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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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兰州 730020）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给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带来冲击；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得益于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并在面对外来冲击时，有效防范风险，积极调整经济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保证经济平稳运行与高质量发展。目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经济韧性作为保证国内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也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强力支撑与稳定的国内经济环境，使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同时，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加强经济韧性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经济体系韧性的增强一脉相连。

在新时代背景下，系统研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耦合协调度与动态演进趋势，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经济韧性的研究

经济韧性的理解最初是物理学上对“韧性”的诠释，原来是指当物体受到压力冲击变形后恢复到起初均衡状态的能力。Reggiani A等（2002）把韧性概念引入空间经济学，使其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围绕经济韧性的内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但普遍认为韧性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主要用来衡量经济主体在有效应对外部扰动冲击后，从冲击和破坏中抵抗危机、从危机中恢复、自我更新、重新定位，并创造经济新发展路径的能力[2～3]。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韧性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经济区域在特定冲击下的经济韧性能力[4]，通过构建区域经济韧性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5]，增强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3，6]。

测度层面，经过长时间研究积累了两种主要方法，包括形式单一的敏感度指数法[6～7]以及近期研究常用的构建指标体系法[8～11]。前一种方法往往只使用一个指标的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额来反映区域经济韧性，无法全面体现经济系统韧性；
而后一种方法关于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的选取及其所占权重尚未形成较为权威的共识。

（二）新发展格局的研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党中央从当前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发，主动求变，化危为机，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后，学界围绕其基本内涵、内在逻辑、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及实施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

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创新[12]，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13]。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指导，贯通四个环节，能够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14～17]。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经济循环要畅通[18]，以大循环为主导，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9～21]，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2]。

测度层面，一种观点从内外循环入手，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3～24]。丁晓强和张少军（2022）构建了经济双循环的多维测度指标，量化分析我国经济循环的一般规律[2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通过分解一国GDP来区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26～27]。

（三）二者耦合协调的研究

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庄贵阳等（2021）认为增强经济体系的韧性是建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28]，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在于韧性强劲的经济体系；
而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着力点。

综上所述，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现有研究多数将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作为两个独立的主题，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其定量方面的研究以及二者动态演进特征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以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10.2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合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揭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动态，并采用Markov转移矩阵考察时空转移概率特征。

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机制（如图1所示），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系统向高级化和协调化方向发展。

图1 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关联机制

（一）新发展格局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

在逆全球化行动逐步升级的背景下，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体现着我国作为大国的担当，更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

生产层面，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在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上的垄断，以及在国际规则层面施压，维持中国依附其发展的关系[29]。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通过提升产业领域中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避免因产业结构单一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闭塞。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避免了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对区域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提高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安全水平[30]。

分配层面，虽然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持续改善，但收入分配体系仍存在不合理现象。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体系，利用经济发展拉动高质量就业，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再分配过程中通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保证区域经济生产链健康稳定运行，起到以分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作用，进而强化区域经济系统抵御内外部冲击与风险的能力[31]。

流通层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国内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化机制，保证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通，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依靠地区间的要素集聚效应和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增强区域发展的互动性与融合性，利用区域间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作用，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进而提升区域创新与转型能力[32]。

消费层面，新发展格局充分挖掘内需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水平刺激消费，生产环节通过高质量供给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分配环节通过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提升消费者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消费能力；
流通环节通过完善的市场流通机制与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保证供求平衡，保证区域经济生产链健康稳定运行[28]。

（二）经济韧性对新发展格局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韧性表现为经济主体受到突发事件冲击之后所体现出的抵抗压力、适应状态及创新转型的能力。其中，抵抗压力体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经济主体稳定经济发展基本盘；
适应状态体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动适应新形势进行结构调整，转危为机；
创新转型表现为增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寻求发展路径突破，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33]。

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提高能直接增强因经济系统对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或外部风险冲击造成的危机的抵抗能力，区域经济系统可通过拓宽供应链和产业链，进一步开拓创新链，从而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当渡过危机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创新潜力与现代化将有助于产业转型和专业分工。随着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新的消费需求与随之而来的产品和行业创新也刺激经济复苏，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28]。

综上所述，新发展格局通过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形成国内大循环，对经济体系的韧性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与驱动作用，同时在经济体系的韧性提升过程中，通过增强经济系统的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从而为新发展格局带来一定的保障与良性反馈。

