金30%内购买“统测、统配、统施”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三是控制型政策工具，指强制性禁止手段，包括推行氮肥施用定额制、严格限制化肥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3类施肥调控政策工具由于结构、特征的不同，经济效益调节效应不同，对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的引导路径也存在差异，具体作用机理见图1。将3类政策工具进一步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工具，正反馈工具将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内化为收益，如：政府主要利用信息传递型工具来强化各主体绿色施肥的认知和能力、提升生产效率，利用激励型工具帮助各主体缓解绿色施肥的资金压力、强化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承担能力[25]，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正向推动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负反馈工具则将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如控制型工具通过增加农户过量施用化肥的成本，抑制其违规施肥行为，反向推动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此外，农户进行有机生产将相应产生测土配方施肥服务需求，托管服务组织增设配肥环节也将提高有机生产的比例，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则利用双方的相互推动作用进一步巩固各主体的绿色施肥行为[26]。但政策工具的实际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何落实，不同的政策实施力度对各主体新增成本的覆盖比例、风险的规避程度也有所不同。

图1 政策工具引导绿色施肥行为机理

2.1 三方主体博弈关系的说明及损益变量的设定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供需双方出现利益冲突必会形成博弈，需不断调整，才能达到均衡状态以满足各方预期，与演化博弈理论相契合。在推行绿色施肥过程中，施肥调控政策串联起了政府、农户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动态博弈关系。由于不完全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各主体难以立刻做出可同时满足各方预期目标的策略选择[27]。但主体策略并非固定不变，是否采取绿色施肥行为及相对应的成本收益影响着多方演化博弈的结果[28]。各方将判断其他主体行为的影响并进行动态决策，逐渐形成可实现多方收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29]，具体说明与设定如下。

图2 三方博弈关系

在“自然”状态下存在一个由地方政府、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群体组成的博弈系统。政府策略选择空间为：[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X），不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1-X)]，发生概率为[x，1-x]；
农户策略选择空间为[有机化生产（Y），不有机化生产（1-Y）]，发生概率为[y，1-y]；
服务组织策略选择空间为[增设绿色施肥服务（Z），不增设绿色施肥服务（1-Z）]，发生概率为[z，1-z]。

为保护生态环境，塑造良好形象，政府将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产生总成本Cg；
实施激励型政策工具，同时农户进行有机生产，需向农户提供有机、配方肥购买补贴，比例为S（∈(0,1)），产生财政支出S*FC；
服务组织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需购买“统测、统配、统施”服务，产生费用Eg。实施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生产技术单位投入为r（假设与生产主体技术掌握程度、效率与收益提高程度相等），农户和服务组织参与技术推广活动，分别产生财政支出r*Tf、r*Tt。实施控制型政策工具，向违规施肥农户收取罚金Q。无论政府是否进行施肥调控，当农户和服务组织采取绿色施肥行为，整体种植业生态环境的恢复为政府收益，分别为Mf、Mt。若政府判断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成本与收益难成比例而放弃，同时农户和服务组织也消极应对，种植业生态环境恶化、公众信任感缺失带来不利影响N（Cg＜N）。

为提高农产品价值，获得远期收益，农户将增加有机配方肥施用比例，产生总成本NCf（肥料、机械设备、人工），其中购买受补范围内肥料成本FC（＜NCf），远期收益NPf（土地沃肥、农产品优质优价；
NPf≥NCf）。政府实施政策工具，获得肥料购买补贴节省生产成本S*FC；
参与政府农技推广活动强度Tf，增加收益r*Tf。服务组织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施肥服务，农户购买服务产生费用Ef；
施肥服务对生产效益的改善程度为p，政府提供或农户自行购买高质量施肥服务分别增加收益Eg*p、Ef*p（p≥1，产量质量提升、成本减少、兼业收入增多）。若农户因要素成本过高坚持粗放型耕作方式产生总成本TCf（≤NCf）、收益TPf（≥TCf）；
过量施用化肥需向政府缴纳罚金Q。假设在没有政府和服务组织帮助的情况下，农户技术水平较低，家庭劳动力较少，施用有机肥、配方施肥的效率不高，有机生产收益将低于进行粗放型生产收益，NPf-NCf≤TPf-TCf。

半公益半经营性质的服务组织为分担政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压力、满足农户对配肥服务的需求，实现经济目标，将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增加成本△NCt（人员培训、机械设备购买）。政府和农户均积极采取措施，新的销售额暨收益为Eg+Ef（Eg、Ef＞△NCt）；
参与政府农技推广活动强度Tt，增加收益r*Tt。若服务组织因为市场需求少或无法轻易改变战略定位而放弃增设服务内容，维持原经营范围产生总成本TCt，收益TPt（≥TCt）。

2.2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政府、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博弈主体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三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根据损益矩阵，分别列出政府、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同策略的期望收益以及采取绿色施肥行为的复制者动态方程，以得出各主体不同策略概率变化率。

以政府为例，政府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复制者动态方程计算步骤为：

政府选择应用或不应用政策工具的期望收益的公式分别为：

Uge指政府选择应用政策工具时的期望收益，Ugn指政府选择不应用政策工具时的期望收益，R指不同策略组合下政府的收益。根据收益矩阵中列出的不同博弈状况下的政府收益，进一步可得具体收益情况:

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公式为：

政府应用政策工具复制者动态方程公式为：

根据矩阵中的政府收益，进一步可得具体复制者动态方程为：

进一步简化可得：

同理可得：

简化后农户有机生产具体复制者动态方程为：

服务组织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复制者动态方程为：

2.3 三方博弈主体策略稳定性分析

构造出政府、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博弈策略演化三维相位图（图3至图5），能更直观地展现出三方主体策略演化的趋势。

图3 政府策略演化相位图

图5 服务组织策略演化相位图

2.3.1 政府稳定策略分析

2.3.2 农户稳定策略分析

图4 农户策略演化相位图

2.3.3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稳定策略分析

2.4 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代入前文设定后可得矩阵中各元素分别等于：

将上述8个均衡点分别代入矩阵J，可得对应特征值为：易知均衡点（0,0,1）特征值3，（1,1,1）特征值1大于零，不符合渐进稳定点条件。又知TPf-TCf＞NPf-NCf，（0,1,0）特征值2大于零，也不是渐进稳定点。

若-Cg+Q+N＜0、TPf-TCf＞NPf-NCf，（0,0,0）是三方均衡稳定策略。在博弈初期，三方主体都因收益无法覆盖成本或利润水平有所下降选择不采取绿色施肥行为。实际上，在部分人均耕地少、产量低的地区，农业生产对GDP贡献不大，政府为节省人财物等资源，有极大概率不进行化肥管控，各方成本收益不变，（0,0,0）的矛盾局面将长期保持，化肥过量施用状况及其危害无法得到改善。然而化肥污染一旦加剧，政府放任不管的不良影响将持续扩大，直至Q-Cg＞-N，必须采用收取罚金等管控手段来弥补生态环境恶化损失。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面临的化肥过量施用损失远高于施肥调控成本，但仍未主动开展管控工作，整体化肥减量增效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表2 各均衡点对应特征值

已知Q-Cg＞-N，（0,0,0）进一步演化，x=0转变至x=1。在此基础上，若NPf-（NCf-S*FC-r*Tf）＜TPf-（TCf+Q）、Eg-（△NCt-r*Tt）＜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引导农户和服务组织的绿色施肥行为，但帮扶、干预水平不高，农户有机生产净收益仍低于粗放生产净收益，服务组织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净收益为负。农户和服务组织将不顾政府政策刺激坚持原生产经营模式，（1,0,0）为三方稳定策略，（1,1,0）特征值2、（1,0,1）特征值3为正，不是渐进稳定点。部分化肥减量增效试点区仅采用单一的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标准制定不合理，政府工作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

当政府权衡成本收益得出S*FC+r*Tf+Cg＜N、Q-（Eg+r*Tt+Cg）＞0，决定提高施肥调控水平，但有所侧重。受政策推动，若NPf-（NCf-S*FC-r*Tf）＞TPf-（TCf+Q），农户有机生产净收益高于粗放型生产净收益，（1,1,0）为三方稳定策略；
若Eg-（△NCt-r*Tt）＞0，服务组织增设配肥服务产生正的净收益，（1,0,1）为三方稳定策略。实际上，地方政府对种植大户、合作社或其他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更为关注，对亩数较小的散户重视不足，政策实施时带有一定偏向性，难以全面调动起各主体绿色施肥的积极性。

当政府加强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实施力度，农户和服务组织自行开展绿色施肥活动的能力进一步优化，仅凭双方互相支撑也能大幅提高农户有机生产收益、改善服务组织配肥服务效率，即NPf+Ef*（p-1）-NCf＞TPf-TCf、Ef-△NCt＞0。此时政府为节省成本将逐渐减弱施肥调控力度，（0,1,1）为三方稳定策略，也是推行化肥减量增效的理想状态。

当前黑龙江省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均居我国首位，改善黑龙江省化肥施用状况，是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黑龙江省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并在重点示范县区开展试点工作，化肥过量施用、利用率低等状况有所好转，但主要以改善果菜茶生产为主，粮食生产有机化程度仍有待提升。以黑龙江省实际生产和政策实施情况为例，分析政策工具对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的调节效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利用matlab2016b软件，调整黑龙江省现行施肥调控政策有关参数以及各方初始策略概率的赋值，得出地方政府、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策略组合的演化过程。根据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状况，同时考虑三方策略对外生变量变动的敏感性，对损益参数赋如下初始值：Cg=5，n=6，NCf=84，FC=22，Ef=31，p=1.2，NPf=149，TCf=14，TPf=85，Tf=1.6，△NCt=8，Tt=0.2，其他变量p为各主体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t为时间，步长单位为月。