总的来说，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并非完全割裂的两个独立单元，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相互作用，并且反作用于自身的发展，只有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才能使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韧性相互促进，有助于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与西藏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等，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变量均采取可比性处理。

由于经济韧性和新发展格局均具有多维性，单靠一个指标无法充分反映各自的特点。故本文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9，20]，从经济韧性的抵抗压力指数、适应状态指数、创新转型指数三个维度构建基于PSR模型的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双循环”背景建立基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新发展格局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体现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多维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1 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续）

本文借鉴杨丽和孙之淳（2015）[34]的研究成果，运用改进的熵权法测算经济韧性指数与新发展格局构建指数。对熵权法加入时间变量，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合理化。计算过程如下：

设有r个年份、n个省份、m个指标，则xθij为第θ年省份i的第j个变量值。

第一步，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三步，计算第j个指标值的信息熵ej及权重wj：

第四步，计算综合得分：

（二）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系统间或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协调协同的强弱程度[24，35]。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水平，过程如下：

耦合度模型：

其中，C为耦合度，度量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之间耦合作用的大小。

由于经济韧性和新发展格局在各自的发展中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二者发展水平都较低且相差无几而计算出的耦合度却较高的情况，因此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反映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水平；
T为协调度指数，量化为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协调发展程度；
U1,U2分别是由熵权法计算出的经济韧性和新发展格局综合指数；
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经济韧性的提升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地位，因此设定α=β=0.5[28]。参照刘耀彬等（2005）[36]的研究成果，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2.Kernel密度估计法

Kernel密度估计是研究区域变量不均衡分布常用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它可根据观测数据来分析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特征，通常利用频率分布图可以直接反映变量分布的位置、形状、延性和其他信息[37～39]。Kernel密度估计法的表达式为：

其中，n是观测值数量；
K(·)为核密度，即权重函数，本文选择epanechnikov函数；
h为带宽，带宽越小，估计偏差越小，根据Silverman经验法则，确定最优带宽定义如下：

3.Markov转移矩阵分析

Kernel密度估计通常用于检验区域变量的演进趋势，但难以检验是否在异质性方面有效，也不能从时间维度揭示区域变量分布的演进趋势。Markov转移矩阵是分析区域是否存在“俱乐部趋同”的有效方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状态仅与现在状态有关而与历史状态无关。

传统Markov转移矩阵用一个K×K的概率值为Xij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抽象表示整个事物的状态转移过程[40～41]。通常用Xij表示t年份中属于类型i的区域在t+1年转移到类型j的一步转移概率，其估计方法为：

其中，nij表示在观察期的某一特定年份中某一属于类型i，并在滞后期转入类型j的省份数目之和；
ni是所有年份属于类型i的省份数目之和。

空间Markov转移矩阵在传统Markov转移矩阵的基础上，考虑不同空间滞后类型下的状态转移概率分析，揭示邻近区域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水平对本区域动态演进影响，是分析不同邻近区域背景下耦合协调度的趋同演进特征，以及检验各区域内是否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的有效工具[42]。

若区域i与区域j相邻，则区域i的空间滞后类型的Markov转移矩阵计算公式为：

其中，Lag代表空间滞后算子；
xi在本文中表示省份i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
wij是指空间滞后权重。本文采用邻接原则确定空间权重矩阵：若省份i和j相邻，规定其值为1，否则为0，当i=j时，wij=0。

（一）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直观验证

为直观地反映各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本文首先将耦合协调度分为5种类型，然后选取2011与2020年2个时间截面，绘制中国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6.00%）明显低于对照组（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图2 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空间演进图

从时间趋势来看，2011-2020年各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呈平稳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中国经济韧性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但受历史差异、区位条件、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东部与中部省份耦合协调度显著高于西部省份，大多数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省份仍处于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阶段，经济韧性水平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模式，中西部与东北相较于东部的耦合协调度差距相对变大。这揭示出北京、上海等东部经济强省能够充分发挥资金、人力与信息等资源集聚优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回旋余地大。而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模式受限的西部省份与东北三省在经济韧性提升方面较为困难，同时，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之风日益严峻，西部省份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等负面冲击的影响，新发展格局发展质量有所下降。因此，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出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因省份而异，全国经济韧性和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升的同时，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的相对差距也愈发明显。以2020年为例，北京市、广东省与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中级协调并向良好协调趋近，经济韧性在较高水平以上的省份其地理位置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带，占总样本的20%；
中西部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为稳定，但整体的协调水平较差，例如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相较于中部其他省份而言，相对发展较好，2020年达到勉强协调程度，但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仍处于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状态，内陆省份经济韧性仍存较大提升空间，而青海省在近十年内耦合协调度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为了实现经济韧性和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同作用，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因地制宜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全国各地区相互发展、互补发展、共同发展的新范式。