3.1 单一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动态影响

仅实施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将三方初始概率设置为（0.7,0.2,0.1），政府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的单位投入r的变动对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影响如图6所示。随着r提高至23及以上，农户和服务组织将分别于第3年初、第1年初采取绿色施肥行为。较高水平的信息传递型工具能够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帮助农户和服务组织优化生产经营效率、扩大利润空间，同时强化各主体绿色生产认知和能力，从源头上转变施肥行为[32]，这也是政府重视农技推广工作的主要原因。r若低于21.5～23的临界值，低水平的信息传递型工具难以突破资金、利润等因素对各主体、尤其是小规模散户有机生产行为的约束[33]，博弈系统将持续发散。黑龙江省部分县市目前主要实施信息传递型施肥调控政策工具①政策内容来源：《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但专项财政支出较低。以哈尔滨市为例，2021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补助资金为134.2万元②政策内容来源：《哈尔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哈财指（农）（2021）145号），实际上低于临界水平，各主体尤其是小规模散户的施肥决策不稳定，整体减量增效工作效率待提升。

图6 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动态影响

仅实施激励型政策工具，将三方初始概率设置为（0.7,0.2,0.1），政府有机配方肥补贴比例S、购买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支出Eg的变动对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影响如图7所示。同时提高S和Eg至37.5%、7.8及以上，农户和服务组织将在第4年开始采取绿色施肥行为。激励型工具在向农户和服务组织提供资金帮助的同时明确二者绿色施肥义务，进一步提高激励水平则能有效加快各主体参与到化肥减量增效进程中来。黑龙江省实施的激励型施肥调控政策工具多包含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中，然而部分县市补贴额度较低。当S和Eg低于37.5%、7.8时，低水平的激励型工具无法产生激励和财富效应，博弈系统无法收敛到稳定状态。如哈尔滨市2019年地保补贴为1 086元/hm2（72.4元/667m2）③政策内容来源：《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告知2019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农）（2019）32号），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补助资金为400万元④政策内容来源：《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19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农）（2019）325号）。其中对绿色施肥的补贴经转换后实际上低于临界水平，除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外，农户策略将反复变化，不利于减量增效成果的巩固，而要进一步提高补贴比例和服务购买支出又将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其次，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项目将购买侧深施肥、黑土培肥服务作为主要激励手段⑤政策内容来源：《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对服务组织作业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对农户技术采纳和应用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长期效用有待优化。另外，由于兼业化加重导致农民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减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降低，再加上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服务需求对服务组织产生直接影响，激励型工具边际效益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34]。

图7 激励型政策工具动态影响

仅实施控制型政策工具，将三方初始概率设置为（0.2,0.2,0.1），政府罚款金额Q的变动对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影响如图8所示。当Q低于6.0，农户和服务组织策略变动不明显，将Q提高至6.1及以上，二者将于第3年中旬开始采取绿色施肥行为。政府以收取罚金的方式直接限制农户不合理的施肥行为，转而进行有机生产，再带动服务组织增设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在行为惯性影响下二者积极行为得到强化。理论上，与另两类政策工具相比，实施控制型政策工具成本更低、达成目标速度更快，三方收益也更多。但仅实施单向性、应急性的控制型政策工具或进一步提高惩罚额度，实际上忽视了技术水平、资金等因素对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的限制，政府与农户、服务组织间的隔阂深化，合作局面难以维系，总体损失反而进一步扩大[35]。

图8 控制型政策工具动态影响

3.2 施肥调控政策工具组合动态影响

要实现化肥减量增效，推广绿色施肥技术的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是必须的，也是大部分地方政府施肥调控的主要手段，黑龙江省部分县市如巴彦县更是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纳入“十四五”规划之中①政策内容来源：《巴彦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然而，基层农技推广存在技术人员专业素养欠缺、资金不到位、管理混乱等问题，限制了信息传递型工具对绿色施肥行为的推动作用，难以长时间维持政府与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关系，三方策略将处在不断的博弈波动之中。

实际上，每类政策工具都有特定功能和缺陷，必要时需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类工具进行组合，多种工具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叠加效应，可成就并放大彼此的效能[36]。该节将模拟信息传递型工具与激励型、控制型工具组合后的应用效果，设置三方初始策略概率为（0.7,0.2,0.1）。

3.2.1 两两组合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效果

组合实施信息传递型和激励型政策工具，对农户和服务组织行为影响如图9所示。控制r为17，提高S和Eg水平至27.5%、4.2及以上，可立即改善农户和服务组织策略波动情况，并分别于第2年末、第1年初保持稳定的绿色施肥行为。信息传递型工具对农户和服务组织收益的提升作用并不会在政策实施初期显现，二者囿于资金限制，无法随着绿色生产认知及能力的提高而及时转变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实施信息传递型工具的基础上，增设激励型工具并合理设置补贴和购买服务标准，各主体的减量意向将转化为实际行动。组合实施信息传递型与激励型工具能够控制补贴和政府购买对市场的扭曲、弱化各主体对政府帮扶的依赖，同时突破资金对有机生产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能很大程度改善各主体收益状况，创造绿色施肥的经济动因。黑龙江省组合应用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效用最为显著的项目即是“黑土地保护”项目，例如试点县桦川县，2019年耕地质量监测和技术推广工作支出206万元、向有机化生产主体提供物化补助或购买服务支出513万元左右①政策内容来源：《桦川县2018—2019年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在推行农户绿色施肥行为方面成效显著，并推动土壤有机质提高3%，耕层厚度增加10cm，可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以专项政策推行。

图9 信息传递型、激励型政策工具组合动态影响

组合实施信息传递型和控制型政策工具，对农户和服务组织行为影响如图10所示。保持r=17，提高Q至1及以上，农户和服务组织将逐步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分别于第2年末、第1年初保持稳定的绿色施肥行为。信息传递型工具在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薄弱环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农户和服务组织仍会做出负外部性行为。组合应用信息传递型与控制型工具，能够利用罚款提高各主体绿色施肥行为的一致性，并通过农技推广对绿色生产意识的改善作用来降低各主体对惩罚措施的排斥、减少罚款带来的逆向行为，在更短时间内以更低罚款金额达成目标，更快提升各主体的收益。但与信息传递型、激励型政策工具组合相比，该组合仍未缓解各主体绿色施肥的资金压力，实际效果与理论预期将产生一定差距。

图10 信息传递型、控制型政策工具组合动态影响

3.2.2 同时应用3类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效果

同时实施3类政策工具，对农户和服务组织行为影响如图11所示。设定信息传递型政策水平为r=17，并引入激励型、控制型政策工具，并将S、Eg、Q分别设定为20%、2.4、0.8，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策略将长期保持稳定。与单一或两两组合应用政策工具相比，同时实施3类政策工具，能够以信息传递、激励等正反馈工具推动农户和服务组织绿色施肥行为，再以控制等负反馈工具强化正反馈作用，建立起化肥减量增效良性循环系统，以最快速度达到最优的化肥减量增效效果，实现政府、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收益最大化。

图11 3类政策工具组合动态影响

4.1 结论

（1）政府、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推行化肥减量增效方面存在利益冲突，而各主体策略又随着政府政策标准不断变动，形成演化博弈关系。明确三方博弈关系和相互影响路径，是优化农户与服务组织施肥策略从而推行二者绿色施肥行为的重要途径。

（2）较弱的政策实施力度并不会对农户和服务组织的绿色施肥行为产生显著推动作用，需要将政府的干预与帮扶提高到一定水平之上，才会明显改善各主体采取绿色施肥行为后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达到预期刺激效果。

（3）较高水平的信息传递型施肥调控政策工具推动农户和服务组织采取绿色施肥行为的速度更快，调节作用的持续时间更长久。但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不同，仅应用某一类工具将产生偏重，限制整体刺激效果，而工具间的叠加效应能够弥补单一工具缺陷。将信息传递型与激励型工具组合应用，政府成本更低而农户和服务组织收益更高，能够充分调动起各主体绿色施肥动机。同时应用3类工具则更能建立起化肥减量增效良性循环系统，促进博弈系统以更少的成本、更高的收益提前达到三方合作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的稳定状态。

4.2 启示

（1）重视农户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方面的主体作用。小规模农户在有机生产方面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有着强大的带动作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另一推广主体对有机配方肥施用效果则有着显著优化作用。农户与服务组织缺乏主动转变施肥行为、扩大服务范围的动机，需要政府采取政策手段调动，政府开展施肥调控工作成为推行绿色施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的关键。

（2）明确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个体特征和政策需求，着重应用信息传递型施肥调控政策工具，组合应用信息传递型与激励型工具，有条件时可同时应用3类工具，以精准解决各主体绿色施肥的痛点。政府应加快基层农技推广制度改革，同时补充性地提供资金支持或进行强制性管制。政府还应随着各主体策略的变动相应调整政策实施力度和组合方式、科学制定政策标准。当各主体行为趋向稳定，政府可逐渐降低帮扶水平或干预力度[37]，提高施肥调控工作效率和财政资金利用效率。

（3）加强对地方政府化肥减量增效绩效的考核，保证施肥调控工作及时开展；
政府应科学选择化肥减量增效政策试点区，保障区内政策健全完善以及财政资金拨款落实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政策内容，以充分发挥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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