（二）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演进

由GIS可视化结果可知，各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呈平稳上升趋势，本文进一步根据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得到曲线图分布位置、形态、延展性、极化现象，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多维描述。基于Kernel密度估计图中波峰分布形状和位置的演进，可以看到全国各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和动态演进。本文选取2011-2020年、2011-2015年“十二五”时期以及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3个时间段全国30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明晰国内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具体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

从图3（a）中可以看出，2011-2020年，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耦合协调度分布逐渐由多峰分布向单峰分布转变，波峰逐渐从左下低水平区域向右上高水平区域移动，即各省份耦合协调度逐渐升高，而在2014年波高明显降低，且并未有明显提升，表明受2014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受限，不同耦合协调度均有省份存在，省份间差异程度逐渐扩大。2011-2019年，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Kernel密度估计曲线均向右侧移动，表明耦合协调度正在逐年提升。2011-2016年Kernel密度估计曲线大量集中在左下侧的低水平区域，随后波顶下降，逐渐演进为单峰分布，右拖尾逐年拉长，分布延展性有所拓宽，这意味着2016年前后不同省份间的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逐渐扩大，但两极分化现象减弱。2020年出现曲线左移，且峰值降低、宽度加大，意味着2020年耦合协调度呈现衰退的迹象。

由图3（b）可以看出，在“十二五”时期，耦合协调度的Kernel密度分布图的波峰向右上方高水平区域移动，并变为单峰分布，这说明在该时期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变化为协调性提高和多极化减弱。2014年与2015年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各省份差异有所扩大。

图3（c）显示，在“十三五”时期，耦合协调度的Kernel密度分布图中，波峰在垂直高度与水平宽度上保持稳定，波峰减小，波形向左移动。这说明在“十三五”时期，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化水平相对稳定，增长速度趋缓。区域不平衡情况呈缩小态势，存在动态收敛性特征。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复工时间推迟，东部地区部分劳工输入大省面临用工荒、开工难等问题，进而拉低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在Kernel密度分布图中具体体现为峰高降低，区域间差异程度扩大。

（三）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转移规律

Kernel密度函数可以刻画全国各省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以及演进趋势，但是无法判断其具体转移规律以及邻域省份对本省份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传统Markov转移矩阵和空间Markov转移矩阵方法展开分析。

1.基于传统Markov转移矩阵的耦合协调度转移结果

本文借鉴陈明华等（2020）[43]的研究，首先将2011-2020年全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按照四分位法离散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与高水平四种水平。计算传统Markov转移矩阵，得到滞后1阶与滞后5阶的Markov转移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传统Markov转移矩阵

由传统Markov转移矩阵可知：对角线上的元素反映区域耦合协调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变的概率[44]。2011-2020年，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并未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具体来说，低水平、中高水平与高水平省份保持原始状态的概率均大于发生水平转移的概率，更容易保持原有状态，而中低水平省份更有可能且更容易跳跃到中高水平，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区域趋同的概率较大，分别为52.8%、73.6%和100%，中低水平与区域趋同的概率较小，仅为34.7%。由此说明，在一般情况下，高水平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不会发生倒退，相反会继续保持，中高水平省份不易发生向中低水平倒退，但也不易跳跃到更高层级，低水平省份不易发生层级跃进，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而在中低水平的省份，向中高水平过渡的可能性更高。但长期来看，低水平省份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52.5%，有机会实现层级跃迁到中高水平，中低水平省份也同样有可能实现层级跳跃到中高水平，而中高水平与高水平省份由于其经济发展相对稳定，一般会保持在原有状态。

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层级跳跃主要集中在低水平到中低水平与中低水平到中高水平，转移概率分别为38.9%和43.1%，中低和中高水平省份发生逆转的概率分别为22.2%和12.5%，证明中低与中高水平省份还存在层级跌落的风险，高水平省份由于其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易发生跌落。中低水平省份发生层级跳跃的概率大于其他状态的概率，即中低水平状态的省份不稳定，极易发生层级跳跃。从当前来看，中低水平省份集中在西部与东北省份，发展相对较薄弱，需要各地精准施策，不断提升经济韧性，强化新发展格局建设，向中高水平省份方向发展，防止耦合协调水平跌落。

2.基于空间Markov转移矩阵的耦合协调度转移结果

基于空间相关性的存在，若在动态分析中不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进而本文将空间矩阵加入Markov转移矩阵中，得到空间Markov转移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空间Markov转移矩阵

相同跨期而不同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保持稳定或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在同一类型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即邻域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会影响省份自身耦合协调水平转移概率。具体来看，以低水平省份为例，传统Markov转移概率矩阵中，低水平省份保持状态的概率为52.8%，而当考虑邻近省份的影响后，其保持低水平状态的概率分别为66.7%、52.2%、25.0%和42.9%。即邻近省份对其自身状态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在外部环境为中高水平的情况下，呈现明显差异，会通过空间扩散效应改善低水平地区的现有水平，而在外部环境为低水平的情况下，也进一步增强其路径锁定和“贫困陷阱”。

相邻省份间耦合协调度的互相影响，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总体来看，与耦合协调度低的省份相邻，该省份所处状态向下转移的概率会增大；
而与高水平的省份相邻，该省份所处状态上移的概率会增大。例如，在短期，随着邻域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低水平省份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33.3%、34.8%、50.0%与57.1%，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中高水平省份向下转移的概率分别为21.4%、14.3%、10.7%与0，呈现断崖下滑的趋势。由此可见高水平省份对邻域省份的空间影响较为显著。因此高水平省份需要积极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自身的辐射能力，以点带面，促进邻域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邻域省份耦合协调度低于被观测类型的空间滞后产生的负向效应小于邻域省份耦合协调度高于被观测类型的空间滞后产生的正向效应。对于邻域为低水平省份的中低水平省份而言，其向下转移为低水平省份的概率是37.5%，大于传统Markov转移矩阵中的22.2%，说明低水平邻域更可能会拉低本地区耦合协调度到更低水平；
而当其邻域省份属于中高水平和高水平时，其向上转移为中高水平省份的概率分别是63.6%和33.3%，中高水平邻域的概率大于传统Markov转移矩阵中的43.1%，而由于发展鸿沟的存在，高水平邻域提升效果并不理想，说明高于自身水平的邻域更可能会改善本地区耦合协调度，但发展水平的差距会削弱高水平邻域的拉动效果。对于邻域为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省份的中高水平省份而言，其向下转移为中低水平省份的概率分别是21.4%和14.3%，略大于传统Markov转移概率矩阵中的12.5%；
而当其邻域为高水平省份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是22.2%，明显高于传统Markov转移概率矩阵中的13.9%。即相比于低水平邻域，省份自身更容易受到高水平邻域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接下来需要强化高水平省份的带动作用，共同努力弥合发展鸿沟，通过积极溢出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结论

本文基于熵权法，计算出中国2011-2020年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综合指标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可视化方法，对全国范围内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进行研究分析，从时间的角度，运用Kernel密度估计，阐述了不同时期内耦合协调度随时间的演进规律；
从空间的角度，运用传统Markov与空间Markov转移矩阵，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转移、路径依赖和空间溢出等特征，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全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整体呈非均衡分布。其中高水平省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水平省份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耦合协调度在2020年基本以达到协调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与东北地区。

第二，全国整体及其各区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绝对差异在缩小，两极分化现象在减弱，但是非均衡分布依旧明显，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呈扩大趋势。区域内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的协调性有待加强。

第三，各区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并未呈现“俱乐部趋同”现象，趋同过程不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在短期，相较于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区域，中低水平区域相对容易发生转移，同时存在邻域水平的高（低）会提高本区域耦合协调度向上（下）转移的概率，且正向拉动效应大于负向调节效应。但高水平邻域对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区域的正向拉动作用受限，存在发展鸿沟。

（二）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高耦合协调度的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但是当前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不高，大多数省份处于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状态，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使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相适应，制定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协调发展。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放缓，地区绝对差距呈缩小态势，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的阶段，但地区间相对差异水平呈扩大趋势。各地应深入挖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核心，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经济活力，促进国内大循环顺畅发展。

第三，利用经济韧性与新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涓滴效应，建立沿海高水平地区与内陆低水平地区之间长期有效的合作与协同治理机制，既要积极推动东部耦合协调度高水平地区向低水平地区的良性正向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又要在有效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阻止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加剧危机的扩散，保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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